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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个要素
——以“九个月纠‘左’”为例
郑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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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本文通过对1958年11月至1959年7月近九个月纠“左”过程中,毛泽东与党中央领导集体调查研究、研讨马列著作以及庐山会议逆转的分析,探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了解国情、运用马克思主义及体制条件三个基本要素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九个月纠“左”;毛泽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含着正确地把握国情和正确地掌握、运用马克思主义两个基本要素。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要满足这两个要素则还需要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条件,即体制要素。这三个要素的成熟或实现都需要一个过程。这是理解为什么1949至1978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处于“延伸与准备”阶段的一把钥匙。

  从1958年11月初的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到1959年7月中旬庐山会议前期,在近九个月的时间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风尘仆仆,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研读马列著作;中共中央接二连三召开一系列重要会议,领导全党努力纠正已经觉察到的“左”的错误,并取得初步成果。这一段不长的历史,是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环节。对它的考察,可以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几个要素及其相互作用的一些规律性的认识。

  一

  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正确地把握国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要求。在这近九个月纠“左”过程中,有一个突出的现象贯穿始终,这就是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急切地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实际上开始了对国情新一轮的再认识,以此作为纠正“左”倾错误的先导。

  如果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以脱离国情为先导,始终与严重的浮夸风等相伴随的话,那么,纠“左”的努力从一开始便与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密切联系。毛泽东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但也是党中央领导集体中较早地通过调查研究觉察到严重问题的领导人。如同在民主革命时期为了反对教条主义力倡调查研究一样,1958年10月起,为了纠“左”,毛泽东再次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第一次郑州会议前夕,为弄清真实情况,毛泽东于10月13日至17日外出视察。在这几天里,他多次找天津、河北、保定地委、唐县、正定、徐水、安国等县委书记谈话、开会。19日至29日,他4次致电致信陈伯达等,具体布置他们在河南几个公社调查研究的内容,“练习去向劳动人民做调查工作的方法和态度,善于看问题和提问题” ,并向他报告。26日,他派吴冷西、田家英分赴河南修武、七里营两处调查。10月31日,他乘专列经保定、石家庄、邯郸、新乡南下,每到一地,都与当地省、地、市、县委负责同志交谈,进行调查研究。郑州会议后,自11月11日至20日,他继续在河南、河北进行调查研究,分别与省、地、县及公社各级干部以及中央有关领导同志、中央机关下放干部谈话,了解各方面情况。11月下旬八届六中全会后,他又在湖北、湖南和返京途中,与当地负责同志广泛交谈,继续深入实际调查。1959年2月23日至26日,在赴郑州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途中,他又分别与天津、河北、山东、河南的省、地、市负责同志交谈。

  经过广泛深入的调查,他的思想逐渐接近实际。第一次郑州会议上,他提出要区分两种公有制,要坚持等价交换,批评了急于取消商品生产和“急急忙忙往前闯”的倾向。在武昌会议上,他说:“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又说:我们现在吹得太大了,我看不合事实,要求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他承认犯了“冒失”的错误,是务虚名而得实祸。他甚至表示:从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 根据他的意见,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提出:不能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更不能混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强调“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重大的原则问题”。

  1959年初,毛泽东的头脑进一步冷静下来。1月,他在一次谈话中表示,对总路线正确不正确,“我还得观察”。2月,他表示,“我们对于搞经济建设还是小孩子”,“应该承认这一点:向地球作战,向自然界开战,这个战略战术,我们就是不懂,就是不会”。在2月27日至3月5日召开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他指出:公社成立后刮起的“共产风”等引起农民的很大恐慌,使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着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其原因在于不讲价值法则,在公社所有制问题方面,前进得过远了一点。这些分析澄清了一些混乱认识,准确地抓住了人民公社制度的症结。根据他的要求,会议确定了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形成了具有重要意义的《郑州会议》纪要。第二次郑州会议后,他又因势利导,对基本核算单位放在大队还是小队、旧账要不要算、小队要不要有部分所有制等几个重大政策问题提出建议,使公社的基本所有制实际上退回到原高级社或部分初级社的规模。

  从1958年10月中旬(此时距“大跃进”发动还不到两个月)到1959年初,毛泽东宵衣旰食,席不暇暖,风尘仆仆,一路奔波,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经过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上海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终于迈开了纠“左”的一步,使党的政策开始重新回到现实之中。这个转变是毛泽东与党中央领导集体直接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倾听群众呼声、深化对国情认识的结果,为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这与60年代初的调整是以全党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为先导有着许多相似之处。

