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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力从何而来?
2008年07月04日14:43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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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统筹/李小平 策划、主持人/李树明 编辑:党的生活

  ● 策划·主持人 \ 李树明

  ● 统筹 \李小平

  ● 特邀嘉宾 \锋 竞 也 予

  新闻回放:凝聚力注释

  2008年6月1日上午,近千名绵阳市民自发来到南郊机场出口处,迎接从唐家山堰塞湖抢险战场凯旋的武警水电官兵。他们当中有抱着孩子的父亲,有提着水果的阿姨,更有捧着一束束玫瑰花的年轻姑娘。

  当一架架黑鹰直升机缓缓降落,武警官兵们从直升机上跳下来,市民们一边欢呼,一边挥舞数十幅“亲人啊!子弟兵,绵阳人民感谢您!”“武警叔叔,你们辛苦了!”等标语。当列队整齐的官兵们走到机场出口时,市民们拥上前去,送上水果、矿泉水,献上鲜花。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婆婆提着一篮子熟鸡蛋,挨个发给每个官兵,不停地说:“孩子们!你们受苦了!吃个鸡蛋垫垫肚子吧。”一个佩戴红领巾的小男孩见到战士就不停地说:“谢谢叔叔!长大了我也要当解放军。”

  小男孩名叫文洋,今年刚满10岁,昨天在妈妈的带领下专程从数十公里外的安县来到绵阳机场迎接武警官兵。他家的房子在地震中倒塌了,是武警官兵帮他家搭建了临时帐篷并送去食品。他的家在唐家山堰塞湖下游,被列在撤离范围之内。他们从电视上得知水电官兵排除险情后,特地赶来绵阳道声感谢。

  随着一架架直升机不停地起降,一批批水电官兵从唐家山堰塞湖凯旋,闻讯赶来的群众也越来越多,就连机场出口不远处的立交桥上,也站满了欢迎的人群。

  主持人:这是前些日子《解放军报》上刊登的一篇报道。“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说的就是这样的场面吧!其实,近一个月来,在四川等地震灾区,这样感人的场面不胜枚举。前几天我在网上看到这样一段视频――某部消防官兵完成了一处堰塞湖的排险任务,即将奔赴新的战区。当他们已经整齐列队准备登上卡车的那一刻,站在远处目送消防官兵的近百名孩子突然一起挥舞着手臂高喊:“谢谢!”“谢谢叔叔!”“叔叔再见!”那稚嫩的童声,那动人的表情,将在场的一位外国志愿者深深地感染了。他向孩子们发出倡议:“来个‘加油中国’好不好?”随即,孩子们发出了此起彼伏的“加油中国”、“我爱中国”的呐喊声。被这个意外场面深深打动的消防官兵们,一个个神情肃穆、热泪盈眶。随后,孩子们飞奔到消防官兵的面前,像检阅一样依依不舍地与前排的叔叔逐一握手,嘴里不停地说着“谢谢”。而战士们也哽咽着对孩子们回以“谢谢”“谢谢”,向孩子们致以庄严的军礼……这段视频我看了十几遍,每次都忍不住落泪。我就想,类似的场面说明了什么?意味着什么?可以说,绵阳机场上受灾群众欢迎子弟兵的自发行为与难以言表的感激之情,视频当中为亲人送行的灾区孩子“加油中国”、“我爱中国”的齐声呐喊,以及战士们与孩子们互道感谢的动人情景,无不折射出一股澎湃于心、激荡四海的民族凝聚力。有的文章说,灾难激发凝聚力。我对这个观点表述的严谨性持有疑义。其实,凝聚力是不可能在灾难中凭空产生的,一定有其特定的原因。请问锋竞、也予,你们认为在这次抗震救灾中,这股空前强劲的民族凝聚力是怎样形成的?

