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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李大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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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阎东坐在我对面,一脸的疲倦。

  已经是初冬的季节了。阎东刚从电视文献纪录片《李大钊》中走出来。他觉得他似乎刚刚从1927年4月的刑场中走出来。

  面对黑暗中闪着阴森寒光的绞刑架,阎东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战。

  后来他问自己:“大钊只有38岁,面对绞架,他那么从容地走上前去。我也30多岁了,我能做得到吗?”

  阎东是中央电视台社调中心的编导,今年34岁。

  1927年李大钊走上绞刑架的时候,还不到38岁。

  “5个多月了,我觉得我在和大钊一同呼吸”

  今天30多岁的人,几乎不会产生阎东那样的问题。如今30多岁的人梦想的是成功、财富。李大钊是谁?他离开我们太遥远太遥远。

  要不是接到了这个“命题作文”,阎东也绝对不会去想想李大钊是怎么回事。1999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大钊同志诞辰110周年的时候,举行隆重的纪念活动,届时,中央电视台将播出电视文献纪录片《李大钊》。这样,纪录片的拍摄任务就落到了阎东头上。

  对于30多岁的人,“李大钊”三字几乎只是一个符号。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后来死于敌人的屠刀下。

  脑子里几乎再没有更多的印象了。

  但阎东还是接下了这个片子。5个月的苦苦追索,后来,他终于跨越了这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长河。他追随在大钊先生身边,与他倾心相谈。从中他悟到了很多很多,那是从前从未费神思考过的东西。整个摄制组的年轻人也悟到了很多很多。

  那是什么呢?信念、忠诚、追求、执著、宽厚、勇气、热血、勤勉、幽默,那是对一个民族最深沉的责任感,那是我们这一代人从不曾拥有过的精神财富。

  阎东说:“5个多月了,我觉得我在和大钊一同呼吸。”

  1889年10月29日,李大钊出生在河北乐亭县一个农民家里,他出生的时候,父亲已经故去。不久,苦命的母亲也随父而去。是祖父在艰辛中将他抚养成人。

  这是一个民族危机极其深重的年代,摇摇欲坠的中央帝国经受着亡国灭种的蹂躏,这一切撞击着李大钊童年的心灵。

  1907年,中学毕业的李大钊报考了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他把自己的宿舍题名为“筑声剑影楼”,决意用思想真理之剑刺破黑暗,寻求光明之路。

  1911年,中国爆发了伟大的辛亥革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被推翻。李大钊对此欢欣鼓舞。他被推举为北洋法政学会刊物《言治》月刊的编辑部长。他成了刊物上最勤奋的撰稿人。他以文章的雄浑气势和深刻见解,被同学们推崇为“法政学校三杰”之一。

  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窃取,他用革命党人的鲜血为自己铺就了通往皇帝宝座的台阶。大钊的心在流血。老师白雅雨临刑前立而不跪的凛然气节深深打动了他,他决意要像老师那样“为主义而来,为主义而去”,为理想献身。

  1913年,李大钊东渡日本求学。临行前,他和同学们相约圆明园。在那余烬尚存的遗址中,一曲悲歌在大钊心中低沉地萦回:“圆明两度昆明劫,鹤化千年未忍归。一曲悲笳吹不尽,残灰犹共晚烟飞。”

  “一个38岁的年轻人,只比我大两三岁,怎么就能做出那么多事”

  1999年5月,阎东接到拍摄任务之后,开始犯愁了。大钊先生死得太早,虽然他留下了500多篇文章,这些文章清晰地刻画了大钊一生的思想轨迹。但是,对电视编导来说,他需要的是画面,是活动的音像资料。

  可是,大钊先生总共只留下了20多张照片,谁也没有见到过哪怕一秒钟的活动的大钊的资料。除了大钊先生的亲属之外,这个世界上见过李大钊的人几乎就没有了。

  “我拿到片子的时候,从来就没想过要推辞。直觉告诉我,这也是个挑战。我绝不会拿出一个逊色的东西,而就我个人来讲,一定要比台里的要求还要高。”阎东说这话的时候很自信。

  中共党史界有一句话:“南陈北李,相约建党。”陈是指陈独秀,李是指李大钊。这是历史。但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话是不能说的,犯忌。现在有条件可以拍“北李”了,阎东暗暗地感觉到了一丝兴奋。后来他找到党史学会的老先生们请战,说,你们帮我争取一下吧,我想拍陈独秀。老先生们苦笑着,什么也没敢答应。

