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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平《解放》报往事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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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中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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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政的故事
拜访孙政老先生，是于光远引荐的。于老告诉笔者，当时《解放》报除了从外地调来的人员外，不能没有熟悉北平情况的人。北平的孙政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来到报社的，他也是非常熟悉《解放》报历史的一位老同志。
循着这个线索，我在北京找到了位于外交部街的孙政老人寓所。孙老已78岁高龄，身体硬朗，精神矍铄。提起《解放》报社，孙政非常感慨。他说，当时办报非常艰苦、危险，但从事这项工作的人，都非常光荣和自豪。据孙政讲，他经党组织介绍进《解放》报社，同他谈话的报社负责人便是于光远，地点在位于西长安街的孟用潜等同志创办的中外出版社。他经历了报社从创刊到被查封的全过程。当时新华社北平分社和《解放》报合署办公，报社被查封、人员撤往解放区后，根据组织安排，孙政继续留在军调部新闻处，编发新华分社的《新闻稿》，一直到1947年春撤返延安。
孙政老记忆力好得惊人，对报纸往事娓娓道来，事情细节记忆犹新。回忆起《解放》报创刊的情景，孙政非常激动。他说，大约是1946年2月19日夜晚，我和祖田工同志在长城印刷厂校核创刊号清样，到深夜，四块活字版终于改清并签字付印了。于是我便在西直门门脸处叫了辆三轮车，将四块八开的活字版送往立华印刷厂印刷。三轮车在寒风中颠簸着，当时真担心有特务窜出来将字盘掀翻。承印《解放》的立华印刷厂是我党的地下印刷厂，设备非常简陋，印刷创刊号时还没有电力，印刷机主要靠工人们双手摇动那带有把手的巨大惯性铸铁轮运转。就是在这样落后的条件下印刷出来的《解放》报，竟使许多家先进转轮机印出来的国民党大报黯然失色。
孙政是“四三事件”中被捕的41名同志之一，他回忆道：当时在国民党警察外二分局中，我们几十人形成了一个战斗集体。钱俊瑞问我：“小孙，你觉得怎样？怕不怕？”我说：“他们没道理，他们很被动，我不怕。”夜间，我们分批值班，轮流休息。当军调部中共代表团派李聚奎、荣高棠等同志到外二分局慰问我们时，一直不停向警察呵斥的杨赓同志手举着点心向大家笑着说：“你们看，杨赓吃羊羹啦！”逗得大家大笑。这真是个战斗的集体、乐观的集体。孙政还告诉笔者，斗争胜利后，大家分乘卡车，在归途中一路上燃放鞭炮、高呼口号，同夹道的市民一起欢庆。国民党当局恐慌异常，竟派特务骑自行车紧追，并用水桶向车上泼水，企图将鞭炮浇湿，但终归是徒劳而已。
有资料说，北平《解放》报是中央晋察冀分局主办的。这份报纸到底是中央机关报，还是地方报纸？孙政认为，从报纸的筹备情况看，应该是党中央的报纸，这份报纸实质上是为延安的《解放日报》打前站的。从前期筹划看，是中央直接领导的，叶剑英、李克农等同志亲自部署、具体组织安排，确定的报社人员中，社长为徐特立，总编辑钱俊瑞时任新四军的秘书长，人员都是从各解放区抽调来的。因此把这份报纸看作地方性报纸是不确切的。
目前反映《解放》报史实最有代表性的，是5月29日报社被查封后，叶剑英等人站在报社门口手指查封布告的一幅照片。这幅照片上悬挂着一块木牌，上书“北平解放日报社”。这似乎与已出版的《解放》报名称有异。于光远提到，当时李克农找他谈话时，明确说报纸的名称就叫《解放日报》。但后来限于条件，只能先出三日刊和二日刊。对这张照片，孙政回忆说，其实在被查封前，报社的木牌已经做好了，因为当时已决定于6月1日改出日报。因此，拍照时，就搬出了预先准备好的这块牌子。于光远在谈到此事时也说，他们选定这个日子也有讲究，这时候我们出日报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了。那块制作好的招牌，只等出日报那天往大门口挂了。有可能特务机关已经探听到了消息，抢在我们之前动手。从两位老人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出，国民党当局对《解放》报的确是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的。