  纠“左”时进行了调查,犯“左”的错误时就没有调查吗?不是。在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过程中,毛泽东也曾广泛深入工厂、农村,实地了解情况,也曾一再强调中央和省级领导干部一年要有几个月走出机关,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一竿子插到底”,以平等态度对待群众,从而了解真实的情况。但这种调查并没有保证毛泽东了解到真实情况,反而使他得出诸如赶超英国“只需要两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1958年6月22日)、“粮食多了可以搞供给制,吃饭不要钱”(1958年8月)、钢产量“索性翻一番,那么拖拖拉拉的干什么”(1958年8月)之类的结论和决心。可见,并不是说只要提倡或进行调查就能了解国情,就能获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基础。不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只有通过调查研究才能准确把握国情,这是就一般原则、方法来说的。但就某个历史时段、某个个体来说,调查研究也未必能了解国情。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调查失灵”的情况,除了受到事物发展程度和问题暴露程度、经验积累的多寡等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外,还受到其他一些因素的制约。例如,从一些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的公式出发,更看重那些符合自己观点的事实或意见,希望调查印证已有的认识;不能接受他人调查所获得的不同于自己的结论,等等。此外,还有一些深层原因是无法回避的。例如,在刚刚经历了反右派运动扩大化和对周恩来等“反冒进”一再升级的批判的背景下,在阶级斗争扩大化已经严重伤害了党内外民主、党内“一言堂”已开始形成,连真话都成了“稀缺资源”,而讲真话都要党中央主席出面号召时,调查的质量将如何保证?调查结果的正确与否由谁判定?再例如,无论是九个月纠“左”还是1961年全党大规模地调查研究,都是在毛泽东对“左”倾错误有所认识、态度有所松动的前提下展开的,但如果他的态度不松动,情况又当如何呢?这些问题是必须深长思之的。

  可以说,在党已经执政的条件下,重要的往往已不是要不要调查研究,而是能不能科学有效地调查研究,能不能把主观上的良好愿望落到实处的问题。而要真正实现这个良好愿望,真正切实地把握中国实际,还需要调查研究之外的一些重要条件。

  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另一个基本要素,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把握和运用。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具有当代性的特征。这正如《新民主主义论》之所以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范例,在于毛泽东以“当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眼光来把握中国的特点一样。舍此,中国化的任务不可能落到实处。

  在近九个月纠“左”过程中,除一系列切实有效的调查研究外,还有一个突出现象,即毛泽东特别强调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三本重要著作,这与他在发动“大跃进”时反复强调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打倒教条主义,以及只是一再推荐读《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形成了某种对比。读书内容的变化,直接反映着指导思想上从“左”到纠“左”的变化,反映着用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马克思主义。

  在1952年发表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斯大林根据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比较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经济工作中一些基本规律。这些认识虽难免有时代局限,但较之30年代的苏联模式又有所发展,应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当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成果,当时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高度评价。 中国1953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开始了从实施新民主主义建国大纲到以苏联模式为标准和目标的社会主义改造和“一五”计划建设,在理论上遵循的基本上就是斯大林的这些理论,即毛泽东所说“方向是一个,内容是一个” 。

  1956年后,随着三大改造相继完成,特别是苏共二十大及波匈事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明显地感觉到苏联模式的弊端及对其进行改革的必要性,提出要按实际情况办事,不受苏联已有做法的束缚,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到写作《论十大关系》时,“以苏为鉴”的思想更明确了。“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

  在酝酿和发动“大跃进”的过程中,毛泽东反复批评“右倾保守”,强调要破除迷信,要反对学习苏联问题上的教条主义和盲目性。他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四次讲话的主题,都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 。他认为,我们做的、实践的有许多超过了马克思,因而一切迷信都要打破,不要怕教授,不要怕马克思。他相信,经过整风反右运动,在政治和思想战线上取得伟大胜利后,必然会出现一个经济建设的高潮。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便是在建设速度和过渡时期两个方面突破苏联模式的尝试。在这种背景下,《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似乎一度被冷落了,因为其中的主要内容(如商品、价值规律、有计划、按比例发展以及“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等)不能为“大跃进”、人民公社等更为极端的激进行为提供理论依据。

