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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学委崔月犁同志二三事

徐 康
2008年02月20日09:56   来源:zzzz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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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月犁同志虽然离开我们将近10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仿佛还在耳边和眼前。在北平解放前那风雨如磐的年代,老崔同志是北平地下党学委领导人之一,对北平的学生运动,特别是北平的和平解放,作出过突出贡献。当时我是一名地下党员,有幸在老崔同志领导下工作过一段时间。虽然事过60多年,但那一段往事仍历历在目,犹如昨日。

  我于1945年参加地下党,1946年秋季考入北平师范学院(当时通称师大,后来正式改为师大)。起初由杨伯箴同志领导,1947年6月改由崔月犁同志领导。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位同志家中,老崔身穿米色西服,显得美俊潇洒,一见面他就说:“今天天气好,我们出去转转。”我随他到中山公园,在筒子河边大柏树下的座椅上坐了下来,我向他汇报了师大开展反内战运动的情况。当时我是一年级学生,一年级学生学习住宿都在石驸马大街师大二院。当时我联系的地下党员只有刘际玺和刘竞男。但从抗暴运动开始,我作为英语系班代表就和其他系班代表经常接触。以后在社团活动中,在“五四”纪念活动中,特别是在反内战运动中,我和二院的张启华、何大海,本院的李荫培、赵庆媛等同学并肩战斗。我从内心感到他们可能都是地下党员,因为他们对学校情况了解得比我多,工作比我有经验。这些想法我也向老崔谈了。老崔说:“根据形势发展,师大需要建立统一的支部,才能更好地领导运动,各自为战不能适应形势发展。”他让我回校后,先和张启华、何大海打通联系,并订了时间,在太庙和本院负责同志会面。

  1947年7月的一个下午,我按约定的时间向太庙大门内东侧走去,远远看见在一棵大柏树下的座椅上坐着三个人。一位是老崔,另二位分别是本院学生李荫培和于帼秀。我和他们从纪念“五四”活动时就相识了,也知道于帼秀是李荫培的女朋友。我想老崔说的本院同志就是他们无疑了。但当我向他们走近时,忽然看见老崔打了一个手势,好像是阻止我前去。我正要转身,于帼秀已经发现了我,向我微笑示意,我只好径直走去。李荫培起身招呼我坐下。当时华北学联正发起助学运动,我们便先谈起在师大如何开展助学运动的事。于帼秀说她有事便先走了。老崔随后起身和我们二人向太庙后方慢慢走去。到筒子河边,周围清静无人,老崔忽然笑着说:“最近收到新华广播电台广播,延安权威人士评时局,说蒋介石政府已经处在全民包围之中了,把学生运动称作第二条战线。给予很高的评价。”老崔说着从他的黑皮包里拿出两份油印的《新闻资料》来,接着说:“这是文件全文,你们带回去给同志传阅学习。”我们二人都用惊喜的目光看着老崔,一颗心早被老崔传达的党中央的声音激动了,想马上打开看看文件内容。老崔说:“不要在这里看,回去看。”我们赶紧把文件收起,随着老崔沿筒子河向西走去。老崔边走边谈建立师大地下党总支的意义,并征求我们意见说:“你们看张启华和何大海谁做支委合适呀?”李荫培说:“何大海现在出面太多太红了,我看张启华合适。”我也同意李荫培的看法。老崔说:“那就张启华吧。”我们约订两个星期后在景山万春亭上会面,由我通知张启华同志。

  8月初的天气很热,又是在一个骄阳当头的下午,我和张启华一气奔上景山万春亭。不一会儿,李荫培也到了。我们看见老崔正在西边亭子上眺望,便向那边走去。这时景山上游人虽少,但几座亭子上还是有人来往。我们便又走到半山坡上一棵树下,对面坐在草丛上,这里很安静,又可以看到上下两面来人。老崔首先说:“按照党章,支委由党员选举产生,我们处在地下特殊环境,只好由上级组织决定。现在师大总支委员会由你们三人组成,李荫培同志担任书记,张启华同志担任组织委员,刘鸿纲同志(这是我的原名)担任宣传委员。以后学校的工作,一般由支委会研究决定,特别重要的事再请示上级。开展运动,多和学联联系,不要等上级布置。发展党员,还要经上级批准。现在每人联系的党员还按原来联系,但是彼此介绍一下。”我们三人便把原来联系的党员一一做了介绍,一共25位同志。老崔又说:“你们要和全体同志紧密团结起来。学校里还有南系地下党和民青组织,也要和他们搞好团结,共同战斗。”时间在紧张、兴奋、严肃的低语中渐渐过去。火红的太阳已经偏西,映照着景山的苍松翠柏。就这样,师大北系地下党总支在景山山坡上开始了它新的征程。

