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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与改革开放
黄慰慈 欧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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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多年来,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华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全党和全国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在这次伟大历史转折中,叶剑英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一、在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路线上为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创造了重要条件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在这期间,叶剑英不顾个人的荣辱安危,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韧不拔的多种形式的斗争。早在1967年2月,他就和几位老一辈革命家一道,强烈谴责林彪、江青等人乱党乱军、迫害干部、破坏生产的罪恶活动。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几位德高望重的领导人相继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同年10月,在党和国家面临危急的时刻,叶剑英和党中央政治局其他同志一道,根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意见,代表党和人民的意志,果断地作出重大决策,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历时10年的灾难,从危难中挽救了党。在这场斗争中,叶剑英是主要决策人,他直接做各方面的工作,亲临第一线指挥,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为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创造了前提条件。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之后,党面临的严重任务,就是拨乱反正,实现党的正确领导,保证革命事业沿着胜利发展的方向前进。为了尽快实现这个转变,首先必须在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岗位上,将追随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团干坏事的人清除出去,让马克思主义者掌握领导权。为此,必须在全国开展揭、批、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帮派头子和骨干分子的同时,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荐贤举能,把一批久经考验的领导干部尽快解放出来,其中最要紧的,是尽快地让邓小平等同志出来工作,以建立党中央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核心。在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叶剑英表现出共产党员的高尚品格。他婉言拒绝了当时党内、军内一些领导同志要求他主持党中央工作的建议,高瞻远瞩,排除阻力,坚决主张请邓小平、陈云等久经考验的老一辈革命家出来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他多次找当时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负责同志谈话,提出尽快请邓小平出来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当他的正确意见没有被接受的时候,叶剑英和党内许多同志,仍继续坚持让邓小平出来工作。1977年5月,叶剑英在与邓小平、王震等老同志聚会,共商国事时,诚恳地对邓小平说:“你是我们老帅中领班的”。在叶剑英、陈云等老同志的努力,党内军内绝大多数同志和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下,1977年7月,邓小平终于出来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后来,在1980年底中央政治局的一次重要会议上,叶剑英又再次高度评价邓小平。并推荐他主持全党的领导工作。他说:“在我看来,小平同志具有安邦治国的卓越才能,他当全党的‘军师’和全军的统帅,是当之无愧的”①。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叶剑英和邓小平一起努力,恢复了陈云、彭真等久经考验的领导干部的工作,逐步调整和加强了各级领导班子,使党和国家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领导核心。在组织上为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作了准备。

  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之后两年间,虽然“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但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由于担任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职务的同志坚持“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方针,坚持“文化大革命”的“左”倾理论和政策,致使党的指导思想仍然没有根本的转变。在这情况下,如果不冲破“两个凡是”错误思想的束缚,那么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彻底平反冤假错案,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特别是实行改革开放,都是不可能的。长此下去,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就不能前进,甚至会有亡党亡国的危险。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978年9月,叶剑英建议党中央召开一次理论务虚会,讨论如何正确对待毛泽东思想有直接关系的关于真理标准等问题。这一建议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得到了广泛的响应。于是,党中央决定1979年1月,在北京召开理论务虚会。在叶剑英和邓小平、陈云等一批老同志的大力支持下,通过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逐步清除“两个凡是”的影响,打破精神枷锁,使人们的思想来一个大解放,“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理论和政策得以纠正,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以恢复。这就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我党按正确方向寻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奠定的思想基础。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在叶剑英和邓小平等同志的努力和倡议下,确定了把全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化代建设上来。这次会议讨论和决定的一系列问题,是党确立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重要方针的开端,它已经在坚持社会王义的前提下,为经济体制改革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改革走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第一步。

  叶剑英从1976年至1978年间的革命实践,雄辩地告诉我们:他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对党和国家马克思主义坚强领导核心的建立,对恢复党的正确的指导思想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正确路线的确定,都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在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路线上为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创造条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二、为制定和完善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政策提出了许多正确的主张

  依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197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广东、福建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之后,改革开放的春潮逐步汇成不可阻挡的洪流。面对改革开放的大潮,如何使我国的改革开放大业继续深入发展而又不迷失方向呢?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重大课题。叶剑英高瞻远瞩,对此提出了许多带方向性的正确意见,为制定和完善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政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一,强调搞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指明了社会主义方向。

  1978年3月,叶剑英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的讲话中,强调要把振兴国家的经济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他说:“要团结全党、全军、全民,举国一致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军。”“把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们要搞的“不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而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叶剑英在讲了搞现代化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之后,又明确指出:要建成真正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还必须“坚持马列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②。叶剑英认为,不坚持这些原则,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叶剑英又强调指出:“四个现代化的建设是当前最大的政治。国家的巩固,社会的安定,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最终都取决于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我们的一切工作,都要围绕现代化这个中心,为这个中心服务”③。

  叶剑英的上述主张,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指明了社会主义方向,明确了在改革开放中,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的指导思想。

