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坚守清廉 延用周总理的骨灰盒

　　[主持人]：您一直给这两位老人送终的，他们临终的时候剩下多少钱？

　　[赵炜]：后来总理去世了以后，我们的帐就合在一块了，总理去世时，邓大姐剩了5000多块钱。后来她还交了党费，她去世的时候，把国库券放在一起，共一万出头，都交党费了。周恩来去世，他只有5千块钱，等到邓大姐去世就是一万多块钱，加上国库券，没有什么钱。

　　[主持人]：邓大姐很节省，还提到一个细节，邓大姐在总理去世的时候留下了骨灰盒，留在她以后用，当时也是出于节省的原因？

　　[赵炜]：对，他们对于人生死看得很淡薄，人一死，什么都是两袖清风，什么也带不走。总理的骨灰盒不是最好的骨灰盒，就是因为当时那个还可以，属于二三流的骨灰盒。拿回来以后，还有一个瓷罐，邓大姐说，这个骨灰盒你们要保存好，当时我们不理解。有一次，她说“等我死了以后，也用这个骨灰盒。”我当时一听，说：“大姐，骨灰盒才多少钱？公家给买一个嘛？”她说：“不行，节约。公家买，公家掏钱，就是你拿我的工资买，我的工资也是人民的钱，不要重买，就用这个骨灰盒”。我说大姐那么节约干吗？她说：“我说让你用就用。”从那以后，我们保护的特别好。用有机玻璃盒给套上。

　　[主持人]：每年秋天的时候都拿出来晒一晒。

　　[赵炜]：最有意思的是，正好有一年秋天晒的时候，说这个骨灰盒保存的不错，说等我死了以后，你们还可以用这个骨灰盒。当时我们服务的护士就哈哈大笑，他们说，大姐，谁敢用你的骨灰盒，完了有一个年轻人说，有资格用的就是赵秘书，我说大姐，我也不敢用，我也不能用，到时候这个骨灰盒怎么办，不听你的，也不听我的，也可能要保存。大姐说不许保存，我说这个我不敢说。最后这个骨灰盒是他们去世很久，交给中办一个单位，然后在1998年天津成立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时，我把骨灰盒要来了，真正的原封的骨灰盒在天津周邓纪念馆。现在骨灰盒到天津周邓纪念馆一参观，骨灰盒就在那里，他们的一张缩小照片搁放在上面。

　　[主持人]：他们一生无儿无女，但是却非常关怀儿童。其实他们非常喜欢小孩，当时邓大姐还三次劝说您留下您的女儿，并且和您的女儿感情非常深，您能回忆起当时的一些情况吗？ 　　

　　[赵炜]：因为我这个人生孩子不好生，是剖腹生，我生完一个孩子之后，就不准备要了。我的女儿是12年后怀的，生完第一个孩子之后我就避孕了，后来不知道怎么的就怀了，怀了我也不知道，我以为我有什么病，一查是怀孕了，我当时不想要。偏偏那个时候，总理和邓大姐在吃午饭，就谈论计划生育，就说我们办公室谁谁计划生育好，其中就把我和我的先生说了，总理说，你看他们两个一直一个儿子，不错。大姐说，别提了，赵炜，正要打掉这个孩子，我还劝她呢？劝了她两次都不听，第三次就不说了，太自私，不管她了。我到北大医院妇科去了两次，那些医生不认识我，也不赞成我打掉。后来正好碰上中南海原来的一个大夫，说不许打掉，都劝我。大姐也说，我再也不说了，如果你打掉，是个女儿多可惜。她对女孩特别喜欢。所以她跟我女儿讲，咱们俩很早就认识了，你在你妈妈肚子里，咱俩就认识，每天陪我散步。所以我女儿出世一个礼拜，她跑到我家去看我的女儿。

　　[主持人]：您的女儿名字都是她给起的？

　　[赵炜]：大名、小名，还有小别号都是她给起的。大名、小名，为什么管她叫“小七”，因为她是“二七”生的，她说我们家有小六，你排行老七，她特别淘气，让她躺在沙发呆5分钟呆不了，她属猴的，就管你叫小猴子。

　　[主持人]：您刚才谈到平时谈论的一些话题，比如谈到计划生育，他们日常会谈论哪些话题？　

　　[赵炜]：说实在的，他们在一起吃饭谈论的事情，没人知道，因为谁也不去参与。因为这些话是邓大姐给我学的。说赵炜，昨天和总理吃饭的时候，夸你们两个呢。他们谈论的范围很广，天南海北，国内国外，亲朋好友，什么都有。因为他们接触的人多，几十年过来的，有话可说。但是因为他们作息时间不一样，工作时间不一样，所以到一起说话的时候，太少。真的！“文化大革命”前，有一个礼拜六晚上，可以约一起去看话剧，或者看一个电影，后来都没有时间，都是工作。