  “拍李,我不知道难度有多大,我只能是凭着自己的感觉,一步一步地发掘。我们先把已经基本认可的几本书摆在面前了。读书,读资料,访谈。我想与他一同对话,一同呼吸,我终于看见了一个活的大钊。大钊先生怎么那么棒,有那么多的精力,一个38岁的年轻人,只比我大两三岁,怎么就能做出那么多事,我自愧不如。他在激励我、鞭策我。我越来越被感动了。”

  大钊先生的孙女李虹成了阎东摄制组的一员,专门负责资料工作。

  李大钊在日本求学期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以支持袁世凯称帝为条件,企图独占中国。1915年,袁世凯秘密接受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

  消息传来,大钊拍案而起。他写下了血泪文字——《警告全国父老书》:“空山已无歌哭之地,天涯不容飘泊之人”,我们必须要起来反抗,只要四万万人民一条心,日本是不能灭亡中国的。

  李大钊积极投身到反袁运动,他往返于日本与中国上海之间,早稻田大学以长期欠席为名,将李大钊除名。直到今天,早稻田大学仍然保留着85年前李大钊的全部注册档案、成绩单以及那张宣布除名的一纸通知。

  1916年5月,李大钊回到祖国。

  两个月后,他在北京创办《晨钟报》。在主编报纸的22天里,他满含激情地写下了14篇文章,呼唤新世界的到来。

  然而1917年7月,张勋复辟,他请出了末代皇帝溥仪恢复帝制。李大钊被迫离开北京,来到上海。在朋友狭小的阁楼上,大钊苦闷彷徨,不知路在何方。

  就在此时,俄国10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上下求索的先进的知识分子指明了另一条路。

  李大钊写下了大量的篇章,向国人介绍这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革命。“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等。李大钊是向中国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

  1918年1月,李大钊担任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这时的李大钊只有28岁。

  今天的《美国图书情报百科全书》中专有“李大钊”词条,称大钊为“中国现代图书馆之父”。他将原来传统的封建藏书楼式的图书馆改造成为有多方面功能的现代化图书馆,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北京沙滩红楼就是当年的北大图书馆,因为有了大钊,这座曾经是死气沉沉的建筑变得清新而有生机,它像磁石一般牢牢地吸引着年轻的学子。谁也说不清在这里有多少穷困的学生得到过大钊先生的帮助,以至于蔡元培校长不得不下令财务部门必须将薪水直接交给大钊夫人。这一年,一位操着浓重的湘潭口音的年轻人走进了这座大楼,他叫毛泽东。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正是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时,在李大钊的影响下,使他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思想迅速朝着马克思主义方向发展。

  在当时的北大,有人曾经在学生中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请学生们写出自己最崇敬的中外人物,年轻的教授李大钊被排在第9位,在他前面的还有列宁、孙中山等人。

  从1920年年初开始,李大钊和陈独秀就商议准备组建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时候,在这片古老的国土上,只有50名共产党员。

  1924年,李大钊代表中国共产党,前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

  这次莫斯科之行,究竟留下了什么呢?

  “我总觉得似乎是大钊在冥冥之中安排好的”

  摄制组找到一系列历史专家访谈,希望发掘出大钊生平的每一点一滴。这一天,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访谈得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

  李玉贞是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国关系问题的专家,曾经发表过关于李大钊的研究文章。这篇发表在1989年《近代史研究》上的文章,让阎东找到了李玉贞老师。

  李老师说,大钊同志率中国代表团参加莫斯科共产国际五大,这是非常隆重的大事,或许在莫斯科共产国际的档案里,今天还存有当时的电影资料……

  真的?!阎东眼神儿都直了。

  搞文献纪录片的人,只要听说什么地方藏有活动的影像资料,就如同寻宝人找到了南非的大钻石矿、找到了玛雅古城的金子。更何况是有关大钊同志的资料。这位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在中共的80年历史中,从未留下过哪怕是一秒钟的影像资料。

  而这个被认为是永久的遗憾,或许今天要由我们来改变。阎东心里怦怦直跳。

  此前,他因为拍摄《共产党宣言》曾到莫斯科淘金。在俄罗斯国家电影资料馆和近代史资料馆,每天都有大量的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在这里寻觅共产主义运动的足迹。那真是一个蕴藏了无穷财富的金矿。阎东说,一看见那些资料我就走不动路了,只要给我几秒钟的胶带,我就可以延伸它的含义。对于我来说,那比金子宝贵100倍。

  9月初,李玉贞恰好接到来自莫斯科的邀请函,邀请她去参加一个学术讨论会。阎东千叮咛万嘱咐,李老师,您一定一定要去查一查那两个资料馆,如果有,我们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它弄回来。

