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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父亲李大钊的一些革命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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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父亲身边生活的岁月并不长。但是,我父亲作为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坚定的革命信念,炽烈的政治热情,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刻苦学习的精神,大无畏的革命气概,以及他被捕后坚贞不屈、壮烈牺牲等事迹,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长期以来鞭策、教育着我。

  一

  一九一八年七、八月间,我们全家离开渤海之滨的故乡——河北乐亭大黑坨村,随父亲来到北京。那时候,父亲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击败德国而宣告结束。那时古老沉寂的北京突然笼罩着一派表面的喜庆气氛。中央公园(即现在的中山公园)连日免费开放,招待市民。一天,吃过晚饭以后,父亲很有兴致地带着我们一家人去中央公园,虽然已近黄昏,公园里仍然人山人海,拥挤非常。父亲带着我们来到按照克林德碑改建的“公理战胜”牌坊前,意味深长地说:“总有一天我们要把这个牌坊拆掉!”十分鲜明地反对许多知识分子把战争的终结说成是什么“公理战胜强权”的谬论。父亲的这种远见和卓识给我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父亲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Bolshevi-sm的胜利》两篇光辉著作。前者是他在天安门庆祝大会上的讲演稿,随后又在中央公园的庆祝大会上讲过一次。父亲在这两篇著作中明确地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他热情地讴歌十月革命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新曙光,以高昂的战斗激情预言,布尔什维主义一定能在全世界取得胜利。尽管我们当时不能真正理解父亲的见解,但他那种欢欣鼓舞的热烈情绪,还是深深地感染了我们。“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他的这些话一直为后人所传诵,鼓舞着人们为真理而斗争。

  这两篇文章的发表,在父亲的思想发展史中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标志着父亲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来观察世界,并以此为武器,奋起向旧世界宣战,成为在我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战士。

  五四运动时期,父亲还发起组织了少年中国学会,并任《少年中国》月刊的总编辑。这个学会在北京设总会,南京、成都及法国巴黎设有分会。在父亲的努力下,少年中国学会成为以“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为宗旨,以改造中国为目的的学术团体,是五四时代一个有影响的进步青年组织。一九二一年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父亲等人为争取确立少年中国学会的社会主义方向,多次同学会内的国家主义分子、无政府主义者进行斗争。后来,由于会员成份太复杂和时局的激烈变化,到一九二五年终于分化了。少年中国学会早期的功绩是不能抹煞的,它团结了一批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其中很多是信仰共产主义的革命知识分子。我们党许多早期的党员,如邓中夏、黄日葵、赵世炎、高君宇、蔡和森、恽代英、张闻天、罗章龙、张申府等,都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毛泽东同志也参加了这个学会。

  二

  一九一九年夏天,我跟随父亲到昌黎五峰山去度暑假。夏季的五峰,风景如画,气候宜人,是避暑的好地方。父亲进山以来,他就投入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他随身带了许多马列主义书籍,每天除了埋头读书,就是伏案挥笔疾书。只是在工作实在疲劳时,才走出祠堂休息休息。

  父亲这次来五峰山,正值五四运动后不久。行前,父亲看到了胡适在《每周评论》发表的反动文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文中鼓吹所谓点点滴滴改良,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阿猫、阿狗、鹦鹉、留声机都能谈的事情”,提倡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胡适的这种公开挑战,激起父亲的无比愤慨。到五峰山以后,他便写了一篇题为《再论问题与主义》的公开信。这篇战斗檄文,发表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五期上。父亲在这篇文章里公开宣布:“我是喜欢谈谈布尔扎维主义的。”他批驳了包括修正主义在内的形形色色的假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指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要“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有些不同”,不应把“主义”变成纸上空谈。

  三

  从一九二二年底到一九二四年初,父亲经常不在北京,频繁地奔走于大江南北,为党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而努力工作。早在建党初期,父亲就通过林伯渠同志结识了孙中山先生。党的二大、三大,正式确定了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父亲受党委托,负责同孙中山先生联络,本着既联合又斗争的精神,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推进国民革命。由于父亲和其他老一辈共产党人的不懈努力,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迅速发生转变,开始认识到要想革命成功,依靠少数地方军阀不成,必须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在一九二四年一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正式确定了“三大政策”,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同意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父亲被孙中山先生指派为这次大会的代表,并担任大会的重要领导工作。就是在这次大会上,父亲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并担负北方地区国民党的领导工作。