  在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鼓舞下,面对着不断高涨的“跃进”局面和急于过渡浪潮,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与现实对不上号,已经存在“一大二公”、“急于过渡”等缺陷的斯大林模式也已不在话下,中国似乎一时忽然处于近似某种“模式真空”或“理论真空”的境地。在当时社会主义各国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普遍简单化、理想化理解的背景下,在战争年代经验的启示下,经典作家早期对未来社会的描述在党的领导层中引起很大共鸣。1958年二三月间,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认为乡社合一将来就是共产主义的雏形,什么都管,工农商学兵 。1958年4月,刘少奇、周恩来等在谈到新的农村基层组织结构时,谈到了公社、乌托邦、空想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等,并要求编《空想社会主义》、《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两本书。6月,《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一书编成。该书前言第一句话便说:“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处于‘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大跃进形势下,人们都不能不关心着我国将如何由社会主义逐渐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问题” 。这本书所辑录的一些经典作家早期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描述,成为急于过渡、一大二公的理论依据和精神动力 8月,在发动“大跃进”的北戴河会议上,“为了给向共产主义过渡提供理论根据”,毛泽东向大会推荐了这本书,要求公开出版,广为传播。他认为这本书对我们很有启发,但又相当不足,许多话是模糊印象,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经验。 在认定“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 的时候,号召学习这样一本书,似乎是顺理成章的。

  在一片反对教条主义、急于过渡的氛围中,直接套用经典作家早期的某些论述,而不考虑时代、国情的巨大差异与变化,实际上是用对经典作家的教条主义替代对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教条主义,用一些更为传统的结论作为超越、替代已经有些过时的苏联模式的依据,从而为“大跃进”等极端做法寻找理论根据。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角度看,发动“大跃进”的过程,就是以教条主义为中介,用“传统化”取代“当代化”的过程。

  1958年11月纠“左”开始后,毛泽东所关注的读书内容发生了明显变化。在准备和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他仔细研讨并反复号召全党认真学习的,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我们研究公社的性质、交换、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这些问题,可以参考的材料还是斯大林那本《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着重号为笔者所加)。“我们现在看,跟发表的时候看不同了。发表的时候,我们谁也不想这些问题”。

  11月9日,为澄清“大跃进”中的思想混乱,毛泽东在他那篇著名的《关于读书的建议》中,要求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委、县四级党委的委员认真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两本书,每本用心读三遍。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以澄清”。“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读这类书最有兴趣”。

  11月9日、10日,毛泽东在专门给出席第一次郑州会议的全体同志讲解这本书的第一、二、三章 时说,“过去看,不感兴趣,现在不同了。这三章中有许多值得注意的东西” 。又说:“书要从头到尾读,要逐章逐节读,并且进行讨论” 。他重点讲了第二章关于“商品经济问题”,“试图搬斯大林,继续对一些同志作说服工作” 。针对“大跃进”中泛滥开来的取消商品、急于过渡的言行,他多次引用和发挥斯大林有关商品的论述,强调:“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 ;指出“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为什么怕商品生产” ;并反复批评了混淆集体所有制同全民所有制界限的倾向。11月13日,他又建议讨论斯大林苏联经济问题“意见书”部分的第一、二、三章,“这样做,是为了对武汉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先作精神准备” 。在党的六中全会上,他号召:“为了我们的事业,联系实际研究经济理论问题”,“在目前,研究这个问题有极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这一段紧张、深入的读书生活对毛泽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在修改《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1958—1972)》和《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两个重要文件时,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两种所有制关系的理解,基本上反映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思路。 针对“大跃进”中轻视计划、平衡的思潮,毛泽东在读书批注中,把斯大林提出的“国民经济有计划发展的法则”称作是“客观法则”,并反问道:“我们是否研究了、掌握了、学会熟练地应用了这个客观法则?我们的计划是否完全反映了这个客观法则?”

  与经典作家对共产主义的论述不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毕竟是在有了一定社会主义实践的基础上写成的,对30年代的传统观点作了若干重要发展。尽管在总体上它仍然属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但它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论述已远远超出了经典作家对未来社会的一般性描述。如同照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某些论述成为急于过渡的理论武装一样,斯大林的这本书,成为毛泽东纠正“左”的错误、统一全党思想的重要理论武器,即“想用斯大林这个死人来压活人” 。读书重点的变化,不仅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从“大跃进”等极端行为向传统斯大林模式回归的趋势,也反映了希望用相对当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取代照搬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愿望。