  3日,李玉贞到莫斯科。所有的查访手续都来不及办理,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为她承担了很多的责任,甚至为她出具了一份介绍信。主人还专门开车先为她探路,亲赴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和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档案馆查访。李玉贞精通英俄两国文字,这给她的寻找工作带来了很多便利。

  阎东后来跟我说,李玉贞老师简直就是天上掉下来的。“我总觉得似乎是大钊在冥冥之中安排好的。要不怎么就在这时出现了李老师,怎么就在这时有了莫斯科的邀请函。”

  那些天,每到午夜12点,阎东必往遥远的俄罗斯打去一个电话,问一问今天的战果如何。大家期待着好消息。

  然而寻找工作非常艰难。有关的文献资料浩如烟海。李老师找到了大钊同志在莫斯科五个月中写下的多篇文章,找到了一些照片,找到了当时陈独秀委托他率中共代表团参加会议的委任状,那是写在白色绸子上的英文书信。李大钊是冒着生命危险把委任状缝在夹衣里带出国境的。这都是最新发现的第一手资料。但是没有电影胶片。

  大钊当时虽然是中共代表团团长,但是大会没有让中共发言,后来是让胡志明代表远东国家作了发言。所以在共产国际五大的电影资料中,没有能够找到李大钊的镜头。

  阎东急了,在电话里说,李老师,大钊在那儿呆了半年,他肯定没歇着,肯定到处看,他在国内写了这么多文章,介绍苏俄的胜利,现在他真的到了那里,肯定是要到处看,到处研究,这样一个大钊肯定是存在的。

  李老师说,你别急,我还在找,还在找。终于在一个晚上,李老师接到远东所一位教授的电话。教授兴奋地说,我替你找到了,肯定找到了!

  第二天一早,他们驱车前往莫斯科郊外的档案馆。他们急切地翻阅着卡片,在一张已经泛黄的卡片面前,他们的手停住了。这是一张年代已经久远的卡片,上面有些污渍,卡片上面的文字是手写的。卡片上写着:李大钊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发言。

  就是这个,绝对不会错。李老师翻阅卡片的手微微颤抖。她是中国在电影资料上看到李大钊影像的第一人。

  那天上午,李玉贞查了整整4个小时的卡片索引,找到了六七个珍贵的线索,都与中国早期革命有关,而且都是国内从未见过的电影资料,极其珍贵。但是她再不敢看,也不敢提出购买。

  因为没有钱。

  提一盘胶片查阅需花费40美元,如果转录一分钟资料需花费700美元。李玉贞等不到北京时间午夜12点了,她立刻给阎东拨了一个国际长途。

  阎东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找到了!李老师,您再看看,看仔细了,是不是他?

  没错,肯定是他。我认识李大钊。

  行了,李老师,钱的事情您不用放在心上,48小时之内,我一定让人把钱送到您手上。

  话是这么说,到哪里找这笔钱?中央电视台的莫斯科记者站刚刚建立,记者还未到任。

  制片人立刻打电话到电视台总编室,请他们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总编室联络,国际台立刻与在莫斯科的记者联系。完全素不相识的人们听说找到了李大钊的电影资料,深知其意义,一路绿灯。终于在李玉贞回国前夕,一笔美元送到了她手中。

  李老师再次来到电影资料馆,精心选择了69秒的电影胶片。她诚恳地要求馆长给予优惠。馆长被打动了,让李老师按700美元翻录了这宝贵的69秒资料。

  阎东又一次感慨不已:“如果这次不找,李大钊肯定就再也找不到了,永远石沉大海。只有在今天纪念李大钊110周年,只有在我们台才可能有这种机会,才给我们带来了寻找他的可能性。是大钊自己给自己带来了机会。我很宿命,我觉得就是李大钊要出现了。”

  1924年10月,直系将领冯玉祥发动了北京政变,囚禁了直系首领曹锟,提出欢迎孙中山北上解决国是。中国政局发生了重要变化,李大钊接到中共中央指示,回到中国。这时,冯玉祥已在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国民军,宣誓“誓将为国为民效用”。因为孙中山不能马上到北京,冯玉祥与张作霖、段琪瑞达成一致,组成了由段琪瑞为首的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

  在这种复杂的历史时刻,李大钊担任了中共北方区委书记,领导北方的革命运动。

  这期间,李大钊最早提出了中国的农民运动理论,最早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武装斗争的问题。黄埔军校一成立,他就从北方党组织中派党员进入军校学习。