  锋竞:凝聚力是有一个中心点或者说“磁场核心”的,那就是党和政府与人民心连心。从根本上讲,凝聚力来自我们党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什么叫凝聚力?对党和政府而言,直白点儿说,就是老百姓真心信任你,乐于服从你的领导,愿意跟着你干,能够一呼百应、同甘共苦。那么,老百姓为什么信任党,乐于服从党的领导,愿意跟着党干,并出现一呼百应、同甘共苦的景象呢?因为党的理念、主张和实践都是以老百姓的尊严、老百姓的需求、老百姓的权益为中心。在这次抗震救灾中,无论党中央、国务院还是地方各级党委、政府以及党的基层组织、广大党员,所言所行处处闪耀着以人为本的光辉;无论抗震救灾之始的“救人第一”还是目前正在深入开展的“重建家园”,一以贯之的就是我们党执政的核心理念:以人为本。鲜明地体现了群众至上、生命至上的救灾行动,让全国老百姓从中看到了一个令人心动的大写的“人”字!

  也予:从另一个角度看,凝聚力还来自我们党与时俱进的执政能力。在这样一场历史罕见的重大灾难面前,在这样一场突如其来的严峻考验面前,党和政府所表现出的超凡的执政能力,不但令国人感动、折服,也令那些一贯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的西方舆论哑口无言。具体来说,一是反应迅速,决策得当,应对有力,表现出了超强的总揽全局、应对复杂局面和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二是依法作为,尊重科学,实事求是,表现出了理性的依法执政和科学执政的能力;三是信息透明,新闻开放,开诚布公,表现出了诚恳的执政态度与坚定的执政自信。这种令人信服的执政能力,不但最大程度地控制了危机局面,有效地减少了次生灾害造成的损失,也使灾区人民以及全国人民坚定了战胜地震灾害、重建美好家园的信心和勇气。

  主持人:如果说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和与时俱进的执政能力是民族凝聚力的源泉,那么,具体来讲,这一源泉在抗震救灾过程中是怎样转化成为凝聚力的呢?对于我们各级党政组织和各级领导干部来说,应当从中获得哪些启示呢?

  锋竞:我认为,首要的一点应该是――

  锋竞:我们常听到这样一句话:“你的心里有群众,群众的心里就有你。”也就是说,你把群众摆在什么位置,决定了你是否具有感召力和凝聚力。抗震救灾中出现的许多事例都生动地证明了这一点。发生在都江堰市向峨乡的一件事儿,让我感动不已――5月12日,特大地震导致该乡中学和乡机关的房屋严重倒塌。乡中学的废墟中有400多名师生被埋,乡机关则有12名机关干部被埋。在地震发生后不到一个小时,乡党委就组织起了一支由幸存的机关干部和数百名群众组成的抢险救援队。但是,由于人员实在有限,不可能两处救援同时进行。应该先救师生还是先救干部?这个尖锐的问题摆在了乡党委面前。乡党委一班人经过短暂的讨论,一致决定先救学生和教师。到了下午4点多钟,有四台挖掘机开了进来。于是,先救机关干部还是先救学生、教师,抑或两处同时开展营救这个问题再次摆在乡党委的面前。乡党委的决定还是群众优先。5月13日凌晨3点多,一千多名救援部队官兵克服重重阻隔赶到了向峨乡。先救哪一处的抉择第三次摆在了乡党委面前。乡党委书记含着眼泪再次义无反顾地决定:先救学生和教师!直至全乡大规模的搜救行动开始,乡机关被埋人员的救援工作才被列上日程。最后统计,学校共有68名师生获救,而被埋在废墟里的12名机关干部中有8人不幸罹难。

  主持人:该乡党委书记罗鸿亮在电视里是含着泪述说这件事的,对遇难干部及其家属的愧疚之情溢于言表,可见当时乡党委做出这个决定时的“艰难”。然而,这也正是检验党组织执政理念和执政能力的千钧一发之际。向峨乡党委在最难以做出决定的情况下做出了正确的决定,那就是“群众优先”。当“救人”行动结束时,该乡许多老百姓含着泪水感谢乡党委、乡政府和解放军,怀着难以言表的感激之情诚挚悼念不幸遇难的8位乡干部,说“他们替我们的孩子死了”。

