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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念同志与陕南人民情谊深

张文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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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先念同志与陕南人民在革命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从1932年冬先念同志所在的红四方面军转至陕西南部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直到1992年先念同志与世长辞,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先念同志与陕南人民心心相印。他们像亲朋好友一样,以各种方式一直保持着亲密的来往。

  谈陕南一往情深

  1984年秋天,李先念同志以国家主席身份出访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后,途经西安停留休息了几天。一到这里就像有股魔力,驱走了他出国十几天的疲劳。他兴奋不已,滔滔不绝地讲他两度在陕南的战斗经历,讲他与陕南人民的深情厚谊。并反复询问陕南现在的情况。他说,我两次战斗在陕南,与陕南人民有着特殊的感情。1932年冬,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主力撤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西征,途经鄂豫陕交界处的南化塘时,与敌军进行了一场激战,四方面军冲破敌人的堵截,来到陕南地区。在子午镇战斗中我右大腿中弹,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我养好了伤,恢复了健康。至今那颗子弹还嵌在我的大腿骨上。1946年6月,我率部从中原根据地突围时,于7月17日再次进抵南化塘时,又遭到了埋伏在此地和玉皇山一带的敌军胡宗南部的阻击。我军与敌军展开了顽强搏斗,摧垮了敌人的防线,突出重围。8月初,我们的部队经过艰苦转战与在陕南艰苦斗争的游击队会合,如虎添翼,在当地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创建了豫鄂陕革命根据地。在艰难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陕南人民支援了我们,养育了我们。

  共创陕南根据地

  1946年6月下旬,李先念率中原主力一部向川陕方向突围,经艰苦征战,于7月初进入陕南地区。一到陕南,他就派人四处寻找在当地坚持斗争的游击队。7月23日部队到达商南县白鲁础时,见到前来接应的陕南游击队第三大队分队长刘山同志,李先念如见亲人,一把将刘山拉到跟前坐下,向他问了陕南游击队的情况和游击队领导人巩德芳的所在地。他高兴地给刘山讲了中原突围与全国革命形势,还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日记本,把里面夹着的毛主席像拿出一张送给刘山。他说,这是毛主席1935年长征到陕北时照的,希望你跟着毛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并指示立即从各部队抽出一些机枪、步枪和子弹交给刘山,作为见面礼。刘山心里很感动,想起他当初起事时,只有一支枪,有时为夺敌人一支枪,要付出几条命。这一下得到这么多枪,足够装备三个排。他高兴地表示,李司令员对陕南游击队关怀备至,对发展陕南武装斗争,给了极大的支持;自己同司令员走的是一条道儿,有这么多人马,革命准能成功。从此,他们开始了共创豫鄂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李先念于7月29日,在丹凤县花园岭油房坊会见了中共陕南工委书记、陕南游击队政委王力同志。一见面犹如故友重逢,王力说,中央早已通知我们迎接你们,终于把你们盼来啦。陕南游击队下辖三个大队,两个独立大队,共1000余人。李先念听了很高兴。他说突围部队到了陕南,找到了陕南工委,找到了游击队,就像回到了家,有了立足之地。并说, 我们要使陕南武装斗争尽快地发展起来,创造较大地区的游击根据地。

  李先念率领的突围部队与巩德芳率领的陕南游击队于8月2日在留仙坪胜利会师。李先念与巩德芳等人会面后,互致问候,并通报了有关的情况。接着商讨了合编部队,组建豫鄂陕边区,开展游击战争,建设根据地等重大问题。

  8月3日,李先念主持中原局会议部署创建豫鄂陕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的问题。初步确定分三个军分区,并委派了各个军分区的负责人。在会上李先念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敌人对这个地区的统治很残酷,但兵力不足;人民群众普遍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这里地形很好,山多林密,有利于打游击。并强调要认真贯彻中央指示,将部队以营团为单位化整为零,分散发动群众,打击民团小部队,建立根据地。

