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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杨尚昆生平思想的几个问题研究
――读《杨尚昆年谱》上卷
黄一兵
2007年12月28日14:25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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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尚昆是一个具有特殊研究意义的党史人物,也可以说,他代表了党史人物研究中一类特殊的人物研究类型。这一类党史人物在党内地位很高,但最初并不属于核心领导成员;他们了解重要思想、理论和重大决策的形成过程,但最初一般不参与重大决策;他们为中央决策提供咨询,但更熟悉各种重大思想理论和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情况。通过对他们思想和生平的研究,一方面可以从一个侧面揭示重大决策的形成过程和重要思想理论的多层次来源;另一方面可以了解党和政府的各种重大方针政策在贯彻执行过程中的演变和调整情况,使重要党史事件和人物研究更为完整、全面。

  刚刚出版的《杨尚昆年谱》上卷(以下称《年谱》),从内容上看就具有上述特点。本文以《年谱》提供的新史料为线索,对杨尚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几个问题作了一些初步研究,以期更为客观清晰地反映杨尚昆生平思想内容和亲身经历的重大历史事件。

  一、关于杨尚昆的成长与四川早期的革命运动

  长期以来,在杨尚昆早年生平思想研究中,史学界比较注重发掘杨尚昆的四哥、四川早期党的著名领导人杨闇公对杨尚昆走上革命道路的帮助和影响。但《年谱》展现了一个新的研究内容和方向,这就是杨尚昆早年自身思想成长发展的历程。《年谱》着重从两个方面揭示了这部分内容:其一,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的读书经历对杨尚昆的影响;其二,四川富有特色的建党历程对杨尚昆的影响。

  关于杨尚昆什么时候以及跟随谁到成都就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以下简称成都高师)的问题,《年谱》纠正了过去的一些错误史实,确认杨尚昆在二哥杨衡石的资助下,于1921年到成都,先是就读于成都高师附小,半年后,考入成都高师本部。

  成都高师在四川早期革命历史中的地位十分独特,它不仅是四川早期马克思主义宣传的重要阵地,更为重要的是,它在四川富有特色的党的创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四川的建党活动经历了从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地方组织,到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再到建立省级党委的发展过程。这个建党过程大体上以1924年夏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以成都为活动中心,后一阶段是以重庆为活动中心。在前一阶段中,成都高师在四川建团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就在杨尚昆入读成都高师附小的这一年,四川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成都高师教师王右木,在成都组建了四川第一个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马克思读书会。在王右木的影响和鼓动下,成都高师的不少进步学生都参加了这个进步组织。1922年,吴玉章接任成都高师校长,聘请王右木担任校本部主任。在他们的大力倡导下,成都高师以“改进社会,促进文明”为校训,民主、自由、进步蔚然成风。10月,在王右木组织下,以成都高师进步学生及马克思读书会骨干成员为主,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成都地委,随后便在成都等四川各地开展团的活动。也就是在这一年,杨尚昆考入成都高师本部。身处革命活动中心的杨尚昆,深受影响,其思想也孕育着大的改变。

  由于受父亲和二哥的影响,杨尚昆曾经是倾向实业救国的。“原来我在中学校读书的时候,因为一心想将来去学‘实业’,办‘工程’,所以对英文及理化很重视”。在成都高师读书的最初三年,杨尚昆埋头读书,“什么社会运动都不参加”,因此,学习成绩优异,多次获得“甲等品行”和免费学习的奖励。但是,这种情况在1923年暑假以后开始逐步发生改变,杨尚昆从成都高师的进步学生那里接触到了当时在青年学生中盛极一时的社会主义思想。“暑假期间,因补习英语和理化课程,结识成都高等师范学校的进步人士童庸生、张秀熟、曾凡觉等人”。“他们当时已经有一种‘研究社’的组织,专门研究克鲁鲍特金的‘互助论’,还有些无政府主义的书籍,如《什么是安那其》、《极乐地》等,我当时在同他们补习之余,也常听他们读读,觉得这些都是闻所未闻的东西,渐渐就发生了兴趣”。“我经常同他们接触,听他们讨论,星期天也总是常同他们一起去谈谈”。杨尚昆的这段自述,反映了他思想变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在接触社会主义思潮的过程中,也曾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这种思想变化,在当时的进步青年中是十分普遍的。五四运动以后,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逐渐成为进步思想的主流,但是当时的进步青年,在开始的时候对社会主义还只是一种朦胧的向往,一时还分不清科学社会主义与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界限,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也还有一个过程。

