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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李大钊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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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二二年初夏,我在武汉区工作,有一天,接到我们党中央的电报,要我立刻到北京找李大钊同志接受一个新的任务。我到了北京,先到马神庙北京大学第一院的宿舍对面一所民房里,会见了范鸿劼、邓中夏两位同志;这里就是北京区委会的工作地点。他们已经知道我要到北京来,就招待我住在这里。当天晚饭后,邓中夏同志陪我到西城后闸胡同三十五号李大钊同志的家里同他会见。北京人的大门照例是关着的,会人要敲门打户,通名问姓以后才能进去。李大钊同志的大门却只是虚掩着,因为他既没有用一个专门看门的人,来来去去的人又很多,从习惯上养成了他那对任何人不关门的作风,据说他家里倒也从来没有丢过东西。他住的是一栋矮小的四合院,北屋是他的卧室,南屋是他的书房,西屋是他的客厅兼饭厅,东屋是他的储藏室。院子里面并没有花草,屋子里面也没有什么陈设,就是连比较象样的家具也没有一件,可以想象到李大钊同志的生活作风是多么朴素。

  我这一回到北京,是同李大钊同志第一次见面,我们是先约好了时间去的。我们进了大门就一直到他的书房,这间房子是三小间合成的一大间,靠着三面墙壁陈设着四个大书架,上面摆满了书籍,有中文的,也有外文的。靠窗户的这一面,有一个相当大的写字台,写字台对过有两张条桌,条桌上面堆满了报纸和杂志,也同书籍一样,中国外国的都有。从他藏书的丰富,可以理解到他对追求学问是如何地肯下功夫。据说他无论怎样忙,每天回家总要抽两三个钟头的时间去读书或是写作。这是他多年来的生活规律,从来没有间断过。

  我们在他的书房里等了一下,李大钊同志就来了。他的身材高大,态度温和;平顶头,椭圆脸,八字浓密的胡须,象漆一般黑。穿一件爱国布深灰色的长夹袍,脚步很沉重,说话的声音很低。他走进书房,一面同我们亲切地握手,一面关心地问我:“是今天早晨到的吗?住在哪里?好住吗?”

  我答复了他的问话以后,他接着又说:“你把京汉铁路南段的工作展开了,我们很高兴;中央为了你们在工作上的方便,由我设法把你们五个同志安置在交通部;职务虽然很小,可是很自由,对工作上很方便。”

  他说到这里,在他的写字台的抽屜内拿出一个交通部的委任状交给我说:“你明天就去办理到差的手续,把几个主管的人联系好了,他们就会发给你一切证件和免费乘车证,你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往返在京汉铁路上;在武汉方面的工作任务也没有妨碍。不过你必须要找一个得力的助手,好同各方面密切联系,使工作顺利开展。你的工作面很宽,接触的人很复杂,要注意待人接物的态度,不要向反动派暴露了自己的政治面貌。”

  我看了委任状,又听了他的这一席话,真不知道这个工作应该从哪里做起。我从来没有进过衙门,也没有同那些大人先生们打过交道。我虽然是个阅世较深的人,但是这一次是走的一条陌生的路,这使我感到为难。我还没有想到应该向他说什么,李大钊同志已经看出了我的思想活动情况,他接着说:“我们做党的工作是为了革命,搞劳动组合的工作也是为了革命,今天我们有机会打进了资产阶级的政府工作还是为革命。第一,我们有了这个职务,可以掩护我们的秘密活动,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快更好;第二,我们从这些实际生活中可以学会一些行政工作上的技巧,以及对人处事的方法,可以多认识一些人,多了解一些事。革命党人要从实际生活中去认识世界,然后才能从实际斗争中去改变世界,我们的工作老在学生工人中兜圈子是不够的;第三,高定庵(即当时的交通总长高恩洪)这个人是学科学的,还有书生本色,没有时下的政客气息。他痛恨交通系的贪赃枉法,想把交通部所属的各部门严格地整顿一下。因为没有适当的助手,他要我在北大找几个有为的青年给他帮忙。原来说定你们五个人都给他当秘书,在总长室或者在秘书厅工作。我想我们的同志都是不曾当过官的,作秘书工作不在行;而且坐在衙门里面不方便。我建议他把你们五个人放下去分派在京汉、京浦、京奉、京绥、正太这五条铁路上,先做调查工作研究改进方法。你们要用三个月至半年的时间在各路上扎下根基,同时对他交给你们的任务,也要适当地作出建议,可能在半年以内你们还要调部工作。”

