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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新闻>>党史人物纪念馆>>毛泽东纪念馆>>毛泽东传>>《毛泽东传》(1949―1976)
 
二十六、庐山会议后的一年四个月(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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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的《十年总结》,对新中国成立后十年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了一个轮廓式、提纲式的总结,对一些史实作出判断。比方说,“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这就是一个重要判断。当然,有一些判断是不正确的,比如说,“七八两月在庐山基本上取得了主动”。毛泽东的总结再次肯定周恩来主持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他批评了一些同志,说“管农业的同志,和管工业的同志、管商业的同志,在这一段时间内,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毛泽东自己也作了自我批评:“我本人也有过许多错误。有些是和当事人一同犯了的。”他说,高指标要下决心改,改过来就完全主动了。“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在人们头脑中的真实的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他承认:“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以第二个十年时间去调查它,去研究它,从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服务。” ① 

  毛泽东写这个总结,虽然只用了两个小时,但酝酿的时间很长。远的不说,大体从一九五九年十一月的杭州会议,毛泽东就开始试图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年经验进行总结。后经一九六0年一月上海会议,三月天津会议,又经过一系列小型会议的交谈,到这次上海会议,为了全面降低计划指标,需要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解决党内高层领导的认识问题。他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一气呵成,写出这篇重要文献。他在谈到《十年总结》时说:“我企图从历史来说明问题,使我们盲目性少一点,自觉性多一点,被动少一点,主动多一点,不要丧失主动权。” ② 

  毛泽东极端重视主动权这个东西。人们都还记得毛泽东说过的关于军事上争取主动权的那段话:“被敌逼迫到被动地位的事是常有的,重要的是要迅速地恢复主动地位。如果不能恢复到这种地位,下文就是失败。” ③毛泽东在他的一生中,不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始终注意把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中国革命在他的领导下,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他不是没有过丧失主动权或者处于被动的时候,但是凭他超人的智慧、丰富的经验和求是的精神,总能化险为夷,变被动为主动。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由于缺乏经验,又急于求成,迷恋高指标,离开了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听信一些不负责任的、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报告,因而对高指标虽曾几次决心调整,总是落不到实处,因而总是处于被动状态。这次提出减少盲目性,争取主动权,是他对两年来经验教训的一个总结。 

  邓小平对《十年总结》作出一个评价,他说:主席这篇东西,我很赞成,需要总结一下。我看这次会议最大的收获,如果说我们得到益处,恐怕就是这个。《十年总结》是全面的,提到认识论的高度解决问题,从思想方法上解决问题。 ④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以及与会人员都一致赞成这个总结。 

  《十年总结》作为一个历史文献,在当时起过积极的作用,其中包含一些普遍性的原则至今仍是适用的。当然,这个总结也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它肯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肯定对彭德怀的错误批判,表明对“左”的指导思想及其危害仍未能认识。 

  上海会议在毛泽东主持下,对三年补充计划的十四项指标,作了较大幅度的调整,有的比第二个五年计划原定的指标还低。这次会议主要明确了两个问题。一是坚持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加快发展农业;二是强调作计划必须留有余地。这一切,都是为了从全局上改变被动局面,争取主动权。这次上海会议与一月上海会议有很大的不同。一月会议时,人们的头脑,包括毛泽东在内,都还很热,认为一九六0年仍将是一个大跃进年,比一九五九年形势更好,因而不论是三年补充计划,还是八年设想,都是脱离实际的。在这近半年的时间,经济形势日益困难,严重问题逐步暴露,计划完成情况很差,因而这次会议出现另一种情况,全面降低指标、强调留有余地。尽管这次调整仍然是不彻底的,但总是向实际靠近了一些。 

  上海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本来应该像往常那样,狠狠地抓会议精神如何一步一步落实;但恰恰在这个时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严重事件而转移了他的目光,他的注意力几乎全被吸引到布加勒斯特会议上。 