  第二,扩大企业自主权和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和突破口。

  我国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目的,在于通过调整和改革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各种不合理的机制,使社会主义制度不断自我完善,以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增强社会主义的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得到更充分的发挥。为此,叶剑英总结了国内外几十年实践的经验教训,在1979年9月指出:在目前形势下,“必须积极地有步骤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使中央与部门、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的积极性都能够充分发挥出来”④,为达此目的,叶剑英认为,过去那种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管理体制,不利于发挥各级政府和部门的积极性。要发挥各级政府和部门的积极性,必须适当放松,“要在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下,适当扩大地方的经济权限”⑤。“地方从省到县到公社,也有一个分权问题”⑥。他还认为。只限于国家管理机关上一级向下一级放权,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它并没有解决企业内部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根本问题,即企业经营自主权问题。因此,他进一步强调,必须“要扩大企业在生产经营、资金使用、物资管理、劳动力安排、收人分配等方面的自主权,把企业收入的高低同经营的好坏密切联系起来,把劳动者报酬的多少同他们对国家对企业的贡献大小密切联系起来”①叶剑英这一思想对我党后来制定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城市企业改革的政策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第三,改变“以粮为一”的产业结构,在不放松粮食生产的同时,积极发展多种经营,搞大农业生产,积极兴办能源、交通事业,为发展农村商品经济创造条件。

  我国的经济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叶剑英对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农村极为关注。他总结了我国建国以来农村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认为我国人多耕地少,不改变过去“以粮为一”的产业结构,不可能根本改变农村经济的落后面貌,使广大农民富裕起来。要根本改变农村经济落后的状况,除了要改变经济体制之外,还必须调整农村的产业结构,积极发展农、林、牧、副、渔的大农业生产,必须积极兴办农村的交通、能源事业,为发展农工、农贸结合,发展农村的商品经济创造条件。他在1979年6月接见广东省各地、市、县委书记时的讲话中指出;发展农村经济,要“加速粮食和橡胶、胡椒、咖啡等热带作物的生产”,“要向山区进军,把山区建设好,木薯可以上山,果树上山,还有茶叶、油桐、油菜等都可以上山。”“可以发展畜牧业,门路广得很。”1980年 5月,他在接见梅县地区干部时的讲话中指出:“除了水稻,经济作物要上山”;“要从实际出发,要向山区进军,开发山区,发展山区经济”;“在山要吃山,吃山要养山,山区要搞好造林,有了林就有水。”他认为山区资源丰富,要努力开发,但要积极解决能源和交通问题。他说“要大力办好沼气和小水电,解决能源问题”,有了能源,丰富的资源才能开发利用。他还说:“交通是血管,要搞好公路,还要修铁路。有了公路、铁路、水路,山区的经济才能搞活。”叶剑英的这些重要意见,大都写进了198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颂布的《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中。实践证明,叶剑英的上述光辉思想,对我党进一步深入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农村经济,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第四,发展对外关系,引进外国的资金和先进技术,争取海外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支持和参加祖国的四化建设,加快我国的经济发展。

  为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必须积极发展对外关系,引进外国资金、先进的高新科技和管理经验,加快我国的四化建设。1979年7月1日,叶剑英主持的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法》,欢迎国外投资者到我国投资,与我方合办企业。同年,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将继续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同一切国家保持和发展友好关系,发展经济技术和文化交流,争取对我国建设事业的合作。”要“把充分发挥我国现有企业的作用同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很好地结合起来。”叶剑英还强调要对外“发展贸易,互通有无,进行经济交流”⑧,以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

  要发展对外关系,做好海外华侨、华人和港澳台同胞的工作,是关键的一着。因为我国有海外华侨、华人2000多万人,港澳同胞700多万,台湾同胞2000多万。他们拥有雄厚的财力和智力资源,在海外有广泛的社会联系。目前,全世界海外华人的财产总额达2000多亿美元;在海外不少华人已进入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教育、企业、商业,甚至政界,掌握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知识。在美国,从事宇航事业的高级科技人员和从事电子计算机学科领域里的华人科学家均占1/3左右。只要我们把海外同胞的工作做好,他们将成为我国四化建设的重要力量。

  叶剑英向来重视搞好海外华侨、华人和港、澳、台同胞的工作。在1979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初期,他在出席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广东代表讨论会上的讲话中,就强调指出:我们有很好的“海外的条件,华侨、港澳同胞很多”,“我们要很好利用海外的条件,把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搞好。要重视这批人才,包括重视这方面的外汇,资金的利用。”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是爱国的,要为祖国四化出力”,要“建设家乡”的。海外华人“现在有些人在外边学了技术,很想回来祖国搞建设”。他反复强调要做好海外同胞的工作,指示“华侨政策有些地方贯彻不好,应该纠正。”⑨改革开放以来,他亲自带头做海外同胞的工作,在百忙中多次会见霍英东、马万棋等港、澳、台知名人士和海外华人代表,热情地同他们交谈,虚心倾听他们的意见,鼓励他们为祖国四化建设作出贡献。1991年,海外同胞在广东的投资,已占外商投资总额的80%。