  在促进革命统一战线的事业中,父亲同孙中山先生建立了真挚的革命友谊。孙中山对中国共产党人给予他的真诚帮助非常感动,对父亲的为人也极为钦佩。父亲很敬佩孙先生,认为孙中山是个伟大的革命家。一九二五年孙中山离开广州北上,中共北方区委在北京组织了盛大的欢迎,父亲亲自前往车站迎接。此后不久,孙先生不幸病逝,父亲异常悲恸。中共北方区党委组织了大规模的隆重的追悼活动,父亲是孙先生治丧委员会成员,亲自扶灵。在开追悼会那天,《晨报》上专门刊登了父亲步出中山堂的照片。

  四

  一九二四年底,北方地区的斗争形势开始发生变化。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正确实施,加快了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同时促成了反动统治阶级内部的很大分化。冯玉祥的“倒戈”,以段祺瑞为首的段、张、冯三派联合政府的建立,使北京的政局变得异常复杂。

  那时父亲正在苏联,他是五月里接到党中央的命令,作为中共代表团首席代表,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大会结束后,其他代表先期回国,父亲在苏联又逗留了一个时期。他到各地参观、访问、考察和讲演,并抓紧一切时间学习俄文。在苏联期间,父亲给家里来过几封信。他那时化名“李琴华”。父亲曾写信向家里要一件皮大衣,看来他是打算在苏联至少过了冬天再回国。他非常渴望在十月革命的发源地,在伟大列宁的故乡多走走,多看看。然而,他的这个计划没有能够实现。北京政变的消息使父亲再也住不下去了。十一月份,遵照组织的决定,父亲怀着“回到战场上去”的战斗激情,回到了祖国。

  父亲回国后不久,根据中央指示,成立了中共北方地区执委会,由父亲全面负责北方区委的领导工作。一九二四年底到一九二五年初,父亲和中共北方区执委在广大北方地区大力开展工作,党在工人、农民、士兵、学生等各阶层人民中间,进行着非常活跃、卓有成效的活动,积极慎重地发展了大批党团员。我也是这个时期加入共青团的。

  为了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北方区党委开办了第一个区委党校,利用寒假培训骨干力量。党校设在距沙滩不远的北大三院二楼的一间大教室里。学员主要是北京的党团员,也有从北方其它省市来的,学习时间约一个月。一九二六年春节前后,我每天到党校参加学习。党的领导同志赵世炎、陈乔年等亲自给我们讲课。他们除了讲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党的基本知识外,也讲国内国际形势。最后一课是由父亲讲的,讲课的主要内容,以《土地与农民》为题目,发表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三十日到一九二六年二月三日的《政治生活》上。后来毛泽东同志把它收入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材,供讲习所的学员学习。

  父亲很早就开始注意研究农民问题。他说:“在经济落后沦为半殖民地的中国,农民约占总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在全人口中占主要的位置,农业尚为国民经济之基础。故当估量革命动力时,不能不注意到农民是其重要的成分。”又说:“在乡村中作农民运动的人们,第一要紧的工作,是唤起贫农阶级组织农民协会。”“中国的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他提出了“耕地农有”的口号。他花了很大功夫调查、统计、研究土地问题。父亲在讲课中特别强调了依靠农会和建立农民武装的重要性。

  五

  中共北方地区执行委员会成立以后,对北京政变后的北方地区的斗争形势做了认真的分析。当时段祺瑞虽是临时执政,但他手中无兵,只有一个几百人的卫队;奉系军阀张作霖依附于日本帝国主义,政治上极端反动,军事上比较强大,是一个最危险的敌人;冯玉祥的国民军在公开打出反直倒曹的旗号后,还有一点同情革命的表示。他的国民军曾提出“不扰民、真爱民”的口号,并从故宫中轰出清末皇帝溥仪,一时颇得社会上好评。北方区委分析了冯玉祥的政治态度,认为应当争取冯玉样,特别是国民军,经过做工作之后,有可能争取它倾向革命。因此,北方区党委确定了争取国民军,打击段、张的革命策略。

  父亲对争取国民军的工作十分重视,他亲自做冯玉祥及其手下的高级军官的工作。父亲还把一些同志派进国民军中去做中、下层官兵的工作。后来,国民军各军中有不少负责工作是共产党员担任的。一九二六年“三·一八”惨案发生的前一天,群众包围段政府,要求段政府公开表示态度,抵抗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这次行动是党组织统一布置的,我也参加了。群众来到段祺瑞的住宅前,要求段祺瑞出来。那天守门的卫兵是冯玉祥的国民军。卫兵没有开门,愤怒的群众便把住宅团团包围起来,有人还想翻墙进去抓段祺瑞,受到卫兵阻拦,因此双方发生了口角,相持了五、六小时,直围到天色很晚,人群方才散去。当天晚上,总指挥韩麟符向父亲汇报当天群众运动情况。父亲听到我们同国民军的士兵发生纠葛时,即表示同国民军士兵不要搞得太僵,我们还是要争取国民军的。