　　[主持人]：不仅保住了您的女儿，而且在很多烈士的身上也倾注了自己像父母一样的关爱，比如像孙炳文烈士的女儿，李少石烈士的女儿，他们都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干女儿了，据您所知，周总理和邓大姐共养育了多少烈士的后代？

　　[赵炜]：也不叫养育，因为当时总理和邓大姐的工作关系，尤其是在国统区，我们共产党员被敌人给杀害了，这个时候组织必须去找他的老婆孩子，否则敌人就给你全家铲除，所以这样的话，他们就关心，像这样的孩子，总理和大姐关心有十来个人，不像有人说这个是养子，那个是干儿子什么的，有些人不张扬。我跟你讲，虽然大家都知道，那是他们认的，你像李少石的女儿，也是他们的干女儿，从来不张扬。总理给他写的信，写题词都写“干爹周恩来”。因为在解放的时候，在华北什么大学念完书要到外地工作，她不愿意在北京，她就给总理写封信，总理马上回“必须在北京”，跟她妈妈在一起，不许到外地去，她只好听干爹的意见。所以有的人不是什么养子，又是干儿子什么的。真正的人不张扬，所以这些东西，不能说他两个人关心过的烈士孩子都是抚养起来的，不能这样说。

　　[主持人]：他们大概有多少位？您知道吗？

　　[赵炜]：一下数不那么清楚。因为还有几个，张秋明他们，那也是烈士子弟，我的书里有，还有李梅等等，我书里点了几个。当时在重庆他关心的孩子。十几个都是属于工作应该关心的。真正干爹、干妈也有就那么三五个。

 贺龙被迫害致死 总理在追悼会上六鞠躬

　　[主持人]：在“文革”这一段，周总理不仅是总理，而且是党中央的副主席，那段时期做得最多的工作，就是尽他的努力保护民主人士，比如宋庆龄、何香凝、郭沫若，正是周总理的亲自关怀才使得他们避开了更大的冲击，但贺龙被迫害致死，让周总理内疚了很多年，“文革”中，周总理是如何保护这些革命老同志和民主人士的？

　　[赵炜]：在“文革”当中，总理尽他的全力来保护。因为你方才点的那些，对我们党都是有贡献的，还有一些我们的老部长、副总理，总理心中都有数，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叛徒？是不是像红卫兵给他们下的定论一样？不是那么回事。所以总理心中有数，因此他就保护了。比如当时有的能进中南海的，在中南海给他们解决住的地方。有的总理知道已经在哪里，就想方设法去找。像煤炭部的张霖之就是这样，让红卫兵害了，总理知道以后非常难过。他感到没有尽到总理的责任保护这些人。他真的是全力以赴，都到了最后，说实在的，他都自身难保的情况下，比如说，为什么贺龙在我们西花厅住了一段，总理把他送走，跟他谈话。前天晚上，放了一个《周恩来》是王铁成演的，其中讲“文化大革命”那一段，其中有贺龙那一段。在我们西花厅不能再待下去了，待下去也许就出事了，就把他送走，没想到一送走，就送坏了。因为“八一南昌”起义，贺龙就是和总理在一起，这是老战友、老朋友了，他知道他是一个什么人。

　　[赵炜]：所以总理参加追悼会，我到现在也不理解。 有人问我，为什么总理那天去贺龙的追悼会，鞠了六个躬？我说我也没问过邓大姐，也没有和总理探讨。这些伤心事能去问吗？不能问。但是我的想法是，他感到内疚。我没有保护了你，你是我那么一个老的战友。所以，三鞠躬不够，来六鞠躬。当时电影很多去吊唁的人也是六鞠躬，见到贺龙的夫人是那样的拥抱，还有他的孩子，他感觉没有保护到，没有保护好。

　　[主持人]：您当时也是受总理之托看了很多正在受迫害，或者在医院里的革命老同志。

　　[赵炜]：对。一个是看他们，看他们就是给他们稍话。自己要相信党，相信自己，不要胡乱说，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劝他们，总理和大姐问候你们，这是一种形式。还有一种形式，有些老同志给关起来了，或者说送到五七干校了，怎么办？儿女不能见他们，有的孩子就给周伯伯、邓妈妈写信，说，能不能允许我们去到那里去看看我爸爸妈妈，这种信我也接到过。一般这样的孩子往我们中南海不管西门、北门，还是西北门，总理都是派我去，我也接过很多孩子，现在有些孩子都六十多岁了，都叫我赵阿姨，我说你们都多大岁数了还叫我赵阿姨？他们说，那不行，我们想当年赵阿姨见我时，我们就很快就看到爸爸妈妈，我们永远记得你，就这样，其实我是为总理和邓大姐去办这些事，是他们交待我的，我应该办好。所以，这是一种形式。还有一种形式，有的人跑到我家，让我把她的情况说说，让我跟大姐说，大姐告诉我，安慰他，让他们坚定自己的信念，千万不要胡说，乱说，胡说会造成混乱，要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