  大钊同志的话使我很受感动,便不敢再向困难的方面设想了。

  我们又谈到一九二一年他到洛阳同吴佩孚见面及吴佩孚通电“保护劳工”与“劳动立法”的问题,他笑着说:“吴佩孚到底还是吴佩孚,我们不要对他存幻想。去年我到洛阳同他会谈一次,他发出了那样一个通电,就算不虚此行了。”

  我们谈到十点半,他并没有倦容。我同他握手告别的时候,他还叮嘱说:“在工作上遇到什么困难时我们再商量,我们可以经常联系,我每天夜晚多半在家。”

  我们五个人在交通部工作了十一个月,到八月间我们又被调到育才科当视学。到一九二三年“二七”工潮爆发,交通总长高定庵去职,吴毓麟继任,我以“煽动工潮”的嫌疑,与其他五人同时被撤职查办。吴毓麟想要定我们的罪,李大钊同志托他在日本求学时的同学、那时的交通部育才科长黄统从中说话,证明在“二七”罢工期间我们天天到部办公,并没有参加罢工活动的迹象,这样才得免予查究。我们在交通部工作的十一个月当中,有半年以上的时间在铁路上,在各路各段各厂都建立了工作据点。在工人运动的过程中,对交通部,对铁路管理局,对厂长,对员司的冲突事件,大小不下十余次,我们都因为李大钊同志与当时的上层人物有联系,掩护了我们,减少了工作中的困难,我们的职工运动在铁路工人方面得到了迅速与普遍的发展。

  一九二三年春我在北京区工作,与李大钊同志接触较多。因为他是我党的中央委员,他经常参加区党委的会议。他在我们同志中,年龄最长,地位较高,所以我们在工作中遇着困难就去找他,他没有哪一次不是热情地接待我们的。他对同志们的意见总是虚心听取,慎重考虑。他从没有因为自己的工作忙,把区党委给他的工作任务推出来或者压下去;也没有因为他自己见多识广就不重视其他同志的意见。他常对我们说:“列宁在流放中还在进行组织工人,发动群众;沙皇的统治比中国军阀的统治残酷得多,俄国的共产党人终于在列宁的领导下战胜了沙皇,真不是偶然的事。如果我们不深入群众,不经过长期的斗争,我们的革命前途很难想象。”

  一九二三年京汉铁路“二七”罢工失败以后,工人中死伤百余人,被捕的数十人,失业的二百多人,善后救济工作是极繁难极复杂的。我们虽然向各国兄弟党募了一点捐,为京汉铁路的失业工人组织了一个济难会,但是这个组织还不健全,对救济款也没有检查监督,以至南段张连光,北段张德惠卷款潜逃,造成了一时的混乱。我们有些同志互相责难,有些工人也因为误会而有意见,造成了工作上不少的困难。有一天,区党委会提出这个问题讨论,想研究出一个补救的办法。李大钊同志说:“中国工人运动的历史比较短,工人的阶级觉悟还很差。工人从来没有掌握过大批的钱,尤其在失业以后,有的人就会为自己的前途担心。张德惠、张连光这种行为固然很恶劣,但是这不能说不是存在决定意识的一种表现。我们如果有钱,就替他们背上这个包袱,把这两个工人挽救过来,这是上策;如果没有这一笔钱,就把真实情况向死难工人的家属及失业工人说清楚。最要紧的是应该救济的还是要设法救济。对张德惠和张连光也不要太叫他们难堪,他们还知道一些工人运动中的秘密,如果他们投到敌人那边去了,麻烦就更多了。我们不能用衡量共产党员的尺度去衡量一般的工人。工人运动究竟是一种群众运动,我们想要求群众都同我们一样,是不切合实际的。”

  我们当时都是年轻气盛,大部分负责的同志不同意李大钊同志的看法,都说:“守常同志是以慈母之心待人,我们今天是应该执行革命的纪律,要同坏人坏事斗争到底。”

  李大钊同志知道不能说服大家,只是摇头叹息。后来张德惠果然同政客袁正道、郭祖贲等以及黄色工会的头子混在一起做了工贼,专门对我们进行破坏,使我们在工人运动方面增加了很多麻烦,遭到了很大的危害,这时,才使人认识到李大钊同志当时的意见是正确的。

