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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对军事科学事业的贡献
糜振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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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剑英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斗争中,不仅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建立了丰功伟绩,而且为军事科学事业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他以伟大军事家的远见,关注军事科学事业的发展;他以卓越领导者的才华,创造性地提出了一整套军事科学研究的理论;他以杰出军事理论家的学识,亲自研究解决了许多重大学术问题。叶剑英在军事科学事业方面的丰富实践和理论建树,对于我国军事科学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开拓性、奠基性的作用,至今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以伟大军事家的远见,毕生关注军事科学事业的发展

  军事科学是研究战争的本质和规律,并用于指导战争准备和实施的科学。它来自于军事实践,又对军事实践起着重大的指导作用,历来为古今中外军事家所重视。素有儒将之称的叶剑英,正是以一个伟大军事家的远见,深刻认识到军事科学的重要性,毕生关注着军事科学的发展。

  叶剑英出生于清朝末年。辛亥革命的一声惊雷,震醒了沉睡的中国大地,也使年轻的叶剑英从民主革命的曙光中,看到了革命军队是救国救民的希望。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不久,年仅14岁的叶剑英就在一篇《论兵》的作文中写到:“兵之物,大矣哉!”①1917年,叶剑英入云南讲武堂就学,经过三年的勤学苦练,于1919年冬以优异成绩毕业,奠定了较好的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基础。之后便 追随孙中山革命,并于1924年初参加了黄埔军校的筹备工作。5 月军校开课,叶剑英被委任为教授部副主任,负责掌管军事学科的教授,并亲自讲授兵器学,成为黄埔军校很有威望的教官之一。叶剑英自幼萌生的对军事的热爱和在军事理论方面的坚实功底,使他毕生与军事科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叶剑英就十分重视军事理论研究。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叶剑英任军委委员兼总参谋部长。他针对军队组建时间不长,参谋工作制度尚不健全,参谋人员军事理论素质差等实际情况,利用作战间隙亲自给机关人员上军事课,组织学习、研究苏联红军的参谋工作条例、步兵战斗条令和后勤工作条例等,并结合中国革命和工农红军的特点,制定了一些规章制度,编写出我军第一批条令、条例。1941年2月,叶剑英从重庆调回延安任中央军委参谋长兼第18集团军参谋长。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处在战火可能迅速蔓延的紧张阶段,他立即组织力量成立了资料研究室,专门负责收集、整理国际上的战争情况和研究国外的一些重要军事著作,并创办出版了《国际资料》。毛泽东看到这些材料后非常高兴,说这样做“大有帮助”②。1947年3月,叶剑英任中央后方委员会书记,为保证中央指挥作战的需要,他以很大精力抓外军研究工作。他把从南京、北平和延安撤到后委的外事人员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外事组(叶剑英亲自兼主任),下设一个研究处,专门研究美、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问题,提供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参考。

  新中国成立后,我军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军队的职能由夺取政权转变为捍卫政权巩固国防,军事科学领域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一方面,我军长期以来积累的建军、作战的丰富经验亟待总结和提高;另一方面,我军面临着由单一军种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重大转变,迫切需要新的军事理论的指导。同时,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世界各国都在大力发展军事技术,军事学术的发展也出现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叶剑英以对我军建设和国家安危的高度责任感,清醒地认识到新形势下进一步发展我军自己的军事科学的紧迫性。经过深思熟虑,他于1956年冬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提出了建立军事科学院,全面系统地开展军事科学研究工作的建议。这一具有远见卓识的建议,立即得到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批准。1958年3月,军事科学院正式成立,叶剑英任院长兼政委。从那时起直到1972年,叶剑英一直亲自领导和主持军事科学院的全面工作,并主管全军的军事科研工作,长达14年之久。在军事科学领导岗位上,他为我军军事科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他十分重视军事科研的基本建设,努力创造开展军事科研的条件。在领导筹建军事科学院的过程中,从组建机构到队伍培养,从学术资料筹集到思想作风建设,他都提出了周密的计划和设想,并认真付诸实施。在建院工作基本就绪之后,他又及时提出了科研工作的方针、任务、工作重点和步骤,使科研工作很快走上了轨道。在叶剑英的正确领导和精心组织下,军事科学院在建院后不长的时间里,就和全军同志一起,经过艰苦努力,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主要有:选编并出版了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军事文选、军事论述摘录;组织编写了合成军队各级战斗条令以及《内务条令》、《纪律条令》、《队列条令》等建国后我军第一批具有自己特色的条令、条例;搜集整理了我军战史资料,编写了我军大事记和重要战例;进行了外国军队和古代军事理论、军事历史的研究;组织编写了《军语》和《辞海》中的军事辞条;出版了军事学术刊物,并完成了多项专题研究。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他又担负了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他在日理万机、工作非常繁忙的情况下,仍然关注军事科学的发展。他十分关心军事科学院的建设,不断给予指示,赋于新的任务。1978年3月,在军事科学院建院20周年之际,他与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同志一起亲临视察、亲切接见全院同志,并特意撰写题为《发展我国无产阶级的先进军事科学》的纪念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再次深刻阐述军事科学的重要性,号召军事科学战线的同志们和全军指战员,把加强军事科学研究,发展我国无产阶级的军事科学,作为实现国防现代化的一项迫切任务,作为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一个重大责任,并进一步明确了新时期军事科学研究的根本任务,为新时期军事科学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③。