  也予:作为一名党员,我从内心里为灾区的广大党员干部感到骄傲。因为在生死抉择的紧要关头,像都江堰市向峨乡党委这样做出决定的并非个例。有篇报道你们可能都看到过――5月12日14时28分,北川县礼堂正在举行青年创业大会,500多人济济一堂。当地下传来强烈震动、礼堂发生剧烈摇晃的那一刻,坐在主席台上的县长经大忠想也没想,就用麦克风最后的扩音喊出了一句话:“干部留下,让学生娃先撤!”于是,三百多名中小学生涌向仅有的两扇小门,而在场的北川县百名干部没有一个人挪动脚步。8分钟后,等所有的学生娃全部撤走,经大忠才带着干部们跑出濒临倒塌的礼堂……再举一个例子,北川县副县长翟永安一家几口被埋在废墟之下,当他得知家人已无法获救时,在废墟前磕头一跪,含泪说了一句:“父亲,对不起了!”随即奔向指挥救援的工作岗位。此刻,他选择的是对人民的大忠,是请老父亲原谅他的“不孝”……

  主持人: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各级党政组织几乎时刻都面临着“群众优先”还是“部门优先”、“自我优先”的选择。那么,我们该怎样向以向峨乡党委为代表的领导干部学习,在非突发性的日常工作中坚守“群众第一”呢?

  也予:关键还是要树立“群众第一”的施政理念。这话看似老生常谈,其实至关重要。我们常常看到一种不好的现象,一些领导干部误将提高执政能力等同于怎样“管好”老百姓,或在制定政策、执行政策的过程中有意无意、明里暗里将利益的砝码偏向部门利益或小团体利益。这种做法对党和政府凝聚力的破坏性极大。树立“群众第一”的施政理念,要求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要像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那样,时时处处体现出亲民意识。

  主持人:是否应当深入思考怎样从制度上把亲民意识落到实处?

  锋竞:对。应该建立体现“群众第一”的决策审核机制。6月9日,国务院颁布了《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该条例按照5月26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决策精神,从尊重民意、改善民生、维护民利、保障民权的角度出发,对“重建家园”工作进行了具体部署,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和“与时俱进”的决策能力。这就启示我们,应该有一种类似应对突发事件的机制――法定的决策机制,依法来审核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决策是否落实了“群众第一”。有了这样的机制,官员的亲民举措才会完成,党和政府的凝聚力才会升级。

  也予:应当说这一机制正初步形成。日前,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6月20日,国务院法制办主任曹康泰在答记者问时指出:“市县两级政府在我国政权体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处在政府工作的第一线,是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的重要执行者。实际工作中,直接涉及人民群众具体利益的行政行为大多数由市县政府作出,各种社会矛盾和纠纷大多数发生在基层并需要市县政府处理和化解。市县政府能否切实做到依法行政,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政府依法行政的整体水平和法治政府建设的整体进程。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既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也显现出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民群众民主法治意识不断增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要求日益强烈,对市县政府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为了推行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制度,规范听证活动,提高听证的实效性和公信力,《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在扩大听证范围、科学合理遴选听证代表、建立听证前告知制度、规范听证程序、明确听证效力等方面对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制度都作了专门规定。我理解,这些措施都很好地体现了“群众第一”的施政理念。

  锋竞:不但要坚守“群众第一”,还要遵行“爱心施政”。

  遵行“爱心施政”,才能唤起民心

  主持人:为什么提出“爱心施政”?

  锋竞:“爱心施政”是我从领导科学的角度作的一种形象化表述,是以德治国的客观要求。之所以强调爱心,是因为爱心是情商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情商,是人的情绪、情感发展水平的一种指标,又称情感商数,是指一个人感受、理解、控制、运用、表达自己及他人情感的能力。情商既可以增强个人魅力,也可以增强管理的影响力。近年来,心理学界提出一个比较新的观点是:对于一个人的成功来说,智商的影响只占20%,而情商的因素则占80%,情商将成为21世纪衡量一个人素质的关键因素。中国领导力研究院院长、国家行政学院和北京大学教授刘峰认为,新世纪的领导力包含了五大要素:一是领导者要有心甘情愿的追随者,二是领导力随着事件的发生而发生,三是领导力不是仅靠权力发生作用的,四是领导力通常在程序之外发生作用,五是领导力通常存在于风险和不确定因素中。那么,对于从政的各级领导干部来说,应当相信这样一句话:智商诚可贵,情商价更高。因为“小胜靠智,大胜靠德”。情商就是德的核心内容。前两年,清华大学管理学院的吴维库博士写了一本管理学方面的著作《情商与影响力》,很有影响。他在书中提出这样一个观点:“一个具有较高情商的人,他的影响力往往可以得到充分的发挥和施展,从而取得更大的成功。在今天这个凡事都离不开分工合作的时代,情商直接决定了一个人的影响力,情商高的人能够游刃有余地影响自己的下级、同事、上级、周围的人,成就自我。”因为爱心更具有行为的感召力,所以“爱心施政”必定会产生巨大的凝聚力。汶川大地震发生的当天,温家宝总理在第一时间赶赴灾区指挥救援,胡锦涛总书记连夜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部署紧急救援,呈现的都是党中央、国务院一片赤诚的爱民之心。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在灾区都情不自禁地流过泪,那不是不坚强,而是为逝去的生命伤心、为灾区群众的处境难过。看到总书记和总理流泪,不知有多少百姓被深深感动、被强烈震撼了。我看到这样一则网友留言:“有了这样忧民之忧、急民之急的主心骨,什么样的难关不能渡过?人民怎能不团结?中国怎能不强大?”

