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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重构下的晋西北乡村领袖
――以“张初元模式”为个案研究
岳谦厚 张基辉
2007年12月28日13:47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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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晋西北近现代史上社会剧烈变化的时期,这些变化不仅表现在日本入侵引起的该地区权力格局重组以及中共对该地区社会经济与政治秩序的整合,更表现在该地区由一个过去几乎不为人所知的“边缘地区”变成了“开放”的“革命试验场”以及逐步走向现代的转型过程。在这些变化中,乡村权威的易变则是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中共进入晋西北后,在农村底层所发动的社会革命对原有乡村权威与政治秩序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造或重建,将离散的乡村社会整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实现了民国历代政府不断努力却无法完成的国家政权建设目标。而贫农张初元的个人发展史就向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中共政权建设努力的最佳路径。张在1942年前不过是宁武县的一名雇工,到1944年竟然一跃成为当地最有影响力的乡村领袖,他的名字在整个晋绥边区几乎家喻户晓,甚至像贺龙、林枫、牛荫冠这样的中共高级领导人都成为了他的朋友。张的个人经历打破了传统精英进入地方社会的路径,足可使研究者从一个新的视角来揭示中共最终取得乡村控制权的某些内在关联。

  一、从煤工到村领袖

  1913年7月,张初元出生在坐落于管涔山脚下的宁武县旧堡村。村子由多姓氏家族组成,吕姓和周姓是最大的家族,占有土地最多,村中所有地主和富农都出自这两个家族。张家在村里是最贫困的家庭,除最多能打2石莜麦的土地外仅有3间小屋。张初元8岁时为生活所迫,先与两个哥哥一起放羊,旋又成为织毛口袋学徒,不久则单独到五寨和岢岚县“放牲口”。1934年后做煤工。正是煤工生活为其日后政治地位的崛起提供了无限机遇。

  (一)初涉村政权

  1940年2月,中共晋西北抗日民主政权创立。同月,中共宁武县政府在距旧堡村5公里的芦草沟村成立。县政府建立后,中共着手对各村政权机构进行重建。由于宁武县地处游击区,县政府对村政权重建并没有像中共控制区那样彻底,一方面继续保留村长、闾长、邻长制的旧模式,让原公职人员担任职务;另一方面则增设了诸如自卫队、武委会、锄奸委员会、农救会、妇救会之类的适应战时需要的新组织。同时,为了更好地组织该地区广大工人参加斗争,晋西总工会提出了《晋西总工会八项抗日斗争纲领》,号召“发动工人参加抗日武装斗争”、“救济失业工人,领导工人进行必要的改善生活的斗争”。同年初春,中共宁武二区工会一位姓吴的同志来到旧堡村煤窑向工人宣讲“打日本人的道理”和“改善雇工生活的法令”并提出建立煤矿工会的号召,得到工人响应,大家一致推举张初元担任工会主任。任职不久,张就准备带领工人向村里的窑主“算账”,窑主们非常紧张,请求他“不要引上一群人闹是非”,许诺事后以一定的粮食作为回报,但遭到张的拒绝。两天后,张在吴某帮助下带领工人找到全部窑主,强迫他们答应了工人的各种要求。

  争取矿工权益的胜利使张在当地工人和村民中的声望迅速提升,中共宁武县委开始注意这个贫农出身的工会主任。

  3月,宁武日军首次“扫荡”新堡行政村,张初元家中所有房子和粮食被焚毁殆尽,他的母亲在大火中被烧死,岳父被日军刺死。浩劫过后几天,县委中共干部马文花找到张,希望他担任村自卫队小队长。张起初对这一职务非常恐惧,担心会给自己带来很多麻烦:(1)被日本人抓住后可能被杀;(2)容易被地主迫害;(3)耽误农活。为打消其顾虑,马向他宣讲了革命的道理,使之最终接受了这个职务。6月,张被选为行政村分队长。次年2月,又当上新堡行政村民兵中队长。3个月后,再次被任命为新堡行政村锄奸会主任。张初元成为锄奸会主任后与党组织的联系越来越密切。1941年前,新堡行政村只有赵世雄、周保善两个秘密党员。是年7月,负责区青年工作的中共干部翟文彪来到行政村并找张谈话,希望他加入党的组织。经过两次谈话,张答应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入党介绍人,翟宣布了两个入党条件,即保守秘密和不能调动。中共宁武县政府距旧堡村很近,以前县区干部经常直接到村下达上级任务,然后由村长召集闾邻长解决。自张入党后,县区委干部就开始绕过村长直接找其下达任务。

