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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新闻>>领袖人物纪念馆>>毛泽东纪念馆>>毛泽东传>>《毛泽东传》(1893―1949)
 
四、建党初期的实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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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七岁的毛泽东,个人生活也发生了变化。一九二○年冬天,他和杨开慧结婚。

  杨开慧生于一九○一年十一月六日,比毛泽东小八岁。她跟着母亲在长沙县板仓乡下度过童年。父亲杨昌济留学归来后,迁居长沙城。一九一八年又随父亲迁居北京。杨昌济病逝后,一九二○年二月和哥哥杨开智扶柩回到长沙。不久进湘福女中选修班读书。毛泽东从上海回到长沙后,她便到湖南学联做宣传工作。

  毛泽东两次北京之行中,和她相爱了。杨开慧后来回忆说:“自从听到他许多事,看了他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了他。”毛泽东也有许多信给她,表示爱意。还写过一首《虞美人》寄给杨开慧,上阕是:“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无奈披衣坐起薄寒中。”大概只有在热恋中的深情男子,才会写出这样温柔缠绵的词句。

  杨开慧还说:“我看见了他的心,他也是完全看见了我的心”,“不料我也有这样的幸运,得到了一个爱人”。“从此我有一个新意识,我觉得我为母亲所生之外,就是为了他。假设有一天母亲不在了,他被人捉住了,我要去跟着他同享一个命运”。

  这些话写于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日。杨开慧牺牲前把它藏于长沙板仓住所的墙缝里,直到一九八三年才被发现。这也是他们爱情史上的一段佳话。

  他们结婚的时候,杨开慧只带着简单的行李,住进了毛泽东任主事的第一师范附小的教师宿舍。这天晚上,他们花六块银元办了一桌宴席,招待长沙的几位亲友。从此,杨开慧一直协助毛泽东开展革命工作,并在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新婚燕尔之际,毛泽东牵挂着新民学会的活动。他和蔡和森、何叔衡等接受马克思主义后,从根本上确立新民学会发展正确方向的时机也已成熟。长沙的会员好些日子没有开会了,他和何叔衡等商定,一九二一年元月一日至三日在潮宗街文化书社举行学会的新年大会。这几天,正好是各机关和学校放假的时候。在发出的通知里,根据巴黎会友的提议,列了“新民学会应以什么作共同目的”、“达到目的须采用什么方法”、“方法进行即刻如何着手”等十二项讨论内容,要求会员先研究准备,届时“拨冗到会,风雨无阻”。

  元旦这天,下了一场雪。邹蕴真回忆:“那天早饭后,一人徒步来到潮宗街文化书社。书社是租用旧公馆的一部分,坐北朝南,前面一道高墙,中间开个黑漆大门,进门是个方砖铺成的空坪,空坪北面有一长排房屋,靠东的两间木房,就是书社作为营业处承租的铺面。空坪东边靠近营业处前面,有个长方形厅堂,里面放着一张长方桌和一些小方凳,就是我们开会的会场。开会期间,天气阴冷,时飞小雪,但到会的仍踊跃,无中间缺席者。”[1]

  到会的有十多人。会议由何叔衡主持。先由毛泽东介绍巴黎会友召开蒙达尔尼会议的讨论结果,然后着重就学会的共同目的、达到目的的方法、眼前如何着手这三个问题,畅所欲言地展开讨论。

  讨论第一个问题时,有人主张“改造中国与世界”,有人主张“改造世界”,有人主张“改造东亚”,有人不主张用“改造”二字,认为宜用“促社会进化”。毛泽东发言说:“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至于‘改造东亚’,不如用‘改造中国与世界’,提出‘世界’所以明吾侪的主张是国际的,提出‘中国’,所以明吾侪的下手处;‘东亚’无所取义。”一月二日付以表决。到会者十八人中有十四人赞成“以改造中国及世界”或“改造世界”为共同目的。

  一月二日,讨论第二个问题时,仍先由毛泽东介绍巴黎会友的意见,接着他把当时世界上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归纳为五种:一、社会政策(即社会改良主义);二、社会民主主义;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四、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五、无政府主义,供大家讨论。

  何叔衡第一个发言,说他“主张过激主义。一次的扰乱,抵得二十年的教育,我深信这些话。”毛泽东紧接着说:“我的意见与何君大体相似。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表决结果,毛泽东等十二人主张布尔什维克主义,两人主张社会民主主义,一人主张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三人弃权。