  但是,很明显,无政府主义思潮对杨尚昆思想的影响并不深刻,甚至可以说是转瞬即逝。这倒不是因为杨尚昆已经掌握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和思想。造成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是受到迅速发展的四川革命形势的影响。

  1924年1月,吴玉章、杨闇公等人在成都发起成立马克思主义团体―――中国青年共产党,制定了纲领和章程,建立了外围组织赤心评论社,创办《赤心评论》,宣传马克思主义。杨尚昆参加了赤心评论社。史料表明,杨尚昆参加这个组织并不是杨闇公介绍的,他甚至不知道这个组织和杨闇公等人创建的中国青年共产党有关。杨尚昆说:“当时成都还有一批人(如傅双无、郭祖述)组织了‘赤心评论’社,也是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的,我也因为与高师这批人的关系,而同他们认识了,变为《赤心评论》的经常读者,他们有时开会讨论问题,我也就在旁听了。”“此时,我就读了《极乐地》、《互助论》、《欧洲社会主义思潮》。”

  1924年在杨尚昆早年生平活动中是一个很重要的年份,因为从这一年开始,杨尚昆明显表现出尝试运用新思想、新观念来观察和思考现实问题。1924年6月9日,杨尚昆写信给正在忙于筹建四川共产党的杨闇公,谈对自己出生的阶级和家庭的认识。杨闇公看完杨尚昆的来信后,大加称赞说:“很得大要,足见他的思想已日渐于本道矣。心甚喜。”杨尚昆也说:“这时候在思想上有些变化”,“到了后来一年(1924年)我开始参加社会活动”。

  1925年5月,团中央为了更快、更广泛地帮助推动各地党组织的建设,决定将23岁以上的团员“分化给党,去强健或创建党的组织”,并且规定团员的最高年龄为23岁。不久,团中央再次决定:凡年满20岁的团员均应转党,但同时还是团员;未满20岁,但是担任团的领导工作的团员,也应入党;超过23岁的团员均应转党并且退团”。这个时候,重庆已经成为四川革命活动和建党活动中心,而杨闇公也成为四川建党的核心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党团分化工作积极开展起来,四川建党步伐明显加快。1924年春,杨尚昆参加了少共青年团的前身组织学行励进会,并也开始参加一些四川地区党团分化的基础工作,1924年9月7日,他致信杨闇公,明确支持中国青年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合作。1925年夏,从成都高师毕业后,杨尚昆来到重庆,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参与国民党地区分部的改组工作,成为中国国民党员。按照团中央的指示精神,杨尚昆于1925年“冬即转党,由1926年正月正式算为党员”。

  二、关于杨尚昆与莫斯科中山大学

  杨尚昆在苏联的这段历史,在有关杨尚昆的历史研究中一直是个难点和热点问题。《年谱》所提供的这批档案资料,初步勾画了杨尚昆在苏联的学习和生活情况,特别是首次较为详细地披露了杨尚昆结束学习后在苏联工作的情况。这批档案文献资料对于研究杨尚昆在苏联期间的活动以及有关莫斯科中山大学的若干历史问题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杨尚昆在苏联的4年中,有3年半时间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度过的。对杨尚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这段历史,《年谱》说明了以下三个方面的情况:

  第一,杨尚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期间,比较系统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教育,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杨尚昆早年接受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和确立革命信仰的历程大致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四川和上海大学时期,第二阶段就是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期。从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教学课程安排上看,是非常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的学习和教育的,它共开设七门课,分别是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经济地理、列宁主义、军事学和语言;其历史包括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运动史、俄国革命史、东方革命运动史和西方革命运动史;哲学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而为了让学生们能够直接阅读俄文版的革命文献和革命导师著作,莫斯科中山大学规定第一年级的俄文课是最重要的必修课。杨尚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第一年,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俄文及各门功课的学习上,成绩也很优异。在一年级结束后填写的情况调查表中,杨尚昆写到:“一般的学习多少有些心得,普通说来样样都知道一点,对于学习的注意不在一般人之下。社会形式发展史、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学得比较好,尤其以社会形式发展史为最好”。其实,在各门功课中,杨尚昆更为看重俄文的学习,成绩也增长最快最好。随着俄文水平的提高,杨尚昆从一年级后半期开始,就大量阅读革命导师的经典原著。学校关于杨尚昆一年级的学习鉴定是:“政治上成熟,有较高的纪律性和坚定的党性,很关心党的生活,学习成绩优良,同志关系很好(与同志交往不够)。”杨尚昆后来说:“像这样比较系统的理论学习,从我来说,以前还没有过,对帮助我确立共产主义信念、提高理论水平是起了作用的。”当然,莫斯科中山大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确存在种种问题,例如,讲马列主义,不联系中国国情;讲革命经验,言必称苏联,推行城市暴力为中心的革命模式。课程设置上,也同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明显脱节。这些情况无疑会造成学生们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倾向的滋长和发展。对于存在的这种问题,当时,杨尚昆和许多学生是有所觉察的,并一度曾向校方提出改造的建议。1928年9月,杨尚昆在填写例行的莫斯科中山大学调查表时,关于“对学校党务的意见”,他写到:“加紧教育工作;加紧党在各组织中的工作;随时注意并纠正在生活中一切不良的现象;与先锋主义、投机主义作斗争;特别注意中国问题的教育”。关于“对党小组会有什么意见”,他写到:“现在的小组讨论工作,是比较从前有大的进步,而且所讨论的都是实际问题。我想,小组会以后可以每月开一次会,由指导员报告国内外形势,如从前报告的裁军问题一样。同时,增强党组织讨论的材料”。

  第二,杨尚昆在学习期间承担了学校的宣传和翻译工作,由于工作勤奋,学习优异,开始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崭露头角。1927年9月,杨尚昆以优异的成绩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二年级学习,任第四班班长兼党组第四组组长。从这个时候开始,由于俄文水平较高,杨尚昆逐步承担了学校的一些事务性工作,主要是参与学校各种宣传刊物的管理和编审工作。在二年级学习开始后不久,杨尚昆便被选为莫斯科中山大学宣传委员会委员,参与对莫斯科中山大学出版的《国际评论》的复刊考察等工作。《国际评论》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国际评论社编译出版的中文周刊,于1926年创刊,1927年6月停刊。该周刊主要介绍世界各地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斗争情况。根据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的要求,1928年年初,莫斯科中山大学宣传委员会决定对停刊半年之久的《国际评论》进行复刊考察,杨尚昆被指定为具体负责人。尽管经过4个月的考察,莫斯科中山大学宣传委员会作出“取消《国际评论》,副刊可以存在”的结论,但是杨尚昆在主持考察的过程中,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积极协调各种不同意见,周密细致地设计复刊方案,赢得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宣传委员会的肯定,不久,同意他参加莫斯科中山大学校刊委员会的工作,并吸收他参与起草和审查宣传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由此,杨尚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开始逐步活跃起来。二年级是杨尚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另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他开始参加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教学工作,这使他更进一步奠定了自己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地位。1928年夏,杨尚昆被编入翻译班,不久就担任了特别班的译员。杨尚昆突出的学习和工作表现,很快受到莫斯科中山大学联共(布)组织的注意。1928年11月12日,莫斯科中山大学所属的联共(布)莫斯科哈莫夫区监察委员会通过接受杨尚昆为联共(布)候补党员的决议,决议的政治鉴定是:“政治上成熟,有较坚定的党性,很关心党的生活。”“请支部注意政治修养的培养。”