  主持人:党中央、国务院要求“不惜一切代价”抢救垂危的生命,既是对爱心施政的明确宣示,也是对爱心施政的最生动实践。我们都看到了,这种爱心施政的感召力是多么惊人。别的不说,作为执政党成员的几千万共产党员的责任感就被空前地激发出来了。

  也予:是啊,“特殊党费”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截至6月17日中午12时,全国交纳“特殊党费”累计84.3亿元。这是上自总书记、下至普通党员对“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情感表达,是上自党中央、下至基层党组织对“与时俱进”执政能力的有效凝聚。这种爱心施政,是一个政党、政府最了不起的凝聚力,也让西方媒体对以往他们认为“不可思议”的中国共产党及其执政能力刮目相看了。我省291农场有一位80岁的离休老干部,叫冯特亚。他在电视中看到农场党委号召党员交纳“特殊党费”用于支援抗震救灾的通知后,就让女儿拿出2008元、5角、1角和2分钱,他说:“这几天我天天看四川地震的电视节目,心里非常难过。我决定把这些钱作为党费交给组织,让我们家永远记住2008年5月12日这个悲痛的日子。让受灾的同志能买点儿啥就买点儿啥吧!”

  锋竞:通过倡导党组织对人民群众的关爱、倡导人与人之间的友爱来凝聚人心,是一个政党、政府前途光明的标志,也是我们党的一个光荣传统,从“5·12”特大地震发生的那一刻起,人性的光芒就闪耀在党和政府的一系列抗震救灾的举措之中:设立5月19日至21日的全国哀悼日,下半旗向地震中遇难同胞致哀,停止公共娱乐活动,奥运圣火传递暂停;对遇难者的遗体实行尊严化处理;对失去孩子的家庭在生育政策上特殊照顾;专门研究部署地震灾区学生伤亡的善后事宜;动员和组织全国各地的心理学工作者、心理咨询和治疗专业人员以及由各界知名人士(影星、歌星、体星)组成的心理援救队开赴灾区,对受灾人员特别是受灾儿童、援救人员进行积极的心理干预等等,都是让人心暖的人性化措施。

  主持人:爱心是一种情感能源,可以高效率地驱动社会和谐与人心凝聚之轮,而且这种能源“纯天然、无污染”。为什么在这次抗震救灾中党和政府的政治领导力、组织协调力和行为感召力得到空前的加强?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党把爱心复制入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心中了。应当说,爱心也是一种执政力。

  也予:所以,要将“爱心”常态化。

  主持人:怎么常态化?

  也予:第一位的是将“普爱”氛围常态化。党的十六大在强调“依法治国”的同时,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方略。但是,我们一直没有找到“德治”的有效支撑点。这次抗震救灾过程中出现的无数催人泪下的感人事迹,让我们看到了足以支撑起“以德治国”大厦的情感基础。这就是“普爱”。人人爱我,我爱人人,党和政府爱人民。

  主持人:你为什么不将其称之为“博爱”?