  一月三日,讨论第三个问题,即眼前如何着手。大家提出研究、宣传、联络、经费、基本事业(办学校、书社、印刷局等)和建立组织等六项。熊瑾玎等谈到“有组党之必要”,全体同意把“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着手方法”之一。

  在讨论“会员个人生活方法”时,毛泽东表示:“我可愿做的工作:一教书,一新闻记者,将来多半要赖这两项工作的月薪来生活。……至于消费,赞成简单,反对奢泰”。

  能留作会议纪念的,是毛泽东整理的新年大会全部记录。

  不久,他又把这份记录铅印出来,作为《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二号,分寄给长沙及省外、国外的会员。

  当时在《湖南通俗报》做主编的谢觉哉,在元旦这天刚被毛泽东、何叔衡、周世钊介绍加入新民学会,他参加了后两天的讨论,在元月三日的日记中写道:“连日新民学会开会,关于主义争辩甚厉。……同一学会,则以奉同一主义为宜”。[2]

  巴黎和长沙的两次大会,说明新民学会已成为奉马克思主义为主要信仰的革命团体。学会七十四个成员,早期先后加入共产党的约三十一人,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易礼容、李维汉、罗章龙、郭亮、夏曦等都担任过党的重要领导职务。其他有三十多人长期从事教育和科学事业,并同情革命。只有熊梦飞等二人后来成为反共分子。

  和新民学会多数会员分道扬镳的,还有主张温和改良的萧子升。毛泽东一九一○年在湘乡东山小学堂读书时,就和他认识了。在湖南一师又是同学,萧早毛泽东三年毕业,两人曾一同“游学”,相交甚深。萧子升很有活动能力,书法很好,但有公子气。他从法国回来后,同毛泽东争论了好几个晚上,谁也没有说服谁。大革命时期,他曾任国民党北平市党务指导委员。国共分裂后,当过故宫博物馆监守,国民政府农矿部政务次长。后来长期旅居海外。晚年曾回忆说:“一九二○年,新民学会出现了分裂,在毛泽东领导下,那些热中共产主义的人,形成了一个单独的秘密组织。”[3]

  这个“秘密组织”,就是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在新年大会前后,毛泽东没有把筹建共产主义小组的事情在新民学会公开。

  一九二○年八月,陈独秀等在上海成立了共产党发起组,“预备在一年之中,于北平、汉口、长沙、广州等地,先成立预备性质的组织。”[4]看来,长沙一开始就列入了陈独秀的建党计划。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陈先生与在湖南长沙主办《湘江评论》的毛泽东等早有通信联络,他很赏识毛泽东的才干,准备去信说明原委,请他发动湖南的中共小组”。

  十一月间,毛泽东便收到了陈独秀、李达的来信,接受正式委托。他们还将上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机器工会,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宣言》起草等情况,随时告知毛泽东,还寄来了《共产党》月刊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等。十一月左右,毛泽东曾邀请陈独秀来长沙,内容之一就是参加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会。因陈乘海轮赴广东,就任孙中山军政府的广东全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未能到长沙来。经过慎重物色,毛泽东和何叔衡、彭璜等六人在建党文件上签了名,创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时间大约在一九二○年十一月。

  不久,毛泽东写信告诉蔡和森这位建党热情最高的朋友:

  “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5]。

  在筹组共产主义小组的同时,毛泽东还进行着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建工作。一九二○年十月,他同时收到北京、上海寄来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章程。便在第一师范、商业专门学校、第一中学的在校学生中物色对象,建立团组织。第一师范学生张文亮,就是毛泽东物色的建团工作骨干。他在一九二○年底的日记中多次写道:

  十一月十九日,“接泽东一信,送来青年团章程十份,宗旨在研究并实行社会改造。约我星期日上午去会他,并托我代觅同志。”

  十一月二十一日,“会见毛,云不日将赴醴陵考察教育,并嘱青年团此时宜注重找真同志;只宜从缓,不可急进。”

  十二月二日,“泽东来此。他说,青年团等仲甫来再开成立会。可分为两步进行:一,研究;二,实行。并嘱咐多找真同志。”

  十二月十五日,“接泽东复信,‘师范素无校风,你应努力团结一些同志作中坚分子,造成一种很好的校风’;‘青年团的问题你可努力在校发展团员,在本学期开一次会’”。

  十二月十六日,“泽东来此。青年团将于下周开成立会。”

  十二月二十七日,“泽东送来《共产党》九本。”