  赫鲁晓夫和苏共中央对这次会议作了充分准备,要对中国共产党发起全面攻击。中共代表团一到布加勒斯特,就受到全面封锁,在六月二十日至二十五日举行的罗马尼亚工人党代表大会上也出现了一些异常现象。六月二十二日,中共代表团与赫鲁晓夫会见,持续六个小时,大部分时间是赫鲁晓夫对中共进行猛烈指责。二十三日苏共代表团交给中共代表团一封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所署日期为六月二十一日,通篇内容是反驳《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的观点。他们还把这封信改为《通知书》的形式,提前在二十一日散发给到会的其他党代表团。二十三日这一天,苏共又送来一份关于公报的稿子,说是准备二十四日开会讨论。因此,会议开始前,空气已十分紧张。 

  从六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代表团举行会议,也就是苏共在六月七日致中共信中所提出的所谓会晤。“会晤”一开始,就是对中共代表团的围攻。赫鲁晓夫又一次对中共进行激烈的攻击,涉及中国内政、外交各个方面。彭真给予反击,单批评赫鲁晓夫,着重批评他说帝国主义跟过去不一样,批评赫鲁晓夫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彭真提出:原先苏共给我们的来信,只讲“会晤”,没有讲发表公报的事,我们对公报有些意见,请考虑修改。赫鲁晓夫立刻表示,不能修改,而要中共代表团签字。彭真说,我们要请示中央。 

  当时,指导中共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同赫鲁晓夫进行这场斗争,处在第一线的是邓小平在北京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最后作出决定的是在上海的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北京和上海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六月二十三日,中央收到彭真来电,报告苏共中央六月二十一日给中共中央来信即《通知书》的要点。中央书记处临时开会,讨论如何答复来电问题。同一天,毛泽东收到柯庆施送来的彭真来电的抄件,当天晚上,他邀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开会,商量此事。从这一天起,毛泽东等四位常委,加上柯庆施,有时刘晓也参加,在上海文化俱乐部连续开会五天,讨论布加勒斯特会议问题。 

  由于中共代表团不断地、及时地把布加勒斯特会议情况报告国内,中共中央对会议的进展情况了如指掌,及时地给代表团指示,所以代表团的斗争进行得很成功。经中共中央同意,中共代表团在公报上签了字,同时发表了一个声明。 

  布加勒斯特会议标志着国际共运阵营分裂的升级,中苏两党之间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的分歧完全公开化了,中苏两党关系急剧恶化。⑤ 

  彭真率领中共代表团于六月二十八日回到北京。 

  毛泽东六月二十九日离开上海,经蚌埠、济南于七月二日到天津。当天晚上,在专列上听取专程从北京赶来的彭真、康生等人的汇报,第二天由天津直接到达北戴河,准备在这里召开中央工作会议。 

  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七月五日开始,八月十日结束,共一个月零六天。会议主要讨论国际问题(中苏关系)和国内经济问题。 

  一九六0年已经过去半年了。这半年来,和原来的预期相反,生产计划完成得很不好,从四月以来,工业生产不断下降,农村中的“五风”和急于过渡的情况,虽有中央明文制止,但由于对问题的严重性估计不足,缺乏切实有力的具体措施,因而没有多少成效,加上一些地方严重干旱,粮食形势非常紧张。这是摆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面前十分紧迫而急需解决的问题。本来这次会议需要充分讨论和解决国内经济问题。毛泽东在会议的第一天,召集政治局委员和部分地方负责人开会的时候,就讲到:国外争论的解决,取决于国内工作。现在我们的工业、农业都未过关,必须下决心,立志气,密切联系群众,深入基层,纠正缺点,把各项工作做好。要缩短战线,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争取在三年到五年内把过关的任务完成。⑥ 但是,中苏关系问题却始终吸引着与会者(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主要注意力,对国内经济问题没有深入讨论。 

