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975年湖南省委工作队纪事 |
|
| 陶 涵 |
|
 |
我原在外交部和人民日报社工作，文化大革命前下放到湖南农学院，曾任该院英语讲师，文化大革命十年都是在农院度过的。1975年，邓小平复出后，一上来就迅速整顿各条战线，包括政治、经济、文教、科学、内政、外交和军队，无不立竿见影，全国各方面重新萌发了生机。在这一形势鼓舞下，中共湖南省委决定向农村派遣工作队，我也奉命参加了。成立工作队的原意是要贯彻邓小平的一系列“整顿”指示，把农业生产搞上去。不料下去不久，形势突然逆转，工作队被迫接受“批邓”任务。这个弯子是怎样转的，当时干部群众心态如何？本人根据亲见亲闻，择其中有史料价值的一些事情，简述如下，作为历史的留念。
成立省委工作队的背景
1975年9月，我在讲授英语三周后，接到通知，要我进城听报告，并准备参加省委工作队，到农村开展工作。
9月30日，报告会在省委大院内一个礼堂中举行，到会800多人。省委一位负责同志说，邓小平同志复职以来，今年上半年抓了军队、工业、铁路等方面的整顿工作，成效显著。前几天，小平同志在全国农村工作座谈会上指示说，“农业要整顿”，并说这项号召是毛主席同意后作出的。省委连夜讨论贯彻问题，决定采取几项措施。其中一项措施是成立30个省委工作队，分赴全省12个最穷县，帮助县里把农业搞上去。下去的时间是一年。下去后各项工作都要管，但最重要的是抓好公社和大队两级领导班子的整顿。这项工作如做不好，或走了过场，以后工作队一撤走，一切又恢复原样。他还宣布了工作队出发的时间安排。
到最穷的公社去
到辰溪后，10月6日，工作队负责人与县委常委一道开会，讨论工作队如何开展工作问题。10月7日，召开工作队全体会议，宣布了一些事项：中共湖南省委驻辰溪县工作总队的总队部设在县委大院内，总队长由湖南农学院院长张明义担任。下设三个省委工作队，其中之一是由湖南农学院教师和干部组成，队长由副院长翟定一担任，副队长由政治课教师魏泽颖担任。下设四个工作组，由魏泽颖和3名中年教师任组长，我也是其中之一。这个工作队要下到离县城最远也是最穷的一个公社去。其他两个工作队由几个省直机关干部混编而成，都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下乡以后，我们4个组长自然要住进4个最穷大队中的4个最穷生产队去。我住定后一了解，该生产队1974年人均口粮300斤，劳动日值4角，即每个工分只有4分钱。这个数字令人吃惊。300斤是原谷，碾成米后只有210斤。看来，全村300多户中，能吃饱肚子的怕是没有几家了。
面对如此贫穷落后的局面，大家信心都不足。但我们很快打开了局面，改变了当时面貌。我们做了以下几件事：
（一）挨家挨户宣讲邓小平整顿农业的精神，同时了解情况。访问中要宣读毛泽东和邓小平语录，了解当地情况。我们工作队员心里都明白，宣读毛泽东语录只是起个“保护伞”作用，而宣讲邓小平语录，才是能否与农民沟通，能否了解真实情况的关键。听过宣讲的农民，都反映如果照邓小平所说的去做，改变农村面貌是大有希望的。农民对省委工作队员，也从敬而远之改为主动反映情况。
（二）调整大队领导班子。我们进驻时，支书已被调走，大队长50多岁，工作不得力，但无多吃多占等劣迹。经我们调整后，支书和大队长换为30多岁的青年，原大队长仍任支委。调整后大队领导班子的工作效率明显提高。
（三）减轻农民负担。我住进的生产队3名干部，即队长、会计、记工员向我反映的第一个问题是负担太重。县、社、大队三级领导向生产队下达的摊派任务一年数千元，另外无偿调用生产队劳动外出的情况，也一年比一年严重。我向工作队长报告后，召开大队和生产队两级干部会，传达工作队的意见。凡县里下达的筹款和派工任务，经工作总队和县委研究后调整。凡公社下达的任务，由工作组调整。我随后表示，大队以前的各种摊派，从今天起一律停止。派工任务中，保留大队抽调修水利民工的权力，其余派工今后一律停止。
（四）恢复生产队长的指挥权。生产队长向我反映的第二个问题是，他实际上没有生产指挥权。大队任何干部都可以命令他改变原生产计划。我随即召开大队和生产队两级干部会，重新划分了各自权限。大队干部有权按生产队上报的年度生产计划检查生产队执行情况，但无权改变生产计划。生产队长根据年度计划作出的具体安排，大队干部无权干涉。
（五）将工匠户组织起来挂牌营业。我们工作组进驻不久，就发现全村最穷的并非农民，而是有手艺的工匠。例如裁缝和竹编工匠。合作化后允许他们挂牌营业，每年上交大队和生产队若干现金后，收入全部归己。裁缝的年收入为大田壮劳力的五至六倍。文化大革命一来，这些人被认为是企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被取消营业资格，赶至大田劳动。然而这些人虽然长在农村，种田却不内行，因此工分甚低。我将情况了解清楚后，要大队干部通知裁缝和竹编工匠开会。宣布允许他们恢复裁缝和竹编工匠职业，但要走合作化道路。他们听后都很高兴，说没想到工作组如此“开明”。两个组挂牌营业一个月后，收入现金3000多元，3个月后得现金超万元。