  日记几次出现“找真同志”的字眼。可以看出毛泽东积极慎重、注意质量的建团方针。北京、上海一些地方在建团时,由于缺乏经验,忽视质量,成员复杂,以至不得不在一九二一年五月宣布解散。湖南的团组织避免了这段弯路。它在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三日,即新民学会新年大会结束后十天正式成立,毛泽东任书记。成立时有团员十六人,到七月份发展到三十九人。其中有毛泽东的小弟弟毛泽覃。

  当时,毛泽东已父母双亡,他先后把小弟弟毛泽覃和从小在他家里长大的堂妹毛泽建接来长沙读书,只留大弟毛泽民在家理事。毛泽东把自己献给了革命,对家庭也有了新的想法。

  一九二一年二月,他带着毛泽覃回韶山过春节。年三十晚上,毛泽东和弟妹们围着火塘守岁。毛泽民告诉哥哥,家里起了一次火,修屋用了不少钱,前些时候又遭败兵勒索和坏人抢劫,家事已是一年不如一年。毛泽东听后开导说,国乱民不安生,要舍家为国,走出去干点事。家里的房子可以给人家住,田地可以给人家种。我们欠人家的钱一次还清,人家欠我们的就算了。那几头牛,还是让别人去喂,要春耕了,人家用得着。剩下的谷子,春耕时粜给上下屋场的人吃。

  过完春节,毛泽民随毛泽东离开韶山到了长沙,被安排在一师附小做校务,同时在工人补习学校学习。从此,毛泽东全家投身革命活动,毛泽建、毛泽覃、毛泽民先后为革命献出了生命。

  毛泽东对个人的思想修养和改造一直十分认真地对待,在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八日给彭璜的信中对自己性格中的长处和弱点作了坦率的剖析:“天下惟至柔者至刚,久知此理,而自己没有这等本领,故明知故犯,不惜反其道而行之,思之情栗!略可自慰者,立志真实(有此志而已),自己说的话自己负责,自己做的事自己负责,不愿牺牲真我,不愿自己以自己做傀儡。待朋友:做事以事论,私交以私交论,做事论理论法,私交论情。”青年毛泽东的这种性格,在他以后的日子里仍多少可以看得出来。

  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采纳蔡和森此前“事须秘密”,“潜在运动”[6]的建议,常以群众团体和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名义,从事马克思主义宣传活动。毛泽东还时常向长沙《大公报》推荐马克思主义文稿。该报主笔龙兼公是他的朋友。毛泽东还通过第一师范工人夜校,在工人中展开工作。一九二○年五月一日,长沙工人和学生数百人冒雨举行了庆祝国际劳动节游行。据李达回忆:在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代表们在住所交换各地工作经验,“北京小组在长辛店做了一些工人运动,武汉方面,京汉铁路工人运动及其他各工厂的工人运动也是刚刚开始。长沙小组,宣传与工运都有了初步的成绩。看当时各地小组的情形,长沙的组织是比较统一而整齐的。”[7]

  毛泽东是一九二一年六月接到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知的。六月二十九日下午六点,他和何叔衡一道在长沙小西门码头,乘着暮色,登上开往上海的小火轮。

  旅费由新民学会会员熊瑾玎协助筹集。他们走得很突然,也没有让亲友送行。当时和何叔衡同在《湖南通俗报》工作的谢觉哉在日记里写道:“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借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8]这五个圆圈,谢觉哉后来解释说是“共产主义者”,当时他知道这是件大事,怕泄露,只能以圈代意。

  这确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大事。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国内外七个共产主义小组派出的十二位代表。他们是:李达、李汉俊(上海)、张国焘、刘仁静(北京)、毛泽东、何叔衡(长沙)、董必武、陈潭秋(武汉)、王尽美、邓恩铭(济南)、陈公博(广州)、周佛海(日本)。会议原定由陈独秀主持,但他因广州公务繁忙不能抽身,特指派包惠僧与会。与会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

  这是一次年轻人的会议。最年长的何叔衡不过四十五岁,最年轻的刘仁静只有十九岁。十五位与会者的平均年龄二十八岁,正巧是毛泽东的年龄。以后改变整个中国面貌的中国共产党,最初就是由这样一些年轻人成立起来的。他们或西装革履,或身着长袍,是一色的知识分子。毛泽东在当时并不特别引人注目。

  代表们以“北大暑期旅行团”的名义住在上海法租界的博文女校,会址设在不远处李汉俊的哥哥、同盟会元老李书城家里,门牌是贝勒路树德里三号。七月二十三日正式开会,最后一天(三十一日)改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进行。

  大家推举张国焘主持会议,毛泽东和周佛海做记录。会议正式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并通过了党纲,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关于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会议确定要组织工会,领导工人运动。

