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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了解的叶剑英同志
梁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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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缔造者之一叶剑英元帅逝世的噩耗传来,我的心情万分悲痛。

  在我国漫长的革命斗争中,叶剑英同志历尽艰险,奋进不息,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为我国的国防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叶剑英同志为革命建树的丰功伟绩,永远值得我们缅怀和崇敬。

  1927年12月,中共广东省委根据党中央指示,作出在广州发动工农兵武装起义的决定。叶挺同志担任起义军军事指挥部总指挥,叶剑英同志担任起义军军事指挥部副总指挥,和起义总指挥张太雷同志等,果断地领导了著名的广州起义。不久,广州起义失败,党中央要叶剑英同志火速转移到香港。1928年初,我担任中共香港九龙区委常委。有一天,香港党组织通知我派人到新界接叶剑英同志到九龙市区。我按照党组织的指示,安全地把叶剑英接往九龙油麻地,安置在上海街某幢的三层楼住下。我就在这时认识了叶剑英同志。叶剑英同志身躯魁梧,仪表英武,说起话来,简单明快,但又十分平易近人。当时的环境十分恶劣,物质供应困难,叶剑英同志适应能力强,生活简朴。在香港逗留期间,我每天傍晚去看望叶剑英同志一次,虽然每次时间很短,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叶剑英同志总是鼓励我要努力战胜困难,坚定革命的信心,他的教诲令我难以忘怀。大约一个星期左右,叶剑英同志安全转移到别处去了。

  党中央于1931年3月派我到中央苏区工作后,在闽、粤、赣中央苏区,我与叶剑英同志又见面了。在苏区期间,叶剑英同志的工作十分繁忙,由于我当时负责工会和群众工作,在一些会议上常与他见面。我总觉得他相当乐观,精力非常充沛,工作起来常常就进入了忘我的境界。平时,我们一见面,他总得开上几句玩笑,并问我离开老家广东生活习惯不习惯。在苏区期间,叶剑英同志经常给我们讲行军打仗时要注意的问题,那时,我从他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

  1932年,苏区的范围不断扩大,红军的队伍不断得到扩充,为了提高红军军事素质,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决定要在苏区开办红军大学。叶剑英同志任红军大学校长,在这期间,我与叶剑英同志见面多一些。他训练军士讲究方法,纪律要求严格,对敌军的情况了如指掌,英勇善战,是足智多谋的军事家。后来,红大校长职务改由叶剑英同志和刘伯承同志轮流担任。叶剑英同志上前线指挥部队时,校长就由刘伯承同志担任,刘伯承同志在前线指挥时,叶剑英同志担任校长。这两位杰出的军事家,按照各自特点,训练有方,使红军的军事素质有了显著的提高。

  在战火纷飞的艰苦岁月里,叶剑英同志态度从容,平易近人,诙谐乐观,打起仗来似猛龙过江,出奇制胜。得胜回营,常与当时的保卫局长邓发等同志欢乐团聚,说上几则战斗故事,鼓舞士气。行军打仗,叶剑英同志十分注意群众工作和发扬民主。在中央机关转移时,每到一个宿营地,叶剑英同志不顾疲劳,找老百姓了解情况,然后又立即召开干部会议,讲明敌情,布置设防等,才到住地休息。叶剑英同志深入细致的工作方法和民主作风,对我是莫大的教诲和鞭策。

  我直接在叶帅身边工作,是在1949年10月广州解放后的一段时期,当时叶剑英同志任华南分局书记、省长兼广州市委书记、市长,我当时和李章达同志是副市长。解放初期,叶剑英同志除在地方担任要职外,还兼任华南军分区司令员等职。他不仅为建立、巩固祖国南大门而日夜操劳,还大力领导广州市开展建立各级基层政权,发动群众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搞好市场供应、金融货币,稳定群众生活等等。

  广州市是国民党反动派最后撤退的一个大城市,情况十分复杂,斗争非常尖锐,溃逃的敌人甚至派出特务,成立特别行动小组,伺机阴谋暗杀叶剑英同志。但他始终坚定沉着,从不考虑个人安危,还经常深入区、街出席群众大会,进行讲演和参加各项活动。

  这一时期,广州市的社会治安非常复杂,为了安定群众情绪,叶剑英同志领导我市人民进行了清匪反霸,整顿社会治安等一系列工作。叶帅常常教导我们,要发挥中心城市的作用,就要依靠群众整治好社会治安,尽快发展生产。当他了解到长堤一带黑社会残余活动猖獗时,立即下令取缔机器工会等黑社会组织,狠狠地把敌人的气焰打下去,稳定了人心。叶帅的胆略和魄力,对我们是莫大的鼓舞。他常在会议上对我们说,要恢复和发展生产,重点要抓好城市交通和解决燃料问题。当时,广州市的汽车很少,主要还是靠水上运输,为了尽快解决这个难题,叶帅作出决策,整顿打击码头的恶霸歹徒,控制码头。在进行这项工作时叶帅十分注意策略和掌握党的政策,他经常告诫我们,这项工作与清理黑社会组织不同,要注意斗争策略,打击的只是少数,多数是我们的依靠力量,不依靠他们,谁来给我们驶船啊。在当时,海珠桥是唯一通往河南河北的要道,国民党撤退时,把海珠桥炸断了。叶剑英同志指示,要尽快抢修海珠桥恢复南北交通。当时一些坏家伙嘲笑我们,要想修好这座桥,最少要3年时间。我们按照叶帅的指示,发挥群众智慧和干劲,利用涨潮这一自然“千斤顶”,仅用了20天时间就把炸断的桥的主梁固定住,经两个月时间的抢修,叶帅就亲自为海珠桥修复通车仪式剪了彩。在恢复和发展生产问题上,叶帅指示我们,一方面要抓干部队伍的培训,提高生产管理水平,一方面要组织生产自救工作,发动群众挖煤,解决群众生活燃料。我们认真执行叶帅的每项决策,尽力把它办好,在很短的时间内,广州市的秩序恢复正常,发展了生产,并且支援农村的土地改革。

  广东是华侨之乡,广州市工商业很多都是华侨办的。叶剑英同志十分注意华侨政策和统战工作,对他们的财产、资金应作如何处理,是否要全部没收,都在市政府会议上作反复讨论和研究才决定。

  叶剑英到中央工作后,对我们仍然十分关心。他教导我们要搞“五湖四海”,互相学习,紧密团结。1953年,我调到中央第一机械工业部三局当副局长时,叶帅还时常把我叫到他的身边,询问我的日常生活和工作,要求我努力学习业务和技术,注意工作方法,关心群众,做一个内行领导。

  几年前,叶帅每次回来广东,他都把曾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同志叫到住地,问长问短,鼓励我们要发挥余力,为党为人民多做些工作。

  叶帅逝世的噩耗传来,我们无限悲痛。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永远学习他那是非分明,谦虚谨慎、勇敢顽强、坚定无私的革命品格。

  
(原载1986年10月29日《广州日报》,编入本书时改变了标题)

  《萦思录》
来源: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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