  (二)在危机中成长

  随着中共在晋西北地区的发展,新堡行政村党员数量增加。1942年6月,该村党员又增加吕根厚、郭福(斧)、周三子、周三炳4人,全村党员达到6人。由于党员人数增多,村党小组一分为二,张初元和周保善分任小组长,两个小组统归王家沟党支部负责,党支部书记为石霸沟村人吕根财瑏瑠。同月,日军突然攻占新堡村东北8公里处的石家庄寨,并在那里建立据点。外部环境的骤然变化让王家沟党支部所有党员措手不及,也使该支部遇到组建以来第一次严峻挑战。

  7月,宁武县各区开始精简干部,赵世雄调回新堡村并任王家沟党支部书记,吕根财担任组织干事。面对日军的连续“扫荡”和大肆烧杀抢掠,各村群众极为恐慌,王家沟党支部的党员开始发生分化。郭福、周三子因怕被敌人抓到,既不参加党小组会又不敢发动群众,几乎断绝了与党支部的一切联系。10月,新堡村村长周保善因“吃不上公粮,工作艰苦,(怕被)敌人抓住就杀”而逃跑。11月13日,日伪对旧堡及周边村庄进行“扫荡”,张初元率领民兵配合八路军进行阻击,打死日伪军20多人。这次战斗尽管取得了胜利,但招致了日军次日对旧堡更大规模的报复性“扫荡”。“扫荡”过后,该村许多房屋被烧,粮食被抢光。这时,中共宁武县委组织部部长赵安乾、二区区委书记葛曼曾来到旧堡指导工作,他们指示张初元一定要广泛发动群众、壮大民兵队伍并在战争中学会打仗。张按照上级安排组织了十几个民兵开始短期训练。

  日军“扫荡”对一些党员的思想造成了很大冲击。出于个人对日军的恐惧和安全方面的考虑,支部书记赵世雄在1942年12月召开党支部会议,讨论是否同意日军“维持”政策的问题。会上,支部成员意见明显分为三派:赵世雄认为全体村民都不愿同日军对抗,主张采取“维持”策略并希望所有党员赞成;有的对日军骚扰“怕成一团,维持不维持他不管”;张初元则明确反对“维持”。张的主张得到吕根厚、郭福等人的支持,党支部最终在反对“维持”问题上达成一致。

  1943年1月28日,支书赵世雄、吕根厚及三个村民被日军抓走,吕装成普通村民没有透露任何秘密,赵却在敌人鞭打后透露了宁武二区中共干部名单并被日军放回村里。为避开持反对意见的张初元,赵决定暗地里集合村民实行“维持”政策。村民大会上,赵的主张没有得到全体村民通过,很多人看到张初元没有出席会议而拒绝表态。一个月后,赵试图再次对张进行劝说,又一次被拒。

  如前所述,由于新堡村村长逃跑,担任王家沟党支部书记和行政村农会秘书的赵世雄成为村里的最高权威,行政村事务基本都由他处理。但村中军事事务由张初元完全负责。1942年,张初元当选村武委会主任兼锄奸委员会主任,在村里公派任务中拥有了支差、征兵、抓汉奸、警戒和保护村庄等多项执行权,他的自卫队拥有了红缨枪、土火枪一类的简单武器。张的权威身份在新的行政职务和一支武装力量的支持下得到了更多下层农民的认同,甚至包括头号地主吕梁(前村长)在内的所有地主富农也逐渐不敢与之公开对抗。赵则在村中仅有地主富农支持,没有足够能力单独决定村中事务,重要事务都须与张初元亲自协商。

  通过是否同意日军“维持”政策的问题的争论,张初元看出,作为一名中共党员,赵世雄的行为严重违背了党的利益。为彻底消除赵对村庄的影响,张初元找到中共区委组织揭发赵泄密和搞“维持”的事实。不久,二区中共干部在村里召开“反维持”群众大会,将赵投敌之事公诸于众,并当场罢免其所有职务且安排他到另外的村庄居住。会后,张初元被选为农会秘书,区里还为他的自卫队配发了1枝冲锋枪、5颗子弹和9枚手榴弹。赵的离开和自卫队力量的加强巩固了张初元在村里的地位,地主富农的力量遭到严重削弱。