  同年二月间,鲍罗庭初来北京,准备到广州参加国民党与共产党建立联合战线的活动。大钊同志在苏联大使馆约集北京区的负责同志讨论两党的联合战线问题。参加这次会的人除李大钊同志及我而外,还有范鸿劼、何孟雄、张昆弟、安体诚等七八人。对于两党建立联合战线的根本观点及方式方法问题,起了激烈的争论。北京区的多数同志认为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党,他们只有领袖,没有群众;只有高级干部,没有中下层干部,里面有许多堕落腐化的政客,很难在他们身上找出革命的因素,我们同他们建立联合战线,既失掉了我们的阶级立场,又损害了我们党的纯洁性。这就是国共没有建立联合战线以前一般共产党人的见解。鲍罗庭的意见就完全相反,他说,就中国革命客观形势来看,需要国民党与共产党无条件地统一起来。他根据国际形势与中国历史的现阶段的情况系统地讲了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方法,最后归结到共产党人应该积极加入国民党,要我们在两党联合的必要性与方式方法上多加研究再向中央提出意见。他整整讲了两个钟头。最后李大钊同志说:“我同意鲍罗庭同志所提出的国共两党建立联合战线的重要性的说法,也同意同志们所提出的共产党的阶级性和纯洁性的重要的意见。可是今天革命事业中的客观形势,是需要发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这种革命任务不是现在那样的国民党所担当得了的,必须要加上新的血液,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力量。不过,如果由共产党来担当这个使命,恐怕为时尚早;因此建立两党的联合战线就成为必要的和适时的了。但是国民党的缺点很多,无组织无纪律无群众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孙中山有决心有把握把国民党大大地改组一下,确定它的政策方针,还是大有可为的;如果不这样,仅就国民党的现状来谈国共两党的合作,那就不成了。只要国民党有改造的可能,孙中山有改造国民党的决心,国共两党建立联合战线是有可能的。关于建立两党的联合战线的方式方法问题那倒比较容易商量。”

  李大钊同志的意见,鲍罗庭很重视,他一面说,鲍罗庭一面记。后来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确定三大政策,受李大钊同志这一主张的影响很大。那一天的会议从晚八时起至午夜一时才散。我们同他步行出东交民巷,由东长安街经过西长安街到西单分手,他始终是精神饱满的。

  一九二三年九、十月之间,党中央调我到武汉工作,并要我先到上海会商一下再回武汉。中央的信是由李大钊同志转给我的。当时北京区的工作在“二七”工潮以后,经过了一番整顿,刚上轨道,比较好做,武汉的工作在“二七”工潮以后还没有恢复正常,我们有些同志与京汉铁路工人之间还有些分歧,我有点畏难的思想。我的爱人在唐山扶轮学校教书,因为快分娩已回北京准备进协和医院,这是我们第一个孩子的降生,所以我请求不调动或者是缓调动,中央没有批准,这是第二次来信,要李大钊同志促我马上南下。李大钊同志约我到他家里,把中央的信交给我说:“工作在哪里都是一样,只要党需要我们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服从党的调度就是服从党的纪律,也就是党性的体现。这些大道理你都知道,也不必我多说。至于你爱人分娩的问题,我们大家都可以照顾,你不要担心。除此以外你还有什么困难呢?”

  我说:“我是觉得武汉的工作比较难做。”

  李大钊同志说:“现在就是因为工作上有困难所以调你去,难道说我们共产党人还怕甚么困难不成吗?”说到这里,他目不转睛地望着我。

  我终于答应一二天内就动身南下。我们在分别时,他紧握着我的手说:“你告诉仲甫和秋白,曹锡的贿选势在必行,我们虽然发动一切可以发动的力量反对贿选,但是在武力与金钱的势力下,那些议员老爷们的心目中还有甚么民主与正义啊!胡鄂公(当时众议院的议员)要求入党是真的,反对贿选是假的;他这次到上海是名利双收的手法,我们不要上了他的当。”他带着微笑,发出叹息的声音,我们分别了。我真没有料想到这一次就是我同大钊同志的永别。

  过了四年多的时间,我从武汉又转到广州工作,他始终是在北京领导我们的同志和一些革命群众同恶势力作斗争,经过直皖战争、直奉战争、奉直联军与国民军的战争,他始终不懈地为瓦解敌人、发展党、发展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而奋斗。一九二七年在蒋介石国民党叛变的前夕,四月六日李大钊同志在北京被张作霖逮捕,经过了整整二十天的严刑审讯,李大钊同志坚贞不屈。到四月二十八日为敌人所绞杀。与李大钊同志同时就义的还有优秀的共产党人范鸿劼等十九人。

  大钊同志一生勤于治学,勇于任事,坚贞自立,热忱待人。他是一个才气纵横的政治家,又是一个学问渊博诲人不倦的好教授;他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是共产党的中央委员;在国共联合战线中又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兼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委员。他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前后,是中国革命运动中的卓越活动家。他死得太早,殉难时年仅三十九岁!真可痛惜!

  
《回忆李大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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