  叶剑英毕生关注军事科学事业的发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他亲自领导军事科研所进行的大量开创性工作,对发展我国无产阶级的军事科学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在世界范围高新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特别是在本世纪内或更长一段时间内世界大战可能打不起来的情况下,军事科学正成为国际“寂静战场”上激烈抗争的重要内容和重要手段。现代军事科学已成为国防现代化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叶剑英以伟大军事家的远见所反复强调的军事科学的重要性,在今天更应成为我们的共识。

  二、以卓越领导者的才华,创造性地提出一整套军事科学研究理论

  叶剑英在长期领导和从事我军军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过程中,坚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勇于探索军事科研工作的规律,深入研究军事科研实践中遇到的新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一整套具有我军特色、符合我军实际的军事科学研究理论。叶剑英对军事科学研究理论的贡献,为开拓我军的军事科学事业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对于今后推进军事科学事业的发展,也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1、关于军事科研工作方针

  确定正确的军事科研方针,是保证军事科研工作正确方向的前提。早在军事科学院成立之初,叶剑英就明确提出: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采取厚今薄古,学习、研究、生产三者结合的方法,从我国我军的实际情况出发,研究出适合我军在未来战争中所需要的战术、战役的指导思想及作战方法,编写出我军的作战条令和战史④,从而明确了军事科学院科研工作的指导思想和研究的方法、任务、对象及重点,并且为全军军事科研工作方针的产生奠定了基础。1959年1月,叶剑英在第一次全军军事科学研究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了我军军事科学研究工作的方针。他将这个方针的基本内容概括为互相联系、辩证统一的五个方面,即:“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为依据;以总结我军经验为主,有选择地吸取苏联及其他兄弟国家的经验;认真研究敌人;从我国我军现实情况出发,照顾到今后可能的发展。”⑤这一方针的提出,对统一全军的军事科研思想,推动军事科研工作的开展,发挥了重要的导向作用。1960年6月,叶剑英根据建国以来军事科研工作的实践,对军事科研工作的方针问题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把“依靠群众,大搞学术民主”和“探讨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的作战指导规律,使之服务于我国的国防建设和适应未来的战争需要”⑥,充实为科研方针的基本内容,从而使研究的方法、重点和目的在方针中体现得更充分、更明确。三十多年来军事科研工作的实践证明,叶剑英提出的军事科研工作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2、关于军事科研人才培养

  军事科研工作的发展有赖于科研人才素质的提高。叶剑英在领导军事科研的实践中,始终把人才的培养作为科研组织领导的重要职责,身体力行,言传身教。他反复强调培养科研人才的重要性,努力倡导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浓厚风气。他多次批评一部分人头脑中只重视官职,不尊重知识,不尊重研究人员的错误观念,鼓励研究人员安心本职工作,努力提高学术水平。他要求科研人员在红、专、健三方面全面发展,努力做到思想红、业务精、身体好。他对科研人才成长的规律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曾形象而寓意深刻地指出:生产上有的当年下种当年收益,如花生。有的当年下种当年不能收益,要经过若干年才能大收其益,如橡胶。培养学术研究人才很像种橡胶,要耐心,要花气力。要善于发现人才,对于有一定经验,有一定理论素养,有能力的干部要及时发现,以作为培养的对象。他对研究人才培养的方法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他认为,对专业人才的培养,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住学校,这个培养是定期的,是基础知识的培养;另一种是在工作中进行培养,这是长期的,就是活到老学到老,边学习边研究,在研究中学习和提高。1972年,他还在对军事科学院工作的指示中提出,要有计划地培养研究干部,可采取与部队轮换和院内各部之间相互交流的方法,以满足研究工作者知识更新的需要。在“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日益深入人心的今天,重温叶剑英关于军事科研人才培养的一系列论述,我们仍然深受教育和启发。