  毛泽东除担任记录外,只作过一次发言,介绍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的确,毛泽东有着许多实际活动经验,但他不像在座的李汉俊、刘仁静、李达等精通外文,饱读马克思著作。共产党的第一次会议上,不少人常常引经据典,涉及许多理论问题。毛泽东给与会者留下的印象是老成持重,沉默寡言,“很少发言,但他十分注意听取别人的发言”[9]。他很注意思考和消化同志们的意见,常在住的屋子里“走走想想,搔首寻思”,乃至“同志们经过窗前向他打交道的时候,他都不曾看到,有些同志不能体谅,反而说他是个‘书呆子’‘神经质’”[10]。

  八月中旬,毛泽东回到长沙。因身体不舒服,便住在船山学社,以养病为主。他抓紧时间读了些书,特别“把英文作为主课,每天多少必读几句,诚已晓得非读不可了”[11]。

  他的心情是愉快的。要做的事情很多,怎样开展工作?党的“一大”会议并没有提供具体的办法。各地党组织的工作,一般从两方面着手:

  一、利用职业关系进行宣传和发展党员;

  二、想法接近工人,组织工人运动。毛泽东也是这样开始他建党初期的活动的。

  回湘不久,他被聘为湖南第一师范的国文教员,随即辞掉一师附小主事职务,推荐何叔衡接任。他们觉得党需要有一个加强理论学习和宣传的公开场所,便利用船山学社的社址和经费,创办了一所湖南自修大学。

  创办自修大学是毛泽东的夙愿。早在一年多以前他就设想过。毛泽东先后起草了自修大学的《组织大纲》和《创立宣言》。里面说“自修大学为一种平民主义的大学”,采取自学为主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并注意劳动,“求知识与劳力两阶级之接近”,是“取古代书院的形式,纳入现代学校的内容,而为适合人性便利研究的一种特别组织”。学校发出的《入学须知》中申明:“我们的目的在改造现社会。我们的求学是求实现这个目的的学问”。九月开学时,入校者只有一人,即后来著名的共产党员夏明翰。到一九二三年十一月,省长赵恒惕以“所倡学说不正,有害治安”的罪名封闭了湖南自修大学。这时,自修大学及附设补习学校已经培养了来自湖南三十四个县和外省四个县的二百多名青年。

  在创办湖南自修大学的同时,毛泽东着手组建湖南地方党组织。十月十日,湖南省的共产党支部成立,毛泽东任书记,成员有何叔衡、易礼容等。

  支部租了小吴门外清水塘二十二号一处平房,作为秘密活动机关。清水塘在城郊,地方比较偏僻,所住多为菜农,菜畦里有两口水塘,上塘水浊,下塘水清,由此得名。门前有一条路直通小吴门,人来人往不大引人注意。毛泽东和杨开慧从一九二一年十月搬到清水塘,一直住到一九二三年四月离开长沙。

  湖南党支部成立后,毛泽东着手在工人和学生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基层组织。为了接近工人,他脱下长衫,换上粗布短褂,赤脚穿了草鞋,到工人聚集的地方去,同他们做朋友。先后在第一纱厂、电灯公司、造币厂、黑冶炼厂,以及泥木、缝纫、印刷等行业中吸收一些先进分子入党。在学生中,首先是在自修大学、第一师范、商业专门学校、第一中学、甲种工业学校等基础较好的学校发展党员,有的学校还建立了支部。毛泽东还两次到衡阳省立第三师范,建立党支部。两次到安源煤矿了解情况,并于一九二二年二月成立了中共安源支部,由李立三任书记,是湖南党组织领导的最早的产业工人党支部。夏曦、郭亮、陈昌、夏明翰、蒋先云、毛泽民、黄静源、杨开慧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入党的。

  到一九二二年五月,湖南(包括江西萍乡安源)已有中共党员三十人。毛泽东和何叔衡在中共湖南支部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共湘区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委员有何叔衡、易礼容、李立三等,后来增加郭亮。区委机关仍设在清水塘二十二号。杨开慧实际上担任区委的机要和交通联络工作。

  这个期间,毛泽东还以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身分兼任社会主义青年团长沙执行委员会书记,领导湘区团组织建设工作。一九二二年六月七日至十五日,他连续三次给当时在团中央机关工作的张秋人写信,报告和联系团务。六月十七日,毛泽东主持召开长沙地方团员大会,在团执行委员会下面,特设立了学生运动、劳工运动、社会教育运动、妇女运动、政治宣传等七个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十分自然,中共“一大”闭幕后,便把发展工人运动作为自己工作的重点所在。