（六）落实子女政策。该大队有地主富农20多户，其子女中的男青年全部流亡在外。流亡的原因有的是不愿受歧视，有的是有特殊技能，只有外出才能发展。工作组了解到流亡男青年每年回家过春节，还要大队出面召集他们开会。我在会上宣讲毛泽东有关“可以教育好子女”的几条语录，然后宣讲政策说，歧视你们或歧视另一部分青年，都不是党的政策，过去你们流亡在外，不怪你们，刚才大队干部已作了不再歧视的保证，你们今后就不要在外流浪了。十多名男青年都发了言，对党的关怀表示感谢。有一名青年说，没有想到共产党还在关心我们这些“新中国的贱民”。
形势逆转———批邓消息传出以后
1975年冬，我们听到北京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消息，工作队员对这一消息都很不安。诚然，以前也发生过180度大转弯的事，如林彪事件中，对林彪的称呼一夜之间由“副统帅”变成“林贼”。但那毕竟是中共党内高层斗争的事，地方和基层干部对此并不关心。这次却不同，省委工作队本来正是为了贯彻邓小平一系列指示而成立的。有一位队员半开玩笑地对我说，如果来自北京的批邓之风刮得太猛，你们这些当队长、组长的都会变成“邓小平的黑爪牙”。
1976年1月，工作队员回长沙休假，我利用这短暂的机会，到图书馆查阅《人民日报》。该报从1975年12月起，就连续发表批邓文章。对毛泽东的最新指示“三项指示为纲，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翻案不得人心”、“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的含义分别作了阐述。几篇文章都没有点邓小平的名，但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看得出，文章的矛头是对着邓小平的。为什么不点名，这就不是我们这些干部所能推测的了。
春节过后不久，省委召开全体工作队员大会，开了一整天。会后我作了以下判断：1、大会安排十多人发言，都是驻各地工作队长、组长和队员介绍他们如何打开局面改变当地面貌的。所有发言都避开邓小平，既不说成绩的取得是贯彻邓小平指示的结果，也不在发言中批邓。这表明工作队员中无人赞成批邓。2、省委一位负责同志在总结发言中提出工作队下去以后要抓紧工作，圆满完成任务，并无撤离之意。关于批邓，只说回县以后工作总队与县委共同决定。根据以上情况判断，省委对批邓不积极，调子甚低。我联想到自己今后的处境，估计不会有变。
下去后，县委和省委工作总队将公社一级干部的批邓活动安排在3月，有工作队进驻的公社由工作队正、副队长主持这项工作。我未与会，因而不知详情，事后我曾向副队长魏泽颖问批邓情况如何。魏的回答是：“货真价实走过场”。
要我领导大队批邓
1976年4月的一天，魏泽颖召集工作组长开会说，凡有工作组进驻的生产大队，都要开一次批邓大会，大会由工作组长主持。
文化大革命十年来，我虽然处境不佳，但未说过违心的话。我不赞成的事，保持沉默也就过去了。这次却要说违心话做违心事了。我和其他工作组员几个月前还在卖力宣讲邓小平语录，而今又要我们带头批邓，这个反差太大，我们都难接受。然而，如果公开反对批邓，或摞担子不干，无异拿鸡蛋往石头上碰。为此，我几夜睡不好觉，陷入心理失衡状态。
后来我想通了，由我领导批邓也有一个好处，我可以将批邓造成的消极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如果由别人领导批邓，情况会更糟些。我之所以很快恢复心理平衡，得归功于从已读过的鲁迅著作中得到启发。鲁迅笔下的阿Q，不正是我学习的榜样吗？当然我也知道，鲁迅对阿Q是“怜其不幸，怒其不争”，三分同情，七分批判。然而阿Q的“精神胜利法”在那个特殊历史时期却非常有用。
当时我还决定，批判会由我一个人设计，大会哪些人发言，每个发言内容是什么，都由我通知当事人，并不征求副组长和组员意见，为是避免有人出歪点子，使我左右为难。
（《炎黄春秋》授权人民网发布，请勿转载）
【1】 【2】
|
 | 相关新闻 |  |
|
|
 |
留 言 区 |
|
请注意：
1.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尊重网上道德，承担一切因您的行为而直接或间接引起的法律责任。
2.人民网拥有管理笔名和留言的一切权力。
3.您在人民网留言板发表的言论，人民网有权在网站内转载或引用。
4.如您对管理有意见请向留言板管理员或人民日报网络中心反映。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