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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  三十八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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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确定新形势下党的组织任务是团结领导千千万万群众在党的周围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刘少奇在发言时指出:在目前形势下,我们党要成为群众的党,领导群众、组织群众,去进行反日斗争。在白区,要注意秘密工作。过去有血的教训,主要是把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混淆起来。有些同志以为革命形势来了,就乱干,使过去慢慢弄起来的力量一下子被打下去了。因此,要反对急性病、冒险主义。

  1月3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关于工会工作的报告。指出:陕甘苏区最近开始发展工会的组织,会员已有一万余人。但工会的发展仍很迟缓,主要是没有完全克服忽视工会工作的倾向。报告针对陕甘苏区工会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党的各级组织必须加强工会工作。在组织工会中,应确实打破关门主义,普遍吸收工人、雇农加入工会。工会的各级组织,应实行广泛的民主。要培训工会干部。注意改善苏区工人的生活状况,提高工人群众的文化、政治水平。

  1月1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红军的行动方针和工作计划问题。 会后,从瓦窑堡出发,途经陕西鹿县(今富县)、耀县、临潼去华北。

  春  到达天津。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根据中共中央确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总口号,提出华北党的任务和工作方针是:准备自己,准备群众,为保卫平津、保卫华北而战。为了顺利地执行这个任务,必须联合华北一切可能抗日的党派、阶层,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首先肃清党内的“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

  根据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通过华北联络局系统派周小舟、吕振羽去南京同国民党代表曾养甫、谌小岑进行初步谈判,争取国民党最高当局联合抗日。

  4月1日  撰写《肃清立三路线的残余――关门主义冒险主义》一文, 署名 K.V.,发表在十日出版的《火线》第五十五期上。文章指出,当前“党的策略任务,就是要用极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去团聚各阶级、阶层、派别及一切抗日反卖国贼的分子和力量,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广泛的民族革命统―战线,成为我党领导中国革命到胜利之路的中心问题和主要关键。这时如果我党不能完全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那就谈不上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广大民众的抗日反汉奸运动,就不会在我党的领导之下开展起来,那就要障碍着我党和革命的前进。”文章列举了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种种表现及其严重危害,分析了这种“左”倾错误产生的根源及其在党内严重地长期存在的原因,指出:“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是目前党内的主要危险。现在必须彻底揭发这些错误,必须给这种错误以致命的打击并把它彻底从党内肃清出去。”这篇文章编入《刘少奇选集》时,题为《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

  4月5日  给北平同志写题为《论北平学生纪念郭清烈士的行动》的一封信,署名 K.V.,发表在《火线》第五十五期上。信中总结了北平学生三三一抬棺游行的教训,指出:当敌人想尽一切办法来进攻爱国人民的时候,处于防御地位的爱国阵线,应该采取的正确的策略是:更加巩固与扩大人民的统一战线,保存、巩固与加强自己的组织和阵地,暂时避免和敌人进行决定胜负的战斗,以准备击退敌人对于人民的进攻。信中说:郭清是应该追悼的,应利用这件事来更激发群众抗日反汉奸的情绪。但不应采取今天这样的方式,可以设置灵堂由各界人士自由去致祭、送挽。如果要开追悼会,可以与学校当局商议,可以请学校当局、教授讲演,也可以举行比较盛大的葬仪,就是说完全公开地进行纪念。如果遇到某些事不能得到允许(如开会,盛大葬仪等),就少作一件两件也不是什么可耻的事。这样作,我们相信会得到成功,不会失败――不会失掉群众和社会的同情,也不会引起敌人的严重压迫。之后,中共北平市委根据刘少奇和北方局的指示,进行了许多善后工作,纠正学生运动中“左”的偏向。

  4月13日  为答复张东荪对中国共产党新政策的评论,写了《关于共产党的一封信》,署名陶尚行,发表在五月二日出版的《自由评论》第二十二期上。信中批评了张东荪的错误观点,阐明了现阶段中国民主革命的性质和任务,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指出:“中国共产党向来没有主张过:在中国立即要废除私有财产制度,立即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中国的事不应由自己来解决、而应由他国人来解决,共产党与中国不应为中国民族自由独立与生存而战。共产党也并没有主张过无论什么时候对于一切都不应妥协合作。相反,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曾经长期合作过。共产党历来就号召全国人民为中国的完全自由独立与领土完整而奋斗到底! 素来就反对他国人对于中国民族内部的事情横加干涉。因为中国共产党向来就认为中国目前所需要的是:(一)中国的完全独立自由和统一,(二)肃清一切封建残余。因此就提出了(一)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中国,(二)实行土地革命,作为中国革命目前阶段的两大任务。而这两大任务的执行与完成,还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还是属于资本主义民主的范围和性质(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因为中国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也需完成以上两大任务,要达到社会主义更必须这两大任务的完成。中国共产党向来没有主张过,而且反对在目前阶段中就废除私有财产制度,就禁止营业自由,就实行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信中强调:“在今天,外力积极侵略下,已把中国目前两大任务中之第一个任务,尤其是抵抗日本的任务,提到了最重要最迫切的地位。他已成为中国目前革命的最高任务。谁个害怕与反对立即为这个最高任务奋斗的,谁就是反革命与卖国。全民族各党为完成这一任务而共同奋斗,就成为全国各党派大合作的基础。”这封信还对实现各党派大合作的条件与方式、专政与民主的关系,以及党团在政府中的作用等问题作了具体的阐述。

