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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逢一笑泯恩仇——我所亲历的中古关系的恢复与重建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前副部长 李北海
2010年09月17日15:04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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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古两党关系的恢复

  中国和古巴两党恢复关系,是中共对外关系调整的重大步骤之一。

  中古两党关系在60大论战中被扭曲,70年代恶化。80年代初,两党关系缓和的最初信息,是从两位老朋友见面时发出的。古巴驻华大使邀请他昔日的朋友、时任中联部拉美局副局长杨白冰到使馆做客,表示要努力争取中古关系最好时刻的到来。中方对此作出了积极回应。1987年年底,古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里斯盖特出席法共二十六大,主动约见中共代表、中央书记处书记、统战部部长阎明复,正式提出恢复两党关系问题。随后双方商定两党对外机构交换代表团,作为恢复关系的第一步。古共希望中联部代表团年内访古,时间越早越好。

  1988年8月1日,我以中联部秘书长的身份率中联部代表团一行四人,赴古巴进行恢复两党关系的工作性会谈。行前我们做了认真准备。双方虽然有恢复关系的愿望,大的原则达成了共识,总的方针是:“过去的事就过去了”、“朝前看”,强调共同点是根本的,在某些问题上的分歧是暂时的,求同存异。但是进入具体会谈,在实质性问题上会不会产生矛盾和摩擦,我们并没有把握。因此围绕如何结束过去和如何面向未来,我们尽可能把问题想得多一些。实际上当时中古之间,在一些问题上分歧不仅存在,有的还很突出。我们到达哈瓦那一下飞机,前来迎接的是古共国际关系部副部长塔尼娅,她一身红装,满面笑容,热烈同我们每一个人握手拥抱,她和古巴的热带气候一样,第一印象就使人感到亲切和温暖。随后,我同她会谈。对于大论战年代的过来人,我认为从严格意义上讲,那简直算不上是什么会谈,却好像是老朋友久别重逢的欢聚。她充满激情地对我们到来表示欢迎,对两党不愉快的往事根本不提,对仍有分歧的问题也不触及,除了称赞中国的经济建设,主要就是希望两党关系逐步发展,直至最高层会晤,并具体提出1989年恰逢古巴革命胜利30周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希望利用这一机会互派党的高级代表团,以进一步发展两国政治关系。大部分时间,她都用来介绍古共对外关系部有关情况,使我们了解到他们的组织结构,政治职能,以及13个局的工作情况。她的这种友善姿态,和我们不谋而合。作为回应,我高度评价古巴革命和建设,赞扬卡斯特罗的领导和古巴人民的英勇顽强精神,正面回顾两党关系,对结束过去面向未来讲了几条原则性意见,对两党关系发展的前景表达了美好的愿望,对他们提出的建议作了积极的响应。最后,我也简要介绍了中联部的情况,他们报以热烈的掌声。第一次工作性会谈结束,双方皆大欢喜。接下来是古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里斯盖特会见,还有古共中央组织部、经济部、美洲部的领导同我们会见、会谈,然后到外地参观游览,到处是笑脸和掌声,将近10天的访问我们始终沉浸在欢乐友好的气氛之中。

  我们访问后不久,9月中旬应中联部邀请,塔尼娅率领古共国际关系部代表团回访,中方也给予了热情的接待,双方就进一步发展关系交换了意见,包括就两党互派更高级别的代表团达成协议。其他活动,我们作了相应安排,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吴学谦同志会见,中央有关部门领导出面会见、会谈,然后参观游览,他们一路也是高高兴兴。这样两党国际部门的工作性会谈圆满完成任务。

  紧接着朱良同志以中共中央委员、中联部部长的身份访问古巴,古方接待规格很高,卡斯特罗主席会见,中央书记里斯盖特会谈。相隔不到半月,古共中央书记里昂内尔?索托访华,江泽民总书记会见。以后往来逐渐增多,级别不断升格,两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以上的领导人,你来我往连续不断,双方接待规格都很高。他们来的江泽民同志见,我们去的卡斯特罗主席见,双方最高层的领导人也都频繁出场,见面总像有说不完的话,有叙不尽的情。

  1991年底展现了一幕戏剧性场面。1964年曾经率领拉美九党代表团的古共政治局委员卡洛斯?拉斐尔?罗德里格斯,再次踏上久别的中国国土,这次他是来向中共通报古共“四大”情况的。他向江泽民总书记表示:“中国是社会主义的中心,中国有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江泽民同志明确回答:“我们不是社会主义的中心,这不是谦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吴学谦说:“当前社会主义遇到了困难,我们应当把自己的国内建设好,这样才能对社会主义作出真正的贡献”。这标志着,中古两党关系已不是昔日友好关系的简单恢复,而是建立在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原则基础之上的崭新的关系。

  1993年11月江泽民同志访问古巴, 1995年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卡斯特罗访问中国,将两党两国关系推向一个新阶段。伟大诗人杜甫在历经崎岖之路登上泰山时,曾留下这样的诗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中古关系的历史又何尝不是如此,回首过去,众山皆小,如今开始书写新的历史篇章,前景无限广阔。

