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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同志对中国新时期外交工作的伟大贡献

刘华秋

2006年08月17日14:26    来源:光明网-光明日报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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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中国的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也亟待进行新的调整转变。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转移,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新时期。中国的外交工作也随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邓小平同志是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他确 立了我国新时期的国际战略和外交路线,形成内容丰富、博大精深的邓小平外交思想,他亲自领导了一系列意义深远的重大外交活动,为新时期的中国外交工作作出了历史性的伟大贡献。
  一、改变了世界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看法,科学判断了总体国际形势。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前的较长一段时期内,我们对战争形势的估计是,世界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甚至认为世界大战的危险迫在眉睫。邓小平同志说 “我们过去的提法,是立足于早打、立足于大打、立足于明天就打。”在深入研究世界形势发展变化的基础上,邓小平同志对世界战争问题逐渐形成了新的判断。1977年他讲,“可以争取延缓战争的爆发”。1982年提出,“战争的因素在增长,但制止战争的因素也在增长”。1985年明确指出,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变化,改变了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结论是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这主要是因为 只有苏联、美国两个超级大国有资格打世界大战,但这两家都还不敢打。世界战争的危险存在,但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世界各国都不能不认真对待这种形势。此后他又多次强调,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现在国际形势趋向缓和,这是总的趋势。他同时告诫人们 “小的战争不可避免,现在不发达国家之间的战争,实际上是发达国家的需要。”邓小平对总的国际形势的新判断,解决了长期困扰人们思想的对战争形势的估计问题,为我们集中精力进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科学依据。
  二、调整“一条线”、“一大片”战略,不断改善和发展同各大国的关系。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毛泽东同志在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一条线”、“一大片”战略。1973年2月,毛主席在会见基辛格时提出反苏统一战线问题,表示 需要搞一条横线,就是一个纬度,来“共同对付一个可诅咒的家伙”。1974年1月,毛主席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又谈到“一条线”,并谈到“一大片”的问题,即中国、美国、日本、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等大致处在同一纬度的各国团结起来,以及亚非拉一大片都团结起来,共同对付苏联。进入80年代,美苏争霸转入僵持阶段,呈现既争夺又对话的态势。邓小平同志审时度势,“现在我们改变了这个战略,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决定我们自己的立场和政策。同谁都来往,同谁都交朋友,说公道话,办公道事,谁搞和平,我们就拥护,谁搞战争和霸权,我们就反对。在世界上,中国不打别人的牌,不打苏联的牌,也不打美国的牌,也不允许任何人打中国的牌。调整改变“一条线”、“一大片”战略,使我国的外交工作赢得了更大主动性和灵活性,增强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在国际问题上的发言权。调整这一战略,全面改善和发展了我国同各大国的关系,有利于中国利用和平国际环境加速发展自己,对于维护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准确把握当今世界的潮流,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邓小平同志全面深入分析世界上的各种矛盾及其相互关系,紧紧抓住国际社会面临的最本质最核心的问题,适时而鲜明地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问题的科学判断。1984年他提出,世界现在存在两个最根本的问题。第一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第二是南北问题。1985年他更加明确地指出 “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其他许多问题,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到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在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中,发展问题是核心,这不仅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1992年春,他在南方谈话中又特别谈到,“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邓小平同志关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问题的科学论断,对于我们紧跟世界历史发展潮流,制定正确的国际战略,维护中国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四、形成了完整的对外开放理论体系,并把对外开放确定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项基本国策。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对外开放,是对世界所有国家开放,既包括对发达国家开放,也包括对发展中国家开放。“中国是一个大的市场,许多国家都想同我们搞点合作,做点买卖,我们要很好利用。这是一个战略问题。”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对外经济开放和对内经济搞活,都不是短期的政策,而是个长期的政策。在对外开放的同时,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从创办经济特区,开放沿海港口城市,开辟沿海经济开放区到沿江开放,沿边开放,内地省会与中心城市对外开放,我国的对外开放从东到西,由点到线、到面,由沿海到内地,逐步摆脱了长期以来的封闭和半封闭状态,初步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把中国的对外开放带入新的发展阶段。
  五、确定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策略方针。面对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国际风云变幻,邓小平同志用凝聚中华民族智慧的语言,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策略方针。邓小平同志指出 “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 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苦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冷静观察,就是要用全面的、辩证的、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不为一时一事所左右。“对国际形势还要继续观察,有些问题不是一下子看得清楚,总之不能看成一片漆黑,不能认为形势恶化到多么严重的地步,不能把我们说成是处在多么不利的地位。实际上情况并不尽然。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稳住阵脚,就是中国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中国自己要稳住阵脚,否则,人家就要打我们的主意。唯一的办法是我们自己不乱。沉着应付,就是要不慌不忙,处变不惊,善谋对策,从容应对。要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关键是要发展经济。韬光养晦,就是要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国际力量对比的现实出发,既有雄心大志,又善于藏拙,埋头苦干,避免张扬自己,避免把目标引向自己,避免引火烧身。“第三世界有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的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有所作为,既不是无所作为,也不是无所不为,而是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中国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在涉及国家主权、安全和国家根本利益的问题上,在涉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在涉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问题上,在涉及周边地区稳定与安宁的问题上,必须旗帜鲜明,坚持原则,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作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是我国对外工作必须长期坚持的战略策略方针。