  第三,杨尚昆卷入了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内部斗争,但其基本政治动机和政治目的是单纯的。客观地说,杨尚昆真正涉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内部的争论,应该是在1928年11月成为联共(布)预备党员之后。成为联共(布)预备党员后,他开始更多地介入莫斯科中山大学联共(布)党内的组织活动。1929年1月莫斯科中山大学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工作报告,就是杨尚昆主持起草的,同时,他还被邀请参加莫斯科中山大学支部委员会会议。这一年的春天,杨尚昆当选为新一届的莫斯科中山大学联共(布)支部局委员,和夏曦一起任宣传部副部长。同时,杨尚昆还兼做支部局的翻译工作,负责日常的会议、文件、通告的翻译。正是随着政治地位的提高,杨尚昆开始卷入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内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国大革命失败和联共(布)党内反托派斗争的开展,引起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内部学生政治上的很大分歧和分化。当时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基本上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中国大革命失败以前入学的学生,这部分人入学时间较长,对苏联情况比较熟悉,俄语水平也较高,他们不仅在学校内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而且也比较接近共产国际和联共(布)领导层。杨尚昆就是这部分人中的一员。另一部分人是大革命失败后到莫斯科中山大学来的,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中国革命斗争中涌现的军事政治领导人和基层革命骨干,有着丰富的国内革命斗争经验。这两部分人由于经历不同,在有关中国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认识上也不同。前者认为后者没有接受过正确的理论指导,甚至根本不懂理论,没有很好地执行共产国际路线,所以把中国革命搞垮了。而后者则将中国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为苏联党和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上的失误,认为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教育严重脱离实际,需要大大地加以改造。这场分歧和纷争,由于王明教条宗派主义的影响,成了打击和迫害后者,以及打击和迫害与后者持相同观点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复杂政治斗争。杨尚昆参与了这场斗争。但是,客观地分析这个时期杨尚昆的思想状况,可以看出,其参与斗争的政治动机和政治目的是单纯的,杨尚昆说:“我入党以后,没有做过多少实际工作,理论根底又很浅,对复杂的政治斗争感到有些困难”,但“我相信斯大林不会错,共产国际不会错。那时,有不少同学也有这样想的”。在王明教条宗派主义打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过程中,杨尚昆始终持温和的态度。1929年12月,莫斯科中山大学联共(布)支部局召开扩大会议,会议讨论的主要议题是对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的意见。由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瞿秋白参加了会议,因此这次会议火药味很浓。但在会议发言中,杨尚昆始终坚持一贯的政治态度,他指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与支部局或许有不同意见,有些人就来利用。或者秋白同志不是这种意见,而被别人曲解了。现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与支部局关系还不密切,需要经常来往,这样误解就可以减轻。今天,我们有意见都提出来,以后不再重复。中夏同志在我校学习,以后希望经常出席,要把我们的工作缺点告诉我们。大家建立很好的联系,这样,工作就可以做得顺利。由于杨尚昆在反倾向斗争中态度暧昧,致使他没有能够通过莫斯科中山大学联共(布)预备党员资格审查,没有被批准转为联共(布)正式党员。审查委员会特别指出:“听说萨尔特科夫同志(杨尚昆的俄文姓名)反右倾很坚定,那么为什么他没有反击某些同志右倾的文章?看来,萨尔特科夫没有这样强烈维护党的路线。”“作为学校支部局成员,他还不够积极。”

  三、关于杨尚昆与北方局的第三次重建

  对中共中央北方局第三次重建工作,史学研究成果比较多地反映了刘少奇的贡献。的确,在第三次重建北方局的工作中,刘少奇发挥了重要的和关键性的作用,但是,作为北方局的另一位主要负责人,杨尚昆也参与许多重要工作。

  由于白色恐怖的严重摧残,党内“左”倾错误的影响,至1935年北方局遭受了很大的破坏。5月,北方局与党中央失掉联系。1935年12月,中央决定派刘少奇到华北,主持北方局并代表党中央开展工作。1936年3月底,刘少奇到达天津后,北方局重组工作全面展开。1937年6月10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华北派一中央代表照原来(刘少奇)不变,杨尚昆、彭真负责北方局工作。由此,7月下旬杨尚昆从八路军总部所在地云阳镇出发,赴华北前线。中央和北方局安排杨尚昆的最初任务是转赴平津前线转移干部,但由于敌机轰炸,交通中断,未能成行。鉴于此,8月3日,毛泽东、张闻天致电杨尚昆:“即去太原与刘少奇建立领导机关。”新一届北方局领导机构由此形成。12月,中央再次作出决定,由刘少奇、杨尚昆负责北方局工作,杨尚昆任北方局副书记。