  不一样的卡斯特罗

  中古两党关系的恢复和重建,带来两党高层的频繁往来。在这些交往中,我有机会多次见到当代传奇英雄人物卡斯特罗。他在古巴这个处在世界头号强权大国美国鼻子底下的弹丸小国,稳坐元首宝座长达50年,美国换了11任总统,每届总统无一不想把他整掉,但是不论怎么打怎么压,他始终昂首挺立,岿然不动。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许多人从卡斯特罗的演说和文章中,感觉他语言犀利,气势恢弘,认为他是一位高谈阔论,居高临下的人物。在国际共运大论战时,他的语言也是咄咄逼人。但是,当我同他零距离接触时,第一感觉与原来的想象相距甚远,我看到的和听到的卡斯特罗,是一位细心、和蔼、诙谐、平易近人的人。

  我第一次见到卡斯特罗,是 1991年9月,作为代表团秘书长,陪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四川省委书记杨汝岱访问古巴。李金章代办举行晚宴欢迎我们,卡斯特罗稍晚到达。李代办向他介绍代表团成员,他弯下高大的身材,微笑着同每一个成员握手时,都正视对方,眼神亲切。他招呼大家就座后,自己坐下,端起酒杯开始讲话,他说感谢杨汝岱同志到古巴,使他有机会到使馆喝酒,他叫服务员把酒瓶放在他面前,说这样喝起来方便,他还特意检查商标,说这是正宗的中国桂花醇,他最喜欢,就是喝的机会太少。宴会厅发出一阵阵笑声,气氛活跃,大家频频举杯欢迎卡斯特罗主席,欢迎杨汝岱书记,欢迎代表团。我看他确实喜欢桂花醇,自斟自饮,边吃边说,他声音不大,略带嘶哑,但思路敏捷,问题一个接着一个。杨汝岱个子不高,精明强干,一口四川话,对答如流。两人的对话如聊家常式地展开。

  我以前听人说过,卡斯特罗的大脑像一台计算机,装满了数字。大约十几个一问一答之后,他就计算出,四川人口是古巴的10倍,耕地面积与古巴几乎相等,而单位面积粮食产量是古巴的20多倍,因为古巴当时粮食缺口大约50%,四川粮食不仅满足本省一亿多人口的食用,富余的部分还用于出口,而且四川的猪肉和农副产品也都有富余,部分供应外省。卡斯特罗对此大为惊异,越谈兴致越高。宴会结束后,谈话从饭桌移到会客室。会客室不大,只能容纳几个人,李代办和我等少数人在里面,其他陪同人员坐在外面。

  卡斯特罗请人拿来中国地图,并叫来几位古巴领导人一起旁听。他在地图上找到四川的位置,对地形、地貌、气候、土壤、生态环境,甚至当年红军经过的路线都一一提问。话题主要围绕四川农村改革,农村改革是怎么开始的,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内容,农贸集市的发展,乡镇企业与种植业的关系,农民个体、集体与国家关系的变化,农村土地结构、人口结构的变化带来的社会问题,以及土地耕作方法,包括一亩地施多少肥、浇多少水、下多少种,田间管理除草、除虫、防病等等一问一答,“打破沙锅问到底”。当他了解到四川也是甘蔗种植大省,对于甘蔗种植面积、单产、出糖量、管理、加工等等,一边提问一边同古巴的甘蔗生产相比较,作出谁优谁劣的评价。杨汝岱是有名的“草鞋书记”,跑遍了四川农村,对四川的情况如数家珍。两人一见,真是话逢知己千言少,酒不投机半杯多。午夜已过,已是次日凌晨一点多钟了,两人交谈5个小时没有休息,兴致不减反增。

  这时礼宾官提醒,卡斯特罗方才起身,神情振奋地说:“中国了不起,四川了不起!”他还诙谐地对在场的古方领导人讲,你们看这就是中国的政治局委员,古巴要是有一个杨汝岱,我们所有的问题就解决了。他又指示安排杨汝岱到地方参观时,各地多听听杨对古巴农业发展的意见,他还表示将要派更多的人到中国学习,了解中国经验。

  临别时,他同代表团照相。他看到四周站着许多使馆工作人员,便主动招手叫他们过来照相,大家欢欢喜喜围拢过来,像过节一样高兴。

  1994年6月,我陪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访问古巴,再次见到卡斯特罗。这次与上次不同,不仅换了场地,而且先后两场。第一场是他会见我们,在他的国务委员会办公楼。第二场是他出席中国驻古巴大使徐贻聪为我们举行的欢迎宴会上。两场对话共计5小时20分钟,可以说那是他对上海改革开放的一次“问卷式”考察。

  对话从吴邦国送给他的礼物开始,那是一架上海最新生产的摄像机,卡斯特罗接过去,放在眼睛前试了试说:“上海生产的这玩意儿太先进,里面什么也看不见!”上海的同志笑着帮他打开了镜头盖,他说,“这机器只听上海人的指挥,现在我开始摄像了!”他拿镜头对着大家扫去,大家哈哈大笑。接着他翻开吴邦国送的上海画册,惊问这就是上海吗?他指着一栋又一栋的高楼大厦,问是什么时候建的,是做什么用的?吴邦国即问即答,说出每栋高楼的来历,对话很快启动,主要话题围绕上海的改革开放迅速展开。