  4月  撰写《关于白区职工运动工作的提纲》。提纲总结了一九二七年以来白区职工运动的历史经验,阐述了白区职工运动应采取的正确方针和策略原则。指出:“我党目前在中心城市与产业中心的工作任务,还是争取群众,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积蓄工人阶级的雄厚力量,以准备将来决定胜负的斗争。”“为着要积蓄我们在工人阶级中的雄厚力量,必须首先注意保存与巩固我党和工会在工厂企业中现有的组织和工作,只有这些组织和工作能够大体保存和巩固起来的时候,才能从这些已有的基础上去扩大和发展我们的工作和组织。因此,必须彻底肃清实际工作中的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更加改善我党的秘密工作。“为着争取群众,创立和积蓄工人阶级的力量,必须特别注意领导工人群众经济的政治的日常斗争。领导这些斗争必须从争取胜利 (即使是最小的胜利) 的观点出发。要使用一切方法争取这些斗争之具体要求的胜利。对于完全没有胜利把握的斗争,应该停止。在斗争延长对于工人不利时,应该在某种相当条件下,‘适可而止’地暂时停止战斗。”同时“我要利用一切方法、一切公开的可能来广泛地联系与组织工人群众。在有国民党黄色工会的工厂和企业中,我们同志和革命的工人均应加入黄色工会,并参加黄色工会中的各种工作和活动,利用黄色工会来组织工人群众和斗争。”提纲强调,“在黄色工会中,我们要特别注意形成与巩固革命者的阵地。黄色工会每一个选举的位置,黄色工会的全部领导机关(上级和下级的),我们都要努力争取到手里来。如果在黄色工会中我们的工作得到了全部的胜利,群众与领导机关都转到了我们的领导之下,我们亦不应该立即将这个黄色工会转变为赤色工会(因为这在国民党统治下是不能存在的),仍应保持表面上的黄色工会的原状 (如开会仍通知国民党,允许他们派人来参加,工人的要求亦可通知国民党,要他们实现工人的要求等等) ,应尽力巩固我们已得的阵地,实现工人更多的利益,培养大批的干部。只有到了革命爆发时,我们不需要黄色工会之外表的掩护了,这些工会才能公开转变成为赤色工会。”这篇文章编入《刘少奇选集》时,题为《关于白区职工运动的提纲》。

  为开展抗日救亡工作,解决缺乏干部的问题,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要被关押在国民党“北平军人反省分院”(草岚子监狱)的一批共产党员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出狱。刘少奇将这个决定报请中共中央批准,并交由北方局组织部部长柯庆施去贯彻实施。

  为加强北平、天津的共产党组织和工作,派李葆华、李铁夫分别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和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同时,派黎玉去济南重建中共山东省委,并任省委书记。之后,又建立了中共山西省工委和中共河南省工委。还根据中共中央交给的任务,派了少数干部到香港、广州、上海、武汉等地恢复和建立共产党的组织。

  5月中旬  指示中共天津市委发动学生举行游行示威,反对日本增兵华北。

  5月24日  得知邹韬奋在香港创办的《生活日报》即将出版,以莫文华的化名给他写信,表示积极的支持。信中阐述了民族解放人民阵线的性质和任务,指出:在亡国灭种迫在眉睫的大祸面前,“参加革命的群众基础与社会阶层更加强了,更广泛了,而民族反革命的社会基础更消弱了。这就造成了极广泛的人民阵线的基础。”“救亡的人民阵线应是极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应是全民族抗日反卖国贼的各阶层联盟。从最进步的阶层及其政党的武装力量起,直至最落后的同乡会、宗教团体与部分反日的地主、军人、官吏、资本家、名流学者等,都应包括在人民阵线之中,……这个问题不应该只是宣传口号了,而应该进入实际的组织工作上去。”因此,在组织人民阵线时,要“更大胆些,更放手些,把门完全打开! 抛去一切狭隘的对人‘不容忍’的傲慢的废物,不管什么党派,什么团体,什么样式的个人,你们都要招致来,在抗日救国的共同目标下,联合起来。”六月七日出版的《生活日报星期增刊》第一卷第一号,以《民族解放人民阵线》为题,发表了这封信,并在编者的话中指出,这篇文章“对于‘民族解放人民阵线’有着剀切详明的指示,和我们的意思可谓不谋而合”。