  3、关于军事科研工作方法

  人们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必须正确解决方法问题。研究军事科学也需要有科学的方法。叶剑英一贯重视军事科研的方法问题,他曾多次引用毛泽东关于“桥”和“船”的比喻,来说明掌握正确的军事科研方法的重要性。1959年1月他在全军军事科学研究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我们要用科学的方法,马列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思想方法,自然科学试验的方法,来整理我们几十年斗争的经验,整理成为科学。”⑦他在长期领导军事科学院的工作中,同大家一起逐步探索和总结出许多反映军事科学研究规律的、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其中,他认为最根本的方法是不断深入实际,密切联系群众。他说:“学术研究是为了谋求真理。真理来自实践。广大群众的斗争实践,是研究发展理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离开了实践,离开了群众,把自己封在‘象牙塔里’去研究学术,那就会变成‘无的放矢’、‘闭门造车’的老学究,对革命非但无益,甚至是有害的”。他要求一切做研究工作的同志,必须“深入到军队训练实践和各项战备实践中去,去开发军事科学理论的源泉,这是我们不孤不空的根本方法,是研究学术的根本方法,也是研究学术的方向”⑧。实践证明,叶剑英指出的这一根本方法,使军事科研服务于国防建设军队建设的需要,更有现实性和针对性。

  4、关于军事科研工作管理

  叶剑英要求军事科研工作者必须不断推出高质量的学术成品。他曾形象地把研究机关比作工厂,把学术部比作车间,把研究出学术成品称为生产,并把学术成品的质和量看作是科研机关存亡的关键。而要保证研究成果的质量,叶剑英认为最重要的措施,就是加强科研工作的管理。在全军科研工作广泛开展起来之后,他适时提出了总结研究经验,加强科研管理的任务,并认为唯此才能适应新的情况和提高研究工作的质量。他亲自领导制订科研工作条例等科研政策,明确各级领导和各类人员的职责。同时他又十分注意创造良好的学术环境,从政策上、制度上保证研究人员充分发扬学术民主,鼓励解放思想,大胆创新。他根据自己领导军事科研工作的实践经验,对科研的计划、组织、检查、调整与协调等管理工作的各个方面,都提出过许多具体的意见。例如,他提出研究机关要有计划地生产,研究人员要有计划地工作,科研组织要做到有计划、有督促、有检查、有竞赛;在学术组织、课题分配上,他提出可采取个人研究与集体攻关相结合,由本人自愿或由领导上指定某一个人或几个人,研究某一个问题或某几个问题,限期完成并作出报告;他还提出要把验收作为科研管理的最后程序,严把质量关。

  以上只是叶剑英对我军军事科学研究的理论贡献的主要方面。这些系统、精辟又独具特色的理论建树,是叶剑英长期领导我军军事科学事业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它充分反映了叶剑英作为军事科研工作卓越领导者的才华,在我国军事科学事业的发展中,将是永远值得我们珍视和继承的宝贵理论遗产。