  卡斯特罗神情贯注,兴趣浓厚,涉及的领域十分广泛,主要包括:开发浦东新区的优惠政策;上海为龙头带动长江流域的发展计划;大型建设项目的资金来源,经济效益和建设单位;引进外资政策,外资数额,外资来源,批准程序和投向部门;合资企业的工人工资,土地批租,居民安置;上海生产规模和水平,与外省市的关系;国企经营状况,亏损企业及安置多余人员;中央与地方权力划分,行政关系与财税关系;旧城改造,房地产事业,居民住房制度;汇率并轨与外汇管理;居民生活,蔬菜供应,等等。

  卡斯特罗思路活跃,跳跃式地发问,问题并没有严格的顺序,而是互相穿插,前后交叉,同对方一问一答保持短促互动。吴邦国既熟悉政策,又懂经济和技术,回答简明扼要,如行云流水一般,常常举一反三,内容翔实,将方针政策融入具体事例之中。卡听了频频点头,表示满意,说中国的成功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这一切都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果,他对中国和上海的成就感到鼓舞,称赞吴邦国带他神游了上海,使他成为上海问题专家。他指示陪同的古巴领导人,要将中国和上海的做法一一认真研究,他自己也要进一步研究中国经验。

  卡斯特罗离开中国使馆时,已是次日凌晨一点多钟。我们送他离去时,看他上车已有一些困难,他仍然热情地不断向我们挥手。

  1997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黄菊访问古巴,我陪同他又见到卡斯特罗。这次卡斯特罗除了应中国驻古巴大使刘培根邀请,出席使馆为我们举行的欢迎宴会外,最具特色的安排是他邀请黄菊和代表团到革命宫做客,先会见后宴请。参加这次活动的都是古共政治局的要人,他们是:古巴二号人物劳尔?卡斯特罗,党中央国际关系部部长巴拉格尔,哈瓦那市委书记拉索,马坦萨省委书记娅迪拉等。

  最令我感到意外的是劳尔?卡斯特罗的出场,因为卡斯特罗兄弟俩同时出现在同一个场合,这在古巴是极其罕见的,据说他们为了国家的安全利益,内部曾有过专门的规定。劳尔没有出席会见,而是在宴会前的酒会上,他微笑着走来同代表团成员一一握手,然后向在场的古巴人寒暄问好。酒会的气氛轻松,大家自由组合,有说有笑。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劳尔,趁卡斯特罗同黄菊聊得最欢的机会,我走到劳尔那边向他打打招呼。巴拉格尔向劳尔介绍我,说:“这位是中国的阿鲁菲,他多次来过古巴。” 阿鲁菲是古巴党中央国际关系部副部长,主管对华关系。 我说:“第一次见到劳尔同志很高兴,久仰大名了!”劳尔严肃地对我说:“你犯了错误,知道吗?”我笑着回答:“我这个人经常犯错误,不知这次犯的什么错误?”他说:“你来古巴不见我,你以前对古巴的访问统统不算数!”随即招呼记者和我一起照相,我们几人都哈哈大笑。

  接着,卡斯特罗带领大家走向宴会厅。一条长桌,中古双方人员面对面按序入席。简短的欢迎客套后,主菜上来,大家边喝边吃边聊,开始还分得出主人和主宾,后来渐渐松散,互相交头接耳,欢声笑语。这样的宽松气氛是卡氏兄弟带的头。

  当时哈瓦那市委书记拉索,对中国朋友非常热情,玩笑就是从他开始的。

  卡斯特罗说:“你们看,中国强大了,拉索同中国套近乎”。

  劳尔接着说:“拉索可厉害啦!他到处施压,中央的部长都是他的老部下,谁敢不给他钱?”

  拉索笑着反驳:“所有的部长都向我施压,他们知道我穷,有求于他们。”

  卡斯特罗:“上面怕拉索,下面喜欢拉索,所以古巴很稳定;如果古巴不稳,肯定是拉索制造的。”

  劳尔变换了方向,直指卡斯特罗,他说:“当年巴蒂斯塔犯了一个历史性的大错误,赦免了菲德尔(卡斯特罗)。”

  卡斯特罗反驳:“你倒好,在牢里尽睡觉!”

  劳尔:“当年坐牢,你读足了书,看完了《资本论》,我睡足了觉,直到今天都不困。不过,我睡觉不像你看书那样入迷,有一天,电台报道一条消息,说卡斯特罗和劳尔的家失火,全烧光了。卡斯特罗听了,继续看他的书,我从床上跳起来,再也睡不着了。”

  酒会和宴会进行了近三个小时,笑声不断,始终洋溢着和睦欢乐的气氛。这真是令人意想不到的一次聚会。

  (责任编辑:刘娟娟)

  (《当代世界》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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