  5月28日  天津学生、工人、市民一万多人举行示威游行。游行群众高举“反对日本增兵华北”的大旗,高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反对华北特殊化”等口号。

  6月13日  北平学生举行抗日示威游行,声援天津五二八抗日示威。平津学生的爱国行动激发了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广大官兵的抗日热情,使他们开始转向同情爱国学生。刘少奇领导北方局对宋哲元及冀察政务委员会作了一些研究之后,认为他们虽是日本培养起来的代理机关,但在全国救国运动高涨的情势下,还是动摇的,还不甘愿卖国当汉奸,还有转向抗日的可能。因此,在平津学生抗日示威中及时地将群众中提出的“打倒卖国贼宋哲元,打倒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口号,改为“拥护宋委员长抗日”的口号。从这些口号改变后,群众的救国活动取得了进一步合法的可能性。

  6月19日  撰写《人民阵线与关门主义》一文,署名莫文华,发表在七月十二日出版的《生活日报星期增刊》第一卷第六号上。文章论述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指出:“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是中国目前的中心问题,是我们战胜侵略者的中心关键。所以阻碍和破坏民族统一战线的关门观点,就成了一切救国先进分子中之主要危险。”文章认为,“广泛的统一战线与广泛的领导权是分不开的一件事。抛开统一战线来谈领导权,那是完全不可想象的,那在实际上就是甘心放弃领导权。任何人,他不为团结一切不愿意作亡国奴的人来努力并取得他们的信仰,他就不能领导这一切不愿作亡国奴的人。”

  6月20日  在《长城》杂志第一期上发表《论合作抗敌的一封信》,署名吕文。信中针对某些人对与红军合作抗日的种种误解,重申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全民,抗日救国”的主张。指出:“我们号召停止一切内战,组织全国的统一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这是四万万同胞所共同了解的口号,所一致要求的行动。”抗日战争最后的解决,还需要相当长期的过程。为着能够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红军和其他抗日军队就愈需要长期的合作。“一切为着抗日战争”,这是红军和其他抗日军队所应共同采取的态度。“在抗日战局未最后解决以前,而有抗日同盟的分裂,这在我们是危险,而红军亦决不愿意这样做。”

  6月  派人去陕北向中共中央汇报华北抗日救亡运动情况:全国形势自五月半以来显著变化,法西斯卖国贼气焰向下低落,革命空气向上增长。平津学生连续多次示威。宋哲元部第二十九军中下级官兵与学生民众的关系改好,宋哲元的态度亦有进步,韩复榘的态度不坏。

  柯庆施指派徐冰经过孔祥帧给草岚子监狱秘密党支部负责人殷鉴秘密送去一封信。信的内容大意是:目前外面的形势非常好,我们各方面的工作都开展了,就是没有人去做,各方面都很需要人。北方局指示你们可以履行“出狱手续” (主要是在敌人预备好的《启事》上捺手印登报出狱) ,争取早日出来。狱中党支部对这封信表示怀疑,决定“不付讨论”。隔了一两个月,狱中秘密党支部又接孔祥帧写来的第二封信。信的内容大意是:上次写给你们的信,你们知道是谁让写的么?就是中央代表胡服(即刘少奇) 同志让写的。信去后,未见你们动静。胡服同志和北方局让我再给你们转去这封信。现在外面工作开展,各方面都很需要人。你们不但可以而且必须履行“出狱手续”(即可以而且必须在《启事》上捺手印),争取早日出来,为党工作。你们过去多年坚持反对“反省政策”,坚持不在《启事》上捺手印,做得是完全正确的;也正因为这样,你们才更可以履行“出狱手续”,党需要你们这样做。过去你们坚持不履行“出狱手续”是完全正确的;但如果现在你们还继续坚持不履行“出狱手续”,不执行党的决定,那你们就要犯严重的错误。现在要你们立即执行这一指示。外面也正在活动,想找一个进步的人打入反省院,帮助你们早日出狱。从八月底开始至一九三七年三月,依照北方局的决定,被关押在草岚子监狱的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几十名共产党员,分作九批履行“出狱手续”,陆续出狱。他们出狱后,被派往山西、河北、北平、天津等地领导革命斗争,加强了北方党的力量。