  一九二一年八月中旬,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机关。十月,在长沙成立了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毛泽东任主任。

  尽管毛泽东在一师时办过工人夜校,但从事工人运动对他仍是件缺乏经验的陌生事情。他办事历来不尚空谈,而是脚踏实地,从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把工作有条不紊地开展起来。

  在湖南从事工运,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如何争取湖南劳工会。这是个在湖南工人中较有基础而又受无政府工团主义影响的工人团体。它只作经济斗争,组织原则是“铲除领袖的合议制”,绝对打破领袖观念和男女界限,一九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在长沙成立。主要创始人是黄爱和庞人铨,会员约七千人。

  劳工会拥有不少群众,黄、庞二人在工人中也有相当威信。要把他们争取过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毛泽东首先仔细了解和分析了劳工会的情况,从中看出一些有利因素。

  如:黄爱、庞人铨都是五四运动、驱张运动中的激进分子,为人正直,纯洁;黄爱还先后受过李大钊、陈独秀的影响,是在征得陈独秀的支持后由沪返湘组织劳工会的。劳工会领导第一纱厂工人反对省政府把纱厂租给华实公司的斗争遭到失败,正需要人帮助指导。于是,毛泽东从帮助黄爱、庞人铨入手,指定专人同黄、庞联系,还多次约他们到清水塘住处恳切交谈。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湖南劳工会成立一周年。毛泽东同黄、庞商议改组劳工会,并在《劳工周刊》上发表《所希望于劳工会》一文,对改组劳工会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劳工会的目的不仅在从事经济斗争,“尤在养成阶级的自觉”,“谋全阶级的根本利益”。二是旧的行会式组织方式要不得,要有民主产生的人员精干的办事机构。三是工人应该自己养活工会,要准备罢工基金和选举基金。

  毛泽东的建议,得到黄、庞的赞同和采纳,他们随即对劳工会进行改组,把原来各工团的合议制,改变为书记制,将过去的八个部集中为书记、教育、组织三个部,黄爱还邀请毛泽东助理会务。他们接受毛泽东“小组织大联合”的主张,先后成立了土木、机械、印刷等十多个工会。劳工会从此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十二月中旬,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由张太雷陪同到桂林和孙中山会商。途经长沙曾作停留。毛泽东在文化书社接待了他,介绍黄爱、庞人铨和马林见面,请他“花了一个晚上给他们讲阶级斗争、俄国革命”的情况。[12]马林在随后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曾这样谈到沿途的观感:“这次南方旅行我觉得是我在中国逗留期间最重要的时期。……在若干省城里我发现,中国青年对社会主义问题十分感兴趣。我在长沙、桂林、广州和海丰都参加了青年的集会。那里有青年学生的各种地区性俱乐部,研究关于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这些青年组织总的说来实际上并没有对工人运动的发展作出什么贡献。只有长沙的青年组织举行了反对华盛顿会议的示威游行并建立了一个纺织工人联合会,这个工会组织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底举行了罢工”[13]。

  马林走后,毛泽东请易礼容转告黄爱、庞人铨,邀他们到清水塘谈话。事后,毛泽东对易礼容说:“谈得很好,他们的见解看法同我们是一样的,愿意同我们一起干”。

  十二月二十五日,根据中共中央局指示,毛泽东通过湖南劳工会、省学联,发动长沙一万多工人、市民和学生,举行示威,反对美、英、日、法等国在华盛顿召开“共同支配中国”的所谓太平洋会议。黄、庞分任大会主席和游行总指挥。当时的记者报道说:“劳工会的‘老虎的和平’的传单,从经济的立场,揭穿太平洋的内壁,鼓吹阶级斗争,鼓吹劳动者武装,鼓吹全国、全世界的劳动者的大团结,色彩是很鲜明的。”这是改组后的劳工会组织的第一次大规模活动,在全国影响很大。黄爱、庞人铨也在斗争中洗刷了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影响,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一九二二年一月十六日,黄爱、庞人铨因组织长沙纺织工人罢工,遭军阀赵恒惕逮捕,次日晨被绑赴浏阳门外秘密杀害。牺牲前,黄爱被砍三刀后仍用力高喊:“大牺牲,大成功”。

