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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张启龙同志

宋任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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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初接到张启龙同志病危的消息,深感忧虑。当时抽不出时间专程去上海看望,在先后致启龙同志的函电中,除了表示慰问外,殷切希望他积极配合治疗,早日康复。6月2日,终于盼来了启龙同志病情好转的消息。启龙同志在5月28日写给我的信中说,由于上海市委的重视,医务人员和专家的悉心诊治,病情已经有所好转,今后一定要继续配合医务人员,好好治疗。信中还满怀深情地写道:“我在病中很想念过去革命年代的老战友、老同志,特别想到和你在一起,算起来已有60个年头了,我们一起在党的培养教育下,从革命事业的初创阶段,直到如今,经历了无数艰难困苦和挫折。多年的革命斗争,无数革命先烈为革命事业前仆后继,英勇牺牲,我们都是幸存者,能到今天都不容易。”读了老战友的这封来信,看到他那刚劲有力的签名,我感到欣慰,衷心祝愿他健康长寿。

  不料仅隔一日,6月3日中午,传来了启龙同志与世长辞的噩耗。对这位老布尔什维克的逝世,感到十分悲痛,无限惋惜。

  61年前的1926年冬,在中共浏阳县委农民部长、县农民协会委员长罗纳川同志召集的会议上,我第一次见到启龙同志。当时,他以湖南省农民协会特派员的名义从事农民运动,同时兼任中共浏阳县永和区委书记。启龙同志和潘心源、罗纳川、慕容楚强、欧阳晖等同志,都是当地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和领导者。他们比我年长,也比我有经验,我把他们都当作老大哥看待。马日事变后,浏阳成立全县统一的工农武装——浏阳工农义勇队。这支武装编为一个团,三个营,九个连,另外加一个特务连,罗纳川任参谋长,启龙同志在团党委(也就是浏阳县委)负责组织工作,我是团部的文书,这时我同启龙同志几乎是朝夕相处。1927年8月,浏阳工农义勇队因未赶上南昌起义,暂驻铜鼓。县委派我随江西省委交通员到南昌找省委,请示部队下一步如何行动。当时代表县委同我谈话的就是启龙同志。在莲花战斗中,启龙同志因病同部队失去联络,我们暂时分手:我随部队上了井冈山,启龙同志找到地方党组织,积极从事地下活动,后又同王震、王首道等同志一起开辟湘赣边区。这一段,我同启龙同志相处的日子虽说并不长,但那时共同战斗的每一个日夜,那时结下的深厚情谊,是永远难忘的。

  启龙同志先后担任中共浏阳县委书记、浏阳游击队党代表、湘东特委书记、湘赣苏维埃副主席等重要职务。在参加二方面军长征途中,启龙同志任六军团供给部长。到延安后,任马列学院党总支书记、中央管理局局长,并参加党的七大。抗日战争胜利后,启龙同志被任命为吉林省委书记。他从延安启程,路过冀南的隆平、尧山县赴东北就任。此时我正在冀南工作,因戎马倥偬,事情异常繁忙,仅修函致意,未能晤面。1952年启龙同志调京任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后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我也从西南调京任职。在阔别二十多年之后,我们又聚首北京,能经常在一起叙谈了。

  启龙同志是1925年入团,1926年转党的老党员。他党性很强,坚持原则,为人忠厚,公道正派。60多年来,为革命做了大量工作,有过重要的贡献。但是,在错误路线影响下,屡次遭到不公正的对待。1933年,遭到王明错误路线的无情打击,曾被开除过党籍,并撤销湘赣苏维埃副主席职务,罚做劳役。王震同志主持正义,坚决反对这种错误做法。1936年,二方面军党务委员会恢复了启龙同志的党籍。60年代初,为编写“浏阳县革命史”,启龙同志被扣上为彭德怀翻案等帽子,受到过错误批判和降职处理。十年动乱期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对启龙同志进行了严重的迫害和打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启龙同志蒙受的不白之冤,全部昭雪。艰难困苦的斗争环境和坎坷多舛的经历,磨砺了这位老革命家的意志,他始终坚信我们的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坚信真理一定能够战胜谬误。他一生襟怀坦荡,开朗豁达,一直保持着革命乐观主义情绪,忠心耿耿、任劳任怨地为党为人民工作。几十年来,启龙同志经受住了成功和失败,顺利和挫折的各种考验,不愧为我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启龙同志在给我的信中最后说:“我高兴地看到,我们的国家在小平同志掌舵下,安定团结,欣欣向荣。”我们的党,在克服和战胜各种错误倾向的干扰之后,更加坚强、更加成熟了。尽管今后还会遇到困难和挫折,但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搞活的总方针、总政策,那么,启龙同志感到欣喜的安定团结,欣欣向荣的局面,一定会持续地得到发展。我们的前景是光辉灿烂的,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启龙同志安息吧!

  《人民日报》(1987.07.15 第4版)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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