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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曲折的抗争
刘少奇、邓小平与“文革”初期的工作组
宋毅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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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初,在中共中央第一线主持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派遣工作组为契机,进行了一场艰难抗争。这是一场同林彪、江青等不要党的领导,制造内乱的反动行径的抗争,也是同不断发展的党内个人崇拜趋向的抗争;是一次艰难而又曲折、复杂而又特殊的抗争。其目的是力求使内乱初起便受到遏制。尽管这场抗争最终未能阻挡“左”倾错误进一步发展,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但这毕竟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于“文革”初期就挺身而出制止内乱的首先之举,它和“二月抗争”等行动一起,为后来纠正“文革”错误,实行全面拨乱反正作了一定准备。

  一、刘少奇、邓小平等派遣工作组的前前后后

  刘少奇、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所做的抗争,是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

  “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是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的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对这样一篇点名攻击高级干部、有严重政治问题的文章,以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①于1966年2月拟定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简称《二月提纲》)。对于这样一个力求在党的领导下,纠正文化领域批判运动中极左倾向,限制其发展成为严重政治斗争的《提纲》,刘少奇于2月5日召集包括邓小平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后表示同意。12日,邓小平签发了这份《提纲》。

  不料,毛泽东在上海严厉地批评《二月提纲》是“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并对刘少奇、邓小平等没有从阶级斗争和反修防修斗争的高度及时支持姚文元文章表示了强烈不满。他说:只反国际的修,不反国内的修?我历来主张,中央不对时,地方攻中央。“如果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要造反”,“要支持小将,保护孙悟空。再不支持,就解散五人小组、中央宣传部、北京市委,不管哪个省市委!”不久,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撤销《二月提纲》和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代之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和成立直属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陈伯达为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随后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虽然由刘少奇主持,但会议主要内容已由中央常委会决定。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十多天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宣告成立。这两件不同寻常的事情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围绕着派遣工作组问题,刘少奇、邓小平等和林彪、江青、陈伯达等展开了争论,实际上这是刘、邓对林、江、陈乱中夺权的坚决抵制,也可以说是派遣工作组的背景。

  (一)刘少奇、邓小平决定派遣工作组之初各方面并没有异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后,鉴于聂元梓在北京大学内突然张贴出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中共北京市委的大字报等种种反常事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这3位负责中共中央、国务院日常工作的政治局常委召集会议,决定由陈伯达率临时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由华北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这一决定由周恩来当即打电话汇报给在杭州的毛泽东,并取得同意。为慎重起见,第二天,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又联名致信毛泽东,正式请示派工作组问题。信中说:鉴于人民日报社许多同志“迫切要求中央派工作组去”,我们开会讨论,“拟组织临时工作组,在陈伯达同志直接领导下,到报馆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在京工作组人员拟于五月三十一日即进报馆工作。”4小时后,毛泽东即批示:“同意这样做。”可见,派遣工作组最初是得到了毛泽东的首肯的,就连林彪、陈伯达也一度表示赞同。解放军总政治部抽调了300多名干部参加向文化系统派出的工作组,就是经林彪同意的。当时,包括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没有对此提出异议。

  本来,刘少奇、邓小平等决定陈伯达率领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是为了遏制该社有些失控的局面,但该报6月2日不仅登载了聂元梓等7人错误的大字报,而且还发表评论员文章,鼓动各地青年学生“造修正主义的反”。在陈伯达、康生的煽动下,北京和许多大中城市的大中学生,错误地把学校领导和一些教师当作“黑帮”来批斗,乱批乱斗乱揪之风,无政府主义之风迅速蔓延,许多学校的党组织很快就陷于瘫痪。针对这种情况,刘少奇于6月3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邓小平等参加,听取中共北京市委关于“文化大革命”情况的汇报,同意北京市委在汇报中提出的关于运动的八条要求。刘少奇认为,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已是高潮,因此,要使北京市大中学校有良好秩序,要把学生很快地组织起来,走上轨道。邓小平则明确地说:中央的八条传达要快,开个10万人大会,一杆子插到底!可见,他们急于扭转严重的混乱局面。鉴于北京市委领导提出:“有的学校领导瘫痪了,领导不起来,就派工作组进去领导,希望团中央、中组部组织人力帮助。”会议同意这个建议,决定向北京市一些大学、中学派出工作组,成员分别由中组部从各部委和团中央从机关干部中抽调。这时,北京市大多数学校的青年学生纷纷要求派工作组进驻学校。鉴于无政府主义状况日趋严重,经党中央同意,中共北京市委加快了各校工作组的进驻。全国许多省、市和中央一些部委,迫于严重混乱、近乎失控的局势,也纷纷仿效北京市的做法,自动向一些单位派出工作组。6月16日,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决定向中央宣传部派出工作组。