  1959年上半年,随着纠“左”的深入,在学习斯大林著作的基础上,毛泽东把学习的重点转到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上。此前,1958年11月20日,毛泽东曾提议将中宣部内部刊物登载的经济所整理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的重要修改和补充”印成会议文件发给参加武昌会议的同志 。翌日,他又提出“要看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先看社会主义部分” 。1959年6月,他批示将教科书印成大字本分送中央及省级领导同志。7月2日,他在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各协作区主任的会议上说,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对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中央、省、市、地委一级委员,包括县委书记,要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 。3日,毛泽东在所列“庐山会议讨论问题”中,第一条即读书。“高级干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下册。读者范围,由中央委员到县委书记,都要读。”《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31页。8月15日,毛泽东又建议中央领导同志读苏联的《哲学小辞典》(第三版)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 毛泽东希望党的各级干部结合“大跃进”的实践,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的经济理论,认真总结经验,以纠正“左”的错误。虽然庐山会议发生了由纠“左”到反右的逆转,但自1959年冬至1960年初,刘少奇、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先后组成读书小组,认真通读了教科书下册,形成几个重要的读书谈话。

  1958年10月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以下简称教科书),在总体上仍属于斯大林模式,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初步改革的成果。它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以及物质鼓励等问题上均有新的表述。 这些新的观点是根据新的实践对原有模式的发展(尽管只是初步的),也应当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当代化的一种努力和成果。实际上,自斯大林去世后,我们开始逐渐面对两个苏联模式:一个是中止于1953年的苏联模式,《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可作为一个代表;一个是此后开始被不断修正、改革的苏联模式,教科书可作为一个代表。

  毛泽东读教科书的谈话涉及到经济、哲学、政治、历史、国际等等多方面的内容。他谈话中的一些论断发展了传统模式,如提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和“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的观点,发展了对社会主义长期性的认识;认为生产资料也可以成为商品;对书中有关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工业化速度、商品经济等主要观点表示赞同,等等。有些内容反映了他还未走出“大跃进”的狂热,如仍然认为人民公社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好形式,希望从教科书中寻找有利于“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根据;认为不能把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主要工具,因为“大跃进就不是根据价值规律来搞的”;比较多地讲过渡的必要性,等等。诸如此类的评论,实际上已落后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水准。有些内容则反映出他对教科书的评价要低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在两者之间,他更倾向于坚持传统斯大林模式,而对教科书的新观点提出批评。这在庐山会议后他比较系统地读书时表现得更为明显。他认为教科书“有严重缺点,有原则错误”,“删掉了斯大林的一些好东西,增加了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不少坏东西,这是一个很大的退步”;“可以说是有严重错误的马克思主义的书”。 特别是贯穿谈话始终的对物质刺激的批判,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他对当时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态度。“在这本书中,有些基本观点是错误的。书中不强调政治挂帅、群众路线,不讲两条腿走路,片面强调个人物质利益,宣扬物质刺激。”这些在读教科书时往往以萌芽形态表现出的观点和分歧,在60年代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反对修正主义论战中进一步发展,到1975年的“理论指示”中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形态。

  从1953年模仿苏联模式到1956年突破苏联模式、走自己的路,再到“大跃进”中回归经典,再到纠“左”时重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回归斯大林模式,再到读教科书第三版时的取舍、评判,仅仅是从读书这个特定的角度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毛泽东在一个不长的时间里,经历了对三种模式(经典模式、斯大林模式、带有一些改革色彩的苏联模式——尽管后两者的差别不大)的选择,经历了对斯大林模式认同——突破——复归的过程。尽管在形式上曲折纷繁,但从与传统模式的关系看,我们触及的只是枝叶,而其主干则是未被或不能触动的。正如毛泽东所说,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 。在两种苏联模式之间,当时更倾向于原斯大林模式;在传统马克思主义与正在当代化过程中的马克思主义之间,当时更倾向于前者。诸如“大跃进”等实践,表面上比苏联模式更激进,实际上是比原模式更后退了——特别是相对于已经开始的改革来说。

  不论是发动“大跃进”还是近九个月的纠“左”,都贯穿着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号召与行动。但实践证明,更重要的是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和当代化,并用这种当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从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三