  党对国民军的一系列争取工作收到了积极的效果。在国民军的驻防区内,他们对共产党的活动往往采取不干预的态度。“三·一八”惨案后,冯玉祥解除了段祺瑞的卫队的武装,对段屠杀人民群众表示抗议。后来奉系军阀张作霖向北京进攻,国民军准备撤出北京时,国民军一位旅长跑到父亲住所,恳切地要求保护父亲出京,到他的部队里暂避一时。父亲坚决不肯离开自己的战斗岗位,这位旅长只好很惋惜地走了。父亲牺牲以后,冯玉祥命令国民军全体官兵戴孝,悼念父亲。国民军同情革命的倾向,为我党发展北方地区的革命形势,创造了有利条件。

  一九二四年,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在父亲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共同努力之下,北京等地的国民党市、区各级党部陆续建立起来,并成立了国民党北方的最高领导机关。在父亲牺牲前的一段时间,由父亲主持北方国民党的工作。为了发动群众参加国民革命,中共北方区委专门设立了国民革命运动委员会,由陈毅同志领导。改组以后的国民党发展了一大批党员,很多要求革命和进步的青年加入国民党,给国民党带来了革命的生气。其中的许多人以后参加了共产党、共青团。当时我们党内的同志们在谈话中,常常称国民党是“民校”,共青团是“中学”,共产党是“大学”。这些表明了在当时的革命形势下,我们党与国民党合作,推进了革命向前发展。

  在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时,父亲始终坚持团结国民党左派,同国民党右派作了尖锐的斗争。随着革命的深入,国民党右派邹鲁、林森之流反共反人民的面目一天比一天暴露得清楚了。他们处处同共产党和革命的左派作对,使用种种手段破坏我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早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他们就要取消父亲等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父亲代表我党同志发表了“意见书”,坚决回击了右派的进攻,使他们的阴谋破产了。孙中山先生逝世后,臭名昭著的“西山会议派”立即“宣布开除”父亲等共产党人,同上次一样仍然未能得逞。一九二六年年初,国民党市党部在翠花胡同一号举行了一次升旗典礼,这次升旗典礼是针对右派另立伪市党部的分裂行为而举行的。父亲在典礼上发表了题为《青天白日旗帜之下》的演讲。这天父亲回到家里以后,向我们讲起同国民党右派的这场激烈斗争。他说,右派只讲“青天白日”,那怎么行!我们还要“满地红”嘛。后来在国民党市、区党部的选举中,左派大获全胜。

  在当时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同国家主义派的斗争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这派的代表人物曾琦也是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人之一。少年中国学会分化以后,他同共产党成了死对头。有一次国家主义派在北大三院召开大会,曾琦要发表反共讲话,党组织事先得到消息,发动了许多党、团员和进步群众前去参加。曾琦刚上讲台讲了几句反动话,听讲的群众就高喊“打倒国家主义!”的口号,随后大家又“嘘”又“轰”,曾琦十分狼狈,连忙从讲台上溜下来,偷偷地逃掉了。其后不久,还是在这个礼堂里,父亲发表讲演,党组织组织了纠察队,防止国家主义派捣乱,大会开得十分成功。

  六

  “五卅”运动前后,北方地区的革命形势进入新的高潮,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一浪高过一浪,迅猛异常。尤其是北京,几乎平均每个星期都有一次游行、示威或请愿、集会。父亲是党在北方的主要领导者,他总是亲自参加重要的群众运动,做实际的领导工作。他是一位重实践不尚空谈的革命活动家。

  一九二六年,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惨案发生了。父亲始终同群众战斗在一起。那天我跟着团组织活动,事先不晓得父亲也来参加示威请愿。由于前一天曾发生流血事件,我们特意做了准备,每人做游行示威的小旗时,都挑选了较粗的棍子当“旗杆”,用以自卫。但是谁也没有想到丧心病狂的反动军阀政府,竟然动用排枪、刺刀,大肆屠杀无辜群众。