  黄埔四期学员李运昌回忆说:“李大钊就跟我们说,你们去黄埔军校好好学习,毕业以后,可以先在国民革命军里工作,锻炼本事,将来我们党要组织军队,需要你们的时候,就调你们回来,希望你们不要辜负党的委托。”

  此时,在南方,北伐运动如火如荼。在北方,李大钊为了争取团结和改造冯玉祥的军队,做了大量工作。1926年9月,冯玉祥在五原誓师,配合北伐向中原进发。

  与此同时,中共北方区委在北洋军阀统治的中心地带,发动了一系列的群众运动。1926年3月18日,五千余人集会天安门广场,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执政府的卖国行为。

  会后,李大钊率领集会群众,游行到执政府门前请愿。段琪瑞决定,以武力镇压学生运动,特别是对游行示威的组织者更要从严惩办。

  北京铁狮子胡同一号门前。血流遍地。47人死于军警的枪口下,200多人受伤。这就是著名的“三一八惨案”。李大钊成了首要通缉对象。

  从容不迫的李大钊把北方区委的大量的年轻同志调离了北京,然后将国共两党北方领导机关迁入了东交民巷的苏联大使馆西院原俄国兵营内。

  李大钊一刻也没有停止他的革命活动。在这里,他向党中央写下了大量的工作汇报和设想,继续做冯玉祥和阎锡山的工作,为组织“首都革命”积蓄力量。一时间,这座俄式旧兵营,成了北方革命运动的指挥中心。

  北洋政府终于嗅到了李大钊等人的踪迹。但是按照外交协议,中国人是不得随意进出东交民巷使馆区的,更不必说到这里抓人。

  张作霖的幕僚由此开始频繁进出东交民巷。最后与使团领袖、荷兰公使欧登科为代表的八国使团达成默契。北洋军阀与西方列强合谋织造了这个罪恶的阴谋。1927年4月6日上午,全副武装的300多名军警突然包围了苏联使馆。李大钊与妻子、两个女儿,以及60多名国共两党的工作人员,同时被捕。

  此后22天,李大钊在警察厅的看守所里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后的时光。

  荷兰公使欧登科“记录了李大钊被捕的场面”

  本世纪30年代,那位荷兰公使欧登科在伦敦出版了他的回忆录。其中有一个章节记叙了李大钊等人被捕的经过。文中说,他“记录了李大钊被捕的场面”。

  李玉贞听国外同行谈起过这本书,她曾设法到荷兰外交部查询有关档案,但是没有结果。她也把这一线索告诉了阎东。

  在1927年,西方摄影以及电影技术都已经很普及了。阎东很激动地推想,这里所说的“记录”,一定不只是文字的记录,很可能是拍照甚至是用小型摄影机拍下了电影胶片。一定要再次发掘。

  他们首先找到荷兰驻华大使馆。含含糊糊,荷兰使馆没有帮忙。也许因为那是不太光彩的一页。

  他们立刻转向中国外交部,找西欧司,然后找中国驻荷兰使馆。来来回回,传真电话,许多个回合之后,这一任务落到了使馆工作人员刁小方头上。这已经是国庆节前夕了。北京的大街小巷到处是一派节日气氛。

  在越洋电话里,阎东十分郑重地说:“刁先生,我们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在荷兰殖民事务档案馆,存有当年李大钊同志被捕的电影资料,这可能是大钊同志唯一的电影资料。你一定要帮助我们,拜托了。”

  荷兰外交部殖民事务档案馆在距100多公里以外的海牙。刁小方也不含糊,立刻驱车就去了那里。很快,他在那里发现了27幅当年大钊先生被捕时的有关照片。那都是首次发现的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物。但是没有电影资料。

  阎东不甘心。肯定有电影资料,你再找找。

  真的没有了,我全都看过了。刁小方苦笑着说。

  刁小方用数字相机拍下了这27幅珍贵的照片,然后通过国际互联网将它们一帧一帧传回北京。这些照片又解开了一些历史的疑团。

  1919年,年轻的李大钊曾经写下了这样的文字:“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

  1927年4月28日。

  这是一个春天的下午。李大钊与另外20位年轻的革命者走向了刑场。他们的青春本来应该像春花一样灿烂。而此刻,他们面对的是两台巨大阴森的绞刑架。这是段琪瑞政府刚刚从德国引进的死刑工具。大钊先生深情地看了一眼他的亲人和同志,然后头也不回地第一个走上了绞架。“神色未变,从容就死”。