  依靠党组织,扎根人民中

  李先念与王力、巩德芳会合时,即派陕南游击队参谋韩彬山去山阳县中村、银花地区,联系当地党组织、游击队与中原突围部队配合建立基层政权。随后,三分区政委方正平率部至中村一带活动。群众一见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来了,欢欣鼓舞,夹道欢迎,青年学生写标语传消息,成年积极分子自动为部队筹粮,乡保人员也纷纷向我靠拢,迅速建立了银花、中村等六个乡政权。原国民党中村乡乡长席学孔率部投诚,随即被任命为山阳县副县长,他积极为部队筹粮,解决了部队吃粮困难。郧商县委动员妇女组织起来,为部队缝棉衣,做军鞋,还办了一个被服厂,一个月时间赶制了近千套棉衣。商山县筹集了80多万斤粮食。方正平将此情况报告中央。毛主席亲自批示:“速将银花经验通知一切部队照办,愈快愈好,迅速建立根据地。”

  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建设豫鄂陕边区的工作进展顺利。至9月底,全边区已建立了4个地委和军分区,17个县委(工委)和县政府(或办事处),数10个区乡党委和政府。这块根据地,南抵汉水,与鄂西北根据地相连;北达陇海线,与太岳解放区相通;东接伏牛山,可进出中原解放区;西逼长安,直接威胁胡宗南的统治中心。

  住在“风水先生”家

  李先念在陕南期间,主要是在以留仙坪、封地沟和北宽坪为中心的第二军分区活动。部队化整为零打游击去了,他带一支精干的小队伍,出没在农村山寨,“实施隐密指挥”。他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和不畏艰险的革命精神,翻山越岭,战斗在丹江南北。

  巩德芳为李先念安排生活和开会事宜,西北局派来的民运科长刘庚陪他一起行动,作较长路途的转移时,由二分区副司令员薛兴军带部队负责护送。为了安全,住地经常变换,房东都是巩德芳精心挑选的,都能做到方便生活,方便工作,安全可靠。

  李先念在陕南的第一个房东是按照巩德芳事先的安排,住在小王沟张孝仑家。

  张孝仑自幼念过私塾,知书达理,以行善而闻名乡里,后又做“风水先生”,巩德芳闹起革命,杀掉恶人也教育了这位“善人”。他对巩德芳说:“我吃斋念经,看风水,行好事,想为穷人积福行善,但是穷人越听话,越受欺压。你领兵一打,打出了穷人的天下。我看我这行善,还不如跟着你干。”巩德芳说:“那你给咱当留仙坪副保长吧。”张孝仑说:“保长归国民党,我不干。”巩德芳解释道:“你明里支应国民党,暗地为咱干。”张孝仑就这样当起了副保长。有次敌人来留仙坪逮捕了游击队骨干蔡兴运,张孝仑挺身作保,使蔡得到释放。由于他的特殊身份和同共产党的特殊关系,巩德芳把李先念安排住在他家是最合适不过了。

  李先念住进张孝仑家后,心情比突围路上好多了。但是自6月下旬突围一个多月以后,一直处在紧张激烈的征战环境中,积劳成疾,尤其是他的胃病越来越重了。李先念带病在张孝仑家里召开了几次重要会议,解决了开创根据地的重大问题。那些天,张孝仑为照顾李先念,一天到晚忙个不停。

  与乡保职员交朋友

  一天晚上,浓云密布,大山和村庄都被夜幕吞没了。一支十来人的小队伍,用担架把李先念抬到一个小山村的王汉儒家。

  王汉儒家住在商县北宽坪镇大河滩村。说是大河滩,实际上是山大林深处的小山村。他祖祖辈辈靠租种土地过日子,到他父亲手里才撑起独门院子,有了吃的,供养他念了几年孔孟的书,稍识了一点文墨,成了乡里一位小有名气的先生。保公所以为他家发了财,有油水可捞,便把他拉去,叫他给买一名“壮丁”。王汉儒说:“我家是家大身虚,哪能出起买壮丁的钱,要出兵,我去就是了。”保公所犯了难:这个人有些文墨,乡里需要他,于是叫他在乡公所当了一名小职员。这一下,王汉儒在乡公所干事,在乡里有了名气。巩德芳也常来他家,让他明里在乡公所好好干,暗地为穷人办些好事,并给他讲共产党的主张。

