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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共二十大的内外反响和中苏关系
俞    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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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自1956年2月召开至今,已过去了52年。这次大会由于在总结报告中就国际形势提出了一些新的论点和主张,特别是赫鲁晓夫作了批判斯大林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个人崇拜”后来改译为“个人迷信”,为行文方便起见,本文统一使用“个人崇拜”),引起苏联内外震惊而著称于世。大会对于苏共和苏联的发展,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的前途,对于中苏关系,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苏共二十大的内外反响

  苏共二十大在苏联国内和国际上产生强烈反响,主要是由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引起的。至于苏共二十大提出的一些国际理论问题,只是在后来的国际共运大论战中逐渐被重视、被突出。这里所谈的苏共二十大的内外影响,主要是就秘密报告而言,有关国际理论问题只简要提及。

  苏共二十大报告国际部分富有新意、后来引发争议的主要是三个问题:两个体系的和平共处、当代防止战争的可能性和不同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

  关于两个体系和平共处的问题,赫鲁晓夫首先强调指出,“列宁关于社会制度不同的各国和平共处的原则,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国外交政策的总路线”;“和平共处不是策略措施,而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他还说,在目前的形势下“只有两条道路:或者是和平共处,或者是发动历史上最具有毁灭性的战争。第三条路是没有的。”赫鲁晓夫在谈及和平共处问题时捎带涉及和平竞赛,称“当我们说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体系的竞赛中,社会主义必将取得胜利时,这决不意味着,胜利将通过社会主义国家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事务进行武装干涉来实现。”和平共处被赫鲁晓夫称作总路线,包含着掩盖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用心;和平共处被当作处理当代社会问题的最高原则,甚至要求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放弃斗争服从它,是不正确的。而和平竞赛事实上成了苏美争霸的军备竞赛。

  关于当代防止战争的可能性问题,赫鲁晓夫在报告中先从一般原理谈起,接着分析了情况的根本改变,认为“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了,并且已经成为强大的力量。由于有了这个阵营的存在,和平力量就不仅具备了防止侵略的精神手段,而且具备了防止侵略的物质手段。此外,还有一大批拥有数亿人口的其他国家正在积极地反对战争。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今天成为一支巨大的力量。拥护和平的运动已经产生,并且已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因素。”赫鲁晓夫唯恐有“离经叛道”之嫌,于是又说:“列宁认为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引起战争的经济基础也将存在的原理,仍然是有效的……但是,战争并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后来国际共运大论战时对赫鲁晓夫的批评,主要是说他否定了列宁关于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的理论;并且笼统地宣扬一切战争都不是不可避免的。现在看来,世界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提法是无可非议的,问题是苏联把实现的方法变成了主要是依靠自身的军事核力量。赫鲁晓夫虽然意识到时代的变化,但并没有能上升到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高度来认识问题,并制定相应的政策。

  关于不同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问题,赫鲁晓夫的基本立论是“由于世界舞台上的根本变化,在各个国家和民族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这方面,也出现了新的前景。”他引证列宁有关言论然后加以引申,说“完全可以设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将会越来越多样化。而且这些形式的实现,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将要同内战联系在一起。”赫鲁晓夫着重谈到了利用议会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性问题,说在当今世界,“工人阶级只要把劳动农民、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力量团结到自己的周围,并且给那些不能够放弃同资本家和地主妥协的政策的机会主义分子以坚决的回击,就有可能击败反动的反人民的势力,取得议会中的稳定的多数,并且使议会从资产阶级民主的机构变成真正代表人民意志的工具。”他认为,有了这种议会的稳定多数,“就可以为若干资本主义国家和过去的殖民国家的工人阶级,创造实现根本社会改造的条件。”向社会主义过渡多种形式的提法有助于推动各国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问题是苏联没有摆脱替别国制订路线的窠臼,和平过渡论成了苏联干涉别国内政的一种借口。

  赫鲁晓夫就上述三个问题作出论断,有其历史背景,这包括:核武器的出现改变了以往关于世界战争的概念;20世纪50年代前半期东西方关系趋于缓和,朝鲜战争已经结束,印度支那问题暂时缓解,苏联从奥地利撤军并签订和约,苏联和联邦德国建交,苏联与南斯拉夫关系开始改善,四大国首脑开始会谈;苏联经济、军事力量壮大,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形成阵营;世界殖民体系濒临崩溃,出现了一批民族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有新发展,等等。赫鲁晓夫提出上述论断虽然存在片面性,意图则是要创造一个缓和的国际环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战后新时代的精神。