  三、以杰出军事理论家的学识,亲自研究解决重大学术问题

  叶剑英不仅是我军军事科学研究工作的卓越领导者,而且是一位治学严谨、博古通今的学者。他以杰出军事理论家的学识,亲自研究解决了许多重大的学术问题,对军事科学研究的各个领域诸如作战、训练、政治工作、军兵种建设、战役战术原则、军事法规、外军研究、军事历史研究等等,都提出过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意见。在我国军事科学的发展中,产生过直接的推动作用和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叶剑英对我军军事科学分类体系提出了重要意见。科学分类是建立科学体系的基本依据。从18世纪中叶资产阶级军事家提出军事科学概念之后,对军事科学分类体系和学术范围的研究和探讨,就成为军事科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受到军事学术界的普遍重视。然而,由于世界各国军事科学的发展情况不尽相同,对于军事科学分类和科学体系的认识很不一致。在我军开展系统的军事科学研究工作之后,在对军事科学的概念和其学术范围的划分问题上也发生了较大的争议,并且由于认识上的不统一,直接影响到许多研究工作的深入。为此,叶剑英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他首先从军事科学的概念入手,明确了军事科学与整个科学体系的关系。1958年初,他指出:“人类知识有两大类,一是自然科学,一是社会科学,综合的是哲学。现在又有个技术科学。自然科学认识自然,技术科学改造自然。社会科学发展到今天,军事科学又成为社会科学的一部分。”⑨他认为,军事科学的定义应当是研究战争和战争指导规律的科学,战争和战略的理论是军事科学的骨干。而后,他又对军事科学的分类体系问题进行了研究。为了突破这一学术难题,他不仅广泛听取军内各级领导和专家的意见,而且利用到苏联访问的机会,与苏联专家和苏军领导人进行了探讨,最终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看法。他提出军事科学可以划分为军事思想、军事学术、军事技术等三类。在1960年2月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他又对“三分法”作了进一步论证,指出:“军事科学研究包括的范围很广,为了研究工作的方便,大体上可划分为:理论科学与技术科学两个部类。理论科学包括:军事思想,主要是研究战争基本理论。如军事与政治、军事与经济的关系,建军路线等;军事学术,主要是包括战略学、战役学、战术学、军制学、战争动员学、军事历史学、军事地理学、军队训练学等。技术科学主要是军事技术,研究各种武器与装备的构造、原理、性能和使用等。”⑩这是叶剑英根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古今中外军事理论,结合我国军事科学研究的发展情况而提出来的独创见解。它明确了我军军事科学的体系构成,对推动我军学术研究的深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叶剑英关于军事科学分类体系的科学论断,一直沿用到80年代初期,并写入1979年版《辞海》“军事科学”词目释文中。尽管军事科学体系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入而不断发展,但叶剑英的科学论断将对我们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军事科学体系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叶剑英对现代战争的特点、规律进行了较为完整的概括。20世纪50年代,世界范围内新兴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并迅速地应用于军事领域。叶剑英敏锐地认识到,随着原子弹、导弹、核武器、核潜艇、超音速飞机等尖端武器的出现和常规武器、器材的不断改进,对未来战争必将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探讨未来战争的特点和现代战争条件下人民战争的规律,已成为军事科学研究的重大课题。为了深入研究这一课题,叶剑英于1955年6月亲自主持了军委在北京举办的第二次全军高级指挥员战役集训。同年11月,他又亲自组织了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诸军兵种联合实施的辽东半岛抗登陆战役演习。通过集训和演习,探索和掌握了关于现代条件下作战的组织指挥等一系列问题,逐步形成了对现代战争特点和规律较为完整的认识。1960年1月,他在全军训练会议上,对这一重大学术问题作了系统的阐述。他从以下五个方面概括了现代战争的特点:(1)战争规模巨大。战争将在空中、地面、海洋的广阔空间进行,双方投入的人力物力空前巨大。(2)总体战争。现代战争是军事、政治、经济各种斗争的总和。(3)战争通常由突然袭击开始。(4)战争可能先从后方开始,有时也可能前方后方同时开始。(5)诸军兵种合同进行的战争。在充分认识现代战争特点的基础上,叶剑英进一步揭示了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的规律。他精辟地指出:未来战争是人民战争,又是现代战争,这两句话用逻辑把它联系起来,就是: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他进一步解释说,时代不同,给未来战争带来许多特点,但未来战争的性质仍然是人民战争,是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因此,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人民军队的基本原则仍然适用于未来战争,但应根据时代的特点加以发展。人民战争是在全民战、持久战、运动战、歼灭战的思想指导下的战争。人民军队是革命化、现代化的军队11。叶剑英的上述论断,形成了对现代战争特点和规律较为完整的认识。这一重大学术问题的解决,为我军第一代条令、教材的编写以及一系列科研任务的进行排除了障碍,并提供了认识现代战争的基本依据。

  叶剑英对新时期战略方针的确立也做出了重要贡献。70年代末,我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正确确立新时期的战略方针,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紧迫的实际问题,对于我军在新时期的建设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一问题很快引起了当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的高度重视。他不仅领导全军认真而又广泛地开展了战略方针和战争初期问题的研究和讨论,而且对如何表述新时期战略方针作过多次重要批示。他明确指出,要强调贯彻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在反侵略战争初期,最主要的是粉碎敌人的战略空袭,保持我们的有生力量,制止敌人长躯直入,掩护国家转入战时体制。随后视情况在预设战场,通过规模不等的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在这里,他把战争初期问题作为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重要内容,对积极防御战略方针作出了新的解释,赋予了新的内涵。这是对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重大发展。

  叶剑英亲自研究解决重大学术问题,为我们树立了以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为指导进行军事科研的光辉榜样。叶剑英亲自研究解决重大学术问题所取得的成果,是对军事科学事业发展的卓越贡献,自然也成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我国国防建设军队建设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军事科研工作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对军事科研工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进一步发展我军军事科学事业,为军队建设与改革的实践提供正确的理论指导,已成为军事科研战线上所有同志义不容辞的责任。“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通过缅怀叶剑英对军事科学事业的贡献,我们要进一步发扬他一再倡导的知难而进的攻关精神,为开创军事科研工作的新局面而努力奋斗!

  注 释

  ①军事科学院《叶剑英传》编写组:《叶剑英传略》第4页。

  ②同上第58、127页。

  ③叶剑英:《发展我国无产阶级的先进军事科学》,1978年3月15日。

  ④《军事科学院筹建经过及今后工作方针问题给主席的报告》,1958年5月25日。

  ⑤、⑦叶剑英:《在全军科学研究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1月。

  ⑥《在编写合成军队战斗条令北京专业会议上的讲话》,1960年6月。

  ⑧叶剑英:《在合成军队战斗条令军师和团营部分汇稿专业会议上的讲话》,1960年6月。

  ⑨、⑩韩双亭:《叶剑英对军事科学研究理论的贡献》,原载《中国军事科学》,1991年第1期第44、45页。

  11叶剑英:《在全军训练会议上的讲话》,1960年1月。
来源:中青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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