  这一天,离大钊同志38岁的生日,还有180天。

  “当你走近大钊,你会被激动,你就会搓着手掌说:这辈子一定得做点什么”

  整整22年之后,由李大钊一手创立的中国共产党终于重又回到北京。

  人民解放军进城后,一支小分队迅速开始执行一个特殊的任务——寻找绞死大钊同志的那座罪恶的绞架。此刻,它已经被列为001号文物。

  又过了10年。就在当年绞死大钊同志的那个刑场旁边,一座宏大的建筑已经完工,这就是著名的中国革命博物馆。计划于新中国建国10周年前夕开馆。炎热的夏天,工作人员在忙碌了半天之后,都坐在地上打盹。突然一阵纷攘,说是“康生来了!”

  馆里领导不在,朱乔森被推上前去介绍馆藏文物。那座被列为001号文物的绞刑架,这时显得十分突出。康生看后,说好,好,不错。然后就走了。

  就在那个夏天,在中国的庐山召开了一个重要的会议,后来人们称之为“庐山会议”。中国的政治空气突然紧张起来。

  几天后,康生再次光临中国革命博物馆。这位大人物变脸了,对着绞架大发雷霆:是毛主席领导一切,还是有人在分庭抗礼呢?你们满眼都是李大钊了。

  在文化大革命中,朱乔森被打成了反革命,罪名是:突出李大钊,就是贬低毛主席,贬低毛主席就是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

  在《李大钊》一片播出后,朱乔森先生感慨不已:“片子拍得好,是实事求是的。要对大钊同志实事求是不容易。”面对这座绞刑架,编导阎东琢磨了很久很久。他要再现当年的阴暗恐怖的氛围,让今天的人们感受大钊先生那永生的英灵。他们找来了一卷卷的黑丝绒布,一遍遍地在革命博物馆里巡查,看什么时候参观者少了,什么时候光线弱了,什么时候在什么角度拍第一个镜头,在什么角度拍第二个镜头。从下午三点钟开始,第一拨工作人员进入,这是木工搭脚手架的,然后第二拨人拉电线,蒙黑绒布,这是美工组,然后摄影组进入,40多人逐渐递进。

  这一组镜头终于拍摄完毕之后,已经是半夜12点了。

  各工种协调,各台摄像机配合。他们的很多镜头都是这样完成的。

  这样做不容易,毕竟不是拍故事片,不可能搭出布景。举一个例子,若想避开沙滩红楼前熙熙攘攘的人流,又得借助明媚的阳光,他们就必须在半夜出动。当凌晨的太阳破云而出的时候,所有的摄像机就如同听到了号令一般,立刻开机,立刻工作。机会转瞬即逝,汽车、自行车和庞大的人流,立刻就会淹没他们,淹没历史。

  阎东说他终于把烟戒了,但是拍《李大钊》又抽上了。到后来他一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这时我就是遨游在大钊的灵魂当中了。到了后期,我们一星期没回家。到了创造的高峰特别兴奋,这感觉能感染周围的合作者。干一件事就是要有牺牲,什么诱惑都抗拒不了,你能干什么?做这个片子就是一个炼狱的过程,拍完了就像是出狱了。”

  1999年10月29日晚,《李大钊》一片终于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这一天是李大钊110周年的诞辰纪念日。

  已经很晚了,李虹心潮难抑,她代表李大钊的全体家属给中央电视台写了一封信:

  “我们期待着这一天——10月29日中央电视台播出文献纪录片李大钊。当荧屏上出现我们的祖父李大钊在莫斯科国家大剧院挥动着手臂向群众演讲时的镜头时,我们的眼睛被泪水模糊了。

  多少年来,我们一直思念着从未谋面的祖父:从他为数不多的照片中想象他高大的身躯;从他留下的500多篇文章中感受他的睿智博学;从父辈的零星回忆中体味他的温良长厚;我们多么渴望像许许多多儿孙那样回忆祖父曾经给予的抚爱。然而中国革命博物馆的绞刑架却使我们不忍驻足。我们从能够找到的点点滴滴中寄托着深深的思念。今天,我们终于看到了祖父李大钊的影像——亲切、平实而伟大——这就是我们的祖父。我们被血脉相承的感觉震撼了!”

  李大钊离我们已经很远很远了。可是阎东对我说,无论你是只有20岁或是30岁,当你追寻大钊,当你走近大钊,当你与他一同呼吸,你就一定会被他的精神感染,你会被激动,你就会搓着手掌说:这辈子一定得做点什么。这就是大钊。

  
《中国青年报》2000年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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