  1959年7月中下旬,渐入佳境的纠“左”工作在庐山会议后半期戛然而止。随后展开的反“右倾”运动不仅在政治、经济上带来严重后果,而且使九个月纠“左”中刚刚有些起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再次受阻。这一逆转之所以引起研究者长久关注,是因为它恰恰出现在对国情的了解进一步深入、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有些进展的时候。类似的情况,在五六十年代曾几次出现。例如,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发言时,“中心是讲一个民主集中制的问题” ,但这并未改变此后党内民主恶化的状况。1963年5月,他又在指导“四清”的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在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十条》中,加写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一段,强调人的正确思想只能来自社会实践,但这并未阻止“四清”运动中对阶级斗争形势一再错误的估计。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反复号召全党全国学习马列著作,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这十年中却遭到了空前的歪曲,如此等等。其中的原因,固然有认识的历史局限及一些偶然因素的作用,但更根本的还在于党内外民主的缺失与国家政治体制的弊端。在这里,引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另一个基本要素——体制因素。而且,庐山会议证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较之前两个因素,体制因素似乎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

  如同在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是在削弱以至摆脱了高度集中的共产国际对中国的“瞎指挥”,取得了一定独立思考的“民主权利”为前提一样,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要与广泛的党内外民主、与思想解放和理论创新等联系在一起,“第二次飞跃”必然更多、更直接地依赖中国的民主化进程。而且,这种民主必须是一种以相对发达的生产力为依托的体制中内生的民主,而不仅仅是一种作风上的民主。

  “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及庐山会议的逆转,首先是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受到破坏的结果,是中国民主化进程受挫的产物。在民主成为稀缺之物时,不仅“第二次飞跃”无从谈起,就连“讲真话”都显得难能可贵了。近九个月纠“左”中,毛泽东越来越深切地觉察到干部中存在着不敢如实向上级反映情况和提出不同意见的问题。在1959年4月初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他号召学习海瑞讲真话,甚至说:我们的同志哪有海瑞那样勇敢 。同月,他在直接写给省以下直到生产小队的各级干部的《党内通信》中,着重提出讲真话的问题:“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并指出“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 。在此之后,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在总结经验时也着重谈到这个问题。“近几年来,在我们党的生活和国家生活中,民主集中制受到了很大的削弱,在有些地方甚至受到了粗暴的破坏。”“看领导上的意图讲话,你要求什么,喜欢什么,他就把那方面的情况反映给你,这种情况恐怕相当普遍,在许多地方已成为一种不良风气。” “这几年我们党内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 愈演愈烈且久治不愈的“五风” ,不过是一种被反“右倾”和反右派扩大化所强化了的体制病的外在表现。

  一般认为,传统的斯大林模式具有以下基本特征:高度集中的一党执政的权力结构和决策体制;党政不分、政企不分,党和国家通过国家权力、行政命令直接经营管理企业,调节经济运行、配置社会资源;单一公有制的产权结构和基本排斥市场机制的、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庞大的、全能的、自上而下的等级授权领导体制;居于统治地位、具有强大动员能力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官方意识形态和严密的党组织,等等。在社会主义建立初期,这种侧重强调统一、服从、一致、一元和精神动员的体制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功能和资源调配能力,有力地促进了经济恢复和生产力的发展,完成了工业化初期的使命,尽管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

  这种社会主义体制又引发了自己特有的问题,这在改革滞后的情况下更为明显:盲目追求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使产权主体不明晰的状况更为突出,事实上往往使各级官员成为不同层次的产权主体,权力来源的模糊使民众应享有的权利难以受到重视;体制结构使政府各级代理人在决策过程中较之其他社会群体具有明显优势,使处于体制核心的领导层在决策体系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很难避免导致各种形式的“一言堂”;计划经济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在不断再生产着上级对下级的权威和下级对上级的服从;等级任命制使各级官员更加在意对上级负责、在意上级的偏好和意图,以至于根据上级意向收集、加工信息成为一种顽症;高度集中的体制大大限制了由下向上反映情况的能力和监督能力,降低了群众的参与热情,使之虽然长于迅速决策并有力贯彻,但却缺乏及时有效的自我调节能力和纠错机制;计划范围往往超出经济领域而广泛地渗透于政治、意识形态甚至私人生活空间,从而使已经因商品经济的弱化而缺乏活力的社会难于从其他方面获得“激活”的动力。另外,传统体制中与生俱来的集中制、等级制不仅容易与一些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等级制产生共鸣而衍生个人崇拜,而且会在战争威胁、经济困难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条件下进一步强化。