  为了引导运动的正常发展,控制日趋混乱的局面,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几乎一两天就召集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对策。并于6月10日至12日,前往杭州两次参加毛泽东主持召开的讨论“文革”运动的会议。对于工作组问题,会议也没有专门讨论,只是毛泽东在议论过程中说:派工作组太快了并不好,没有准备,不如让它乱一下,混战一场,情况清楚了再派。过早地派工作组对于文化革命并不利。可见,毛泽东对派工作组太快了表示异议,但也没有要求把北京已基本进校的工作组都撤回来。

  (二)工作组对引导运动有秩序地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杭州会议”结束以后,在北京指导运动的责任落在了刘少奇、邓小平身上。6月13日,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出通知,宣布1966年高等学校推迟半年招生,中共中央还批准了中南局、西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报告。6月14日,刘少奇、邓小平又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杭州会议精神,此后又多次主持会议,听取情况汇报,研究运动中出现的问题。

  6月18日上午,北京大学一些学生擅自把40多名所谓“黑帮”、“反动学生”揪到校园批斗,北大工作组坚决制止,结果引起一些学生不满。第二天,清华大学出现公开驱赶工作组的情况,北师大一附中,也贴出了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面对越来越严重的事态,刘少奇决定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转发全国,并代中共中央起草批语说:“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这一举措,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北京内外已发生的一些乱批乱斗乱打的违法乱纪现象。6月20日下午,刘少奇还专门同北师大附中部分工作组成员谈话。他主张发动多数师生支持工作组。要把讨论反工作组大字报这一仗打好,队伍才放心,先打好这一仗。6月21日,刘少奇提出:特殊情况下,工作组可以代行党委职权,有的学校出现赶工作组、向工作组夺权,要夺档案、枪支、广播这些权,这不能允许,不准随便提出夺权。不好的工作组也可以撤走,但是不要党的领导、中断党的领导是不好的。邓小平也在会上提出了关于工作组工作方法的意见。6月22日,刘少奇、邓小平致信毛泽东:“为了更好地推进全国文化大革命运动,帮助各级党委和干部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发扬民主,改进工作”,准备在“七一”党的45周年纪念日公开发表毛泽东1962年1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并请毛泽东批示。毛泽东阅后说:在党内发表就行了。暂不公开发表,再等一年。②6月28日,刘少奇、邓小平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又提出:运动要有步骤,要制订一些便于掌握的具体政策。邓小平还提议8月份完成计划进度的1/3。后来,刘少奇讲:在当时无政府主义泛滥情况下,“一开始就要业已发动起来的广大群众按照我们和工作组主观设想的计划和步骤行动。”

  6月30日,邓小平起草一封和刘少奇的联名信,请示毛泽东,要求发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得到毛泽东的赞同,表示:“应当迅速将此通知发下去”。7月11日下午,刘少奇听取了进驻北师大一附中工作组的汇报后又指出:对于犯错误的青年学生,“只要改正错误,交待清楚。改正错误,我们还欢迎嘛,如果有错误不改,就跟他辩论,摆事实,讲道理嘛。”你们要注意,不要打人,不要骂人,对于老教师,“批评一下,改一些,还可以用。”他要求工作组同志“很好调查研究,充分准备,才能讲出好话,才能有教育意义。”③

  上述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开始恢复了学校的教学和工作秩序,相当程度地控制了无政府主义的蔓延。社会治安开始好转。

  (三)工作组的撤与不撤之争

  刘少奇、邓小平等采取的正确措施,同陈伯达为组长的中央文革小组要求取消工作组,制造更大社会混乱做法格格不入,双方就领导“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方针、政策等出现了严重分歧,具体表现在对待工作组的问题上。实际上,背后煽动青年学生大闹无政府主义的正是中央文革小组,他们在工作组制止混乱已见成效时,就把矛头直接对准了工作组。他们一方面通过某些人在下面挑动学生同工作组对立,另一方面公开在某些场合对工作组提出种种非议。结果使不少学校内,在拥护还是反对工作组问题上分成了两派,驱赶工作组的事件屡屡发生。身为第一个工作组组长的陈伯达,竟在他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集的汇报会上,提出取消工作组,遭到与会多数人的反对,刘少奇、邓小平支持多数人意见,否决了陈伯达代表中央文革小组提出的意见。但是,争论并没有中止,而是越来越尖锐、激烈。7月19日,陈伯达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讲:“工作组不会比学生高明,工作组都自称是党中央、毛主席派去的。有的工作组整学生。”对陈伯达的无理责难,多数人仍表示不同意。邓小平说:“对工作组要正确估计。我们对这样运动没有经验,他们也没有经验。坏的工作组可以先撤,好的工作组可以留,代理党委工作。”主持会议的刘少奇也说:“工作组有好的,有坏的,他们在第一线,有他们的辛苦,要求不能过高。现在是如何帮助他们、教育他们、总结工作经验。”有的老同志认为,1967年“二月抗争”前还有个“七月会议”,矛头是对着陈伯达一伙的,只是由于半年后发生了“二月抗争”,使“七月会议”表现出来的斗争没有那么引人注意。④

