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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勤雄才 风范昭人——纪念杨立三同志诞辰95周年

杨尚昆;宋任穷;戎子和;周文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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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立三同志是我们长期在一起工作、并肩战斗的亲密战友。41年前,他因积劳成疾,不幸以身殉职,过早地离开了我们。在他逝世后,周恩来总理评价他的一生“是共产党人和革命军人的楷模,是我军后勤工作和财务工作人员的楷模,也是其他工作人员的楷模。”

  (一)

  杨立三同志从1927年参军起,就胸中装着革命全局,无私无畏,忘我工作,直至生命最后一刻。我们学习立三同志首先要学习他的全局观念。

  立三同志出生于湖南长沙市郊区的一个贫农家庭。少年时期,通过半工半读,获得了相当丰富的文化知识。为了寻找光明,他19岁投入了湘军,以后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讨伐陈炯明叛乱战争。大革命兴起,立三同志回到家乡,参加了农民运动讲习所,聆听毛泽东同志宣讲革命真理,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认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才能拯救处于水深火热的劳苦大众”,从此,他走向崭新的人生道路。1927年9月他参加了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1928年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师第一团副官。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立三同志参与了包括废除薪饷制、实行官兵待遇平等和经济民主制度、打土豪筹款、建立根据地财政工作、开展后勤建设等内容的新型人民军队后勤的创建工作。

  1930年10月,立三同志担任红一方面军副官长兼总经理处长。他主持制定并正式颁发了红军第一部供应标准制度,为红军供应正规化迈出了可贵的一步。1932年红军进军樟州,立三同志任军委后方办事处主任兼兵站部部长、政委,领导后方的军事机关,创办军工生产、被服厂与医院等,形成部队后方供应基地,并建立了大站、中站、小站相连接的兵站运输线,有力地保证了红军各次进攻战役和反“围剿”战役的供应。表现出卓越的后勤工作领导才能。在长征路上,身为兵站部长的立三同志为解决部队的食品供应朝夕奔忙。在粮食紧缺的情况下,他总是为后续部队留有一定数量的粮食。过草地时,周恩来同志刚刚大病脱险,还发高烧,身体虚弱,走不了路。彭德怀同志决定组织担架抬过草地。这个任务,责任重大而又艰巨。立三同志深知,保证周恩来同志的绝对安全是革命全局的需要,于是他毅然参加了担架队。草地高原缺氧,随处都有致人于死地的陷坑,不知吞噬了多少战士。整整六天六夜,杨立三寸步不离周恩来,硬是安全地把他抬出了这片“死生之地”。走出草地,立三同志自己便病倒了。宋任穷同志得知立三同志病倒的消息后,立刻派人用担架抬着立三同志继续前进。

  1935年12月,党中央决定进行东征抗日。东征的关键之一是克服黄河天险,保持东征部队与陕甘根据地的联系。为此,毛泽东同志多次给周恩来、杨立三同志等发信、发电,要求立三同志在两天内修好24只破船,筹集若干皮筏,准备500副担架,以供渡河。当时,敌人严密封锁河面,时间非常紧迫。立三同志亲自去延水、延川、清涧、延长四县,如期完成了担架动员和渡河器材的准备,保证部队安全渡河东征,并及时地把兵站线伸向山西境内。在1936年5月红军回撤前,他又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亲自勘察河道,侦察敌情,在东岸敌人戒备森严的情况下,从无定河口放船下驶200余里,准确无误地到达清水关,接渡毛泽东、彭德怀及所率的东征红军安全西渡黄河,顺利撤回陕甘边区。为此,杨立三受到毛泽东同志的嘉奖。

  立三同志胸有全局,一生忠诚于后勤工作和财经工作,从不计较名利。1939年2月,在山西前线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和副参谋长左权,致电延安毛泽东等,要求派杨立三来前方主持后勤工作。4月,杨立三奉命来到晋东南任八路军前方总部后勤部长。后在晋冀鲁豫根据地,立三同志任八路军前方总部的副参谋长兼后勤部长,兼任边区政府(1941年7月以前称冀太联办)财政委员会主任,同时兼任1939年成立的冀南银行董事长。在长达6年多的时间里,他肩负着根据地军队、政府的财政工作重担。立三同志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在北方局、八路军前方总部的领导下,坚持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总方针和量入为出与量出为入相配合的原则,为壮大根据地财政经济,保证军需民食,做了艰苦卓绝的工作。从1942年起,财政赤字逐年缩减,到1944年最终实现了收支平衡。