  七月八日,彭真向会议作关于布加勒斯特会议情况及中苏两党分歧问题的报告。在小组讨论中,大家议论纷纷,对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中共代表团搞突然袭击、组织围攻的恶劣做法表示极大愤慨。为了使大家了解中苏两党关系怎样会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原则性的意见分歧,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周恩来作了一个系统论述共产国际(实际上是苏共)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报告。 

  在这些日子里,毛泽东邀集中央常委的几位同志和有关负责人,连续开会研究对苏共中央六月二十一日《通知书》如何作出答复。 

  七月十八日,李富春就国内经济问题向会议作报告,会议开始转到讨论国内问题。二十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各地汇报今年完成生产任务的情况。二十六日,周恩来主持会议,专门讨论当前最突出的粮食问题。二十八日,毛泽东再次召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进一步研究粮食问题,同时还讨论了尖端技术问题。 

  正当会议刚刚进入讨论国内经济问题时,突然又发生苏联撤走全部在华专家的严重事件。苏联政府七月十六日照会中国政府,决定召回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而且不等中国答复,在七月二十五日就通知说,在中国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都将在七月二十八日到九月一日期间全部撤走。当时在中国的苏联专家共有一千三百多名,分布在经济、国防、文教和科研等二百多个企业和部门。他们全部撤走,使中国一些重大的设计项目和科研项目中途停顿,使一些正在施工的建设项目被迫停工,使一些正在试验生产的厂矿不能按期投产。这对正处在困境中的中国经济,无疑是雪上加霜。苏共这一举动,把两党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与国的关系上,显然是为了进一步对中国施压。 

  七月三十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答复苏联撤回专家照会的复照稿。第二天,将复照交给苏联驻华大使馆,同时印发会议。复照指出,苏联撤回专家的行动,违反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违反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友好关系的准则,希望苏联政府重新考虑并且改变召回苏联专家的决定。但是,苏方以毫无商量余地的态度,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撤走全部苏联专家,撕毁了两国间签订的所有有关协定与合同。 

  七月三十一日,在毛泽东主持下,周恩来就苏联撤走专家和外贸问题向会议作报告。这两个问题,都是当时大家特别关心的,影响到国家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当时,在中国进出口贸易额中,对苏贸易占一半,中国主要出口粮、油、肉、蛋等农产品。由于这两年农业大幅度减产,粮、油、肉、蛋等不能按计划收购上来,对苏贸易欠账达二十五亿卢布。在赫鲁晓夫咄咄逼人、对中国采取高压政策的背景下,大家一了解到这种情况,迸发出一种勒紧腰带还债的激愤情绪。有人说,“要争口气,明年把债还掉”。有人说,“共赴国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毛泽东以坚定口气说:“明年还清这个账。” ⑦大家认为,这不仅仅是一个关系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而且是关系到国家在国际上的声誉,关系到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斗争的问题。 

  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发表讲话,讲了一个小时。他说国际形势很好,全世界的人包括社会主义阵营的人,革命的工人,革命的农民,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知识分子,总之,百分之九十或者更多的人是好人,坏人总是少数,顶多百分之十。要坚信这一条。这是毛泽东观察国际形势的一个基本观点,从一九五九年以来反复论述这个观点。关于中苏关系,他说,反对修正主义问题讲了好多了,许多同志都讲了,你们也分组讨论了,特别是总理、彭真同志他们作了系统的报告,我就不需要多讲话了。 

  讲到国内问题,他突出强调了要抓好粮食生产。他要求搞好田间管理,搞好秋收、秋种,尽可能地多打粮食,多种粮食。民以食为天,吃饭是第一条。针对农村人民公社急于过渡和刮“共产风”的情况,他提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至少五年不变,搞一个死规定,五年以后再说。一定要有个人所有制的部分,给社员一点自留地,过去批转贵州省关于食堂办得好的地方不要自留地的那个文件,是有毛病的。“大集体、小自由”,一九五八年武昌会议决议里写了的,不要忘记这一点。他说,今天我讲的这些,不是什么发明,也不是我个人的意见,而是我们过去共同决定的,中央都有指示的,今天重复一下。 