  黄、庞遇难后,毛泽东立即联合长沙各界在船山学社两次召开追悼大会,发行纪念特刊。为冲破赵恒惕对舆论的封锁,毛泽东把李立三从安源调回,指示他去常德动员黄爱六十岁的父亲同去上海,向各界控诉赵的罪行。随后,毛泽东也借机赴上海,组织反赵运动,出席上海追悼黄、庞大会。一时间,全国各地掀起了追悼黄、庞,抗议赵恒惕摧残工运罪行的浪潮。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写的报告中特别说道:“因反对太平洋会议,鼓吹承认苏维埃俄罗斯的示威游行及参加纱厂罢工,青年团团员黄爱、庞人铨二人被督军所杀。”[14]黄爱五四时期曾在天津参加觉悟社,和周恩来交情甚深。周在德国得知黄、庞被杀,悲愤地写下《生别死离》一诗,表示决心要用鲜血来浇灌“共产花开”,让“赤色的旗儿飞扬”!

  通过改组和指导湖南劳工会的活动,毛泽东初步获得领导工人运动的经验。他深知依靠和培养骨干、建立强有力的工会组织的重要性。于是指派党内干部,先后组建了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工人俱乐部这个名称,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定下来的。除路矿等方面的一部分产业工人外,湖南省会长沙主要是手工业工人聚集的城市,行业很多,工人多达十万人。毛泽东领导湖南党组织先后组建了长沙泥木工会、长沙人力车工会、长沙笔业工会、长沙理发工会、长沙缝纫工会、长沙铅印活版工会等。各工会和俱乐部的秘书都由共产党员担任,毛泽东还亲自兼任长沙铅印活版工会的秘书。从一九二二年下半年到一九二三年初,先后领导发动了安源路矿、粤汉铁路、水口山铅锌矿和长沙泥木工人等一系列的大罢工,掀起了湖南工人运动的高潮。

  斗争高潮是从安源工人大罢工开始的。

  江西萍乡的安源煤矿和湖南株洲到萍乡的株萍铁路,合称安源路矿,共有工人一万七千人。由于株洲同长沙已有铁路相通,它同长沙的联系比同江西省会南昌要方便得多,所以由湖南党组织领导,是湖南党组织领导范围内最大的工矿企业。早在一九二○年十一月,湖南自治运动失败后,毛泽东到萍乡休息,到过安源考察,注意到这里的工人所受的残酷剥削。他们每天劳动长达十二个小时,工资低微。矿井又没有安全设备,不断出现伤亡事故。

  一九二一年冬,安源路矿一些工人写信给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请求派人到安源帮助并指导一切。书记部派毛泽东前往。他两次到安源,后一次还带了李立三等一同前往。下到又黑又脏的煤井,同工人交朋友,了解他们的疾苦。他告诉工人们应该团结起来争取自己的利益,还打了个比方,说:

  路上有点小石子,大老板抬脚随便一踢,就踢开了,要是把许多小石子掺上沙子、石灰合成团,大老板搬也搬不动。回到长沙后,毛泽东决定把这里作为发展工人运动的基本立足点。年底,派李立三到安源开辟工作,以后又陆续派刘少奇、蒋先云、黄静源、毛泽民等到安源工作。

  毛泽东很强调争取以合法形式开展斗争,先把脚跟站稳,逐步开展工作。他告诉李立三要利用当时社会上时兴的平民教育运动,开办工人补习学校,发现和培养骨干。李立三到安源,用的就是办平民教育的名义。他通过关系打听到萍乡县知事是举人出身,喜欢古文骈体,反对白话文,就用“四六体”写了一篇呈文请求立案,果然很快得到批准。这个县知事还把呈文加上头尾,作为布告张贴。一九二二年一月,安源建立了第一所工人补习学校。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李立三任主任,朱少连任副主任,取得了合法地位。一九二二年“五一”劳动节这天,安源工人举行了声势较大的示威活动。

  五月中旬,毛泽东第四次来到安源,召开中共安源路矿支部会议,听取工作汇报。当听说“五一”游行喊的口号中有“中国共产党万岁”时,他告诫大家,一定要稳当,一下把共产党公开出去,要是反动派向你们要共产党怎么办?有的人就会害怕。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中,要讲究斗争策略,不然就要吃亏。现在要紧的是把工人组织起来。