  六、“结束过去,开辟未来”,改善和发展中苏、中俄关系。1982年,勃列日涅夫表达了改善对华关系的信息。邓小平提出采取一个大的行动,向苏联传递信息,争取中苏关系有一个大的改善。他要求苏联采取改善中苏关系的实际步骤,明确指出“三大障碍”不消除,中苏关系不可能有根本改善。在他的亲自领导和部署下,中苏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启动,双方在各个领域的交往逐步恢复。1989年5月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时,他对两国关系作了全面总结,提出要“结束过去,开辟未来”,重点放在开辟未来上。他说,过去的事完全不讲恐怕不好,总得有个交代。从鸦片战争起,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欺负中国的列强,总共大概是十几个。“从中国得利最大的,则是两个国家,一个是日本,一个是沙俄,在一定时期一定问题上也包括苏联。”“沙俄通过不平等条约侵占的中国土地,超过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中苏关系恶化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讲清问题对解决遗留下来的问题,对弄清“开辟未来”的某些概念有好处。针对苏联国内发生的变化,他强调,“不管苏联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包括政治关系,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苏联解体后,中苏关系顺利实现了向中俄关系的转变。邓小平关于“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思想,对改善和发展中苏关系有重大意义,为后来中俄建立和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打下了基础。
  七、从外交全局出发,推动中美关系沿着正确方向发展。邓小平亲自主持中美建交谈判,在台湾问题上提出废约、撤军、断交三原则,终于在1978年12月同美方达成协议,中美于1979年1月1日正式建交。中美建交后,美国通过所谓《与台湾关系法》,干涉中国内政,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邓小平直接做美国领导人的工作,晓以利害,推动中美签署了第三个联合公报,即“八一七公报”。美国政府在公报中承诺,准备逐步减少售台武器,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问题的最后解决。1989年政治风波后,美国带头对中国实施制裁,在很大范围内直接触犯了中国的利益和尊严。邓小平坚定地指出,要解决问题,美国应该采取主动,也只能由美国采取主动。“解铃还须系铃人”。邓小平同志意味深长地对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 “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这样,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用这样的思想来处理国家关系,没有战略勇气是不行的。”“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在这样的大问题上,我们都是现实的,尊重对方的,胸襟开阔的。”1989年11月10日,邓小平同志第一次提出解决中美纠葛的一揽子方案,主要内容包括 在方励之夫妇承认有罪并保证出国后不从事任何反对中国政府的活动、美国承诺不利用方励之夫妇从事反华活动这个前提下,解决方励之问题,让方励之夫妇离开美国驻华使馆,到美国或第三国去;美国采取适当方式,明确宣布取消对华制裁;中美达成几个大的经贸合作项目;建议美方邀请江泽民总书记于第二年适当时间正式访美。1997年10月,江泽民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个方案得以实现。邓小平历来主张,要从世界的全局着眼,用长远的政治和战略观点来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中美两国之间尽管有纠葛,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分歧,但归根到底中美关系是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需要。”
  八、首倡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准则。1974年4月,邓小平同志在联大第六次特别会议上就指出过,建立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基础上的旧秩序,使得贫国愈贫,富国愈富,贫国和富国的差距越来越大。这种旧的经济秩序是发展中国家解放和进步的最大障碍。他积极主张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强调国际经济事务应该由世界各国共同来管,而不应该由少数国家来垄断,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应该参与决定国际贸易、货币、航运等方面的大事。他在1988年提出,现在需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也需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目前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时期,国际政治领域由对抗转为对话,由紧张转向缓和,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因此应当提出一个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理论。”应该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解决南北问题,还应该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使它同国际经济新秩序相适应。他特别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经得住考验的,应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新秩序。“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五项原则非常明确、干净利落、清清楚楚,能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服务,能为发达程度不同的国家服务,能够为左邻右舍服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搞好国与国关系的基本指导原则,也是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基本指导原则。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最主要的原则,应该是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不干涉别国的社会制度。
  九、提出“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同志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尊重历史,尊重现实,以求真务实的精神,提出了“一国两制”这个具有创造性的科学构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就是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们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长期不变。“一国两制”的基础是一个中国,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国两制”的核心问题是祖国统一。“一国两制”的主体是社会主义,即在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作为国家主体的大陆地区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台湾、香港、澳门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变。香港基本法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香港问题的成功解决,这个事例可能为国际上许多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有益的线索。实践证明,香港、澳门的顺利回归,“一国两制”的构想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
  十、坚定指出社会主义的前途依然一片光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处于低潮。邓小平同志尖锐地指出 “我希望冷战结束,但现在我感到失望。可能是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他语重心长地说 “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挫折,社会主义好像被削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社会主义的中国不仅没有像西方有些人预料的那样“大失败”、“垮台”,反而日益发展壮大,以更加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中国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国际影响和作用继续扩大。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
  十一、科学阐述内政外交的辩证关系,深刻指明新时期我国对外工作的目标和任务。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现代化建设是我们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中国要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必不可少的条件是安定的国内环境与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不在乎别人说我们什么,真正在乎的是有一个好的环境来发展自己。这就决定了新时期中国对外工作的目标任务就是要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始终把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放在第一位。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力量的发展,是制约战争力量的发展。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现在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并不小,但是,如果我们的物质基础、物质力量强大起来,起的作用就会更大。到21世纪中叶接近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时,社会主义中国的分量和作用就不同了,我们就可以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作为邓小平理论重要组成部分的邓小平外交思想,是新时期我国制定外交政策和指导外交实践的指南,是我们党的宝贵理论财富。邓小平同志对新时期中国外交工作的伟大贡献,已经成为巍然矗立在中国外交史上的不朽丰碑。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外交思想,我国的对外工作取得彪炳史册的成就。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领导下,我国的对外工作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不断开拓新的大好局面。 (作者系中央外办主任)

(责编:王倩、赵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