  毛泽东讲到的这些政策,是在郑州会议以后的纠“左”过程中逐步制定的,对制止“共产风”、稳定农村生产秩序曾起过好的作用,但被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运动冲掉了。事隔一年,毛泽东又重申这些政策,预示着党的农村政策将会有一个新的调整。 

  毛泽东在会议上只讲了这一次话,讲的时间也不长。在一个多月的北戴河会议期间,他下海游泳只有五、六次,这是以往所少见的。他的心情显得沉重,常常一个人坐在沙发上长时间不语。睡觉也不好。他曾对值班人员说,他很忙,文件多,生活上对他多照顾一下。可以想像,国际上有来自苏联等方面的压力,国内出现了他始料不及的如此困难的经济局面,等待着解决的棘手问题那么多,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毛泽东,在精神上承受着多么大的压力。他在六月上海会议上提出争取主动权的问题,并没有实现,依然处在被动状况中。如何克服当前困难,摆脱被动局面,他在苦苦地思索着。他也确实太疲劳了。 

  出于对毛泽东的爱护,保证他的身体健康,党的总书记邓小平在会议结束时宣布:“最近主席恐怕是要脱离一下工作,完全休息,就是少奇同志主持。只是有一件事情,就是对苏共《通知书》的答复,我们把文件搞好了,主席过问一下,日常工作我们处理了。” 

  毛泽东:“我赞成,休息一个时期。” 

  邓小平:“小事就不要过问了。” 

  毛泽东:“少看文件。” 

  邓小平:“这样比较好。” 

  这时,康生插了一句话:“《毛选》第四卷注释,习仲勋那个地方加两句,已经加了,主席什么时候看看呀?” 

  彭真:“不要他看了。” 

  邓小平:“可以不看了,我们定了算了,那个里面没有什么重大的问题。” ⑧ 

  北戴河会议经过多次讨论,最后,形成几个文件。一是《关于开展以保粮、保钢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的指示》,二是《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三是《关于全党大搞对外贸易收购和出口运动的紧急指示》。会议决定,坚决缩短基本建设战线,集中力量保证重点产品、重点企业和基本建设项目;认真清理劳动力,充实农业战线,首先是粮食生产战线。这一切,都是为了解决当前国民经济中最突出的问题,扭转困难局面,而规定和采取的一些具体措施和办法。会议还制定了《关于向党员干部介绍布加勒斯特会议情况和中苏关系问题的通知》。这次会议还有一项重要决定,就是成立中央局。 

  北戴河会议以后,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中共中央开始研究中苏两党会谈的问题。中苏两党会谈,是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提出的建议,目的是为了开好世界各党代表会议及其起草委员会会议作准备。 

  为了争取主动,中共中央决定,在两党会谈前,就把对苏共中央《通知书》的答复书发出去。《答复书》的起草工作,在北戴河会议时即已着手,会后写出了送审稿,共十二个部分。八月下旬陆续送毛泽东审阅。九月七日,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讨论过一次。根据他们的意见,作了修改。九日,邓小平打电话给毛泽东的值班秘书,说文件已经搞出来了,少奇同志看了,提了些修改意见。明日政治局和书记处开会讨论,常委同志不参加,问主席看过没有,有意见改在本子上给他,或者他们来谈谈。毛泽东让秘书告诉邓小平:“文件我都看了,写得很好,我没有多少意见,只有几处小的修改。明天如果其他同志有事不能参加,只请小平、彭真同志来谈一下就行了。”第二天,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同邓小平、彭真和吴冷西谈了一次,《答复书》最后定稿。当天(九月十日),由邓小平、彭真约见苏联驻中国大使契尔沃年科,把《答复书》⑨ 交给他,同时通知他,中共代表团于九月十五日动身去莫斯科。 

  中共代表团由邓小平任团长,彭真任副团长。代表团出发前,九月十三日晚上,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中苏两党会谈的方针。 