  血腥的镇压完全是段祺瑞执政府精心策划好的。段对国民军十分不放心,把门卫全部换成他自己的卫队,还预先埋伏了许多全副武装的军警。请愿群众进入执政府门前的广场后,有一位青年爬到大门一侧的石头狮子上讲演。就在这个时候,段政府的卫队朝这位青年开了一枪,成为镇压群众的信号,于是一场残酷野蛮的血腥大屠杀开始了。许多事先埋伏的军警,纷纷钻进人群中,一边咒骂,一边用手枪射击。无数爱国青年在排枪、刺刀和大刀下牺牲了。在混乱中,我随着人流,向铁狮子胡同东边奔去,终于避开了刺刀和枪弹,跑了出去。事后得知,从西口走的同志大多数牺牲了,大部分人是从东口跑出来的。

  回到家里,听母亲说父亲也去了,而且一直没有回来,她和妹妹正急得不知如何是好。直到很晚了,父亲才进门来,他的脸和手都负了伤。原来,那天他和赵世炎同志在天安门前主持完抗议帝国主义挑起大沽口事件的十万人大会,也赶到铁狮子胡同参加群众的请愿示威。惨案发生后,父亲沉着、镇定地指挥群众迅速离开现场,以免造成更大的损失。最后他才从胡同东口撤出来,立即到党机关所在地,召开了党、团地委联席会议,商量了下一步的工作。一切安排好之后,他才回到家里。见到了他,我们全家松了一口气。听完父亲的讲述,他那种同人民群众生死与共、为了革命的利益丝毫不顾个人安危的精神,深深教育了我们全家。

  七

  “三·一八”惨案发生以后,我国北方的革命运动开始转入低潮,段祺瑞执政府再三通缉父亲和其他一些革命者,北京的反革命气焰一时嚣张起来。为了保存革命力量,父亲和中共北方区委做了暂时的退却,转入地下坚持斗争。

  这时我们的家几经辗转搬进了朝阳里三号,父亲虽然不在家里住,但每天仍有许多书信寄到朝阳里来,其中有每周一期的《共产国际通讯》和其它许多国家的革命书刊,各种文字的都有,几乎每个星期都积存很多,由我送给父亲。

  我的另一个任务是给要求同父亲谈话的人传信。来见父亲的人很多,除了青年人外,还有一些进步教授、军人等。尽管父亲的工作很忙,但对每个要求见他的人,不管是什么身分,都要尽量挤出时间来接待。我记得,我的一位老师很想同父亲谈谈,父亲把他请了去,谈话后,又把他介绍到广州去参加革命。“三·一八”前后,李立三同志从南方到北京来办事,住在北京大学。党组织得知反动派发现了李立三同志的行踪,立刻派我到北大送信,让他立即转移,使李立三同志安全脱险。

  反动的军阀政府极端仇恨燃烧在它身边的革命火种。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敌人突然包围苏联大使馆,进行了蓄谋已久的大搜捕,父亲等一大批革命者不幸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我的母亲和两个妹妹。那天我偶然因事到西郊去,才免遭这场横祸。

  父亲在敌人的监狱里受尽折磨,身体受到严重摧残,但他仍以昂扬的斗志,继续同敌人进行斗争。他遵守党的纪律,严守党的秘密,表现了共产党人崇高的革命气节。为了躲避敌人的迫害,父亲的朋友们把我隐匿在他们家里,我只能从报纸上读到一点有关父亲的消息。当时所谓的“党案”是轰动一时的大事,每天报上都登载有关的新闻。从报纸的字里行间,我看到父亲在敌人法庭上大无畏的革命形象。报上说:“闻李大钊受讯时,直认真姓名,并不隐讳。态度甚为从容,毫不惊慌,彼自述其信仰共产主义之由来,没谈党之工作,……俨然一共产党领袖气概”,等等。

  父亲一生热爱真理,崇信真理,曾为寻求真理历尽辛苦,走过不少崎岖的路。但只有在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他才真正寻求到救国救民的真谛。从此,他怀着无比坚定的信念,为捍卫马克思主义真理,为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直至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正象父亲在一篇短文中说过的一样:“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八日,父亲正是怀着这样高尚的革命情操,牺牲在敌人的绞刑架下。父亲是为建立新中国为全世界劳苦大众的解放而牺牲的,他死的伟大。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的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父亲等千百万革命先烈英勇牺牲、鞠躬尽瘁为之奋斗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他们为之献身的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必将在全世界实现。我们要继承先烈的革命精神,继续先烈开创的革命事业,在党中央领导下,团结一致,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向着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人民日报》1979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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