  巩德芳领着担架队叫开了王汉儒的门,对汉儒说:“咱们掌柜的(对人的尊称)身体不大好,想安排在你家休息几天。”“行啊!”汉儒满口答应,忙把众人迎进屋里,要家里人烧火做饭,饭后,把“掌柜的”安置在上房最东边那间僻静的房子里,支起宽宽的木板床,挂起蚊帐,让李先念休息。其余的同志睡在他家伙房里,他依老巩的吩咐,去门前松林里放哨。

  松林里很静。明月蓝天,松涛阵阵。他心里豁然一亮:老巩是游击队的“掌柜的”,这个老巩的“掌柜的”,高高的个子,两眼炯炯有神,却不说多少话,是一位稳重而深思的人,能管老巩,跟着那么多护兵,定是个大官。

  天亮以后,老巩派人接哨,王汉儒回家一进门,只见老巩的“掌柜的”早已起床,衣着整洁,在院子里走来走去,他一见王汉儒进来,便微笑着用湖北口音道:“掌柜的,辛苦了。”“不辛苦。”

  李先念开始向王汉儒调查了:“你在国民党里干差事,又给我们共产党办事,哪个党好啊!”“共产党好。”王汉儒响亮地回答。“为什么哟?”“共产党为穷人办事。”李先念对王汉儒的回答是满意的。他还进一步讲道:“国民党是为极少数人办事的,压迫剥削广大老百姓,世界上没有劳苦大众怎么行。大凡吃的、穿的、住的、用的,没有一样不是他们双手创造的。可是,他们眼前还吃不饱,穿不暖,受苦受难!”他又问道:“你说是种田人日子好,还是乡长日子过得好?”王汉儒经这一问,心里骤然一动,想起一长串衣衫褴褛为乡公所缴粮的人,以及绳索捆绑的壮丁,心里一阵酸楚。

  “莫要忘记老百姓!”这是王汉儒这个乡公所的小职员第一次听到一个大“掌柜的”说的话,它像一盏明灯,把心儿照亮了。

  一天傍晚,老巩领着“掌柜的”就要走了,王汉儒依依不舍,“掌柜的”从一个战士手里拿过一只竹子编的,上下四个格子,很精致的菜盒,对王汉儒说:“你把这个竹盒子留下,作个纪念吧!”王汉儒一时激动得不知怎么办,愣在了那里,这时站在一旁的老巩提醒了一句:“首长叫你留下,你就留下吧!”王汉儒这才双手接过菜盒,视为瑰宝。事后他才知道老巩的“掌柜的”是李先念将军。他对那个竹菜盒备加爱护,珍藏了40多年,那精美的竹盒一直伴随着他对李先念美好的回忆。

  在累华山寨主家养病

  巩德芳为了给李先念治病,把他安排在北宽坪镇国民党民团团总姚吉乔家里。姚吉乔家住累华山寨,当地群众称姚吉乔为累华山寨寨主,但姚吉乔的儿子姚恩慈却是中共地下党员,是巩德芳手下的一个队长。姚老先生成了巩德芳的挚友。他们就把李先念的住处安排在姚吉乔住的累华山寨玉皇庙里。

  累华山寨位于商县北宽坪镇东二三里处。寨子建在一座大石山上,居高临下,视野广阔,只有一条羊肠小路,行走艰难,抬上担架就更困难了。十几个战士前拉后推,左右护着,把李先念平安地送到寨子里。刘庚陪同李先念住在寨子庙内,外面一切活动由姚吉乔担任。

  住了几天,姚老先生觉得住在寨子里,上下太困难,就医很不方便,又把李先念秘密地转移到附近李家沟王洞里家。白天在王洞里家休息治病,晚上就同刘庚住在对门看庄稼的茅棚里。当地有个王世贤,半农半医,姚吉乔请他给李先念看病。姚吉乔介绍说:“这是当地一个医生,是请来给你看病的。”病人点点头,说声“谢谢!”医生看见病人穿一身蓝粗布衣服,农民打扮,心中起疑,姚老先生介绍的病人,怎么会是个农民呢?但他又不便多问,诊脉后说“是胃病”,开罢药方便离开了。