  第三次北方局重建工作,是在日军大举进攻的形势下艰难展开并逐步完成的。从1937年9月中旬至12月下旬,日军先后击退了平汉、津浦路北段的中国军队,占领了平汉、津浦路沿线广大地区,华北形势日益危机。在日军大举侵略面前,北方局的工作重心是什么?工作该如何开展?在党内不同机构之间,特别是在华北军分会和北方局之间是存在分歧的。北方局书记刘少奇认为,强敌猛进,国民政府军队大踏步,华北迟早是要沦陷的,为此,共产党要尽早准备抓住时机到处去发展游击队,发动群众建立政权,在这个过程中,有的可以用山西地方势力派阎锡山的名义开展工作,在情况紧急的条件下,也可以先斩后奏,不要因统一战线而缩手缩脚。刘少奇的这个观点受到了华北军分会的严厉批评,认为这种观点是“民族失败主义情绪”和“华北局势无法挽救的宿命论”的表现。在分歧争论中,杨尚昆从实际出发,坚定地支持了刘少奇的观点,他认为“第一是在敌后站住脚,控制一定的地区,第二发展军队,只要有了军队,接下来,党组织、政权和各种群众团体都可以很快发展起来”。1937年9月,八路军总部到达太原,杨尚昆等北方局负责人向八路军总部负责人提出:要广泛地准备游击战争,要扩大八路军到有数十万人枪的强大的集团军,要建立起很多根据地,我们才能起独立坚持华北抗战的重大任务。为此,北方局果断决策,把工作重点转向农村,党在平津等大城市的工作人员除必须留下外,退往农村,组织群众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在八路军控制地区,大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动员一切力量参加抗战,支援前线,准备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正是由于北方局领导坚持从实际出发,积极有效地开展工作,使得北方局的各级组织在华北的广大农村迅速站稳了脚。到1937年底前后,在北方局的大力协助下,八路军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也先后在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建立了战略支点,敌后战场初具规模。

  1938年11月9日,中央决定杨尚昆任北方局书记。在任北方局书记期间,杨尚昆直接在前线承担领导工作的时间是3年。1940年11月,杨尚昆奉命回延安,参加七大筹备及延安整风运动,此后没有再返回华北前线。这期间,根据形势的发展需要,中央曾讨论过撤销北方局的问题。1942年7月3日,中央考虑敌后斗争将异常残酷,在一个狭小区域内首脑机关摆得过多是很危险的。因此,建议八路军总部转移至晋西北。总部转移晋西北后,北方局撤销,以北方局现有机构成立太行分局,以邓小平为书记;在冀鲁豫边区成立分局,以罗瑞卿为书记,华北各分局直属中央。7月14日,杨尚昆代表中共中央致电八路军总部负责人彭德怀,催问对上述工作机构转移和调整的意见。7月16日,彭德怀复电,指出,考虑到对外及实际还必须保留八路军总部,移晋西北只是为了避免损失,我认为仍在晋东南为宜。不久,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同意彭德怀来电的意见。会议决定:彭德怀任北方局书记,邓小平任太行分局书记,北方局的太行分局组成人员以能到会及必要者为限。7月30日,当时在华北前线的八路军负责人及北方局负责人彭德怀、刘锡五、罗瑞卿致电中共中央,提议:(一)中共中央北方局以杨尚昆、彭德怀、刘锡五、罗瑞卿、滕代远、邓小平、李大章七人为北方局委员,杨尚昆任书记(杨尚昆未回前由彭德怀代)。(二)以邓小平、李雪峰、刘伯承、李大章、蔡树藩为太行分局委员,邓小平任书记,李大章为副书记。29日,中央批复同意。杨尚昆任北方局书记一职直到1945年8月20日,北方局正式撤销为止,前后历时8年。

  四、关于杨尚昆与晋西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

  关于晋西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问题,一般都属于八路军战史和八路军115师战史的研究内容。但是,《年谱》却提供了丰富的有关杨尚昆及北方局参与创建晋西南根据地的情况。