  1966年7月22日,刘少奇主持会议,讨论《北京市高等院校文化大革命初步规划》。会议先是听取北京高校目前“文革”运动情况汇报。之后,中央文革小组的人立即发言,他们大批市委工作组,说工作组怕群众,压制民主,给群众运动泼冷水。刘少奇驳斥了“文革”小组的发言,说:我们有材料,你们这里挑动群众斗群众。康生拍了拍皮包说,我们也有材料。陈伯达接着讲了一番话,重弹中央领导怕群众的调子,提出要从北京大学撤回工作组。小平同志忍无可忍,他霍地一下站起来,一手叉腰,一手指着陈伯达,厉声说:你们说我们怕群众,那你们去前边试试!他还明确表示:“撤工作组我不赞成。”⑤刘少奇也明确讲:多数工作组是好的,还是帮助教育,改正错误。赶工作组,有的不应该赶。这次会议还确定了关于高等院校如何开展运动的4条指示。关于这次会议上大多数中央领导人批评和抵制陈伯达、康生的情况,从江青十多天后的谈话中也略见一斑。她说:“二十二号晚上胡克实同志汇报说‘已经走上正轨了’。这次汇报会雪峰同志参加了。我们的组长、顾问没有发言权,讲一句话就被打断。这次汇报会共用了五个多小时,薄一波、陶鲁笳却讲了三个多小时,他们的锋芒完全针对学生的,他们有充分的发言权。”后来,刘少奇也客观地叙述了这场关于工作组问题的争论,他说:陈伯达“早就提出了不派工作组或者撤出工作组,提了三次”,“第一次提出来没有多讨论。第二次陈伯达书面提出两条。讨论时,多数同志还是要工作组,发言要工作组,认为工作组有方便之处,要去就去,要撤就撤”。当时刘少奇考虑:这样大的运动,北京各院校部分组织已经瘫痪,怕中断了党的领导不好。第三次,陈伯达“又提出这个问题,又讨论了一次,多数同志还是不主张撤。我仍是以前的观点。我认为这一方法较机动,没有下决心撤。同时,主席快回来了,回来再请示决定。”

  (四)毛泽东对工作组工作状况的严重估计

  刘少奇、邓小平等派遣工作组指导运动取得的成效,与毛泽东“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设想很不一致,加上陈伯达等别有用心的汇报,于是,毛泽东于7月24日、25日连续同中央政治局常委、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谈话,严厉地批评了工作组:有这么一段,运动冷冷清清;工作组一不会斗,二不会改,只会起阻碍运动的作用,都要把它撤出来。他进一步说:最近一个月,工作组是阻碍群众运动,阻碍革命势必帮助反革命,帮助黑帮。工作组捣了很多乱,要它干什么?⑥这番严厉地,其指责对象是不言而喻的。于是,在当时党内生活已很不正常的情况下,刘少奇、邓小平等服从了毛泽东的决断。7月2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27日,中央文革小组起草了撤销工作组决定;28日,中共北京市委发出了邓小平代为起草、周恩来审定的《关于撤销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

  不过,刘少奇、邓小平仍主张对工作组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不能一概而论。在7月29日召开的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师生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刘少奇一方面对派工作组问题代表党中央承担了责任,同时又说:“工作队员过去这一段时间的工作是在你们学校里作的,他们犯了错误或者作了好事,是在你们学校里作的,成千上万的人看到了,你们都清楚。当然,各学校工作组的工作不会是一样的,或不完全一样的。”⑦周恩来在会上说:工作组“绝大多数同志是好同志,经过这次接触,你们了解他们,他们也了解你们,建立了革命的联系,革命的友谊。”⑧邓小平在这次会上也说:“作组有好的;有的是比较好的,但是也犯过这样那样错误的。”“工作组的大多数同志在主观上,是想把事情搞好的。领导上对他们的帮助也不够。”加上他们“没有搞文化大革命的经验。”他认为,“工作组多数同志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错误,有些责任要由上级来负担。”⑨这次会议上,宣布撤销所有的工作组。