  李先念和刘庚夜晚在茅棚里也颇有情趣。他俩围着火聊天,天上地下,古今中外,无所不谈。时间晚了,刘庚就说,你是病人,睡吧,他俩总是在说说笑笑中打起呼噜。

  刘庚因受西北局委派,负责保卫先念的安全,常常是先念睡着后,他就“过电影”。他回想:李先念对陕南地下党、游击队和人民无比地信任,他把自己作为陕南人民中的一员。从外表看,他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高高的个子,一身粗布便装,因身体瘦弱,衣服显得有些宽大,一双大眼炯炯有神;开会时就拿个小凳子坐在会场中间,认真听大家发言,和游击队员同桌吃饭,同屋休息,有时还以幽默而巧妙的话语,逗得人们哄然大笑;行军时,同战士有说有笑。他是一个既伟大又平凡的人。

  天下哪有不透风的墙。有的群众知道了王洞里家住的是巩德芳的“掌柜的”,虽然不知道是谁,也不问,只向姚吉乔提出:你的客人身体虚弱,需要营养,我们送一些吃的可不可以?姚吉乔说:“可以!”群众很快送来了两只鸡、50多个鸡蛋、20公斤大米和一些青菜,表示了陕南人民的心意。

  由于敌情的变化和工作的需要,李先念不断转移住地,他在陕南有许多这样的至交和房东。他和陕南人民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积极开展统战工作

  李先念在实际斗争中非常注意把所遇到的问题经过调查研究,概括为指导思想,作为实践的指南。他这次来到陕南,发现巩德芳、王力他们很重视统战工作,在国民党政府和军队中有不少关系和朋友;在基层,有不少“两面政权”,明里支应国民党,暗地里跟着共产党干。9月3日,李先念根据陕南“一些地方武装不逃,找我们接头”等情况向中央报告说“所以不逃,是因为不肯离开他们的老地方”,“恐还包含着陕西人民反对胡宗南的情绪在内”,“要团结全陕西人民反对胡宗南,团结十七路军军人反对胡宗南。”

  毛主席对此极为重视,亲自将报告改为中央指示,下发给李先念、任质斌、文建武,将抬头“毛主席”改为“李任文”,将“先念来电说”改为“你们来电说”,“在团结全陕西人民反对胡宗南”旁加了着重点,进一步明确了扩大统一战线的政策。

  李先念、任质斌、文建武接到毛主席的这一指示后非常高兴。他们马上传达布置,要求各部队,认真执行毛主席的指示,积极开展统战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打击敌人。

  李先念经常活动的二分区,本来就重视统一战线工作,学习毛主席的指示后更加积极行动起来。他们利用各种关系给敌伪有关人员写信,派人联络,召开名人和开明绅士座谈会,宣传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具体工作中采取了区别对待办法,对思想进步、倾向于我者,教育争取为我服务。如“北霸天”周寿娃统治着大荆、腰市、黑龙口一带,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有的同志主张拔掉这个钉子。但是,周寿娃派人来想和我们谈判。李先念说:“人以信为本。想和我们谈判就不要打了,我们要多争取一些人,少打一点子弹。”经派人两次与其谈话,双方达成互不侵犯协议,周部不少士兵,在我党的感召下向我投诚,后来有的还担任了我根据地的区长和游击队队长。瘦家河保长黄帮损、周元章也被教育争取过来,成为我乡政权的乡长。

  李先念亲自指导二分区正规军与游击队团结战斗,军队与群众团结友爱,成了当时豫鄂陕边区的模范。二分区二十二支队转战蓝田,进军渭南,威逼西安,破坏陇海铁路,牵制敌军进攻延安的兵力,震慑敌人,战绩卓著,受到中央军委“传令嘉奖”。蓝田县伪县长被撤职,县参议会向上峰报告说:“蓝城若陷,省垣如何安枕?”渭南、华县也急求省府派国军,保护陇海铁路,控制县城。我军民团结战斗,搞得敌人日益孤立,惶恐不安。