  二、政治崛起与“张初元模式”

  赵世雄叛变事件之后,张初元着手对手下民兵进行短期整顿和训练。1943年春节刚过,张接到日军骚扰报告,带领民兵埋伏在蚂蚁岩伏击敌军,这是民兵在没有主力部队支援下打的第一场战斗。战斗中,民兵打退了日军进攻,并击毙两名日兵,缴获1枝三八式步枪。县委为表彰他们再次奖励1枝冲锋枪、1枝小口径步枪和9枚手榴弹、20发子弹。此后一年内,旧堡民兵同日伪进行17次小规模接触,打击了日军对周边村庄的抢掠。这一系列的胜利,使得这支民兵队伍在县里和村中的影响扩大,也提高了张初元在民众中的威信。为有效地防范敌人,民兵队以二人为一小组定期到山上侦察放哨。不过,民兵放哨和警戒带来了一个问题,即民兵的土地怎么办?张及村干部们于是决定成立变工互助组。

  (一)影响力的扩大:变工互助组的成功试验

  变工互助在华北地区由来已久,但只是局限于血缘关系圈中的临时性协作。1940年,由于日军对晋西北连续进行了四次大规模“扫荡”,根据地遭受相当大的损失,劳动力比战前减少1/3,牛减少6/10,骡驴减少十分之八九,耕地面积仅及战前845%,土地产量特别是山地产量降低1/3以上,棉花产量只有战前3%。为弥补劳动力损失、充分动员农村各种劳动力,并增加农业产量和蓄积抗战力量,中共晋西北政府要求各县组织互助运动,并于1942年春耕之际号召各县以“双方自愿、劳动力等价交换、适合于农民的生活习惯”为原则广泛成立互助组织。

  旧堡村变工互助组由农会秘书张初元负责,每半个月由农会召集变工小组、农会组开会并检查工作。每个小组至少由一个村干部任组长,每组人数在8至10人左右。该村变工组与宁武县其他变工互助组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民兵分散在各小组内,平时除执勤、放哨民兵外,其他民兵均参加生产;战争和警戒状态时,全体民兵负责参加战斗和转移老百姓,土地则由其他村民耕种。

  张初元变工组是为响应党关于互助组实行“劳力和武力相结合”的号召成立的,这种互助组的特点有二:将生产单位———村庄变为生产和军事合二为一的新型集体;民兵和村民之间形成一个互利的利益群体,村民可借助民兵警戒及时转移粮食,民兵生产和生活也因村民互助受益。这种劳力和武力组合的方式在战时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旧堡村不仅农业生产没有耽误,而且民兵的警戒工作保证了村民在敌人到来前将粮食和财产及时转移或隐藏。1943年9月28日,《抗战日报》发表名为《宁武民兵布置武装保卫秋收》的通讯报道,该报道说:“各村组织联防战斗网,进行猛烈的近距离作战……现于劳力和武力结合问题在夏季中曾发现一种形式,一种是以一二个民兵和四五个群众组成的一个劳动互助组,进行长期合作,平时劳作互助,战时民兵进行战斗,群众负责帮助民兵空室清野及家人转移。其余一种为农会与自卫队负责互助,其中以第一种形式最好,秋收工作中将普遍实行。”这篇报道所介绍的第一种互助形式就是旧堡村互助组,中共宁武县委决心树立张初元这个模范典型并以此带动全县变工互助运动的开展。自此,这个村级组织成为整个晋西北的新闻焦点,逐渐引起了中共晋绥边区政府的关注。

  (二)影响力的继续扩大:乡村政治运动的开展

  1943年初,新堡行政村党支部因党员人数增加正式成立,张初元由王家沟支部调到新堡支部。这个支部共有党员48名,支部书记吕有子负责“全盘”,周应海负责武装事务,周增洋负责行政,张初元负责生产,张满厚负责宣传,各支部干事分工领导各自然村工作。这个新支部的特点是干部力量强,支书吕有子曾是宁武二区组织干事,周应海是区大队长,1942年因精减回村工作。吕对工作很重视,党员积极性迅速调动起来,各自然村反贪污斗争、减租减息等工作在这一年开展起来。