  两党会谈从九月十七日到二十二日,共举行五次。因双方意见分歧很大,争执不下,无结果而散。代表团二十三日下午回到北京,当天晚上向政治局常委汇报。根据吴冷西的回忆,毛泽东在汇报会上讲了一些意见。大意是:中苏两党还是应该团结的。我们需要团结,他们也需要团结。问题是如何达到团结。我们要争取在马列主义基础上同苏共达成协议。苏共习惯于以老子党自居,不习惯于兄弟党之间进行民主讨论。这次中苏会谈有好处,你讲我也讲,不是布加勒斯特会议那种一面倒的方式。将来在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争取达成协议,但也不怕分裂,准备苏共要分裂。我们总的方针是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坚决斗争,留有余地。⑩ 

  九月三十日,邓小平、彭真率代表团再次赴莫斯科,出席起草委员会会议,主要讨论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草案。声明草案是苏共准备的,其中有不少是影射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团将这一情况向中共中央报告。四日,接到中央指示:对苏共中央草案中的一系列错误观点,必须加以有力的反驳,然后再提出具体的对案。起草委员会从十月一日到二十二日,经过三个星期激烈的争论,声明草案最后基本取得协议,但还有几个问题,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一)关于从人类生活中排除战争可能性问题;(二)关于全面肯定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问题;(三)关于集团活动与派别活动问题;(四)兄弟党之间关系的平等、协商原则问题。中共代表团在二十二日起草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上发言时,把上述问题暂时挂起来,强调团结,高举团结旗帜,以争取多数人的同情。 ⑾二十四日,邓小平、彭真一行回到北京。当天晚上,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会议,听取他们汇报。 

  十一月五日,以刘少奇为团长、邓小平为副团长的中共代表团离京飞赴莫斯科,出席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苏共代表团的主要成员是赫鲁晓夫、科兹洛夫、苏斯洛夫等。这是国际共运中的一件大事,引起举世瞩目。 

  十一月七日,红场游行后,苏方交来一个对中共《答复书》的答复,并且申明,希望不要把它与会议联系起来。苏共的这个“答复”集中攻击毛泽东的一些论点,同时也列举了刘少奇、邓小平、陆定一文章和讲话中的论点。十一月九日,苏斯洛夫等会见中共代表团时,说明他们在这次会议上的立场,是要消除分歧,加强团结;赫鲁晓夫的讲话是建设性的,没有争论的语言,不涉及答复书的问题。两党的分歧今后还可以讨论,不要拿到这次大会上去。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向他们表示,我们这次是抱着团结目的来的,原定在会议上要讲一篇热情的团结的话。现在你们十一月五日的“答复”,破坏了这种可能,原来的想法已经不能不改变了。你们一面说要团结,不争论;一面发出一百多页的“答复”,你们要团结的讲话,是不真实的。看来是非在会上回答你们不可。争论是你们引起来的。⑿


①毛泽东:《十年总结》,手稿,1960年6月18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197页。
②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0年6月18日。
③《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223页。
④见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0年6月18日。
⑤以上根据《杨尚昆回忆录》(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514-517页。参照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279-300页。
⑥《杨尚昆回忆录》(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518、519页。
⑦见周恩来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0年7月31日。
⑧见刘少奇等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60年8月10日。
⑨中共中央的《答复书》,对苏共中央的《通知书》作了系统的批驳。其中着重讲了五个问题:第一,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中共代表团实行突然袭击,组织围攻。第二,赫鲁晓夫把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撕毁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援助中国建设项目的所有协议,撤回全部在华苏联专家。第三,赫鲁晓夫在中印边境冲突中偏袒印度,指责中国,把中苏分歧公开化。第四,赫鲁晓夫吹捧艾森豪威尔,美化美帝国主义。第五,赫鲁晓夫公然对西德总理阿登纳宣传所谓“黄祸”,并要阿登纳帮助他对付中国。
⑩见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364、365页。
⑾《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572、573页。
⑿《杨尚昆日记》(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583-5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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