  7月15日  撰写《肃清空谈的领导》一文,署名 K.V.,发表在二十五日出版的《火线》第五十八期上。文章指出:“在我党北方的组织中,存在着严重的空谈主义。这几乎已是北方我党工作的主要障碍。不肃清与改变这种空谈主义,我党的组织与工作是不会活跃起来、开展起来的。”文章要求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改变空谈的工作作风与空洞的领导方式,不要拿着“准备抗日”和“统一战线”当“圣经”来念,而要善于细心地去分析各地区各方面的特殊环境和条件,从当时当地的实际出发,进行“准备抗日”和统一战线的工作。文章强调,“我们并不需要盲目的信仰和盲目的服从,我们需要同志们真切了解党的策略任务,并会拿到各种不同的环境中去运用。”“为着要使我们的工作开展和进步,我们不能不反对空谈。然而我们又不要用空谈来反对空谈,用空谈的八股文章来反对空谈。而是要我们改变空谈的工作作风与空洞的领导方式,要我们很实际地去了解问题,了解环境,很实际地去布置、计划与指导工作。”这篇文章编入《刘少奇选集》时,题为《肃清空谈的领导作风》。

  7月20日  撰写《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区别及其联系》一文,作为党内教育材料,署名 K.V.,发表在《火线》第五十八期上。文章指出,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区别及其联系的问题,是白区工作方法上的中心问题。过去我们的错误,一是没有尽量去利用一切公开的机会与可能来进行活动,这就使我们的工作束缚在狭小的秘密工作的范围内;二是许多可以公开进行的工作,也拿到秘密机关和秘密组织中,采取秘密的方法去进行,这就使我们的秘密工作和组织扩大,防害秘密,帮助了侦探;三是许多主张、纲领和口号在当时环境下不能公开提出的,许多工作方法不能公开采用的,我们也冒险的公开提出和采用,结果是冒险受到打击与脱离群众,使本来可能公开的组织也不必要的变成了秘密组织。如果不改正这些错误,我们的组织就无法巩固,我们的力量就无法积累。文章说: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是有分别的,不能混淆起来。这种分别是在工作方式与组织方式上,比如我们在公开群众会上的演说,在公开刊物写的文章与秘密团体的组织形式,在方式上态度上都不同。在目前这种分别与不同,应更显明些。是公开的让它更能公开些,更群众化些。是秘密的让它更能秘密一点,不要在有意或无意中又泄露许多秘密。但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又要密切的联系起来,这种联系是在政治上与群众斗争上联系,在组织上也要能够联系。一切公开工作都是为着要实现党的纲领,即使只能实现一部分。比如某些公开刊物,某些群众团体,某种群众运动,是党的公开工作,但这些都要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下与党的秘密工作有机的联系起来,配合起来。这样才能使公开工作不脱离正确的指导,使秘密工作不脱离广大的群众,使公开工作能够得到党的支持,使秘密工作能够得到群众的掩护。

  8月5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写信给刘少奇和中共河北省委。信中指出:“北方党的工作,自胡服同志到后,有了基本上的转变”。主要的表现:在政治领导的加强,纠正了过去河北党中严重的关门主义倾向,且能采取适当的方式,直接影响全国统一战线最有权威的刊物。表现在努力扩大抗日战线,不仅企图建立华北各界的救国联合,而且能顾及全国,在学生、军队、农民等群众中,均有较好的成绩。表现在组织上,河北的党不仅能够帮助环绕河北各省建立党的组织,而且能够顾及到上海、西南、武汉等地党的建立等等。“这些主要转变,是已奠定了胜利的基础,开展着光明灿烂的伟大前途”。

  8月9日  张闻天写信给刘少奇。信中说:“北方工作,我们认为自你去后,已经有了基本的转变。大家都很高兴,望继续努力,并经常把新的问题与新的经验告诉我们。”

  8月14日  毛泽东写信给王世英并转刘少奇。信中说:张金吾同志为向宋哲元接洽之代表,不论此次宋处接洽成否,必须向宋及二十九军继续工作。韩复榘、傅作义、阎锡山、张自忠、刘汝明、商震六处,一有机会,即须接洽。“统一战线以各派军队为第一位,千万注意。”

  8月25日  中共中央北方局给各级党部发出指示信。指出:中国共产党“在目前的主要任务,就是团聚和组织全民族一切抗日反汉奸的力量,来进行胜利的抗日反汉奸的民族革命战争”。“目前的中心问题,是我党中央的新策略还没有为各地干部和同志所真切的完全的了解,许多干部和同志还不善于在实际工作中去运用联合战线的策略,对于组织联合战线的实际工作还不够积极与热心,关门主义、冒险主义,与空谈的观点和工作方式,还成为一切工作中的主要障碍。”因此,“深切的研究与学习党的新策略,利用一切运用联合战线策略的实际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来教育干部与同志,根据新策略的精神来改造各地党的全盘工作,完全克服关门主义与空谈的错误,就成为各地党部工作的极重要的一环”。指示信还具体地阐述了城市工作、农村工作、群众工作以及上层统一战线工作等各个方面的任务。