  作为农会秘书的张初元,首先发动农会对旧堡村旧闾长绰号“周大头”的周金奎展开反贪污斗争。经过斗争,周金奎承认当村干部时贪污的事实,并在张的强令下交出贪污的5500元农币和320斤莜面。1943年秋后,宁武县各区广泛开展减租减息及反恶霸运动,张初元在县领导的号召下发动了全村减租运动。周汝甲、王具义等4个地主迫于斗争压力将全村地租由31石6斗减为6石7斗,群众更换新约100余张,减租后的贫农纷纷开始买地买牲口。到年底,旧堡63家农户阶级成分发生很大改变,地主仅剩1户。

  从1942年至1943年,张初元先后领导了反维持斗争、变工互助运动、反贪污斗争、减租运动,并通过调剂粮种和帮助村民贷款、组织优抗代耕、发动互借等多项措施使10户雇工和贫农“翻身”。10户贫雇农两年买地73垧、赎地19垧和房14间、买驴1头、买牛9头,张本人也在变工后买地13垧。张初元所做出的成绩得到村民理解和支持,他也因此逐渐成为晋西北众多乡村领导人效仿的榜样,其成长历程更成为中共培养村级干部的范例。

  (三)更上一层楼:参加全区劳模大会并当选特等劳动英雄

  评选劳动英雄和民兵英雄是中共在建立晋西北政权后的重大政治举措。随着抗日斗争的全面开展,晋绥边区在武装斗争、减租减息、互助合作等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民兵英雄和互助典型的作用被边区政府重视,各地在边区指示下开始有意树立优秀农民党员,民兵英雄、合作社模范因之进入评审序列。

  对于宁武县政府来说,尽管张初元没有在劳动产量上取得大的成绩,但其变工互助组却响应了政府“劳力和武力相结合”的号召并发挥了积极作用,再加上他是一位出身于贫农的农民党员,这两个最重要的条件成为县里选举他的原因。1943年12月21日,张初元当选宁武县劳动模范。次年1月7日,张参加了在陕西王家庄召开的晋绥边区第三届群英大会,会议主题是“发展劳动英雄互助”,共有700多名从全区推举出来的英雄模范参加。张在大会上被评为特等劳动英雄,与宁武邢四娃、忻县宫新维、五寨路玉小、交城段新玉并称晋绥边区抗战的五面旗帜。

  1944年1月18日,全体劳动英雄在中共晋绥分局代书记林枫主持的宴会上观看了“七月剧社”表演的节目———《拉洋片》。表演者一边拉,一边唱着张初元反“扫荡”的内容。大会期间,林枫发起《响应毛主席“组织起来”的号召,学习敌后英雄吴满有的运动模范劳动英雄张初元同志》的号召,张初元的民兵斗争和变工经验一下子成为《抗战日报》的头条新闻。贺龙评价说:“有了劳武结合的这个好榜样,我们抗日根据地的棋子就活了。棋子一活,我们的抗日战争必然胜利。”由于晋绥边区大力号召,张初元很快成为劳力和武力结合的典范。到该月下旬,张初元的影响迅速扩大,各地劳动模范和民兵英雄纷纷通过拜访或通信方式向张学习经验,还有一些劳动模范向张提出劳动挑战。这一年,宁武二区开始被称为“张初元区”,新堡村则被称为“张初元领袖村”。

  作为“劳武结合”的特等模范,张初元首要的工作是领导整个新堡村开展变工互助。1944年前,新堡行政村的生产和战斗工作是分开的,生产工作由农会负责,行政村生产大队部和自然村生产队部是其执行部门;民兵工作由武委会、农会和村代表大会共同负责;行政村战时指挥部和自然村战时指导小组负责警戒和战斗任务。张初元通过多次召开村干部和群众会议后,决定建立“战斗生产指挥部”。该指挥部指导委员由村长、农会秘书、中队长组成,村长兼任指挥部指导主任。另外,各自然村建立类似组织,村主任、农会干事、小队长组成下一级指挥部。从表层看,战斗生产指挥部只是一个按照旧堡村变工互助组形式将生产和战斗任务合二为一的村级综合职能部门,但这种组织的功能并非那么简单,实际已将新堡村权力进行了重新分配。