  (二)

  杨立三同志在他革命的一生中,想问题、办事情,历来坚持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的原则,形成了鲜明的整体观念的高尚风格。我们学习立三同志的整体观念,就要坚决反对一切形形色色的平均主义、本位主义、分散主义和地方保护主义等等,维护国家和人民的整体利益,把各项事情办得更好。

  1941年至1942年是抗日战争极端困难时期。晋冀鲁豫根据地受到日寇更加疯狂的“封锁”、“蚕食”和“清剿”,又连年遭受水、旱、蝗、雹等严重自然灾害,造成粮食奇缺,财政困难。正当此时,即1941年9月6日,党中央来电告急,指出陕甘宁地区中央机关、学校约2万人,每年需开支1500万元,除已分配华中解决900万元外,要求由华北解决600万元。杨立三同志深谙中央之困难。他秉承彭副总司令的整体观念,宁愿自身勒紧裤腰带,也要为党中央分忧解难。

  立三同志在考虑整体利益的同时,也重视局部利益,力求做到二者的辩证统一。历史上著名的“滕杨方案”便是最好的体现。1943年9月,立三同志组织后勤部机关开展生产节约运动,创造了一些经验,得到彭德怀、邓小平同志的支持。1944年4月,总部颁发了由参谋长滕代远和杨立三提出的《总部伙食单位生产节约方案》(简称“滕杨方案”),这个方案在总结敌后生产运动经验的基础上,批判了“一切归公”、“反对私有”、“个人积累劳动所得是富农思想”等不切实际的错误思想,提出了“生产有分工、劳动有报酬、公私两利”的方针,对集体与个人生产节约活动实施奖励和分红,极大地调动了部队生产节约的积极性,促进了生产节约运动持续健康地发展。这个方案体现了毛泽东主席“公私兼顾”的思想,不仅对开展太行山部队和其它地区部队的生产运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而且推动了根据地群众的大生产运动,为加强军民团结共度困难,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敌我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展开了持久的斗争。而当时我对敌经济斗争的尖锐程度,绝不亚于军事斗争。对此,长期从事后勤工作的立三同志体会颇深。他在工作中,总是从长远观念提出问题,通过深入调查研究,深谋远虑,作出决策。因而,在对敌经济斗争中,他始终掌握主动,创出奇迹。

  粮食是战时最重要的战略物资。1939年春,立三同志刚一来到晋东南,立即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听取汇报,主持生产、财经会议,掌握了基本情况,并在经济建设委员会上果断地提出屯粮、屯棉、屯盐的建议,要求部队开荒屯粮30万担,总部屯粮40万担,屯棉25万公斤,屯盐50万公斤。他还要求冀南银行印冀钞500万元,一半给军队主要用于购粮,一半作为发展生产贷款用。这一着棋确实收到明显效果。太行山西部的上党盆地是著名的产粮区,而东部地区人多地少,历来就是“东人吃西米”,因此粮价东高西低。1942年底,获得敌人要在产粮区低价抢购粮食的情报,立三同志先发制人,经领导批准,组织力量,于1942年10月至1943年4月向西线购买粮食21万担,并组织民力运往冀南、冀中。这一斗争,不仅使敌人的抢购计划落了空,而且巩固和扩大了冀南钞的流通范围

  发行冀南票,是党中央的决策。立三同志被委任兼冀南银行董事长,担起发行冀南票的任务。当时,晋冀鲁豫区伪币充斥市场,给敌人用伪钞从根据地收购粮棉,大量走私以可乘之机,如不急加整顿货币,将严重影响根据地的金融稳定和经济建设。立三同志以极端负责的精神抓紧工作,就在1939年10月正式发行冀南票,作为冀南、太行区的本位币,并废除全部土票。有了本位币,敌人无法套取外汇,根据地内可以停止法币在市场流通,加之严格控制发行量不超过根据地人均3元的数目(以后增到人均10元),金融趋于稳定,市场得到控制,打击了敌人,促进了根据地的经济建设。