  也予:以“博爱”治国是发达国家比较成功的实践。但是,由于文化传统、国家发展道路的现实不同,西方式的博爱与中国人的“仁爱”在心理结构上并不十分吻合。所以,还是叫“普爱”比较好,以示区别。目前,在党和政府领导的抗震救灾中,我国已基本形成了整体性的“普爱”氛围,下一阶段的任务,就是要深入思考如何把重大危急事件中迸发出来的“普爱”氛围转化成为社会心理沉淀,变成一种稳定的心理架构。我特别期待尽快出现一批像《激情燃烧的岁月》、《亮剑》、《闯关东》、《士兵突击》这样有影响的影视或文学作品,以大力提升、亮化、弘扬抗震救灾中的“普爱”价值。

  锋竞:我认为,还要做到“普爱”制度的常态化。我国属于世界上自然灾害多发而且又特别严重的地区,自大禹治水伊始,对灾区和灾民主要实行国家主导的救济方式,以体现国家之爱、皇权之爱。说实话,对比其他国家与地区救助灾区与灾民的做法,国家大包大揽的方式并非最好,而应建立起社会普爱体制。一是民间捐赠体制,特别是富有阶层、成功企业、知名人士应该成为捐赠的主流;二是志愿者体制,创造条件让那些乐于助灾、能够救灾的社会成员志愿为灾区、灾民做贡献;三是非营利性的专业救灾预备役体制,实现抢险救灾的专业化。党和政府则侧重从法律上、舆论上、道义上、政治上包括资金上支持、维护上述体制。

  主持人:就是说,使“政治普爱”转向“社会普爱”,让普爱渗入公民社会、民间组织,对吧?

  锋竞:是这个意思。同时,党和政府还要对社会慈善、募捐机构进行改革,逐步淡化官方色彩,演变为党和政府引导下的非营利组织;其机构人员也逐渐淡出公务员队伍,逐步由社会志愿者特别是党员志愿者取而代之,即专业志愿化而非谋生职业化。

  预防惩治腐败,才能稳定民心

  主持人:除了用“群众第一”赢得民心、用“爱心施政”唤起民心,凝聚力的形成还需要关注什么?

  也予:我认为是稳定民心。

  主持人: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你主要指什么?

  也予:多年来,有诸多调查结果显示,腐败问题是广大群众最为关切、最为反感同时也最容易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及时依法依纪预防和惩治抗震救灾、重建家园过程中出现的腐败现象,是这次抗震救灾获得广泛认可,从而促进凝聚力形成的一个重要方面。地震发生的当天,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就把防治腐败列入抗震救灾的总体工作之中了,以后的历次中常委会议和国务院常务会议也都一再强调了这一点。5月14日,审计署派出的审计小组进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对接收的抗震救灾社会捐赠资金和物资进行跟踪审计和监督。5月20日,中纪委、监察部、民政部、财政部和审计署联合发出《关于加强对抗震救灾资金物资监管的通知》,要求加强对抗震救灾资金物资的监管,确保救灾款物真正用于灾区,用于受灾群众。5月29日,中纪委、监察部颁布了《抗震救灾款物管理使用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具体列出了11类违法违纪行为,并提出了纪律要求和惩戒措施。审计署成立了由审计长任组长、两位副审计长任副组长和有关司局为成员的抗震救灾款物审计领导小组,组织审计人员进驻发展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商务部、民政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中华慈善总会等六个中央部门。截至6月4日,共有6000多名审计人员正在对18个中央级单位、240多个省级单位、370多个地市级单位、2500多个县级单位的救灾物资情况进行审计。据我所知,在应对突发事件的同时预防可能发生的腐败现象,这在我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回。

  主持人:你认为预防和惩治“救灾腐败”的效果如何?

  锋竞:很有成效。从中纪委、监察部、审计署公布的情况看,除极个别的几起小案件外,党员领导干部和有关部门在抗震救灾中大多坚守了“廉洁救灾”。我预计,在即将开始的“重建家园”工作中,“廉洁抗震救灾”的良好态势会很好地体现出来。同时,也正因为党和政府在抗震救灾、重建家园中预防腐败的力度及其效果,化解了社会上包括灾区群众对能否公平发放救灾物资、捐款能否被截留甚至被私吞的担心与疑问,使党和政府的政治威信、道德感召力和正面形象得到进一步提升,凝聚力大大增强。这一方面表明了党和政府对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形势的认识与实践更加深化,另一方面也证明了党和政府行廉洁之令、止腐败之禁的决心与力度,凸显了我们党与时俱进的执政能力。