  张初元因变工组的成功而成为全边区人人皆知的模范,但领导整个行政村的变工工作并不像想象中那样容易。新成立的变工队在日常生产中仅由农会秘书和农会干事负责,而村长、村主任与民兵队长只在形式上对农业生产进行检查和分工领导若干自然村的生产。有些兼任变工小组长的行政干部借口行政工作忙脱离生产领导,有些民兵借口外出活动不参加生产,甚至有的村主任认为生产工作做好了是农会干事的“光荣”,不仅不协助生产还有意拆散变工组织。一些不是农会会员的二流子及地主富农常不服农会干部领导,变工互助在初期遇到许多阻碍。不仅如此,张初元在村夏季总结大会上提出的变工爆炸运动建议也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此时,张初元的信任危机既有来自内部干部的无所作为和敷衍,又有来自外部顽固势力的抵抗和恶意破坏。在这种情况下,县委派出干部直接对张进行帮助,并继续通过大量宣传报道来进一步提升张的威信。在1944年一年内,仅《抗战日报》介绍张初元的报道就达30篇以上,远超过对其他劳动英雄的报道。整个晋绥边区都在学习新堡村变工队经验,晋西北剧团还根据张初元的事迹编排了晋剧《新屯堡》在全边区巡回演出,离石县劳动英雄张智升还以民间小调形式写了《唱张初元》。

  从1944年2月至1945年3月《抗战日报》报道情况来看,张初元不仅全年生产、战斗、交公粮、发展手工业等工作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而且还带领村民创办了煤窑、榨油坊、榨油小组、运输队、纺织小组等多个合作社。张因此在1944年12月再次成为第四届群英会劳动模范。然而,张在村中的实际表现却与这些报道似乎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有些新堡村民对张愈加不信任并给他起了“外鬼”的绰号(意思是假报功劳的人),认为张的工作成绩没有像报纸上宣传得那样出色,有些群众则在暗地里称他为“烙饼英雄”。通过中共1946年和1948年两次对张的调查材料看,新堡人对他的不满集中发生在第三届群英大会后一年多的时间里。群众对他个人的意见多达近20条,主要涉及以下方面:(1)忽视小自然村利益,偏袒新堡村和旧堡村;(2)有了一定的成绩后对生产懈怠,带着民兵打狼和野猪;(3)自己逃避负担,采用临时分土地办法少出公粮;(4)包庇亲戚的罪责;(5)立场不稳,包庇富农;(6)假报生产和战斗成绩。对于这些意见的真伪目前无法下结论,但这些反映材料让我们了解到了英雄张初元背后的故事。中共的宣传可能同张初元的实际表现有些差距,但受到党组织支持的他并未因此受到影响,反而更加受到中共宁武县委的支持和重视。

  (四)在新堡村的村选斗争中赢得最高权威

  1945年初,新堡村作为宁武县试验村首先开始村选工作。作为行政村村长的候选人,参加选举的不仅有农会秘书张初元,还有旧堡村主任周润厚。另外,张满厚、周明元等村干部和新堡支部的党员也参加了选举。尽管新堡村由于张初元的缘故成为晋绥边区的“明星村”,但这次村级干部选举并非风平浪静。大、中型自然村同小自然村之间的激烈对峙,地主富农同中共贫农干部的斗争,乡村干部之间的冲突等都在村选中得到真实演绎。

  村选时,新堡村除二三户的小村不计外,10户以上的自然村就有11个。其中,新堡自然村140户,旧堡村63户,红土沟30户,芦草沟40户,石具沟村、接官亭村、千木沟村等小自然村仅10余户。“这三类村庄各具特点,有的居于小沟内,有的居于大道,因此在生活、政治觉悟上均不同。”像新堡之类的大自然村群众在选举村干部问题上仅依靠上级或村干部而不主动参加选举;以旧堡村为代表的中等规模的村子则因村内部比较团结、候选人员明确,矛盾相对较小;小型村的村民自知人数少、力量弱而放弃对村长的选举,只对本村村主任一职选举表示某种关注。