  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实现“国共两党重新合作”。

  8月下旬  阎锡山邀请薄一波回山西“共策保晋大业”。薄一波将这件事报告了北方局。徐冰向薄一波传达了刘少奇的意见:现在形势正在发生大的变化,日本要灭亡中国,蒋介石继续搞不抵抗主义,阎锡山在动摇中。当前,党的任务是,既要搞好基层群众工作,又要搞好上层统一战线。阎锡山找你去,是个好机会;找上门来,不去,就失掉了这个好机会。随后,薄一波去太原,通过各方面的关系了解山西的情况,并同阎锡山接触。

  9月1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提出“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

  9月18日  向中共中央报告华北党和群众工作情况。报告指出:白区工作在大体上方针上已有了转变,然而这个转变的继续深入是很难的。现在的中心问题是如何使各级干部深入的完全了解党的策略路线,如何培养大批公开半公开活动的群众工作的干部。目前我们应该说,党的策略路线还没有为大多数干部深切的完全了解,因此转变也不是深入的。在这里,秘密机关的干部完全是旧的,空谈的作风特别严重,工作的习惯方式还是旧的,对待下级同志的关系大体是李德同志那一套,说话写文章是千篇一律的。有些同志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解决问题的方式,似是另外有一套哲学,讨厌的、烦琐的形而上学,嘴里说起来在大政方针上完全与我们相同,但一到实际的具体问题上,他们的办法结果却是另外一套。因为这一套哲学在党内曾长期统治过,已经成为这些同志习惯的方法,现在要他们转变,当是很困难的。在确定的原则下在方法上与形式上实事求是,许多同志就不能作到这一点。他们一切都是机械的,他们甚至还不知道他们习惯的那一套都须要转变,他们不知道除开他们那一套以外,还有另外一套,他们自以为什么都了解,什么都明白,喜欢教别人,可是不欢迎人家批评自己。严重的问题恰在这里。

  9月25日  撰写《我观这次文艺论战的意义》一文,署名莫文华,发表在十月十五日出版的上海《作家》杂志第二卷第一号上。在这之前,文艺界展开了关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争论。文章指出,这次争论的意义,决不在争口号,而是克服文坛上的关门主义与宗派主义。

  10月1日  毛泽东致电刘少奇:“争取与刘湘建立关系,并力求迅速。刘湘代表如在津,应留他等候中央代表一同赴川,如该代表要求离津,应从他取得介绍信及各种关系。”

  10月5日  针对当时北平党和群众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撰写《关于北平问题》一文,发表在十二月三十日出版的《火线》第六十八期“北平问题专号”上文章指出,北方局和河北省委的工作,虽然在基本上已有了转变,各地工作也正在开始转变,许多同志已经开始了解党的新策略路线,但仍十分不够,还应该立即去彻底转变全党的工作,去严格的检讨北平与各地的工作,完成这一个重大的转变。在如何实行工作的转变问题上,当时党内某些同志认为“过去全党是腐败的,旧的干部都是官僚”,“旧的瓶子不能装新酒”,主张“实行一个彻底的党内革命”,来“肃清旧人物”。文章批评了这些错误观点。指出: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十年艰苦与光荣的斗争中有了极大的成功。他在政治上组织上以及各方面都已锻炼成为坚强的布尔什维克党。他在世界上除开联共以外是共产国际第一个最大、最有力量、最先进的支部。他有数十万党员。他有世界上最能战斗的铁的数十万红军。他创造了广大的苏维埃区域。他能克服历史上任何集团所不能克服的困难。他能争取全中国最大多数的人民站在自己抗日救国的口号之下,为中国的独立统一而斗争。他很快就要以中国唯一领导者的资格来领导神圣的抗日战争。谁看不见我党十年来这些最伟大的成功,谁就是瞎子。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些伟大的成功? 腐败了的党能够干出这些事业来吗? 文章认为:我党在过去虽然有这些伟大的成功,但并不能掩盖我们所犯的错误。我们是犯过严重的“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正因为有这些错误,所以还没有得到应有的成功。如果没有这些错误的话,中国革命或者早就有了胜利的把握。这些错误或多或少推迟了革命的胜利,然而没有使中国党失败。文章指出:“旧瓶子洗一洗是可以装新酒的”。只要看我们极大多数的干部和同志那种刻苦、坚持、忠实为党工作的精神,就知道我们的干部是很好的。一般说,我们的干部还是愿意寻求真理与学习的,只是我们还没有把许多真理告诉他们。党的全般工作还是依靠在他们身上。除开他们以外,党再没有别人可依靠。他们只要努力的学习,努力的工作,在党的路线下奋斗,改正所发生的一些错误,是能够完成党所委托给他们的光荣任务的。党不能采用自杀的办法去“肃清”他们。党现在不应该轻易去打击与撤换一个干部,除非是那些坚持错误、不愿学习的人。 过去那种随便“斗争”、随便打击与大批撤换干部的办法是错误的。