  此后,工人俱乐部注意斗争策略,采取创办“消费合作社”的方式,把俱乐部活动同工人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使加入俱乐部的工友增加了许多。九月初,毛泽东第五次来安源,和蒋先云、朱少连等分析安源斗争形势,一致认为罢工时机已经成熟。接着又召开党支部会议,研究罢工方案。毛泽东提出了“哀兵必胜”的策略,以争取社会舆论的同情,孤立分化路矿当局。九月十四日,安源路矿工人举行大罢工,李立三任总指挥,刘少奇为工人总代表。罢工宣言提出十七项政治和经济要求。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提出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经过五天的激烈斗争,工人俱乐部“未伤一人,未败一事,而得到安全胜利”[15]。这年冬天,毛泽东第六次来安源,召开工人代表会议,在会上作了全国工运情况的报告。临行前,毛泽东指示安源党组织,趁罢工胜利,发展一批优秀工人入党。安源党团组织迅速发展,到一九二三年就发展了十三个党支部和二十六个团支部,还建立了安源党的地方委员会。

  一九二三年四月,毛泽东第七次到安源。这时,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受到直系军阀吴佩孚残酷镇压,中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安源路矿当局也扬言要取缔工人俱乐部。来安源前,毛泽东就召集安源党组织负责人到长沙开会研究对策。他指示要暂避锋芒,取稳重步骤,不轻易举行罢工,但要摆出弯弓待发之势,做好罢工的充分准备。安源的同志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回来后一方面找矿局谈判,严词指明当局有请军队解散工人俱乐部的阴谋,如果这样做,势必引起工人再度罢工,整个矿区将遭受破坏。同时在工人中紧急动员,号召大家做好充分准备。这就使矿局陷于被动,终于不敢动作。

  一九二二年十月,紧接安源罢工胜利之后,毛泽东又发动和领导了长沙六千多泥木工人的罢工斗争。

  当时,官府搞土木工程的“义务工差”很多,工价又低,这是泥木工人生活贫困的直接原因。工人罢工的基本目的是争取营业自由权,并要求长沙县知事把工价调到三角四分。十月六日,罢工开始后,毛泽东奔走呼号,使全国一些地方的工会发来声援电,长沙《大公报》几乎每天都报道罢工消息。

  但长沙县公署拒绝接受工人提出的条件。工人们决定请愿,县公署又张贴布告,禁止请愿,否则依法惩办,还说工人中有“暴徒”。一些工人害怕再度发生黄、庞事件,找毛泽东商量。

  毛泽东对他们分析说,现在的形势与黄、庞领导罢工时大不相同了。一方面,工人有组织,社会各界同情我们;另一方面,此事和赵恒惕直接关系不大,没有赵的眼色,长沙县知事周瀛干不敢杀人。

  十月二十三日,数千泥木行业工人开进了县公署围墙。毛泽东穿着一件对襟衫在队伍中间指挥。他手上带着一个口哨,吹一声口哨,工人喊一句口号,连吹连喊,工人的情绪越发高涨。周瀛干始终不敢出来。最后省政务厅长吴景鸿只好出面,答应次日上午召集公团会议,请泥木工人派代表出席协商。十月二十四日,毛泽东亲自担任泥木工人首席代表,率领几名工人代表到省政务厅同吴景鸿谈判三小时,迫使吴答应由泥木工人行具一个呈文,说明要求增加工资和营业自由,交省政府赵恒惕批准。毛泽东当场将吴和工人代表的谈话记录下来,并起草呈文。第二天,《呈省长文》在长沙《大公报》发表。毛泽东在“呈文”里采取以彼之矛、攻彼之盾和分化打击的策略,特别指出:营业自由,载在宪法,工价之争,官府不必过问。泥木工人以三角四分工价请求开工,“独长沙县知事坚持不决,实属违反省宪,阻抑工情。既蒙省长维持,复承政务厅吴厅长于今日工等代表晋见之时,代表省长表示允照工等主张办理”,请省长明白批示,以安人心云云。

  赵恒惕不得不照此批准。至此,泥木工人经过二十天罢工斗争,取得完全胜利。

  为了便于统一领导和更大规模地开展湖南工人运动,毛泽东开始筹划全省统一的工人组织。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一日,粤汉铁路总工会在长沙新河站开成立大会,大会由毛泽东主持,全省三十多个工会组织各派代表参加。与会代表一致赞成组建全省工团联合会,随即又召开联合会第一次代表会议,毛泽东被推为主席并代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发表演说。会后,毛泽东参加起草了全省工团联合会的章程。十一月五日召开各工会第二次代表会议,毛泽东被选为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干事局总干事,郭亮为副总干事。同时发布宣言通告全国。这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两大地方组合”之一,另一个是湖北省工团联合会。劳动组合书记部这个名称是搬用的外来名词,很难被工人群众所理解。在全省工团联合会成立后,这个名称便不再使用了。

  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成立后做的一件大事,是同赵恒惕政府进行了三天说理请愿斗争。