对于笔者手头的北平《解放》报社证章，孙政辨认后给予了证实。得知笔者收藏的这枚证章出自大连，孙政回忆说，《解放》报人员撤返到东北、后来辗转到大连的只有刘稚农同志一人，极有可能是证章的主人。他告诉笔者，证章是当时在报社任美编、后成为美术大师的蔡若虹设计的。蔡若虹来报社之前，美编工作是由孙政兼任的，蔡若虹设计这枚证章的时候，孙政在身边目睹了整个过程。孙政还提及，十几年前，驻京的在《解放》报和北平新华分社工作过的老同志聚会座谈过一次，当时一位同志还带来了这样的证章，但不久这位同志就故去了，我们曾派人到他家中征集过，但终究没有找到。据笔者所知，刘稚农几年前也已驾鹤西去，这枚证章的主人可能已无从查找，惟有证章承载的历史厚重将永远给我们以激励和鼓舞！
“墙上历史教科书”
“墙上历史教科书”是于光远的提法，通俗地说，就是在有历史意义的故居、旧址或原址的墙上钉上标志牌，让后人纪念和记住。
《解放》报共有两处社址，即北平西四的三道栅栏41号和宣武门外的方壶斋9号。于光远说，起初报社是没有地址的，他在北平时曾做过努力，李克农也表示这件事是应该办的，“你可以努力去办，几千块钱我们党组织是可以出的”。但直到1946年2月中旬，时任张家口法院院长的阮慕韩将其三道栅栏41号的私宅交报社使用，《解放》报才算有了固定的“家”。
于光远说，三道栅栏41号自30年代起就是北平地下党的活动地点，《解放》最早两期就是在这里编辑的，但这所房子面积不大、不够用，后通过地下党的关系，又从一银行家杨寿枢手中用3000银元购得了宣武门外方壶斋9号。三道栅栏则继续作为报社的发行部。
对《解放》报的这两处地址，当年报社的老人们有着浓厚的感情。1994年3月24日，于光远和孙政专门重访过这两个地方，但见到的已面目全非，三道栅栏住了三户人家，方壶斋原报社大门也修成了公共厕所。于光远非常感慨。他曾多次说过，《解放》报存世时间短，对这段史实，知者不多，甚至中共党史和新闻史上也少有提及。他希望能在这两处原址最近的建筑物或墙上钉一块铜牌，作为“墙上历史教科书”的一页，让后人知道。
提起这两处旧址，孙政也嗟叹不已。访问这两处地址时，孙政专门拍了纪念照片。方壶斋胡同过去报社院子前面的道路，已被一座大型商厦的地基占据了大半，以至于拍照时，照不了全貌，只能站在地基边，再后退就会掉到深沟里。
于光远常说一句话“忘记过去就把握不了未来”。孙政老人告诉笔者，十五年前，他去看望于光远，于光远提出回忆总结这段历史，决定成立由张沛、扬子江、韦韬、孙政组成的“北平《解放》报、新华社北平分社史料编写组”，并推动召开当年参与其事的老同志座谈会，把这段几乎湮没无传的光辉斗争史整理出来。但这件事情并没有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会议所需的费用和开会的场地，年事已高的孙政四处奔走联系，才得以解决。由二十余名老同志和一些有关方面人士参加的座谈会得以圆满实现。会后，在孙政的积极奔走和热心参与下，新华总社的内部刊物《新闻业务》出版了“纪念北平《解放》报和新华社北平分社创建四十周年”专辑，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了《北平〈解放〉报始末》一书，总算为这一段不平凡的历史划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
在结束本文的时候，笔者看到了这样一则令人欣慰的消息：中国青基会西四宿舍旁设立了铜牌，上书：“南玉胡同一号（原三道栅栏41号）北平地下党解放三日刊遗址，阮宅二零零六年清明节立”。据悉，该院落还设立了介绍板，全文如下：
“北京市西城区南玉胡同一号（原三道栅栏41号）是地下党员阮慕韩同志的宅院。从1934年至1946年的十年内，这里一直是我党地下工作的重要活动据点之一，并且从未被敌伪破获过。三十年代在这里活动过的早期著名革命家有：王世英、张友渔、杨秀峰、阮慕韩、南汉宸、孙文淑、张申府、刘清扬、邢西萍、何松亭、钱应麟、温健公、黄松林、阮务德、庄金林……等同志。
1935年至1937年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期间，这里是抗日救亡爱国活动的重要联络点之一。许多热血青年、爱国志士经过这里投奔解放区，原卫生部长崔月犁同志在抗日战争期间为党的地下交通员，他也曾利用这里为掩护，向解放区抗日军民运送医药等物品。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谈判期间，我党中央决定用这所院子公开出版《解放三日刊》。该刊物的负责人周扬、于光远、孙敬文同志在国民党特务的跟踪下，在这个小院里艰苦奋斗，向当时的北平市民宣传我党的政策和主张，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过应有的贡献。解放战争期间这个小院被国民党查封。”
虽然这个铜牌和介绍板还不是出自政府之手，虽然上述介绍对《解放》的叙述还不尽准确，但毕竟迈出了可喜的一步。我们相信，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们关注、追寻那段艰苦卓绝的光荣历史，牢记前辈们作出的卓越贡献。老一辈们的心愿一定会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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