  10月8日  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空谈作风,撰写《所谓具体领导》一文,署名 K.V.,发表在十五日出版的《火线》第六十三期上。文章提出了实行具体领导的基本要求:(一)使同志了解某些重要的原则;(二)使同志了解目前一般的局势与党的方针,(三)使同志了解他所担负的那部分工作的特殊地位及其与全般工作的关系。及如何开始如何前进等方法;(四)对实际生活中所发生的各种重要问题给以及时的分析与指示;(五)在中心的重要的工作和问题上给以个别的详细深入的研究、讨论与指示;(六)勤于分别的去检查各个组织的工作,特别是重要部门的工作。

  10月10日  撰写《把一般的原则与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问题联结起来》一文,署名 K.V.,发表在《火线》第六十三期上。文章指出:“当我解释一般的原则之时,就应该与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问题联结起来,当我们解释现实生活中的具体问题之时,就要提高到原则的高度。这样才能使一般原则与具体问题统一。”然而我们许多同志就不能作到这一点。“实质的问题,是他们不会把原则与实际问题联结起来,不会在实际工作中去活泼地运用原则,也就证明他们对于原则了解得不实际不深入。不实际地了解原则,就是不了解原则。他们口里所说的原则是空的,是假的。真正的他们还没有了解。所以他们会空谈原则,对于现实生活中各种复杂的具体问题,他们就失去了原则的轨道。”“我们要克服这种现象,我们要把原则与实际问题联结一起。因此,我们要求同志们更深入地更实际地去研究与了解原则,在各种实际工作中去运用原则,去求得对于原则的更深一层的了解。”

  10月15日  在《火线》第六十三期上发表《怎样进行群众工作?》一文,署名 K.V.,文章系统地总结了过去白区群众工作的经验教训,阐述了领导群众斗争的基本原则。指出:“组织无产阶级的群众,是党的基本任务。组织一切劳动群众,组织小资产阶级群众,组织一切抗日的不愿作亡国奴的人民,联合各党各派建立抗日反汉奸的广泛的统一战线――人民阵线,这是我党目前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的总方针。然而这一切,都依靠我党极能干的在极大范围之内的群众组织工作,才能达到。因此,我党必须把群众的组织工作,提到最重要的地位上来。”“为要真正的广大的组织群众,必须努力造成下列的条件:(一)争取群众组织与群众运动的自由,尽量的广泛的利用现有一切公开与半公开的可能。(二)创造群众运动的、获得群众极大信仰的无数的领袖。(三)采用完全民主的工作方式与组织方式。必须具备上列三个条件,群众运动与群众组织,才能大踏步的前进。用秘密的方式是不能组织广大群众的。没有领袖的群众运动,是不能坚持、没有方向的。不采用民主的工作方式与组织方式,是不能发挥群众伟大创造力的。然而,我党过去的关门主义、冒险主义与官僚主义的错误,是无视上列三个条件,采取与上列三个条件相反的方针,所以使白区群众组织,到处受到失败,不能获得任何成绩,现在必须改正!”

  在《火线》第六十三期上发表《 KV启事》:“我发起在《火线》上组织一个讨论会。这个讨论会不要另外的组织形式,每个同志都可以参加,对于各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讨论,但最好是与目前现实生活有关的重大问题,新策略路线中的问题。如果同志们赞成我这个提议,就请你们提问题与意见,简单写给各级党组织,由组织汇齐转给《火线》,在《火线》上发表并讨论。”

  10月22日  毛泽东写信给刘少奇。信中指出:“北方统一战线非常要紧,特别着重于军队方面,加紧二十九军工作之外,晋绥应放在第一位。”“民族革命同盟如有些力量,须好好联络,首先推动他们赞助晋绥与我们的关系。”随后,北方局通过华北联络局系统,委托朱蕴山以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华北办事处主任的身份去太原同阎锡山会谈,并达成了三项共同意见:(一)取消山西以反共为宗旨的组织(如“防共保卫团”等);(二)取消对陕北苏区的封锁;(三)组织抗日的民众团体,发动民众,开展抗日运动。

  张闻天致电刘少奇:“鲁迅的死对于中国民族是巨大的损失,必须立即进行公开追悼鲁迅的动员。”