  现在谈谈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影响。受到秘密报告冲击最大的首先是苏联社会本身。据当时与会者称,当赫鲁晓夫宣读秘密报告时,会场上的气氛异常压抑和紧张,甚至有人当场晕倒。报告引起了苏联人民极大的思想混乱。也有不少人接受报告的基调,认为斯大林是国家的罪人,但更多的人认为,秘密报告是对斯大林的诽谤,把一切罪过都推到斯大林身上是不公正的,称颂斯大林将永远活在整个进步人类的心中。最突出的事例是,1956年3月7日至9日,格鲁吉亚第比利斯市发生大规模流血事件,对批判斯大林强烈不满的人群与军警发生冲突,造成数百人伤亡,大批“肇事者”被判处1年至10年的有期徒刑。

  为了安定人心,稳住局面,赫鲁晓夫加紧了舆论宣传工作。秘密报告文本连同他的一封信,于1956年3月1日分发给了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委员、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以及中央书记。3月5日,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了《关于介绍尼·谢·赫鲁晓夫同志在苏共二十大上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的决议,建议各州委、各边区委员会、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向所有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工人、职员和集体农庄庄员中的非党积极分子,介绍赫鲁晓夫的这一报告。根据这一决议,在各级党团组织的会议上都宣读了赫鲁晓夫的报告。

  接着,《真理报》于3月28日发表题为《为什么个人崇拜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格格不入?》的专论,列举《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斯大林传略》两本书,指责斯大林把一切功劳都归于自己。这是苏联报刊首次公开点名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在评说斯大林的过程中,有人进一步提出要对斯大林时期的全部历史作出新的评价。这使苏共领导集团内部的分歧和斗争再次激化。苏共中央通过《真理报》说话,称党在其历史上所有时期的政策过去是、现在依然是列宁的政策。4月5日《真理报》又发表题为《党过去和现在都靠忠于列宁主义而取得胜利》的社论,宣称决不允许借对个人崇拜的批判,来怀疑党的历史、路线和成就。

  迫于形势和压力,苏共中央10月30日通过了《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决议以较多的篇幅重新肯定斯大林在长期担任党中央总书记期间,同其他领导人一起,为实现列宁的遗训而积极斗争。说他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一个理论家和大组织家,领导了党反对托洛茨基分子、右倾机会主义者、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斗争,以及反对资本主义包围的阴谋的斗争。

  决议进一步解释说,斯大林正是在这种斗争中获得了巨大的威信和声望。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和对他的颂扬冲昏了他的头脑,于是逐渐形成了对他的个人崇拜。决议还强调指出,尽管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给党和国家造成极大的危害,但他不可能改变,也没有改变我们社会制度的性质,没有使苏联社会离开通向共产主义发展的正确道路。决议重申,苏共中央强调批判个人崇拜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出发的。

  决议还回答了社会上提出的疑问:为什么斯大林健在时不谈个人崇拜这个问题?决议称:“斯大林在苏联人的心目中是一个始终保护苏联、反对敌人的阴谋,始终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的人。他在这一斗争中有时采用了不适当的方法,破坏了列宁主义原则和党的生活准则。斯大林的悲剧就在这里。然而这一切也使反对当时发生的违法现象的斗争感到困难,因为,建设社会主义和巩固苏联的成就在个人崇拜的影响下都被归功于斯大林。在这种情况下,对他的任何反对都会为人民所不理解,这里问题完全不在于个人勇气不够。显然,谁要是在这种情况下反对斯大林,他就不会得到人民的支持”。

  秘密报告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引起巨大反响。社会主义国家除南斯拉夫一片喝彩声外,其他国家多半是疑虑、震惊和茫然。反应最强烈的是波兰和匈牙利。

