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4日下午3时，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张峰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中国马克思主义二部副主任罗文东教授做客共产党新闻网“先锋论坛”解读“三个意识”：“官”忧患才能“民”快乐。

嘉宾罗文东（左一）、张峰（左二）和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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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题：增强“三个意识” 完善干部作风建设　　谢春涛：“三个意识”是更新的、更加明确的要求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在前不久闭幕的全国两会上,胡锦涛总书记告诫各级领导干部要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始终保持开拓进取的锐气，进一步增强公仆意识，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进一步增强节俭意识，始终发扬艰苦朴素的意识。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将就“三个意识”举行系列访谈，今天请两位专家重点谈一下“忧患意识”。我们荣幸地邀请到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张峰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中国马克思主义二部副主任罗文东教授。欢迎两位的到来！

　　主持人:第一个问题想先问张教授，现在我们看到中国的形势很好，国际地位不断提升，经济总量占世界第四位，进出口占世界第三位，外汇储备大幅的上升，用一句话说，呈现崛起的一种态势。那么请问张教授在这么一种形势很好的情况下，提出“要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保持开拓进取的锐气”意义在哪里？

　　张峰:这个问题实际上是谈当前我们强调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的现实针对性。过去的2006年确实是形势很好，首先从我们的经济增长来讲，去年全年的GDP达到209407亿元人民币，按照计算比上一年增长10.7%，我国已经第四个年头增长在10%以上。而且我们这4年的增长速度是世界经济增长速度的1倍以上，国际上有知名的经济学家也说，中国的GDP大约为26000亿美元，占世界的份额不大，只有5%，但是在全球经济增长中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却是非常大的。像去年大概为全球经济增长贡献了近1/3，我们的财政收入非常的好，去年达到了3.93万亿元，一年增加额有7694亿元。我们的进出口额也是很大的，我们的外汇储备到去年年底是10663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那么形势这样大好，为什么我们还要强调增强忧患意识？主要是在我们形势大好背后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克服和解决，我们的增长就缺乏后劲。 　　

　　张峰:概括起来我们今天讲增强忧患意识主要是出于三种压力：第一种压力是科学发展的压力，从总体上看，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还没有从根本上转变。提出增长方式转变已经十多年了，但是还没有解决。从1978年到2002年我国的经济增长当中外延扩大再生产的贡献率高达68%，而内涵扩大再生产率只占32%，这个不到1/3，这就说明经济增长方式没有根本性的转变。我们去年的GDP增长很高，但是其中有一半以上是我们固定资产投资，我们的固定资产在4年的投资额增长在20%以上，这个是高于GDP的增长。大家知道我们的邻国日本和韩国，都有过经济增长的高速期，但是他们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时候，固定资产的投资占GDP的比重都没有高出40%。再如美国去年的固定资产投资额达到23000亿美元，但是只是它GDP的17%。另外我们资源消耗的强度也是非常大的，按汇率来算我们每万元GDP消耗的原材料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5倍。我们去年的经济形势很好，多数指标已经完成，但是也有指标没有完成。比如我们的减排指标，就是主要污染物的排放量减少。所以说我国发展的后劲如何就取决于我们能不能尽快地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实现科学发展。所以这是第一个压力，你说这需不需要忧？ 　　

　　张峰:第二个是社会和谐的压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贫富差距逐步加大，基尼系数以每年大概0.01的速度在增长，现在我们国家贫富差距按基尼系数来算，放在世界上大概是仅次于巴西和南非，和俄罗斯和伊朗大体相当，远远高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我们的城乡收入差距，近些年来尽管农村居民的收入结束了长期在4%左右的徘徊局面，达到了6%、7%以上，但是还赶不上城市居民收入的增长。所以绝对差距还在加大，去年是3.27:1，比起2005年3.2:1又进一步的扩大了，甚至还可以说，我们国家现在城乡收入差距，可能放在世界上都是最高的。那么除此之外，地区发展差距、行业收入差距等等也都比较大。这样的话就引起了社会心态的失衡。有些地方进行过调查，大概能有70%多的人认为“当前的收入是不公平的”，这么巨大的差距不是我们用一句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一致所能够解释了的，那么贫富差距也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增加。 　　

　　张峰:大家知道现在群体性事件也是比较多的，大概算起来，我们现在群体性事件能够相当于十年前的6倍多，所以社会稳定成了突出的问题。小平同志在1993年的时候有一个重要谈话，跟他弟弟邓垦谈的，他说过去我们讲是先发展起来，现在看来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甚至小平同志在这次谈话当中还讲了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你说这些问题我们能不忧吗？ 　　

　　张峰:第三个是出于党政、党风廉政建设的压力。大家知道党风问题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我们的党历来重视党风廉政建设，我们也取得了成绩。但是我们必须看到党风廉政建设面临的形式还是比较严重的，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去年全年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等职务犯罪案件33668件，涉案人达4万多人。涉及到职务犯罪的县处以上的国家工作人员就有2736人，厅局级206人，省部级6人等等，这个问题非常的严峻，如果不重视这个问题，亡党亡国的可能性是有的，这个是我们需要忧的。大家知道在两会期间是一片叫好声的时候，胡锦涛同志提出三个意识，而且把这个忧患意识摆在前面，我觉得这时候锦涛同志讲这个话题的针对性是非常明确的。