  晋西南地区以吕梁山脉为依托,北与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接壤,是保卫陕甘宁抗日根据地的东部屏障和联结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纽带。全国抗战爆发后不久,八路军115师曾挺进晋西南吕梁山脉开辟抗日根据地,但是,吕梁山区也正是阎锡山在晋西南地区主要战略区和立足点,阎锡山对八路军势力的进入百般阻挠,致使1937年11月,八路军115师主力进至汾河流域的赵城、洪洞地区后,被迫停止向吕梁山开进,转入整训。1938年2月,日军向晋西南发动进攻,侵占汾阳、介休、孝义等地。阎锡山部向晋南和黄河以西大举溃退,晋西南地区由此成为敌后。日军进逼和阎锡山部西渡黄河,使陕甘宁根据地面临新的威胁和困难。在这种形势下,刘少奇和杨尚昆提出北方局转移至吕梁地区,靠近阎锡山,深入开展统战工作,协助八路军,把握山西局势。1938年2月20日,刘少奇和杨尚昆致电中央:晋北敌人已经开始南进,如反攻不能达到目的,临汾南岸短时期内有失陷的可能。关于北方局的位置问题,我们认为:应尽可能与阎锡山靠近,以便把扼山西局面;与中央及武汉保持交通到最后;与八路军总部靠近一段时间,以便取得各种帮助。如果日军逼迫临汾,北方局第一步拟西移吕梁山。刘少奇和杨尚昆提出的坚守晋西南的设想,与中央筹划的继续推动八路军在晋西南敌后吕梁山地区展开的构想一致。因此,2月23日,毛泽东致电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和115师主要负责人指出:应向蒋介石、阎锡山提出以下战略计划:为保卫潼关,须将兵力分为两部分,一部固守郑州、洛阳、潼关一线,阻敌过黄河,一部坚持晋南晋西战局。在潼关确保不失的情况下,以正面阵地战配合20万左右兵力的两翼运动战,保卫武胜关和武汉。八路军将依战局发展情况配合友军作战。我们认为必须告诉国民党,如果近百万军队均退至黄河以南平汉以西之内线,而陇海、平汉尽为敌占,则将形成极大困难。故总的方针,在敌深入进攻条件下,必须部署足够力量于外线,方能配合内线主力作战,增加敌人困难,减少自己困难,造成有利于持久战之军事政治形势。据此,在八路军115师继续南进的同时,北方局也开始全力推动晋西南地区工作。北方局首先决定晋南省委随阎锡山行动,负责领导晋西工作及各团体。3月11日,刘少奇返回延安后,24日,中共中央决定:为了适应目前特殊情况及各方面工作起见,北方局负责人刘少奇暂时住延安,在中央指导下,仍旧担负华北党的领导工作,杨尚昆率北方局工作人员在吕梁山脉,就近与华北各地党部联络,直接布置晋西南工作。在接到上述中央决定的第二天,杨尚昆就转赴吕梁山区并迅速地提出了晋西南党的工作设想,3月27日,杨尚昆致信刘少奇并转张闻天及中共中央,指出,已经抵达义牒附近之圪堵坪,拟即在此按照指示要求部署吕梁山脉地区工作,并帮助建立晋西南省委。关于当前条件下的地方工作,大概的方针应该是:设法把晋西南省委成立起来,并建立其与各区的领导关系,并以杨尚昆带的警卫连为基础,成立石楼、离石、中阳、永和间的游击队,作晋西南基干武装;帮助牺盟会组织各种群众团体,尽可能设法召开各区或全省各团体代表大会;成立党务委员会,发展党组织;与程子华打通关系,并给予指导。4月28日,杨尚昆提出吕梁山划分成五个区,分区开展游击战斗的具体计划。5月10日,他在孝义县宋家庄主持召开北方局会议。会议分析临汾失守后的形势,确定晋西南地区党的任务和各项方针。确定晋西南是坚持华北及山西抗战的战略支点之一,是保卫西北,保卫陕北的门户。晋西南党的任务是:创造统一战线的吕梁山脉抗日根据地。决定撤销中共山西省委和中共晋西省委,组建中共晋西南省委,统一领导晋西南地区党的工作,配合115师继续创建晋西南抗日根据地。省委与115师师部一起工作。会议确定了晋西南的主要工作是:恢复政权,在原有名称和形式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和充实,逐步使它成为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在党的领导下的基本游击队;恢复、建立、充实和扩大各种群众组织;大量发展党员,巩固党的组织,健全党的各级领导机构,建立五个特委。至此,党在晋西南的工作得到实质性展开。宋家庄会议第二天,杨尚昆便同刚刚成立的晋西南省委与115师会合,直接参与到吕梁山抗日根据地开辟的工作中来。