  眷眷之情难舍难分

  在先念同志直接领导下,创建陕南革命根据地的工作,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但先念同志的病体却未能康复,且有日益恶化之势。党中央要先念同志速到延安治疗养息,决定由汪锋同志接替他的工作。李先念与来接替他工作的汪锋同志商量后,决定于9月24日在封地沟召开豫鄂陕边区党委扩大会议,正式宣布成立豫鄂陕边区党委及豫鄂陕军区。团以上干部和机关干部都到了会。李先念在会上作了重要报告。他讲了全国各个战场的形势,讲了9月12日延安《解放日报》以《蒋军必败》为题发表的社论,这个社论给中原突围部队以极大的鼓舞。讲了在陕南建设根据地的重要战略意义和有利条件。并对根据地的建设作了具体指示。李先念同志向与会人员介绍说,汪锋同志熟悉这里的情况,他有对敌斗争的经验,有领导部队打仗和做地方工作的才能。然后,他鼓励大家说,我们要像陕南的柳树,栽在哪里就在哪里生根发芽,而且根深叶茂,能抵挡住洪水侵袭;要像杨树那样,不管风吹雨打,腰总是直的,顶天立地。

  这次山中盛会,也是欢迎汪锋和送别李先念的大会。不过当时知道李先念奉命回延安的人很少。巩德芳和刘庚是少数知情者中的两个人。他们俩的心情都很矛盾:同李先念朝夕相处两个月,无话不说,受益匪浅,真舍不得他离去;但看他那病弱的身体,在这里再硬撑下去非垮不可;再说党中央要他回延安,定有重要任务。这样也就想通了。

  对于李先念北上延安的事,汪锋等同志经过反复商量,作出了周密的安排,包括安全、治病和生活照顾等,都通过地下党、游击队和统战关系做了妥善布置。李先念走时,汪锋送了一程又一程。巩德芳、刘庚一直送到根据地边界,他们请先念同志保重身体, 先念请他们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坚持下去。刘庚同先念告别时,要把一件旧毛衣还给他。他俩在一起住时,有天起床,窗外吹来一股冷风,先念正准备穿衣,手停下来,把毛衣穿在了刘庚身上。刘庚推让,先念诙谐地说:“穿在你的身上,我也不冷了。”现在刘庚要把毛衣还给他。先念又诙谐地说:“这是战友送的毛衣,虽然破还有一点意义,你就留下吧。”刘庚收回毛衣,并留下一段美好的回忆。

  1984年秋天,在西安休息时,李先念对我说:当时,我的身体不争气,党中央再三催促,不然,我实在不愿离开部队,离开陕南人民。

  李先念的好友巩德芳,因积劳成疾,于1947年3月23日与世长辞。不久,敌人进入陕南时,将其头颅割下来“示众”,并杀害了他全家6口人。因为张孝仑家是李先念与巩德芳会师时住过的地方,敌人恨之入骨,枪杀了张孝仑之后,还踢死了他一岁半的孩子。对巩德芳、张孝仑家属的遇害,李先念得知后悲痛万分。

  李先念1983年8月,在《纪念巩德芳同志》一文中写到,每当想起1946年中原突围的艰难岁月,就想到他。他给我们转战到陕南的中原军区部队很大的鼓舞和教育,为我们树立了很好的学习榜样。

  1984年4月3日,李先念在北京接见商洛地委副书记、专员周述武一行,谈起陕南时说:“那里的党坚强得很,不仅有党,还有武装,有政权,干什么都是党员带头,敌人的组织里边好多是党员当头哩。”可见,李先念同志对陕南人民的印象是多么深刻。

  1992年李先念逝世前的一个月,他在医院里接见中国扶贫基金会的领导同志时,又一次提到了陕南人民。他深情地说,陕南人民真好啊!中原突围后我们到了那里,生活非常困难,他们把猪娃子杀给我们吃,没有他们的支持,革命是不可能胜利的。他指示说,我们一定要把老区的经济建设搞上去,让人民都富裕起来。

  李先念经常给身边工作人员讲陕南人民对革命的贡献,讲陕南人民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讲陕南人民对他的厚爱,讲陕南人民现在的生活还不富裕。他的教育使我牢记心中,总想把他对陕南人民的怀念,转告给陕南人民。现在趁纪念中原突围50周年之际,让我们一起回顾李先念同陕南人民共同战斗的情景,怀念这位故去的伟人,弘扬热爱人民的精神。

  来源:《人民日报》1996.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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