  地下斗争异常尖锐复杂,处境险恶,稍一不慎,就有被捕危险。我们下一次会议,原订在中山公园研究发展新党员问题。我们三人和老崔在水榭会齐后,因周围游人较多,便沿西边假山向北走去。走过唐花坞,碰到一个乞丐向我们要钱。老崔随手给了一些钱,那时碰到乞丐要钱是常有的事。这个乞丐不像一般乞丐那样衣衫褴褛,我们三人也都未在意。向北走了一段路,老崔忽然低声对我们说:“这个乞丐又跟着我们来了,可能有问题。我们马上分手。你们从社稷坛出去,我从后门走。后天这时候,我在太庙东边茶座上等你们。”说完,他即向后门走去,我们便拐进社稷坛又从前门出去了。幸好这次没有发生问题。两天后,我们又和老崔在太庙相会了。老崔说:“上次那个乞丐,我一看就有点怪,本来是迎着我们来的,要钱以后,又返回来跟在我们后边。他不是乞丐,是只狗子。看来以后在公园会面不合适,得另找地方。”张启华知道我在北平有个姐姐家,而且我姐姐思想进步,倾向共产党,提议到我姐姐家会面。我想我姐姐一定会掩护我们活动的,但是她家来往的人比较复杂,不适合做开会地点。李荫培说,可以在外边租一间房,让我搬出学校住在那里,在那里会面。老崔说,这样可以,并让我去找房,还说如果没有钱租房,他可以出一袋面。但我找了几处都不合适,还得在公园里会面。

  1947年秋季开学后,我和张启华都搬到和平门外本院,这样和李荫培一起能够随时研究工作。我们仍然定期去公园和老崔会面,汇报情况,听取指示。当时英语系教室全都集中在新建的文科大楼筱庄楼三楼上,系主任焦菊隐先生购买了几台美制短波收音机,放在英语学会,让同学们收听BBC广播练习听力。我便在晚自习后利用这里的短波收音机收听新华电台的广播。9月中旬,收听到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南下的消息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举反攻》的社论,我做了记录,写成传单,传给地下党员。随后在北海五龙亭茶座上和老崔会面时,我汇报了这一情况。老崔听后很高兴,说:“我正要向你们传达呢!你们能自己收听解放区广播,以后就不用给你们发《新闻资料》了,这样也更安全。”当时茶座周围有人来,老崔又带我们去划船,摇着小船,老崔说:“人民解放军已经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了。蒋家王朝总崩溃的日子不远了。这篇社论很重要,第一次提出打倒蒋介石,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口号,要让同志们好好学习认清形势,还要把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消息传播到广大同学中去,让广大同学看到中国的希望所在。”这次会面后,师大地下党领导的进步社团都开了时事座谈会,又在《新时代》壁报上开辟了《时事述评》和《军事述评》专栏,由何大海、崔鹏云分别执笔,把收听到的新华电台广播的内容,参照公开出版的报纸,按《时代周刊》上的《军事述评》写法,把解放战争的捷报、全国时局发展,及时宣传出去。

  9月底的一天,老崔让一位地下交通员紧急通知李荫培说,张启华不要外出,只让李荫培和我二人去公园见。我们见到老崔后,老崔说:“张启华上了黑名单,暂时停止活动,先在校内待一段,准备撤往解放区。”接着让我们考虑再提一位支委。李荫培介绍了朱熿情况,说朱熿隐蔽得好,适合作组织工作,还说他在北平有家,位于西城太平街6号,是独门独院,可以在他家开会。老崔同意由朱熿担任组委。以后我们就在朱熿家开会了,还订了安全信息,就是在门前放几个烧过的煤球,见到这个标志,方才可以进门。我们第一次在朱熿家开会时,老崔指示说:“以后支部的工作按三线配备,一线的同志搞公开活动,二线的同志半公开活动,三线的同志只搞秘密工作。支委应该在三线工作。”因为师大过去没有统一的支部,无法按照三线配备进行工作。从抗暴运动起,李荫培和我就公开出面活动,自治会成立时,李荫培当选为代表主席团成员之一。我是“新诗社”社长、“和平社团联合会”理事。根据老崔指示,当时决定:朱熿完全做党内组织工作,不参加任何公开活动。李荫培和我也要尽量少出面,逐渐退出第一线活动。这一决定是非常正确的。可惜我当时太幼稚,对三线配备的意义没有深刻理解。张启华原来是和平社团联合会的常务理事,在他停止活动期间,我在和平社团活动中出面更多了。1947年底,自治会改选时,我又当选为自治会理事,多次主持大会,担任请愿代表。在1948年“8·19”大逮捕时,我被列入“拘传名单”,遭到国民党政府通缉,不得不撤往解放区。从1947年11月,领导师大工作的学委就换成别的同志。如果还是老崔领导,我想他会及时提醒我,避免发生以上的失误。

  虽然老崔同志领导我们工作仅仅五个月,但他那密切关注形势,冷静分析情况,对同志亲切教导,对敌人高度警惕,遇事不惊、果断处理的风范,是我一生学习的榜样。他也一直关怀着爱护着在他领导下进行地下斗争的同志。1995年,他患重病之后,我去看望他,他还谈笑风生地说起解放前在公园里会面的往事。我随后写了一首小诗寄给他。这首诗还被刊登在《北京晚报》上。现在我把这首诗引在下面,作为对老崔同志的悼念吧!

  犹忆乌云压古城,

  播来地火耀春明。

  景山坡上同心结,

  社稷坛边一丐惊。

  茶肆笑谈讨蒋檄,

  扁舟喜听反攻声。

  白头还似少年日,

  依旧春风化雨情。

  (作者单位:北京市崇文区教委 北京 10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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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张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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