  总之,这种高度集中和一元化的体制在表现出其巨大体制优势和绩效的同时,也存在着民主化程度不高、群众参与程度不够、社会缺乏活力等体制短缺,从而弱化了理论创新的动力和能力。正如不能设想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有一个分散的政治决策体制和多元的意识形态体制一样,也不能设想这种体制能为学术争鸣、独立思考、平等讨论、开放思维等提供充裕的空间;正如在等级服从的体制中难以培育出现代平等观念一样,这种体制往往摆脱不了以行政权力裁决学术争论、以地位高低评判真理多寡的痼疾,从而使理论创新成为领导者的专利和特权,使“唯上”成为体制内在的强制性要求,因而淡化人们理论思考的热情。在传统体制中,在经济杠杆作用弱化和商品经济萎缩的条件下,在经济发展而改革仍然滞后的条件下,如果再加上对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问题作出错误判断,那么,体制的主观性、强制性也更加突出,超经济的政治、行政强制手段将被强化,意识形态的作用更加膨胀且其单一性、绝对性、强制性的色彩也将更为明显。诸如此类的体制缺陷从深层次上严重束缚着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削弱了理论创新的动力,远不能满足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所必需的条件。这是二战后社会主义诸国教条主义盛行、套话空话和形式主义泛滥、马克思主义当代化和民族化步履维艰的深层原因,也是1949至1978年间未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深层原因。

  这种体制缺陷不是人为的,它是落后国家社会主义建设中普遍存在的一个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它只能用夺取政权时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发展水平、激进的政治革命传统、冷战时期严峻的国际形势以及落后国家工业化初期的赶超战略等因素来解释,而不能脱离历史条件进行抽象指责,更不能诉诸泛道德主义批判。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历史表明,与发达国家不同,落后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启动因素中,必然是政治、意识形态等非经济因素重于经济因素。国家的政治制度及意识形态等在发展初期扮演了主导力量的角色,国家通过政治、经济上的不同程度的集中来破解工业化初期的种种难题。这种政治—经济体制的选择是时代条件和国内环境决定的,一般说来,凡是经历过长期革命或革命战争而又幅员辽阔的国家,对政权的集中程度都会提出较高需求;而革命前经济越落后的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越需要强有力的政治权威与统治,并追求高速度和重工业优先的赶超战略。

  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东方大国,在经历了激烈的政治大革命后,依靠社会主义制度,以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作为推动社会经济改造与发展的强大杠杆,通过计划经济方式而不是通过市场经济,来加速自己的社会变革和社会发展,在严峻的国际冷战环境中开始现代化的“急行军”,选择上述体制有其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是一个历史的进步。这里,既有对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和意识形态的遵循,也有非意识形态的十分现实的经济方面的考虑。这正如战后“即使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也意识到为恢复经济,需要有强有力的政府存在。甚至一向标榜自由主义的国家,也往往采取以前会被贴上‘社会主义’标签的由国家主导计划的经济政策。”即使一些经济自由主义的积极拥护者也成为计划经济的热情支持者,尽管他们仍然是社会主义的死敌。 我们后来的失误,主要并不在于新中国成立初期选择这种模式,也不在于没有及时提出改革的任务,而在于在迫切希望改革时走偏了方向,在各种复杂因素的作用下,把一种比斯大林模式还传统的模式作为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超越。

  集中计划体制适应了当时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却不能在短期内提供植根于商品经济充分发展、市场经济相对发展基础上的成熟民主。这种体制特征对解放思想、理论创新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限制,不是一般号召发扬民主作风所能弥补的。而且,正如落后国家经济发展不能一蹴而就一样,其从传统体制向现代民主体制的过渡也不是短期内可以实现的。这样,我们就面临着一个困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依托于社会主义民主化一定程度的发展,但这种民主化却因体制缺陷及阶级斗争扩大化等失误而步履蹒跚。近九个月纠“左”结束于庐山会议便是一例。这种矛盾不仅在相当程度上解释了1949年至1978年间未能完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原因,而且指出了“第二次飞跃”的实现只能寄希望于中国的改革。

  本文通过对九个月纠“左”中调查研究、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庐山会议逆转所集中体现出来的体制短缺的分析,论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个要素及其相互关联。结论是:第一,马克思主义当代化及体制改革的滞后,从深层次上制约着纠“左”的努力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这是1949至1978年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处于“延伸与准备”阶段的基本原因;第二,这种滞后更多的是一种时代的局限;第三,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曲折进程孕育着改革,而“第二次飞跃”的实现也只能以改革为前提和依据;第四,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离不开社会主义民主化的推进和政治体制的改革。

  (本文作者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研究员北京100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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