  10月下旬  电告中共中央:北平各大学教授徐炳昶、顾颉刚、张荫麟、杨秀峰等,包括左倾者、蓝衣社分子、国民党自由主义者在内的各派人士,联名发表《教授界对时局意见书》,向政府提出八项要求:(一)政府立即集中全国力量,在不丧国土不辱主权之原则下,对日交涉;(二)中日外交绝对公开,政府应将交涉情形随时公布;(三)反对日人干涉中国内政,及在华有非法军事行动与设置特务机关情事;(四)反对在中国领土内以任何名义成立由外力策动之特殊行政组织;(五)根本反对日本在华北有任何所谓特殊地位;(六)反对以外力开发华北,侵夺国家处理资源之主权;(七)政府应立即以武力制止走私活动;(八)政府应立即出兵绥东,协助原驻军队,剿伐借外力以作乱之土匪。文化教育界已发起签名运动,签名者已百余人。“沪黄炎培、穆藕初、津罗隆基等已从事响应,颇有扩大到各地各省之势”。同时,电告中共中央白区工作部负责人周恩来:“平津教授对外交宣言发表后,在广征签名,张东荪、罗隆基、陶希圣等已联合参加救亡。”

  10月  听取薄一波汇报山西的情况和阎锡山的动态。认为应当从抗日救亡的大局出发,积极地争取阎锡山、推动他抗日,并且通过合作来发动群众,壮大进步力量。同时,提出对阎锡山的方针是:与阎合作抗日,并且开展群众运动,同时又要提高警惕性,随时都戒备他来反对我们和群众;要尽可能地通过阎的组织形式,例如“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去进行工作,但又不受他的框框的限制。北方局决定加派杨献珍、董天知、韩钧、周仲英等和薄一波一起去太原,专门做争取阎锡山的上层统一战线工作。

  在薄一波等去太原前,徐冰向他们传达了刘少奇的指示:(一)这次到山西去,首先要争取站稳脚跟。不要搞“左”倾冒险主义和空谈主义,不要提阎锡山根本不能接受的口号,不要怕到上层机关去和戴“官办团体”的帽子。(二)要踏踏实实地做群众工作,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不能做“清客”,不要“抬轿子”,要争取抗日民族革命的领导权。(三)决定成立做山西统战工作的党的工作委员会,直接受北方局领导,同时成立山西工委,由张友清负责。党的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完全分开。党的公开工作要为党组织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薄一波等到太原后,接办了“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利用这一合法的组织形式,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同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关系。

  11月3日  电告周恩来:“张金吾已到,会见肖振瀛,无结果。”“追悼鲁迅先生正进行。”

  11月9日  电告周恩来:南汉宸已去山西,张金吾将去绥远开展工作。

  11月10日  在《长城》杂志第九期上发表《论“全国抗战是否立刻爆发”和救亡阵线当前主要的任务》一文,署名吕文。文章论述了全民族的大联合运动和实现全民族的抗战运动的关系,指出:全民族的抗战不会自然到来,要使全国抗战由可能变为现实,取决于我们的主观努力。“全民族抗战还不能立刻爆发,这不能说是因为整个中国主观力量的薄弱,而只能说是中国救亡联合阵线主观的力量,还不能在政治上自由控制整个中国。我们敢断定说:目前整个中国主观的力量,是足以组织全民族的抗战的,而且,可以组织胜利的全民族抗战。我们现在就是要把这整个中国主观的力量,转变为整个中国抗战大联合阵线之主观的力量。而争取全国武力到抗战方面来,对于这种转变,实具决定的作用。

  11月14日  向中共中央报告目前形势与华北民族解放运动发展情况。报告反映:由于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和我们统一战线策略的实行,使日本最近收买汉奸感到困难。《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发表后,“在国民党内部已发生了影响,闻宋庆龄、何香凝、宋子文、孙科等五人提议召集三中全会讨论国共合作问题。阎锡山、傅作义及其他许多要人都一致说,要救中国,除照C.P.所提出的办法,再没有第二个办法。《大公报》、《益世报》及其他许多名人都如此说法”。报告说,“北平学生运动近有大进步,我们的新策略已深入群众运动中,关门主义在每一个小问题上都进行了纠正”。“最近‘九一八’纪念,双十节纪念,为反对日军演习罢课,赈济日军演习地点灾民 (因日军演习中拆除了许多民房) ,参观二十九军演习,动员群众夹道欢呼二十九军穿城,援助绥远等运动,均能动员很多的群众,动作都合乎我们的原则。”《教授界对时局意见书》的签名运动,由中立的教授发起,签名者已达数万人。北平民族先锋队,已发展到四五千人,很活跃。开始有人看民先也是一个统一战线组织,最近确定他是在政治上接受党的领导的青年群众组织。我们不能与各派在民先中来平分领导权,但加入民先不一定相信共产主义,相信宗教的人也可加入。他应成为参加民族运动与一切进步的政治的运动,争取青年本身利益及教育与学习的组织。此组织准备发展到各地。