  1956年6月,波兰发生“波兹南事件”。在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影响下,6月上旬,波兹南斯大林机车车辆厂工人要求减少税收和增加工资。当局表示可以考虑减少税收,但拒绝增加工资。工厂派往华沙的代表团没有同政府达成协议。6月28 日,斯大林机车车辆厂的1.6万多名工人举行罢工和游行示威,不少群众加入游行队伍。他们要求市委领导接见其代表,遭到拒绝。人群中传出派往华沙的代表团被扣留的消息,引起群情激愤。在敌对分子煽动下,部分游行者冲击党政机关和市委大楼,夺取武器,枪击公安人员。当局出动军队进行镇压,造成数十人死亡,200多人受伤,几百人被捕。6月29日,波兰领导人讲话称这次事件是“挑衅分子”在“帝国主义特务和暗藏的反动分子唆使下”,企图“夺取人民政权”。6月30日,当局采取一些缓和矛盾的措施,机械工业部部长被降职;向斯大林机车车辆厂征收的税款将分期发还给该厂工人;为事件中的受难者举行安葬仪式等。骚乱平息下去。10月19 日至21日,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新的领导核心,将“斯大林分子”排除出政治局,并选举刚从监狱里释放出来的弗拉迪斯拉夫·哥穆尔卡为中央第一书记。哥穆尔卡认为,波兹南工人走上街头“抗议反对的不是人民波兰,他们抗议反对的是对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的歪曲”。赫鲁晓夫和苏联其他领导人于10月19日飞往华沙,同时苏联坦克兵团向华沙推进。波兰领导人坚决予以抵制。中国共产党规劝苏联领导人不要使用武力,产生效果,所有驻扎在波兰的苏联军队返回基地。“波兹南事件”后,东欧一些国家社会动荡加剧。

  1956年10月,又发生“匈牙利事件”。苏共二十大之后,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内外要求批判拉科西·马加什的情绪日益强烈。7月,拉科西被解除中央第一书记职务,由格罗·艾尔诺接替。匈牙利政治形势更趋恶化。10月22日,裴多菲俱乐部向匈党中央提出“十点要求”,要求将拉科西开除出党,由纳吉出任总理,按平等自主原则调整匈苏关系等。布达佩斯从10月23日清晨起,先是几千名大学生,随后增加到大约10余万市民举行示威游行。大多数参加者要求纠正错误,实行新的经济政策,要求纳吉·伊姆雷出任总理。格罗·艾尔诺发表广播演说指责示威游行,进一步激化矛盾。当天夜晚,一批暴乱分子武装袭击国家广播大楼,随即攻占电台以及一些武器仓库和警察哨所,进而袭击公安部队人员和共产党人。深夜,匈牙利政府宣布改组,由纳吉·伊姆雷出任总理。纳吉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声称这次事件为反革命事件,政府已请求驻扎在匈牙利的苏联部队协助平息叛乱,要求闹事者放下武器。此后,暴乱波及全国。10月28日,纳吉在广播讲话中宣布苏军将撤离布达佩斯,解散国家保安局,成立新政府。10月30日,纳吉宣布取消一党执政,3天后组成四党联合政府。10月31日,以卡达尔·亚诺什为主席的匈牙利劳动党中央六人主席团宣布解散匈牙利劳动人民党,重建新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11月1日,纳吉宣布匈牙利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实行中立,呼吁联合国进行干涉。11月4日,以卡达尔为总理的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宣告成立,提出请求苏联部队帮助恢复国内秩序。同日,苏军进入布达佩斯,平息了骚乱。纳吉被捕并被处死。此后,尽管对“匈牙利事件”的性质评说不一,但是事件由于苏共二十大引发,则是无可置疑的。

  秘密报告在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队伍中也引起巨大混乱。英国共产党中央于4月1日通过一项决议,要求苏共中央就赫鲁晓夫的报告发表一个公开声明。6月22日,英国《工人日报》又刊登英共政治委员会声明,对苏共中央没有就赫鲁晓夫的报告问题发表公开声明表示遗憾。

  美国共产党于6月25日发表声明称:“我们认为,苏联共产党自己原是应该发表这篇演说的。我们不能同意这样的看法:所谈到的问题,不管多么令人痛心和可恶,完全是苏联共产党内部的事……把所有的错误和违反社会主义原则的行为都归于一个人是同把苏联社会主义进展中的一切成就和伟大成绩归于一个人一样错误的。”

  法国、意大利的共产党二战后曾一度成为本国最大的政党,但秘密报告的传播,特别是“匈牙利事件”之后,共产党员大批退党,共产党的力量和影响迅速削弱。西班牙共产党总书记多洛雷斯·伊巴露丽回忆说:得知苏联领导人揭露的令人痛苦的事实后,我们感到异常压抑和沉重,似乎还是茫然无知好些。

  “匈牙利事件”发生后,全世界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员纷纷宣布退党,最著名的就是当时的美国共产党领袖法斯特公开谴责苏共对匈牙利人民的暴力镇压,并宣布退出共产党。

  亚洲国家各党的做法比较谨慎,如在朝鲜、越南和印尼共产党内,严格限制关于个人崇拜问题的传达和讨论,所以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