  叶剑英的上述主张,对我党制定对外开放的正确政策,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第五,在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善社会主义法制。

  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一定的经济基础要求一定的上层建筑与之相适应的原理,在1979年实行改革开放初期叶剑英就明确提出:“在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⑩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最重要的是“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善社会主义法制。”11实行改革开放,加速两个文明建设,叶剑英认为,一,要依靠群众,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而“要依靠群众,调动群众积极,首先必须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12只有充分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才能提高人民群众主人翁的责任感,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发动人民群众积极向人民政府出谋献策,对政府部门和工作人员进行监督。二,要有集中统一的领导和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要做到这一点,不仅要发扬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还必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就是要做到既保障民主,又保障集中,既保障自由,又保障纪律。”13他强调“法律和法制必须具有稳定性,连续性;一定要具有极大的权威,绝不能以任何领导人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一定要坚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超越于法律之上。”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有利于保障集中统一的领导,有利于保障国家法律的贯彻执行,有利于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了加强法制建设,叶剑英亲自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委员会主任,领导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部宪法。在叶剑英担任人大委员长期间,全国人大委员会拟定和修改了一系列的法律、条例和决议。这些法律文件的公布和实施,加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促进和保障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叶剑英的上述正确意见,为我党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

  第六,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要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随着改革开放,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外交往不断增加,对外交流的范围不断扩大,就存在着诱发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私欲的客观条件。在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中,有的人利用“等价交换”的原则,进行可耻的“权”“钱”交易,贪污腐化;在人民群众中,有的人经不住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和金钱、美女的诱惑,走上犯罪的道路。特别是扩大开放之后,在引进国外的资金、先进的高新技术和管理经验等的同时,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思想、丑恶现象也会随之而来。如不警惕并及时采取措施,将会产生严重的不良后果。对此,叶剑英有很高的警惕。早在1979年改革开放初期,就强调提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树立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革命道德风尚,发扬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并明确指出:这些都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也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条件。他根据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原理,1980年5月19日《在接见梅县地区干部时的讲话》中指出:希望你们生产一天一天发展,人民生活一年一年改善,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科学文化水平。他不仅重视思想建设,而且十分重视提高人的素质,强调提高全民族的教育科学文化水平和健康水平。”提出“要共同努力,把教育办好”,“为祖国培养更多的建设人才。”并向全国人民发出“努力学习和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同心同德搞四化”14的号召。

  叶剑英的上述意见,已成为我国在实行改革开放中要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抓”的重要指导思想。

  三、支持和指导各地实行改革开放,对推动我国改革开放健康地深入进行起了积极的作用

  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确定之后,关键是如何落实。而这些大政方针是否正确,又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为此,80多岁高龄的叶剑英不辞劳苦,奔波全国各地进行调查研究,与各地的同志一起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以指导改革开放朝正确方向发展。从1979年4月开始,他多次视察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的深圳、珠海和海南岛等地区以及陕西、浙江、江苏、湖北等省。当有人怀疑、反对在农村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时,他旗帜鲜明地支持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1981年4月10日,在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向他汇报广东饶平县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取得显著成效时,叶剑英肯定地说:“这办法好,要加以推广。”15叶剑英同志的指示,有力地支持了当时广东和全国正在全面开展的在农业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对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广东创办经济特区取得很大成绩,有人赞誉,有人怀疑,有人反对的时候,1980年4月,叶剑英视察了深圳、珠海两个经济特区。他在深入调查研究和听取两市领导同志的工作汇报之后,对于经济特区的创办,立即给予充分的肯定,他说:“你们办得很好,希望大家努力。”16 1981年3月,叶剑英和王震到珠海市和中山市视察时,又鼓励两市的同志要按照中央的指示把经济特区搞好,要大胆改革,勇于创新。并强调要大胆利用外资。他说:“过去若干年,‘四人帮’年年捣乱,要搞建设,搞引进也很困难,利用外资更不可能。”17现在情况不同了,“我不久前到中山县温泉,那个宾馆利用外资,一年搞起来,很快。这个地方还可以利用外资多修建点房子”。18可多利用外资来加快我们的建设。叶剑英对深圳、珠海经济特区实行改革开放的支持和指导,不但有利于加快经济特区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而且也有利于促进全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

  注 释

  ①、②《叶剑英传略》,第295页、296页。

  ③《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出版,第218页。

  ④、⑤、⑦同③,第219页。

  ⑥中央对广东工作指示汇编》(1966年一1987年)(下),第447页。

  ⑧同③,第35页。

  ⑨同①,第304页。

  10、11同③,第218页。

  12、13同③,第226页。

  14转引自《人民日报》1980年5月1日第1版。

  15同⑥,第136页。

  16转引自《人民日报》1980年5月6日第1版。

  17同⑥,第443页。

  18同⑥,第135页。
来源:中青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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