  11月15日  电告周恩来华北上层统一战线工作情况:张金吾、南汉宸已去晋绥。伪蒙古军副总司令李守信派代表来天津找我们接洽,正谈判中。“大汉义军”司令官王英部下已与我们有接洽。“平学联五千人赴日军演习航空区慰劳灾民,结果极好。又学生代表数百人参加二十九军演习。当二十九军穿城过时.将动员数万民众夹道欢呼。学联代表见宋哲元,宋表示决不作汉奸。张东荪提议由华北各党各派代表组织一参谋部,经常协议抗日问题,即将组织。”

  11月15日、20日  撰写题为《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的党内教育材料,署名 K.V.,先后在十一月十五日出版的 《火线》第六十五期、十二月十五日出版的《火线》第六十七期上发表。文章认为,“无产阶级在目前阶段中,不应充当资产阶级的帮手,而要建立自己的独立领导。“为着要建立与加强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无产阶级自己必须组织成为坚强的独立的力量,因为只有自己力量的不断加强,才更能团聚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力量到自己的周围来,才能使自己受到各方面的尊重,而成为统一战线的中坚。”文章指出,“当现在民族统一战线还没有正式形成以前,拒绝统一战线的‘左’倾思想是主要危险。但是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以后,右倾思想就将逐渐地成为主要危险。”文章强调,在民族统一战线中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必须正确处理策略转变和战略任务的关系,统一战线和阶级斗争的关系,上层统一战线和组织下层群众的关系;必须对同盟者的错误和动摇给予高度警惕与必要的批评;在统一战线工作中要十分注意斗争策略。全文分上、中、下三篇,下篇编入《刘少奇选集》时,题为《领导权问题是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问题》。

  11月27日  撰写《我们在北平问题上所应获得的教训》一文,署名 K.V.,发表在十二月二十日出版的《火线》第六十八期“北平问题专号”上。文章总结了北平工作的经验教训,阐明了彻底转变白区工作的领导方式、工作方式和组织方式的必要性与迫切性。强调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指出:我们的党是有铁的纪律的。“在目前任何企图小小削弱党的纪律的倾向,都只能帮助敌人。然而纪律不只是同志应该遵守,负责人与指导者也应该遵守。不只破坏集中原则的人是违犯纪律,破坏民主原则的人也是违犯纪律。”“没有真正的民主,也就没有真正的集中,一切同志的意见和权利不被尊重,一切好的意见不被采纳,自然就不能集中全党的力量,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去战斗。”在日常工作中,“领导者要有充分的民主精神去对待同志”。文章还对领导群众斗争的策略、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干部政策、改变领导作风等问题作了阐述。

  12月2日  毛泽东两次致电刘少奇,提出:“急须同晋绥当局成立友好关系,以便利红军行动。”“速从民族解放同盟或其他关系与晋阎、绥傅接洽。”“立即向晋绥当局提出如下条件:(一)晋绥容许红军参加抗日战线,划定一定防地,帮助解决给养、弹药。(二)红军愿意服从阎氏之统一指挥,并不干涉晋绥行政。(三)红军派出代表驻在晋阎、绥傅处,以资联络。”

  12月12日  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实行“兵谏”,扣留蒋介石,并通电全国,提出八项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之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12月14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刘少奇:西安事变后,“我即应发动民众要求南京政府接受张学良之八项抗日要求,停止内战的军事行动,把全部军队开赴晋绥前线抗战,保卫晋绥,并要求南京即刻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解决救亡大计。”“我们还不要同南京处于对立地位,仍应采取督促与推动他们中的抗日派及中间派走向抗日的方针。“必须多方面的活动住华北名人及各实力派,特别是阎、傅等起来响应张、杨等的抗日主张。”

  12月19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提出“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

  12月25日  蒋介石被释放。张学良陪送蒋介石离西安飞洛阳。二十六日到达南京。至此,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12月26日  撰写《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与蒋氏的恢复自由》一文,署名尚陶,发表在一九三七年一月十日出版的《长城》杂志第十三期上。文章分析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的形势,指出目前“中国最大的基本的抗日救国问题,是还没有解决的,我们和全国的人民都愿意这个关系祖国生死存亡的大问题能够立即解决,并且要用一切方法促成这个问题的解决。”为了促成这个问题的解决,真正实现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国民党必须立即停止“围剿”红军,取消一党专政,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释放全国的政治犯等。文章提出,“全国的人民和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派别,应该团结与动员自己的力量,用一切的方法去督促南京政府与蒋介石执行上述各种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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