  历史事实证明,秘密报告虽然揭开了斯大林个人崇拜和苏联模式弊端的盖子,一定意义上有助于推动各国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但是实际结果却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关键在于斯大林问题提出方式的草率性和对斯大林功过评价的片面性。苏共在没有做好充分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的情况下抛出斯大林问题,传达的步骤之乱、范围之广和速度之快都脱离了人们的接受能力,事后又缺乏周全的解释和教育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严重的后遗症就是不言而喻的了。
  
苏共二十大与中苏关系

  中国共产党重视与苏联共产党的关系,派出以朱德为团长、邓小平为副团长的代表团参加了苏共二十大。朱德在大会上宣读了中共中央贺词。2月1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对赫鲁晓夫的工作报告给予正面评价,认为这个文件以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总结了苏联的历史性成就,规划了苏联人民继续前进的道路,同时也指明了各国人民争取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的方向。

  苏共二十大召开之前,苏联方面曾向中共代表团暗示要在大会上批判斯大林。中共代表团请示中央后,决定对批判斯大林的问题不予表态。在苏共二十大整个过程中,中共代表团都不知道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一事。大会闭幕后的第二天,苏共中央联络部的人向中共代表团通报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只口译一遍就把稿子拿走了。

  苏共二十大召开后,鉴于当时中苏两国、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需要团结的大局,以及我们自己的认识程度,《人民日报》还是全文刊登了包括米高扬发言在内的苏共公开发表的所有重要文件,新华社《内部参考》详细报道了西方报纸对和平共处方针和米高扬发言的评论,以及苏联为大批20世纪30年代政治镇压受害者平反的信息。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最初对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的意见,主要集中在斯大林问题提出的方式上。3月11日和1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苏共二十大在破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揭露其错误的严重性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但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全盘否定斯大林是不对的。据吴冷西《十年论战》一书回忆,毛泽东于3月17日召集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这个报告。毛泽东说,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一是揭了盖子,这是好的,二是捅了娄子,全世界都震动。揭开盖子,表明斯大林及苏联的种种做法不是没有错误的,各国党可根据各自的情况办事,不要再迷信了。捅了娄子,搞突然袭击,不仅各国党没有思想准备,苏联党也没有思想准备。这么大的事情,这么重要的国际人物,不同各国党商量是不对的。事实也证明,全世界的共产党都出现混乱。这是中国方面对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最初的也是最具权威的评价。

  毛泽东还说,过去认为赫鲁晓夫这个人不死板,比较灵活。1954年,我国国庆五周年,赫鲁晓夫到中国访问,那次接触中感到此人比较灵活。那次谈判结果,他给了我们一些东西。如将旅顺口和新疆的几个中苏合营公司还给我们,帮助我们修建兰州、乌鲁木齐到阿拉木图的铁路,给我们贷款5亿卢布,帮助我们兴建15个项目,连同过去斯大林答应的141个项目,共156个项目,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骨干工程。不过,现在看来,此人有点实用主义。他上台后需要我们支持,所以把中苏关系搞得好一点,把斯大林的沙文主义的某些做法收敛了一些。

  3月19日和24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谈论斯大林在各个时期的错误。毛泽东提出,对斯大林应该三七开,成绩是主要的;走社会主义道路前无古人,错误是难免的。4月4日,毛泽东主持书记处会议,讨论准备发表的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毛泽东强调指出,从苏共反斯大林中得出的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以《人民日报》名义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这篇文章,肯定了苏共二十大的历史功绩,特别是揭露个人崇拜问题的勇气,并对斯大林问题展开了全面讨论。文章指出,苏联是一个在世界上史无前例的首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难免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无产阶级专政要求权力的高度集中,而片面强调集中就会出现错误,这是完全能够理解的;斯大林在后期犯了某些严重的错误,但斯大林的错误不能统统归结为个人崇拜,从根本上说还是思想方法问题,是因为他的骄傲和不谨慎,接受和鼓励个人崇拜,实行个人专断;个人崇拜是过去人类长时期历史所留下的一种腐朽的遗产,是千百万人的一种习惯势力,因此必须与之进行长期的斗争;吸取个人崇拜的教训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包括斯大林的著作在内,必须与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创造的精神,这是被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等等。这篇文章以及于同年12月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给予处境被动的苏共以巨大帮助,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队伍中产生了积极影响,起到了廓清迷雾的作用。

  后来,随着赫鲁晓夫在许多问题上的做法越来越出格,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对他的批评也明显加重。两党不断交锋,终于酿成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论战。但总的看来,在苏共二十大期间,中国共产党人着眼大局,顾全与苏共的团结是主导方面。中共对苏共二十大的意见,最初集中反映在斯大林问题上,后来又涉及对和平过渡等问题的看法。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对于苏共二十大的认识和评价,也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