  从整体看,新堡村村民对这次村选没有显示出特别兴趣,他们认为来年收成如何才是最值得关心的,村选只是干部和农会的事,他们没必要费脑筋,更没必要参选。甚至有些担任现职的村干部也认为,选上的干部“就是单跑腿要粮(的)差事”,选谁都一样,他们“不敢领导、出主意,怕包办,不敢大胆提出候选人”。与一些村干部和普通村民的冷漠态度相比,地主富农阶层却极为热情,他们在村选中投入了相当多的精力以争取各级村干部职务,企图建立“自己人”的政权。他们在村选中的表现可归纳四点:(1)自己直接参加村选;(2)在群众中散布谣言,打击现职干部的威信;(3)鼓吹“(当干部)啥时也落不下好,几面受气”,削弱了干部参选的积极性;(4)向群众推举自己的亲信参加选举。尽管当时乡村政权实行“三三制”,但新堡村“上层分子”的这种举动让前来调查的党的干部感到不安。针对这种情况,他们一方面对所有现职村干部进行教育,另一方面利用召开农会、纺织小组会、妇救会的机会公开“揭露上层地主在村选中的企图”。在一个月的时间内,由于中共对新堡村村选工作的直接干预,地主阶层的计划被打破并失去了参加村选的可能性。

  不仅如此,村选前,中共还对新堡村各主要候选人进行了详细调查并记录在案:旧堡村村主任在工作中迁就群众,怕群众说自己不好;有的党员在选举中拉拢地主,对工作不认真;芦草沟、红土沟闾长“在工作上应付”。对于这些干部的表现,中共明确表明态度,拒绝一切可能造成“不利选举”的因素,提出候选人须具备三个条件:积极负责、大公无私、为老百姓办事。张初元是材料中唯一受到表扬的村干部,调查材料高度赞赏他的工作能力和威信。

  选举结束后,张初元最终被选为新堡行政村新村长。尽管现有资料不足以充分论证张初元的胜利是否是中共直接参与的产物,但至少可以确定村选结果与中共期望完全一致。若说新堡村只是个例的话,那么整个宁武县村选情况则可证明上述结论。1945年初,宁武县有5个区31个行政村参加村选,当选村干部中英雄、模范以及翻身后的中农占了绝大部分,地主仅占5%。实际上,这种现象是晋西北根据地的一种普遍现象。党的舆论认为,“村选”中落选的多半是不负责的、违抗工作的及老好人,选进的则是一大批“英雄模范”和在“群众中有威信的干部”。由此可见,中共对基层权力主角的重塑,不仅是对旧政权的彻底改造,更主要的是通过“村选”使符合中共要求的“群众代表”成为新的乡村领袖。

  三、“张初元模式”的特点及建构机理

  (一)“张初元模式”的特点

  抗战期间,张初元从一名非常贫苦的贫农快速升迁为一名乡村领袖的过程,实际上是山西各革命根据地底层社会成员在政治上“翻身”的一个缩影。通过对现有馆藏档案和众多乡村干部个人档案材料的发掘发现,像张初元这样成长起来的乡村领袖在所有根据地非常普遍。基于此,笔者将这种贫农政治“翻身”的方式称之为“张初元模式”,这种模式具有以下特点:

  1.贫农化。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没有贫农阶级,决不能造成现时乡村的革命状态,决不能打倒土豪劣绅,完成民主革命。”“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抗战期间,中共各根据地有越来越多的贫农成为各类村组织的负责人,乡村政权逐渐趋于“贫农化”。这种趋势一方面是由于党对贫农参加革命的重视,另一方面则是抗战的大背景使然。由于抗战需要,村干部不得不经常应付“公差”。在许多村民看来,村政权就是个“动员机关”,干部只是“征粮支差”,个人并不会因此受益。所以,各阶层为躲避这些“麻烦事”尽可能地拒绝担任公职。这样,在党组织的支持下,工作积极的部分贫农开始进入村政权。在这样的情况下,晋西北村政权在减租减息运动开展不久就已呈现出“贫农化”趋势。如临南县武家沟、郭家洼等11个村村长有9人是贫农,2人是中农;村支书、武委会主任等职也基本以贫农为主。《三晋劳模》一书中介绍了抗战时期山西各根据地88名劳动英雄、战斗英雄和纺织英雄,其中85名出身贫农。这些贫农出身的村干部虽然个人能力相对较弱,但工作却非常积极。他们对党布置的任务总是尽力完成,其中不少人在抗战后期成为当地社会的最高权威。正如韩丁对贫农所评价的那样:“建立在千百年传统之上,并且由风俗、宗教、儒家伦理和雇佣军的赤裸裸暴力支持者的地主阶级的独裁统治,被一批过去无地或者少地的年轻农民暂时取代的。他们苦大仇深,积极热情,勇于创造,向往美好的新世界。……如果他们没有这样的见识和能力,那么谁有呢?”