  和刘少奇、邓小平要区别对待工作组的态度相反,毛泽东更为严厉地指责工作组,他认为刘、邓指导运动走了弯路,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压制了刚刚兴起的运动。这就使得刘、邓不得不一再地作检讨。8月1日,刘少奇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作报告,报告的后半部分着重谈“文革”以来的工作,在工作组问题上又作了自我批评,他说:“这一段我在北京,‘文化大革命’中有错误,特别是工作组问题上出了问题,责任主要由我负。”⑩8月2日,刘少奇参加了北京建筑工业学院的大会,3日晚,又到该院找几派学生组织代表谈话,4日晚,他又在中南海找工作组负责同志谈话,询问了一些情况。可见,刘少奇等尽管思想上没有通,但都想努力跟上毛泽东。然而,毛泽东对工作组的错误估计得相当严重,他说:工作组不到10%是好的,90%以上的工作组是完全错误的。工作组不管怎么样是做了坏事,一不能斗,二不能批,三不能改。斗争坏人它不舍得,批判学术权威,它没有本领,改革教育制度,它也不行,起了一个镇压群众、阻碍群众的作用,起了个坏作用。一般说,就是90%以上的工作组干尽了坏事。(11)8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把“文革”初期刘少奇、邓小平等主持下的工作,说成是方向、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提出这次全会“要解决问题,否则很危险。”

  由于对毛泽东威望的维护,刘少奇、邓小平还是努力按照毛泽东对问题提的高度,数次作口头或书面检讨。尤其是以10月23日的检讨稿最具代表性。刘少奇说:“在工作组派出之后的五十多天中,我是一直支持工作组的,这样就增加了工作组犯错误的可能性、严重性。有少数工作组实在不能维持下去了,把工作组撤离之后,接着又派了新的工作组去。工作组的负责人大多数不理解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没有好好向群众学习,一开始就要业已发动起来的广大群众按照我们和工作组主观设想的计划和步骤行动。这样,就违背了革命的群众运动发展的规律,就发生了许多严重事件,就在事实上站到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去了,实行了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革命运动打了下去,颠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长了资产阶级的威风,灭了无产阶级的志气。”(12)这时,刘少奇已由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第二位下降到第八位。邓小平虽然排在第六位,但他和刘少奇一起因被指责是犯了“路线错误”,已不再参与中央日常领导工作。

  二、刘少奇、邓小平派遣工作组严重受挫后的不幸结局

  健康、有序地指导“文化大革命”,是刘少奇、邓小平等派遣工作组的良好愿望,结果工作组被迫撤回,刘、邓在“文革”初期的这次抗争以严重受挫而告中止。随后出现的几种结果更令人痛惜。

  (一)由于抗争严重受挫,“文化大革命”运动迅速朝着混乱、反动的方面发展,终于酝成了连发动者毛泽东本人也无法控制的一场全面内乱

  “文革”发动初期,刘少奇、邓小平在第一线主持工作。但是,权欲熏心的林彪、陈伯达、江青等认为,按照刘、邓的做法,难以达到乱中夺权的目的,所以,一方面直接干扰刘少奇、邓小平等代表中共中央做出的较为正确的运动部署,另一方面背着多数中央政治局常委向毛泽东作别有用心的汇报。林彪曾说:“要弄得翻天覆地,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半年就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在灵魂上来个大震动,彻底打倒资产阶级权威。”显然这里的资产阶级权威是有针对性的。这次全会以后,“文革”运动在全国不受限制地迅猛展开,社会秩序很快就陷入极度混乱。

  在林彪、陈伯达的煽动下,全国随即出现了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狂潮。由于这种批判矛头指向是刘少奇、邓小平和各级领导干部,所以,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大批领导干部的抵制和反对。1967年2月,一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拍案而起,公开反对“文革”的正义之举(即被林彪等称为“二月逆流”之事),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尽管这次“二月抗争”同刘少奇、邓小平在1966年作的抗争一样,最终都受到强烈压制,但是,这种抗争一直没有停止,只是以另外的形式继续着。

  (二)由于抗争严重受挫,作为领导这次抗争的刘少奇、邓小平,被诬蔑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代表而受到批判和政治迫害,特别是刘少奇被罗织的莫须有罪名永远开除出党,直至含冤身亡,从而制造了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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