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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出席赤色职工国际大会
戴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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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0年,我到上海闸北区的腈纶丝厂当女工。5月的一天,闸北区团委书记伍仲文同志找我谈话,让我到苏联去参加一个会议。我征得家里同意,就被安排在一个女交通员家里住,等候少奇同志。住了一周左右,少奇同志同我见面,亲切地同我谈了一些话。他说,我们准备去参加一个会,路上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假装夫妻,你要少说话,听我指挥。最后还替我改名为黄菊英。两天后,少奇同志带着我乘坐从上海到大连的轮船。这时已经是6月初了。我们到了大连,在一个旅馆里住了三天,就乘坐由大连开往哈尔滨的火车。在哈尔滨住了两天。接着乘坐中东路的火车到绥芬河。在绥芬河,我们住在一个小店里。店主对我们说,明天“毛子”(苏联同志)就来接你们。第二天清早,一个“毛子”带我们上路。记得当天早上雾很大,路边的小草挂着露珠,我们走在小路上,裤子都湿透了。走到下午,“毛子”把我们带到苏联红军的一个哨所里。红军同志拿来了黑面包和红茶让我们吃。吃完稍事休息,当晚就来了一辆马车,把我们接到一个兵营,住在一间稻草房里。半夜时分,我们又坐上了另一辆马车,继续赶路。第二天清晨,马车在一个苏联老百姓家门口停下来。这家老百姓是一对老夫妇,带着一个女孩和一个男孩。我们在这里不出门,住了一周左右。然后坐火车到海参崴。记得到海参崴是当日下午3时左右。下车后,少奇同志让我看着行李,他手里拿着一个由红绿纸卷成的纸卷子做了几个动作。大概这就是联络信号。随即就有一位同志把我们接到一个大旅馆里住下。在这个旅馆里,我们碰到许多中国同志,其中有瞿秋白、杨之华等。他们都是从苏联回来的。我们在这里住了十天左右(当时从这里开往莫斯科的火车是十天一班)。我们就乘坐到莫斯科的火车。在火车上,我和少奇同志住在一个单间,这个单间是一个上下层的床架,上层床是可以活动的,白天收起来当沙发用,夜间放出来可以躺着休息。少奇同志睡上层,我睡下层。在火车上,少奇同志对我谈了许多话,讲工人阶级团结一致同资本家斗争,讲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讲将来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等等,对我进行共产主义的启蒙教育。在火车上,整整过了十天,才到达莫斯科。到莫斯科已是7月了。

  我们到莫斯科后,见到了三四十个来参加赤色职工国际“五大”的中国代表。我和少奇同志是中国代表中最后到达莫斯科的。代表来自东北、山西、广东、福建、上海等地。其中上海的有20人左右,大部分是从工厂来的,有纱厂、烟厂、丝厂、电车公司、码头工人等。欧阳立安同志也是中国代表之一,不过他是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青工会议的。他当时是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工人,江苏省少共部长,才16岁。

  代表到齐后,马上组织学习,并让张国焘、廖承志等人给代表们讲课。记得学了一个多月,然后赤色职工国际“五大”才开幕。在学习期间以及开会期间,少奇同志不同代表们住在一起,但他常来看望代表们。照顾中国代表们生活的是一位中国的青年同志,他起了个外国名字叫马尔托夫。他长得学生模样。和我们代表团住在一起的有日本、朝鲜、越南等代表团。

  赤色职工国际“五大”,记得开了二三周,十月革命节前结束。在会上发言的大部分是各国的工人。中国代表团由我发言。记得少奇同志没有在会上发言。

  会议结束后,我们参加了莫斯科举行的纪念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节的大会,并观看了群众游行。十月革命节后,中国代表分成两组组织参观:一组到乌克兰,一组到列宁格勒。我参加列宁格勒这一组。组织参观共花了十来天。参观后,我很想留下来学习。请示少奇同志,少奇同志说,你是来参加开会的代表,必须回国去传达会议精神,学习以后总会有机会的。于是我和欧阳立安、张同志(是上海电车工人,名字记不起来了)三人,一起于1930年底回到了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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