  2.英雄化。“张初元模式”另一特点就是英雄化。各级政府的劳动英雄大会是中共对乡村社会优秀典型进行英雄化塑造的重要舞台,生产能手、优秀民兵、拥军模范所做出的成绩不仅会受到表彰和奖励,而且还会被各大报纸所宣传,并成为根据地人人学习的榜样。

  中共对乡村社会优秀典型进行英雄化宣传的目的主要有三:第一,表明政府在现阶段的工作重点和方向。比如对张初元“劳武结合”这个典型的树立其实就体现了晋绥边区希望整个乡村社会能够通过互助合作的形式发展和保卫生产的要求;对兴县劳动能手温象栓的表彰反映了政府对开荒和农业生产工作的重视;对女英雄张秋林的表彰则是对政府提出“纺花织布”号召的回应。第二,“凭借这些骨干去提高中间分子,争取落后分子,不断的提拔在斗争中产生的积极分子,来替换原有骨干中相形见绌的分子,或腐化分子”;第三,提拔优秀人才,通过宣传增强他们在农民中的威望,使其成为农村运动的领袖。典型人物英雄化是中共的一项重要的政治工作,“张初元模式”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完成的。

  3.党组织的培养。从1940年初村煤矿工会主任到1941年5月行政村锄奸会主任,张初元的职务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完成了五次转化。究其原因,除了这位年轻工会主任确有一定的能力,重要的还在于中共党组织的直接扶持。党组织对张的扶持最早可追溯至工会干部吴某对他的培养,正是这件事才使张引起了中共宁武县委的注意。其后,张在担任旧堡村小队长和入党的事上再一次得到党组织的支持。1942年赵世雄叛变后,宁武县委任命张为村农会秘书。1944年初,中共对张的“劳武结合”极力宣传,使他成为整个晋绥边区学习的榜样。1945年村选中,党组织对张的工作高度赞赏,并最终协助他取得村长和村支书职务。而山西离石王存宝、忻县侯有根、朔县尹氏三雄(尹茂元、尹茂官、尹茂仁)、宁武邢四娃、兴县温象栓等众多乡村领袖的成长方式都同“张初元模式”类似。他们在掌握乡村控制权的过程中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且中共对他们政治升迁都有着直接的帮助。因此,晋西北的“张初元模式”与其说是贫农英雄自身能力和个人威信的体现,倒不如说是中共为巩固乡村社会而进行主动扶持的结果。

  (二)“张初元模式”与中共对乡村社会的整合

  抗战期间,中共对晋西北乡村社会的控制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呈现出先弱后强、先军事后政治的特点。晋西北抗日政权成立之初,中共曾在当地实行“四大动员”、公粮征收、村摊款等多项战时措施。尽管这些措施对于中共军事实力的增加发生了重大作用,但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村干部负担。许多村干部因此耽误了农活,他们公开声称自己仅是个“支差”的,当上村干部“拈上灾”,“高低要辞职”。繁重的公务负担让更多的人惧怕担任公职,有些人辞去职务,有些则干脆什么也不干。

  由于乡村政权开始出现真空,一些品质恶劣的地主、富农及二流子在1941年秋的村选中混入村政权,他们有的大肆贪污,有的在工作中偏袒地主富农,故意“刁难”普通农民。特别在1941年减租减息过程中,部分地主凭借村干部支持不仅不减租,甚至公开提高租率。农民对于这种“明减暗不减”的情况敢怒不敢言,戏称“双香火烫”。这段时间里,中共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基本依靠自上而下的命令和指示,村级政权只是敷衍政府法令,“区村政权还把持在地主富农手里,不少地方的政权表面上虽不是地主富农,但背后还是地主富农在操纵左右,甚至在1941年实行村选以后,这种情形还在不少的村里面存在。”1943年春,晋绥边区作出《加强群众观念,深入普遍的发动群众运动》的指示,开始在减租减息运动、合作化运动中发动群众,培养群众领袖,村级政权中的地主富农基本被肃清,建立起以中农和贫农为主的乡村政权。