  主持人:同时,廉洁救灾也防止了少数领导干部把个人、家族利益放在群众利益之上的腐败现象发生,公平地按需分配救灾物资和提供帮助,实现了受灾群众的需求与利益第一,凸显了我们党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增强了广大群众对党和政府预防腐败、铲除腐败的信心。

  也予:防治“救灾腐败”给我们的第一条启示就是“依法防治腐败”。比如中纪委、监察部颁布的《抗震救灾款物管理使用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其依据的“法”主要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国家法律法规;其所依据的“纪”,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党内法规。上述“法”与“纪”,明确而具体规定了违法违纪行为的性质、归类以及处理办法、惩治措施,形成了一张严密的法、纪之网,从而避免了形式反腐、作秀反腐、运动反腐等弊病的发生。

  锋竞:我认为,防治“救灾腐败”最具亮点的启示应该是“透明防治腐败”。5月21日,成都市街头出现了救灾帐篷,有人在里面喝酒、打麻将。经群众举报后,媒体迅速曝光,一些网友穷追猛打。于是,成都市有关部门迅速予以追查,最终查明此事。随后,四川省公开聘请了2300多名社会抗震救灾监督员。5月26日,审计署公布了抗震救灾款物审计举报电话和网址,吁请社会各界人士一旦发现有挤占、挪用、贪污、侵占、浪费、虚报冒领救灾款物的问题,立即举报。6月1日,民政部颁布了《汶川地震抗震救灾资金物资管理使用信息公开办法》。这进一步启示我们,对涉及公众利益、公众关心、公众权利的事情,都应该予以公开与透明,特别是允许新闻媒体公开介入,以便党和政府迅速掌握相关情况去预防和惩治腐败,形成广泛的社会舆论“曝光威慑力”,既提醒大多数党员干部“廉洁做事”,也让极少数心存腐败歹意的掌权者不敢触碰高压线。

  主持人:再一个重要启示就是对腐败当事人要严惩,而且动作要快。据《法制日报》报道,四川省绵竹市有三名社区工作人员私自将四床毛毯拿回家中,被群众举报,市检察院反贪局迅速查明此案,以涉嫌贪污罪将其刑事拘留。6月23日,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马马文在国务院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央纪委、监察部认真开展抗震救灾物资发放的监督检查工作,已核查群众举报1007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43人,其中12人为撤职以上处分。我们常说,处理一个人,教育一大片。只要党和政府在防治腐败上勇于动真格的,腐败问题何愁不能解决!

  党员顶天立地,才能感召民心

  主持人:从大量的相关报道可以看出,受灾地区的绝大多数党员都在危急关头把群众的生命与安全放到了第一位,带领群众开展自救。按照习惯性说法,是这些同志“起到了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表现了党员的先进性”。我想问的是,还有其他层面的解读吗?

  锋竞:有。我认为这集中体现了党员的主体意识。我记得上海《组织人事报》关于灾区党员干部事迹的报道中有这样一个细节:都江堰市的龙池镇在地震发生后,镇党委书记王晋立即从震感的剧烈程度中判断出这不是一般级别的地震,必须立即组织力量展开救援行动。在与外界通讯、道路全部中断的情况下,在龙池镇依然地动山摇之际,他组织十几位刚从瓦砾中逃出来的机关干部召开了党委扩大会。14点33分,也就是地震刚刚5分钟,龙池镇抗震救灾应急指挥部即宣布成立,并随即下达先救小学生、转移受灾群众、派人报告灾情、包村包点指挥救灾等一系列指令。5月17日,被封锁了130多个小时的“孤镇”第一次有了通讯信号,王晋通过手机向市委书记说的第一句话是:“报告书记,龙池镇党在,人在!”

  主持人:好一个“党在,人在!”真是党员主体意识的生动写照,可谓顶天立地!