  当局对日益高涨的工人运动,深感不安。他们制造谣言,说干工运的是“过激派”,得了外面的钱,搞无政府主义,要推翻现在的省政府等。同时还放出将对工人采取严厉镇压手段的口风,并发生了长沙西区警察署突然摘下人力车工会会牌等挑衅事件。

  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和中共湘区委决定采取先发制人的办法,利用赵的省宪法,展开说理斗争。十二月十一日,毛泽东以湖南全省工团联合会总干事的身分,率领所属各工会代表郭亮、任树德、罗学瓒等二十三人,会见长沙县知事周瀛干、省警察厅长石成金。十二日,又会见省政务厅长吴景鸿。十三日,直接会见赵恒惕本人。他们就请政府表示对工界的态度,关于结社、集会自由,表明工界本身的态度等十个问题展开谈判。迫使赵恒惕等宣称,政府对工人全采保护主义,并无压迫之意,还承认省宪法第十二条规定的人民有自由结社、和平集会的权利,“不受何种特别法令的限制”,“完全有效”。毛泽东等还申明:工人所希望的是社会主义,因为它于工人有利,但目前尚难做到,故以民治主义为原则,绝不是官厅文告说的无政府主义。赵恒惕等对“不要政府”的无政府主义确是深恶痛绝,但对社会主义却茫然无知,因而表示“均以工人采这种态度极为得当”。

  工人的要求基本上得到解决,毛泽东等立刻以《各工团代表与赵省长、吴政务厅长、石警察厅长、周长沙县知事交涉的实在情形》为题,披露说理斗争详实情况,刊在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十五日至十七日的长沙《大公报》上。赵恒惕像吞下一颗酸涩的果子,很不是滋味。事后他对左右说:湖南再来一个毛泽东,我就不能立足了。

  的确,经过两年工人运动的锻炼,毛泽东已经成长为一个老练的革命家。在斗争实践中,他依靠组织和群众,培养骨干,注重策略,利用矛盾,争取舆论,以合法斗争掩护和配合非法斗争,积累了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后来毛泽东身上表现出来的出色的领袖才干,这时已初见端倪。他领导的湖南工人运动,罢工十次,胜利及半胜利九次,失败一次,“大引起社会之注目”[16]。同时也获得党内的高度评价。陈独秀在中共三大上总结二大以来中央和各地区工作时,曾这样说:

  “就地区来说,我们可以说,上海的同志为党做的工作太少了。

  北京的同志由于不了解党组织,造成了很多困难。湖北的同志没有及时防止冲突,因而工人的力量未能增加。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17]自一九一七年四月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上刊发毛泽东的《体育之研究》,六年过去了。从五四、建党到工人运动,陈独秀越来越赏识毛泽东的才干。一九二三年一月他着手筹备党的三大,便决定调毛泽东到中共中央工作,派李维汉回湖南接替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一职。

  一九二三年四月,毛泽东安排好湘区工作,离开清水塘,离开妻子杨开慧和刚刚半岁的儿子毛岸英,秘密地前往上海。

  这时,长沙街头已贴出赵恒惕悬赏缉拿“过激派”毛泽东的布告。

  注:

  [1] 邹蕴真:《新民学会成立会和一九二一年新年会议概况》,《新民学会资料》,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45页。

  [2] 《谢觉哉日记》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第26、27页。

  [3] 萧子升:《毛泽东青年时代》,引自中共湖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综述》,见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575页。

  [4] 周佛海:《扶桑籍影溯当年》,引自《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471页。

  [5] 毛泽东致蔡和森信,1921年1月21日。

  [6] 蔡和森致毛泽东信,1920年8月13日。

  [7] 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1955年8月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页。

  [8] 《谢觉哉日记》上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9页。

  [9] 刘仁静:《回忆党的“一大”》(1979年3月14日、17日),《“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5页。

  [10] 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一大”前后》(二),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页。

  [11] 毛泽东致萧子升信,1921年9月28日。

  [12] 《马林赴华回忆》(1935年8月19日),《“一大”前后》,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70页。

  [13] 马林给共产国际执行局的报告,1922年7月11日。

  [14] 陈独秀:《党务、政治宣传、劳动运动情况及今后计划》,1922年6月30日。

  [15] 刘少奇、朱少连:《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略史》,1923年8月1日,原载《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罢工胜利周年纪念册》。

  [16]  毛泽东:《省宪下之湖南》,中共中央理论月刊《前锋》第1期,1923年7月1日。

  [17]  《陈独秀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向第三次党代表会议的报告》,1923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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