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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家专访高新民：表达利益诉求不是结束 解决问题要靠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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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李晓明 |
| 2008年02月19日17:26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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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2月16日《昆明日报》用4个版篇幅，公布了包括市委书记、市长在内的全市主要党政领导和职能部门电话。此举引起媒体和各界的广泛关注。就此记者专访了中央党校党建部党建原理教研室主任高新民教授。
记者：您如何看待昆明市公布主要市委市政府部门及区县市领导电话的举措？
高新民：这个举措毕竟是一种进步。我看了一下，它是公布党政部门副处以上领导干部的电话，这个事情是一个进步，有进步就好，从这一点来讲是应该充分肯定的。另外，昆明的举措是党务公开、政务公开的一种做法，因为它把党务公开、政务公开放在一起了，这一点也是政府治理模式的一个转变。因为现代社会讲究的是“治理”，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管理”，这样就相对的要求公开，要求透明。在这种背景下，这种做法确实适应了大的时代背景。
除了刚才说的几点以外，我觉得还有几个好处：第一层意思，是有利于民众对领导的监督。比如，我有事情找领导，打电话。而且我的事情是合理的，最后领导要给我一个反馈，我就可以看你到底是怎么做的，这是对领导的监督。第二层意思，这是领导对下级对基层部门的监督。有的时候特别是分工管全面的领导，他下面有几个层次的部门，如果他是一个地厅级干部，下面还有处级、科级，不可能对每个人的情况都了解，如果群众到基层部门办事，几次办不下来，这个人可能就会找到他的上级领导，上面的领导对他的下属究竟有什么问题，就可以比较清楚了。所以，它既是民众对领导的监督，同时又有利于上级对基层部门，对一些具体办事人员情况的监督。
第三层意思，就是为群众表达意见提供了有用的“管道”。十六大以来，特别是十七大以来，十七大政治报告中，也包括在此之前的几次全会如十六届四中全会、六中全会报告中，都提出了要倾听群众的意见，现在还特别强调建立群众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渠道、平台。这样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的形成，不是谁去建一个机制就出现了，它要渗透于我们党政部门的工作之中。公布了这个电话，也有助于群众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表达群众的利益诉求的渠道。
除此之外，我想再谈一个问题，即不仅仅是表达了就结束了，表达出来以后，还得解决。公开本身并不直接解决问题，但是它为解决问题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条件，这也可以算是一个好的方面。当然，通过公开电话进行监督，它反映出这么几个问题：比如党务政务公开与解决问题，它只是提供了一个条件，它是诉诸领导的，但是如果什么事都通过直接找领导去解决，这说明我们某些具体办事部门、办事人员的工方式需要改进。
记者：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改进更多的政府官员、工作人员的行政作风？
高新民：为什么大家都来找领导？找领导，这个事就办得快，本来三次五次到基层部门反映的问题，都解决不了，反映到领导部门就解决了。这说明具体办事部门的工作态度、工作作风是不是有问题。比如我只是一个普通教员，我之前发表过几篇反腐败的文章，这就不得了了，我们家的报箱就爆满，我想一个领导公开了电话，他接到了投诉材料可能会更多；谁都知道我是一个普通教员，他要来找我，说明他反映的问题在基层得不到解决。这就是办事效率，如何改变基层的工作作风，这就非常重要，它提到日程上来了。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你公布了领导的电话，最后能不能得到解决，领导只能表态，但是解决的怎么样，还得依靠具体办事部门，等于又回过来了，从根本上来讲，改变全党和各级政府机构的治理模式，改变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这是最重要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把它制度化、常态化。因为现在昆明是第一次搞，成批量的公布出来，所以影响很大。我想最好把它常态化，就是说一个部门的领导，如果换了，领导班子换届了，能够顺理成章地公布新上任领导的办公电话，就是把它常态化。这是一个问题。
另外，需要有配套的制度。比如，我给你写信反映问题，你肯定要反馈。如果打电话的人特别多，不可能每一件都反馈回来，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怎么办呢？这就需要有一定的制度。我觉得像这种配套的制度应该有很多。比如美国总统，白宫的电话是公开的，很多人给总统写信、打电话，而且他要收到成千上万的信件，他还都一一回复，谁回复呢？都是工作人员。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可以设想，与群众日常生活联系不密切、打交道少的部门和领导可能电话少一些，但是与群众生活工作密切相关的部门，可能接到的电话就会比较多，收到的各种投诉材料也会比较多，仅靠副处以上的领导自己，每一件都批复、件件都回复是不可能的。更何况，提出的问题究竟是不是那么回事，领导也不可能只听你的一面之词。他还得回过头来调查一下是不是要给他配一套人员？这就麻烦了，机构又庞大了。就是他需要有一系列的配套制度，当然他刚刚开始做，你让他立刻解决这些问题，那也是不现实的，我觉得中国的改革可能是渐进式的改革，大概都是如此。出台了一个电话公开的制度，出现一系列其他问题以后，再不断地进行一系列的制度探索。我相信肯定是这样一个过程。当然有些问题也是有预见性的。
记者：您觉得像昆明的做法，是他们一个地方的特色呢还是有可能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推广？是和领导人仇和本身有更密切的关系，还是说说这是中国行政体制改革或者党务政务改革的一个方向？
高新民：我觉得两者兼而有之。仇和本人的个性就是敢说敢做。他想到了，他就做了。别的人可能想到了，但是不一定像他这样去做，在现行体制下。这有他个性的因素。但是从长远来讲，党务公开、政务公开，这是一个方向。但是公开的形式有很多，这仅仅是其中的一个形式。其他的地方，其他的人，可能会采取这种形式，也可能采取另外的形式。但是大方向就是党务公开、政务公开。
主持人：谢谢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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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赵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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