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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资格获得奥林匹克“政治”奖金牌的东方老人――邓小平同志的“三落三起”(之一) 

党的总书记变成了第二号“走资派”

魏喜龙  苏华

2007年02月07日09:57    来源:人民网—大地    手机看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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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1979年1月,邓小平曾幽默地对别人讲:如果对政治上东山再起的人设立奥林匹克奖的话,我很有资格获得该奖的金牌。的确,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的政治舞台上,像邓小平这样“三起三落”的传奇经历是极为罕见的。

  邓小平的两次沉浮发生在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后来在回答外宾问他“最痛苦的是什么”时,邓小平说:“我一生最痛苦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其实即使在那个处境,也总相信问题是能够解决的。”

  1966年5月是个不寻常的月份。全国各地呈现出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古老的北京,更显得黑云压城城欲摧。

  5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在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分别进行攻击和批判的基础上,根据林彪的指控,诬陷他们4人为“反党集团”,停止、撤销了“彭、罗、陆、杨”的领导职务。会议期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又称《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认为,已有“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因此必须批判、清洗这些人。林彪则于5月18日作了杀气腾腾大讲政变历史的“五·一八”讲话。会议决定设立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张春桥等为副组长,康生为顾问,姚文元等为委员的中央文革小组。这个“小组”实权相当大,实际上不受中央政治局约束,成员虽几经变动,但它却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的指挥部。

  面对危机四伏的紧张局面,在中央第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及邓小平心急如焚。特别是6月伊始,《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和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攻击北大党委、北京市委的大字报在全国广播后,许多学校很快掀起揪斗学校校长、教师的“斗黑帮”恶浪,而且势头不减,大有堤毁人亡之势。

  怎么办?刘少奇、邓小平和有关负责人几经磋商,决定以中共北京新市委名义从6月4日开始,向北京各大专院校派进工作组,稳定首都局势。通常,派驻工作组这类事情,党中央领导人是完全有权决定的,陈伯达接管《人民日报》也是带领工作组去的。何况在我党的历史上,派出精干工作组去完成党的某项中心工作颇有收效的事例是屡见不鲜的。

  但是,为了慎重起见,刘少奇、邓小平还是决定立刻乘飞机赶往杭州,听取住在那里的毛泽东的意见。

  见面后,没有更多寒暄,刘少奇、邓小平就详细地向毛泽东汇报了北京目前的局势。并恳请毛泽东返京主持工作,尽快平息风波,防止这股祸水泛滥成灾。

  毛泽东脸色严肃,并不多言,只是一支接一支地吸着香烟。其实,此时的毛泽东已经感到在第一线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在工作思路上已与自己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毛泽东思忖再三说:“我暂时先不回去,由你们相机处理运动问题吧!”

  刘少奇、邓小平回到北京,紧急召开各种会议,讨论怎样应付当前学校的混乱状态。大家认为:工作组还是要派,哪里出事,就往哪里派。电报请示毛泽东,他也复电表示同意。从6月5日起,北京各部委便纷纷向自己所属的大专院校派出工作组,局势总算平稳下来。

  意想不到的是,6月8日,平静的邮电学院率先喊出“工作组滚出去!”的口号,赶走了工作组。各大、中学也相继贴出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实际上,这是江青等人秘密串连,暗中操纵的结果。

  刘少奇、邓小平意识到,维护工作组权威,是稳定混乱局势的关键。两人和在京政治局常委都表示了支持工作组的态度。6月13日,党中央在批转中南局、西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报告中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这种态度。在7月22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当陈伯达提出要从北大撤回工作组时,邓小平坚决地表示:“撤工作组我不赞成。”这是刘少奇、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对“左”倾错误思想占据主导地位所作的一次有力抗争。

  然而,“文革小组”的几个人却惟恐天下不乱,或策划于密室,或煽风于基层,推波助澜,兴风作浪。毛泽东听了江青等人的诬告后,认为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8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指责继续派工作组是“镇压学生运动”,“是路线错误”。

  刘少奇、邓小平派工作组抗“洪”不成,只好违心地作检讨。根据毛泽东意见,党中央撤销了工作组。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份文字不长却多处修改的大字报,气势磅礴,好恶态度鲜明。它从6月初以来发生的事情谈起:

  ……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这张大字报虽然未点姓指名,但指控的问题严重得足以置人于绝境。

  同年10月,金秋季节的北京已是秋高气爽,然而,炮打刘少奇、邓小平的气温却居高不下。中共中央又召开工作会议,着重指责刘少奇、邓小平“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错误路线”。

  毛泽东气恼地说:“邓小平什么事都不找我,几年不找我。”然后,语调一转,不无幽默地说:“他这个人耳朵聋,听不见,开会坐得离我很远,对我是敬鬼神而远之。”毛泽东、邓小平之间工作关系上的疏远,思想认识上的隔膜,表现在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见解上。

  邓小平是批判对象,自然出席了会议。他在检讨时直言不讳:“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的司令部。”随后又添加了一些违心之语。

  毛泽东双眉舒展,他对邓小平的检讨表示满意,提议邓在“补过自新”之后,加几句积极振奋的话。几天后,他批评把对刘少奇、邓小平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不好”,提出“要允许刘、邓革命”。

  可是,林彪一伙却不依不饶,企图置刘少奇、邓小平于死地。在这次会上,林彪拖着惯有的长音煞有介事地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

  曾是邓小平老部下的谢富治也在会上居心叵测地说:“邓小平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一个30年‘一贯正确’的形象,在党内有很大的影响(当然他们过去做了许多工作)。这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阻力所以如此大,同这种影响不无关系。”

  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一伙更是惟恐落后。在他们的精心策划下,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批判不断升级。

  11月8日,那个张贴“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乱世魔女聂元梓,又与另外10人贴出了《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字报。

  12月25日,“造反司令”蒯大富带领5000余人摇旗呐喊,在北京城区公然进行诬陷刘少奇、邓小平的反革命宣传,把“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等巨幅标语,贴上了神圣的天安门城墙。

  1967年1月1日,北京20几所高等院校学生和一些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游行集会,“声讨”刘少奇、邓小平的“罪行”。

  8月5日,批斗刘少奇和批斗邓小平、陶铸的会议,分别在中南海内刘、邓、陶各家的庭院里进行。康生的妻子、“中央文革特派员”曹轶欧临场指挥,安排录音、拍电影。这几个批斗会与同时在天安门举行的群众集会遥相呼应。

  随着批斗“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的不断升级,造反派们开列了邓小平的“十大罪状”:

  1、作为党的总书记有擅权的行为;2、批判个人崇拜亵渎毛泽东的权威;3、在1961年召开的一次党的会议上违背了毛泽东思想,在农业政策中提出白猫、黑猫能逮住耗子就是好猫的口号;4、1963年鼓吹要搞科学技术职称和学位;5、通过1961年的高教60条“削弱党的领导作用”;6、反对毛主席关于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7、不同意毛主席对文化政策的批判;8、镇压北大“革命学生运动”;9、“文化大革命”初期派工作组压制群众运动;10、留法以来就是桥牌迷,把他喜欢的桥牌伙伴用“专机”接到北京来。

  1968年10月,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上,“第一号走资派”刘少奇被罗织“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被“永远开除出党”,邓小平则由于毛泽东出面干预,保留了党籍。从此,邓小平的形象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隐退了。他和家人在中南海自己那冷清的庭院里默默地度日。

  1969年10月下旬的一天,邓小平怀着忧党、忧国、忧民的心情悄然惜别了北京,开始了江西的艰苦岁月,同行的有继母夏培根和妻子卓琳。没有子女送行。
(责编:蒋荣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