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同志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矢志不渝地坚信马克思主义是“拯救中国的导星”；社会主义必然到来，“这是历史的命令”；只有共产党能够领导民众，“实现中国彻底的大改革”。并瘅精瘁力地“实践其所信，厉行其所知”，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今天，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追忆大钊同志坚贞不屈地为其所“信”所“知”的革命真理而奋斗不息的光辉事迹。但愿能从中汲取力量，以激励我们更加坚定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推进两个文明建设和全面改革的伟大事业。
马克思的学说真是拯救中国的导星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当时统治中国的北洋军阀惊恐万状，他们拼命咒骂和诬蔑马克思主义。胡适等人也攻击马克思主义，说什么“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就引起了一场“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在这场论战中，李大钊扛起了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大旗，粉碎了北洋军阀反动政府扼杀马克思主义的企图，击败了胡适等人的挑战，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李大钊在传播、捍卫和实践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正确地解决了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李大钊认为：“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李大钊选集》以下引此书时不再加注)。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应该成为联结马克思主义和劳工阶级的桥梁。李大钊率先身体力行，成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旗手。1920年他亲自组织和领导了我国工人运动史上第一次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活动；他还创办了向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的通俗小报《劳动音》周刊；他引导北京大学平民教育团到长辛店，帮助创办劳动补习学校，向工人宣传团结起来，组织工会，组织政党的重要性。这些活动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条件。 第二，运用马克思主义必须适合中国国情。李大钊指出：“马氏的学说，实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我们现在不可把“这一时代一种环境造成的学说，……就那样整个拿来，应用于我们生存的社会，也却不可抹煞他那时代的价值”。我们“采用一个人的学说，不要忘了他的时代环境和我们的时代环境”。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行动的指南，要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要在实践中坚持它，在坚持中发展它。他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凝固、僵死的教条，照抄照搬；也反对不准备付诸实践的“专事空谈”。 第三，拯救中国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导星。目睹建党后中国工人运动的蓬勃开展，李大钊强调指出：“马克思的学说真是拯救中国的导星”。他还号召大家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说，使中国将来能够出现几位真正能够了解马克思学说的、真正能够在中国放点光彩的人。
社会主义必然到来，这是历史的命令 “五四”以后，国内谈论社会主义的人愈来愈多。当时社会主义学说流派五花八门，众说纷纭。社会主义成了一种“时髦”。一时鱼龙混杂，难辨真伪。 李大钊敏锐地觉察到这是敌人和投机分子、骗子手玩弄以假乱真的把戏，其目的在于迷惑中国人民。他以生动的事例揭露说：“这种假冒招牌的现象，讨厌诚然讨厌，危险诚然危险，淆乱真实也诚然淆乱真实。”但要以此迫使人们放弃对社会主义的追求，那是枉然的。“王麻子不能因为旺麻子等也来卖刀剪，就闭了他的剪铺”，“我们又何能因为安福派也来讲社会主义，就停止了我们的正义宣传!” 1920年冬，爆发了一场“中国要不要社会主义”的大论战。挑起这场论战的，是研究系的梁启超、张东荪。他们在承认“社会主义必兴”的幌子下，贩卖“社会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国情”的黑货，认为救中国只有开发实业，而“开发实业之方法之最能速成者，莫若资本主义”(《新青年》第8卷第4号)。实际上就是鼓吹走资本主义道路。 陈独秀扛起了应战的大旗，在《新青年》中开辟了一个“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专栏，展开了大辩论。当研究系分子在北大组织题为“社会主义何以不能实行于现在的中国”的讨论会时，李大钊就领导“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组织了题为“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于中国”的辩论会，与之唱对台戏，号召人们为社会主义事业而献身。李大钊指出：中国的一般平民间接受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压迫，较各国直接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劳动阶级尤其苦痛，在这劳工运动日盛一日的风潮中，想行保护剥削制度，“无论理所不可，抑且势所不能。”中国想发展实业，非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不可。因为，“社会主义之下，资本可以集中，劳力可以普及。资本之功能从集中而增大，劳力之效用亦以普及而加强。有此种资本与劳力，以开发公有土地之富源，那愁实业不突飞猛进?”所以，“中国实业之振兴，必在社会主义之实行。”(《曙光》月刊第2卷第2号) 李大钊在《社会主义下的经济组织》、《社会主义释疑》等文章中，以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用自己的语言精辟地阐明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基本原理。 第一，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问题。他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弊端，大致有四个方面：其一，生产资料归资本家所有，“资本主义的目的在得利润”，“本质是无政府的”，“使经济恐慌”。其二，资本主义是一种剥削制度，“是保护资本家的利益的，对于工人们的幸福方面，剥削殆尽!”其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没有劳动者的自由。工人要“想得到真的自由”，必须“实现那‘社会主义的制度’，而打倒现在的‘资本主义的制度’”。其四，资产阶级民主是少数资本家享有的民主。 第二，关于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问题。大致有五个方面：其一，社会主义实行公有制，能使生产“有计划的增殖”，“使生产恰合于公众的需要”；其二，社会主义社会实行按劳分配，这是“极公平的分配”；其三，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因而“是整理生产的，不是破坏生产的”；其四，社会主义“是要富的，不是要穷的”，能够使广大人民过一种“很好的精神和物质的生活”；其五，社会主义的目的是消灭剥削，实行真正的民主、自由和平等。 第三，关于社会主义必然到来的问题。既然社会主义要比资本主义优越得多，那么社会主义必然要代替资本主义，就“如夜以继日，地球环绕太阳的事实一样确实了”；“社会主义之想打破资本主义的制度，亦恰如鸡子之想打破卵壳一样”，卵壳打破，才能产一个“新生命”，出现一个“新局面”。
只有共产党的领导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希望 民国之初，政党林立。这些党徒“华衣美食”，“酒地花天”，专事搜刮民脂民膏，所以李大钊说：“但见吾国今之所谓党者，敲吾骨吸吾髓耳”。因此，他提出“要另有种团体，以为替代”(《曙光》月刊第2卷第2号)。否则，就不能救国于危亡，解民于倒悬。 李大钊在总结中国工人运动的教训时，谈到“唐山煤厂的工人，约有八九千人”，“这样多数工人聚合的地方”，竟因为“没有一个工人组织的团体”，导致工人罢工的惨败。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就没有斗争的胜利。他对照俄国革命成功的经验，提出要按照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原则来建党，“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是社会主义团体。”(《曙光》月刊第2卷第2号)关于党的名称，是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陈独秀曾写信征询李大钊。李大钊明确说，叫共产党。1921年，中国共产党终于应运而生。李大钊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付出了极大的心血，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英勇牺牲了，但他血没有白流。他所憧憬的“青春中华”今天已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他所炽热追求的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成为现实；他所崇信、坚持的马列主义已在我国取得了光荣的胜利；他亲自参加创建的中国共产党正在领导中国人民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奋进。所有这些，正如他所说：“自由之花，是经过革命的血染才能发生”。我们一定要珍惜李大钊等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黄金时代”，为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
《光明日报》1987年04月28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