  晋西北乡村政权变化的历程说明,中共政权的建立,是对传统乡村一切规则的巨大颠覆,原地方精英在传统社会中的权力正在被剥夺,这是他们所不愿意的。也就是说,中共同地主富农的控制与反控制斗争在所难免。传统地方精英是乡村社会的领袖,他们之所以能够造成中共控制混乱的原因在于对乡村内部拥有相当多的权力资源,能够比中共更直接地控制地方经济和政治生活。要改变这样的局面,必须打破他们与乡村社会的联系。“张初元模式”则是中共试图再造乡村政治的重要一步,减租减息、反贪污和合作运动都必须通过这一模式来顺利完成。因为,“张初元模式”下的乡村干部本是乡村社会的一员,他们了解村庄一切事务,在中共的支持下,他们能充分利用乡村社会各种资源,打破原地方精英同乡村权力的联系。也就是说,“张初元模式”并不与传统社会相悖,它产生于与以往相同的社会空间,只不过是在以共同意识为基础的架构之中实现变革的一种手段。中共的这种方法非常巧妙且卓有成效,村民们逐渐减少了与中共的冲突并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这种历史性的转化。

  在这种乡村整合过程中,权力是“张初元模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只有拥有了比传统地方精英更多的权力资源,贫农干部才能改变混乱的乡村政治。而获得这种权力资源,一方面要靠中共赋予,另一方面则需要从传统地方精英手中“夺取”。职务升迁只是中共给予张初元权力资源中的一部分,还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中共在乡村所设立的各种组织资源,如农会、武委会、锄奸会等。正是这些资源才让“张初元模式”下的乡村干部有了施展才华的舞台,他们通过对中共政策的实施逐渐树立了个人威信并掌握了乡村政权。从传统精英那里取得权力资源,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削弱他们的权力。减租减息和反贪污等政策或运动是“张初元模式”影响和削减传统精英经济实力的最有效手段。斗争后的地主和富农阶层人数急剧降低,乡村中农化趋势明显,他们失去了控制乡村社会的重要手段,在村子里的影响力逐渐降低,甚至一些在县级政府担任议员的开明士绅也同样受到了冷落。

  四、结 语

  正如美国学者罗兹曼等人认为的那样:“共产党在社会整合的领域里,建立了一支庞大而忠心耿耿的积极分子队伍,能深入到差不多所有社区当中去,这同样应该被视为是进一步发展成为可能的一个重要里程碑。通过内战时期和日本人入侵时期的根据地,通过挨村动员土改,共产党的领导人建立起了一个得心应手的党员和拥护者的网络,能执行各种政策,开展各类活动。废除科举制度以来,只有共产党才有这样一大批遍布于中国各地的仁人志士,他们深受一种思想的熏陶,以天下为己任,由乡村到地方行政中心直至北京按等级组织起来,靠资历和得到晋升的希望为党服务。……虽然党的积极分子不像有科举功名的人那样,自诩熟知历史教训,通晓社会人情,并垄断教育成果,但他们是代表中央领导的一支强大的动员力量。”可见,“张初元模式”下的村干部在得到决定乡村政治事务的权力后,还需像传统地方精英一样通过自身努力树立在村中的威信。然而,这种模式下的个人威信既非来自于功名和宗族力量,也非来自于个人对村庄事务的处理能力,而更多地来自于战争威胁。在日军入侵的影响下,发展生产和保卫生产是晋西北村庄的共同任务,村民对权威的标准因战争而改变。民兵英雄、纺织英雄、劳动英雄、合作化英雄普遍受到爱戴和尊敬,他们在村中有了追随者,树立了威信,成了村庄新权威。这些新崛起的乡村干部、英雄模范一方面发挥着地方精英的传统功能,维护着村庄利益;另一方面最终成为中共政策的执行者和代言人。概言之,中共在乡村社会进行的巨大变革是对传统乡村权威认同的重要否定,而“张初元模式”则是中共成功重构晋西北乡村政权的示范标本或选择路径。

  (本文作者 岳谦厚,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张基辉,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太原 03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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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徐婵(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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