  五、关于杨尚昆与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初创

  中央办公厅是杨尚昆一生中供职时间最长的部门。他是中央办公厅的创建者,也是建设者,因此,杨尚昆与中央办公厅的档案资料,是《年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富有特色的一个部分。

  中央办公厅创建是有一个过程的。在1941年以前,党是没有中央办公厅这个机构的。1941年9月,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书记处办公厅下设办公处、秘书处、机要处、总务处等,实际上执行的是中央办公厅的职能。李富春是第一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主任。1945年,中央决定李富春赴东北工作。关于这次中央书记处办公厅领导工作的调整,由于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以致20世纪90年代中央有关部门在编写《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这样写到“李富春去东北以后由谁接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主任不详”。但是,杨尚昆的生平思想研究解开了这个谜。杨尚昆回忆说,就是他接了李富春的工作,“到办公厅却只有富春同志的口头交待。那时,走的人很多,哪顾上这些,也不很注意这些事”。这个看似不经意的一次调动,确对杨尚昆一生产生了重要影响,因为,从1945年9月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厅主任,到1965年11月接到调任广东工作的通知,杨尚昆在主管中央日常事务的岗位上整整工作了20年。这期间,1948年4月,从延安撤出来的中央机关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一带再次汇合,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5月23日,中央决定原中央工作委员会、中央后方委员会撤销,成立中央办公厅,由杨尚昆负责,中央办公厅由此初创。

  在杨尚昆的领导下,初创的中央办公厅不仅承担了党中央机关从延安到西柏坡再到北京的“三次大搬家”,参与组织和筹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及开国大典等一系列重大事件,更为重要的是,有条不紊地适应和完成了党中央的日常工作从战争时期向和平年代的转移,逐步建立和健全了中央办公厅的组织机构和各种规章制度。

  在机构设置上,1948年5月,中央办公厅刚刚设立的时候,下设书记处办公处、夹峪行政处(原中央行政处与王家坪行政处合并)、中直供给部、秘书处、机要处、中直卫生处等。之后,为统一指挥中直机关驻地的地面警戒与对空警戒,又在中央办公厅下设立中直警卫司令部(8月改为中直卫戍司令部),杨尚昆亲自出任司令一职。9月,增设总务处。10月,设中直经济建设部。到1949年3月,中央办公厅由河北省平山县北庄村迁入北平市的时候,办公厅经过调整和优化组合,已经具有了现在中央办公厅的基本职能。

  在规章制度的建设上,1948年5月,中央办公厅组建伊始,为了使办公厅工作从战争环境的动荡状态中稳定下来,为了中央办公厅工作始终保持长效和规范,杨尚昆就非常注意建章立制的工作。1948年7月,在杨尚昆担任中央办公厅书记不久,他就亲自参与组织、起草、修订各类关于规范中央办公厅工作的文件,他主持起草的《中央各部委处理机密文件的制度》、《机要秘书选择条件》、《机要秘书日常工作条例》和《中央办公厅承办和收发电报及归档程序》等文件的基本原则和做法,至今还在实行。1948年8月,由杨尚昆起草经周恩来修改审定的,关于全国党政军系统文电实行按内容类别分别行文的制定,改变了过去“一文多事”文电行文方式,施行“一文一事”,这种方法现今已经成为一种惯例。10月20日,杨尚昆又以中央办公厅名义起草致各中央局、分局、前委电,对电报格式作出具体规定,指出:凡请示电报,必须将负责回答的主要机关或人名写在前面,对有关各地一律注明并告某某;需要几个机关或某某人共同办理或回答者,必须注明何项问题,请何机关何人办理或回答;干部升迁调动,需按组织系统,如需给各中央局、分局或军区审核者,应先写各中央局、分局或军区,再转报中央或军委;需要转发之电报,须注明请转何地。这些要求后来都成为新中国政府部门和各级组织之间电报往来的基本规范而广泛使用。在杨尚昆的主持下,中央办公厅确立和始终保持了行之有效的为党中央服务的工作运转机制,为提高机关办事效率,为保障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实施,为保证各项任务的圆满完成,作出了显著贡献。杨尚昆在领导中央办公厅工作期间,紧张有序、快速高效的工作作风,也多次受到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表扬。

  (本文作者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副研究员 北京 100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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