  锋竞:2007年,胡锦涛总书记在“6·25”讲话中提出了“党员主体地位”的概念。党员的主体地位是由党员的主体性、主体意识决定的。一是表现为党员对党的事业的主动性,二是表现为党员对党的工作的能动性。在特大地震的危难关头,灾区党员首先想到自己是党员,在群众面前自己代表党,所以,一不等靠上级指示,二不等待组织安排,积极自觉地率领群众投身到抗震救灾、重建家园的战斗中。平武县水观乡平溪村在地震后也成了一个“沉默的孤岛”,与外界断绝了一切联系。九名幸存的党员主动聚集在一起,在支部书记周通国的主持下召开了党员大会,研究部署了抗震救灾等事宜,并通过了一条“临时决定”:党员要冲在救灾第一线,如果谁敢临阵脱逃或者出工不出力,立即将其开除出党。这就是党员的主体性、主体意识。

  也予:许多人认为,践行执政理念和增强执政能力是党的各级领导机关的事,是党员领导干部的职责,但地震灾区的党员在抗震救灾中的表现告诉我们:每个党员都是实践“以人为本”执政理念和提升“与时俱进”执政能力的主体。当被困九寨沟风景区的游客被崇州市三郎镇的党员救出后,游客们激动地说:“党员就是一面旗,插在哪里,哪里就有生的希望。”当灾区群众的“党员在,我们就有了主心骨”成为流行语时,我们就从心灵上感受到了一股强劲的凝聚力。这股强劲的凝聚力来自党员的主体性、主体意识。

  主持人:“党员主体地位”概念是对党建理论的一个重大深化。诚如二位所说,地震灾区的党员用行动对这一理论的深化做了一个非常出色的注释。当前,我们该如何从灾区党员的“注释”中进一步深化对党员主体地位的实践呢?

  锋竞:在努力强化全党对党员主体性认识的同时,应该按照十七大精神,创新党员管理体制,向党员简“政”,向基层党组织放“权”。一是加快党内基层民主的步伐,落实党员的选举权。在“5·12”特大地震中,平武县南坝镇垭头坪村党支部五名支委中有三名遇难,村党组织无法正常运行,正好这时济南军区某装甲师炮兵团一连来到该村。于是,七名军、地党员召开党员大会,投票选举出以该村老党员严勇为书记、该连指导员张波为副书记的临时党支部。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高素质的、特别能战斗的临时党支部。看到这个报道时我就想,如果改革一下党支部选举的报批手续,只要是党员选举的就可以生效,那“临时”二字不就可以取消了吗?就可以按照正式党支部所能履行的职责开展工作了,就能更好地发挥“凝聚人心”的作用了。

  也予:锋竞的建议还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即可否适度允许党员的“自组织行为”。地震发生后,都江堰市原有的社区格局被打乱了,市委就在受灾群众安置点建立了临时党支部,其中的党员既包括被安置的受灾党员,也包括救援组织的党员、志愿者党员,党员实行民主管理、自我管理。这就启示我们,基层党组织应该具有开放性,允许党员自主选择自己的党支部或党小组,甚至不同单位、地域、社区的党员也可以自主地建立党支部。这样,我们就不会因“两新”组织中的党员、流动党员“找不到家”而无计可施了。

  锋竞:再一个就是给党员一定的组织活动自主权。如前所述,地震灾区党员抗震救灾先进事迹的一大特点,就是能够独立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而目前一些地方党组织管理党员的一个不足之处,就是管得过多,管得过细,管得过死,什么时候搞什么活动,几乎全由县市区党委决定,不得逾制。这是造成部分党员主体性差的一个重要原因。我认为,省级党委每年对所属党员的组织活动提出数项原则性规划与要求,地市县党委不要层层加码,具体的组织活动如何开展、何时开展,应交由基层党组织和党员自主决定。

  主持人:两位的建议与设想还值得商榷,因为这涉及到党内领导体制的改革,应该由中央统一决定,但地震灾区的党员自觉组织起来,自觉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自觉为党和政府分担工作的主体性、主体意识,却是很值得肯定和借鉴的。

  总而言之,凝聚人心是每一个党组织的光荣职责,也是每一名党员的光荣使命。民族的凝聚力通常集中体现在党和政府的凝聚力上,在抗震救灾、重建家园的伟业中,这种凝聚力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我们的任务就是在今后日常的、平凡的工作中,一步一步地向着更高、更强的凝聚力目标――冲刺!

  (黑龙江《党的生活》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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