  1956年9月,中共八大对于反对个人崇拜问题作了肯定的评价。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报告》中指出:“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一个重要的功绩,就是告诉我们,把个人神化会造成多么严重的恶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说:苏共二十大“展开的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正是苏联共产党人和苏联人民在前进道路上扫清思想障碍物的一个伟大的、勇敢的斗争。”《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又说:苏共二十大“在破除关于斯大林的迷信、揭露斯大林错误的严重性、消除斯大林错误的后果方面,表现了巨大的决心和勇气。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同情共产主义事业的人们,都支持苏联共产党纠正错误的努力,希望苏联同志的努力得到完满的成功。”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存在许多缺陷。其中没有涉及苏联大党主义、大国主义错误这个要害问题,显得不全面;掺杂着大量个人情绪,显得不严肃;将所有过错都推到一个人身上,显得不公正;仅仅将个人崇拜的原因归于斯大林的个人品质,没有分析政治体制上的弊端,显得不深刻。所以,这样对斯大林的谴责和批判没有也不可能解决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在各方面的弊端,同时还为西方攻击斯大林、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提供了口实,成为“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爆发的导火索,甚至导致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

  对斯大林的评价应该有一个总体说法。斯大林长期担任苏共、苏联主要领导人,同苏联社会生活休戚相关。我们应把他放在应有的历史地位来评价其理论和实践活动。历史证明,“有过无功”论,把斯大林当作敌人,或者像安德烈耶娃等人那样,把斯大林描绘成一个“有功无过”的“完人”,都站不住脚。“功大于过”论,难以解释某些重大历史事实,不易得到广泛认同;“过大于功”论,存在明显的片面性。看来,在研究问题时,无需就斯大林功过的比例争论不休,而应在肯定他毕生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30年这一基本前提下,着重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总结经验教训。斯大林是一位有巨大历史功绩的人物,是一位有非凡领导才能的人物,是一位有严重政治错误的人物,是一位有致命性格缺陷的人物,因而,是一位功过成败兼而有之、不可避免地引起长期争议的人物。

  笔者在拙作《关于斯大林评价问题》一文中认为:“赫鲁晓夫也谈斯大林的功与过,因其立足于谴责,往往用语刻薄,给人的印象是全盘否定斯大林。赫鲁晓夫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中说:‘在这个报告里不想全面评价斯大林的生平事迹。关于斯大林的功绩,还在他活着的时候已经写了足够数量的书籍和小册子,就已经进行了足够的研究,斯大林在准备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中以及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是尽人皆知的。现在我们要谈的问题是对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怎样形成的,它怎样在一定阶段变成一系列严重地歪曲党的原则、歪曲党的民主和革命法制的根源的。’报告中有一些煽动性语言。赫鲁晓夫在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报告中说:‘问题是这样摆着的:要么是党公开地、按照列宁主义的方式谴责对约·维·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时期所犯下的错误和歪曲现象,抛弃已经成为前进障碍的那种对党和国家的领导方法;要么让守旧的、反对一切新的创造性的事物的势力在党内占上风。’从这些词句上,得不出‘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结论。‘二评’《关于斯大林问题》引证赫鲁晓夫在内部谈话时谩骂斯大林的粗暴字眼,反映了此人情绪偏激时信口开河,骨子里是憎恨斯大林的。”

  赫鲁晓夫是战后苏联试行改革的一位先行者,但带有很大程度的认识盲目性和举措盲动性。俄罗斯《20世纪祖国史》一书对赫鲁晓夫的评价具有一定代表性,该书指出:“赫鲁晓夫在苏联历史上的作用就像他的黑白两色大理石的墓碑,具有两面性。对他在促进政治生活民主化和经济民主化、努力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方面所做的工作,人们都是肯定的。但他在农业、工业和外交方面鲁莽的、不彻底的改革,往往把国家引入死胡同。在人们的心目中,他的形象和斯大林不同,常常不是引起尊重,而是讽刺。”

  历史就是历史,苏共二十大的历史是不能更改的。但是,对于历史的评价可以不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回过头来看,苏共二十大召开之后,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对之评价有所反复是不足为奇的。反对个人崇拜有着时代的烙印,不能认为仅仅是赫鲁晓夫的个人行为。但是,动机与效果应该统一。赫鲁晓夫鲁莽做法的后果是严重的,深刻的历史教训值得认真吸取。

  (本文形成过程中,汲取和借鉴了一些同行文章中的资料。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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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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