  精兵简政,减轻人民负担,是进行长期战争的需要。立三同志深刻领会中央的方针,高度自觉地贯彻落实。1940年9月,第一二九师后勤机构合并到八路军总部后勤机构,立三同志坚决支持,于1941年1月实施。立三同志遵循北方局和彭总的意图,精兵简政非常坚决、彻底。他陆续将供给部粮秣处移交给边区粮秣厅,又把供给部的政治部合并到后勤部政治部,还对各部门的机构进行调整和精减。如卫生部原设处科两级机构,机关最多时有210人,经过精减,撤销了科处两级机构,只编制11人。

  立三同志坚定的长远观念和忠心耿耿、脚踏实地的作风,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也是对那些目光短浅,急功近利,好做表面文章,搞花架子的人的有力鞭笞。

  (四)

  立三同志的群众观念,更为人称道,有口皆碑。他处处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体谅群众疾苦,关心群众生活,绝不与民争利;在工作中相信群众,善于走群众路线。这使他在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

  在中央苏区红军进行反“围剿”战役中,立三同志对伤员体贴入微,他要求兵站人员根据伤员不同的负伤部位,设计多种形式的担架,以减轻伤员痛苦,提高救护质量,赢得了指战员的称颂。周恩来同志亲自在《红星报》上撰文表扬。1943年,由于物价上涨速度快,军工工人生活水平下降,立三同志通过调查研究,确定以几种生活必需品作为工资的计算基础。这种改革,对稳定工人生活发挥了积极作用。

  晋冀鲁豫根据地连续几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抗灾救民成了头等重要的任务。当时杨立三同志经过周密考虑后建议:灾区政府减免或少收粮款;成立救济委员会,严禁粮食出口和以粮造酒;停止支差,以工代赈,组织群众生产自救,兴修水利,搞运输、纺纱;动员军民打蝗抗灾,开荒补种晚秋作物;总部机关每人每天节约小米2两,并自给全年菜金及办公杂费,动员干部战士吃野菜、稀饭。此外还规定部队不准在驻地附近采集野菜和开荒,把方便留给群众,绝不与民争利。这些措施得到当地政府和广大军民的支持,不仅战胜了灾荒,渡过了难关,而且更加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

  对立三同志的工作态度和能力党中央极为信任,在1948年12月26日的西柏坡后勤工作会议上,周恩来同志就说过“我是后勤工作的总头,今后部队要现代化、机械化、正规化,后勤任务很重,‘两杨责无旁贷’,(两杨指杨立三、杨至诚)”。杨立三同志是我军后勤战线上的一位杰出领导者。他为党为人民屡建丰功,但从不居功自傲。在生活上,他对干部、战士关怀备至,体贴入微,而他自己却始终以高度原则性,严格自律:一是无功不受禄,受之为剥削;二是严格执行军队规定的标准制度,违之为违法。直到建国后,仍保持普通一兵的本色,过着俭朴清廉的生活。立三同志对待工作则是极端负责,几十年来一直是事必躬亲,埋头苦干,兢兢业业,忘我劳动,曾多次累病住院。其实,他是在长期忍受病痛,顽强工作。1954年春,他向同志表露心迹说:“我从头到脚都有病,但不管疾病怎样折磨我,有事情总是要做,我想趁能工作的时候多做一点才好。”这年7月,党中央安排他到莫斯科治病。治病期间,他仍惦念着工作,几次给机关同志写信谈论工作。就在他逝世的前一天早晨,当医生询问他的病情时,他的回答却是两句自勉自律的短语:“继续干,继续干!”他身后没有留下任何财产,但他却给我们留下了非常珍贵的后勤工作史料———二十多本工作日记。今天我们学习立三同志的高尚品德和优良传统,要为我军后勤保障有力,为我军现代化建设而奋斗。

  《人民日报》 〔1996.01.22 第10版〕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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