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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第一个历史决议起草前的十年“等待”
○ 戚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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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在幼年时期曾受“左”倾或右倾思想的统治和影响,特别是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土地革命时期给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中国共产党对此也进行了不懈的斗争。1935年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错误的统治地位,但并没有作思想上的清算。直到1945年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才真正肃清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思想的影响,此时离遵义会议召开已整整10年。这10年,是一个“等待”时期。

  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肯定了抗战以来毛泽东一直坚持的正确主张,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线。王明表面上承认“党要团结在毛泽东领导之下”,但实际上仍然坚持过去的错误。1940年3月,他把自己在1931年所写的、集中反映他的“左”倾错误观点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在延安出了第三版,并且在序言中写道:“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尤其在延安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时,尤其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在党内,广大党员干部也仍然没有认清“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和实质。怎样端正全党思想,正确看待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问题,迫切地摆在中共中央面前。

  为帮助全党尤其是高级干部认清“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自1940年下半年开始,毛泽东亲自主持收集、编辑和研究中国共产党六大以来的主要文献,形成了历史文献集《六大以来》。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读到许多他过去在中央苏区没有看到过的材料,对问题有了更系统的了解和认识,更深刻地感受到“左”倾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的严重危害。1940年12月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比较集中地谈到党的历史上的右倾和“左”倾错误。他强调指出,大革命末期的右的错误和苏维埃后期的许多“左”的错误,是由于马列主义没有和实际联系起来。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对于犯了错误和没有犯错误的人都是一种教育。但在这次会议上,仍然有人不同意说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是路线错误。

  为了统一干部思想,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又称“九月会议”)。会前,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先后发出王稼祥起草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央还把《六大以来》发给大家,要求大家认真阅读,结合实际进行比较分析。这一系列措施,特别是对《六大以来》的阅读和研究,使广大干部加深了对“左”倾教条主义危害的认识,为全党的整风、以及对历史问题作出决议打下了重要基础。胡乔木回忆说:“当时没有人提出过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存在着一条‘左’倾路线。现在把这些文件编出来,说那时中央一些领导人存在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就有了可靠的根据。”在这次会议上,许多人以自我批评精神认真检讨了自己历史上所犯的错误,党的领导层对必须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大体取得了共识。会议期间,毛泽东就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起草了一份书面结论草案《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结论草案》。

  1941年“九月会议”后,毛泽东集中力量领导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他规定中央学习组的任务是:“一方面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论,一方面研究六大以来的决议。”在1942年3月的中央学习组上,毛泽东就如何研究党的历史问题指出,“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只恨几个人,如果只恨几个人,那是把历史看成是少数人创造的”。

  1943年,经过一年多普遍的整风运动之后,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空前提高。系统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从思想路线的高度对党的历次错误根源进行系统清算,并在此基础上统一全党思想的历史条件已经成熟。1943年9月7日至10月6日,以及11月3日至27日,中共中央连续召开政治局会议,对十年内战时期和抗战初期王明的错误路线进行严肃批评。许多中央领导人在会上回顾党的历史,并认真地作了自我批评。在10月6日的会议上,毛泽东作总结时说:这次要避免党的历史上的错误的斗争方法。“过去党内斗争没有解决思想问题”,“现在的斗争还是继续整风的精神,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在11月13日的会议上,毛泽东在系统回顾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党内斗争的历史后总结道:“我们的目的是要揭发路线错误,又要保护同志,不要离开这个方向。”

  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一次报告中又强调指出:

  “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

  毛泽东的这一系列讲话,对于巩固全党团结起了重要作用。在全党团结、统一的气氛下,起草历史问题决议的时机也就成熟了。

  1944年5月10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任弼时为召集人。5月,任弼时写成了“决议”草案稿,以1941年秋天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为基础,同时又反映了其后各次会议取得的新认识。此后,毛泽东以及党的其他高级干部多次讨论,对决议稿进行了多次修改。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原则上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8月9日,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一致通过该决议。《决议》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对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作出了正式结论。

  《决议》获得了普遍的认同和拥护,就连在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也是如此。博古在六届七中全会上发言,真诚拥护这个决议,并向那些曾经受过错误路线迫害的同志道歉。王明在给七中全会的声明书中,也对历史决议及其对第三次“左”倾路线所犯严重错误的分析和估计表示“完全同意和拥护”。

  12年之后,邓小平在1957年12月的一次谈话中曾指出:我们党不在1935年作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为了把全党同志(包括犯错误的同志)团结起来,我们要等待犯错误的同志觉悟到自己的错误。如果我们在1935年做结论,这些同志是不会接受的。毛主席的路线是正确路线(正确处理党内历史问题,也是毛主席正确路线内容之一)尚且需要等待,那么并不那么正确的路线,就更不待说了。

  〔作者戚义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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