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内容和要求　忧患意识关乎党的执政地位

　　主持人:张教授刚才讲的非常全面，有一些非常有说服力的数据，从好几个方面来分析了树立忧患意识的必要性。那么在中国古代就有很多关于忧患的警句，生与忧患、死于安乐等等。请问嘉宾安危变异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如何把握事物矛盾的法则，现代政党为什么一定要有强烈的忧患意识？ 　　

　　罗文东:非常高兴来到人民网和我们的网友进行思想交流。刚才你问到一个问题就是安危变异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从唯物辩证法来看，这个根本的原因在于事物本身的矛盾运动。大家知道任何事物在各种内因和外因的作用下经历一个产生、发展、灭亡的过程，所以说任何事物的发展不可能是一帆风顺，其中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换，从而使事物的性质和动态发生显著变化，所以说我们古代的哲人就得出了一些非常精辟的论断，比如说乐极生悲、否极泰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等等。这些名言包含着对社会生活中的太平与危机、生存与灭亡的对立面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换的辩证法的思想，这是人们从当时的社会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和深刻的哲理。在中外的历史上不乏一些居安思危“忧患意识”的事件。有一些统治者贪图享乐、不思进取导致亡国的一些事例，比如说安史之乱，比如说清朝的中后期，统治者因循守旧，最后使中国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历史已经证明居安思危是实现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一个条件。忧患意识在不同的时代和国家里会有不同的内容和要求，现在社会和古代社会相比，由于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人民交往的能力也有显著的不同，这样对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来说，忧患意识就会有一些不同的要求。但是不论在什么样的时代和什么样的阶级，统治者和思想家都是要有心忧天下的宽阔胸怀和励精图治的社会责任感，应该具备自强不息、开拓进取的时代精神。 　　

　　罗文东:特别是现在的执政党，由于面临着日益加速的社会发展条件，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国际国内的形势，面临着各种社会媒体包括报纸、电视、互联网等等这些影响，他们更应该保持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否则掉以轻心就会出现一些失误，就会出现形势的逆转直下，会被各种反对势力赶下台，甚至消亡。 　　

　　张峰:关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树立忧患意识？主要牵扯到这样一个问题，政党以谋求执政权为目标，这个不是永恒的。所以说十六届四中全会就指出说无产阶级执政党夺政权不容易，执政好政权更不容易。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深刻吸取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更加自觉的加强执政建设，始终为人民执好权，这个就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权的问题。特别是对于长时期执政的大党、老党，这种风险和危险的可能性就更大。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深刻汲取世界上一些执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更加自觉地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始终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

　　高层领导做出了表率　上行下效更重要

　　主持人:我党早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刚才有一些网友，他们提问为什么总书记在两会期间提出这个问题，刚才两位教授已经给大家介绍了。我想大家普遍关注这个问题，就是现在经济发展、社会发展虽然有一些不和谐的因素，但是毕竟20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非常大的成绩，老百姓的生活和精神面貌都有了非常大的改善。前一段时间有专家说：“高层领导明确的提出忧患意识的问题，说明中央领导层在成绩面前没有陶醉。”张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张峰:说这个话是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同志，我们非常熟悉他，他说这个话是非常对的。从这次两会期间都可以看出来，胡锦涛同志在两会期间两次讲到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一次是参加重庆组讨论，另外一次是参加解放军代表团的讨论。那么特别是在这次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答中外记者问时也表达了这种忧患意识。温家宝总理讲说近些年来中国经济保持了平稳较快的发展，但是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不是评功摆好的时候，我的脑子里充满了忧患。锦涛同志、温家宝总理都讲忧患，所以说高层领导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般来说我们有一种习惯，上行下效，所以说高层领导保持忧患意识给我们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做出了表率。但是不能只是有党的领导人有这种忧患意识，那么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是要使我们的广大党员干部都能增强忧患意识，甚至包括我们的全体国民都要有这种忧患意识。只有这样我们这个党才有指望，我们这个民族也才有指望。 　　

　　主持人:网友本草纲目问：忧患意识不能光上层有，中层基层也要有。有“三个意识”的县处级干部到底有多少？广大老百姓是想在心里，急在心头。也就是说对待忧患要上下同步调，我想问一下罗教授，具体讲到这个忧患意识，您能不能给我们细一点的分析一下，忧的是什么？

　　罗文东:我认为你刚才说的很好，从忧患的主体来讲，首先应该是我们党的领导干部要忧，因为他们承担着更加重大的政治责任。同时作为人民群众也应该忧，忧的是我们国家民族的命运。所以我认为这个忧患意识，这个“忧”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进行解释，包括忧患的对象和内容。 　　

　　罗文东:我们可以说大到国家和一个政党，小到一个地区和行业，再到一个家庭和个人，都应该增强忧患意识，从当前的处境中肯定未来的风险，保持适当的警觉，采取有效的措施防范于未然，才能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国家的兴衰和人生的起伏都能证明增强忧患意识具有普遍和长远的适用性和指导意义。

　　罗文东:在这里我想从党员干部的角度首先谈一谈忧党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古代诗人说了一句名言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们共产党员更应该自觉的忧党、忧国、忧民。忧党非常的重要，因为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人民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党，因为党始终是核心的地位。所以我们党的领导集体从毛泽东、邓小平到江泽民、胡锦涛，都是从国家事业发展的大局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强调共产党肩负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深化为党员干部的责任意识，体现了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艰苦奋斗的自觉性。江泽民同志说讲忧患一是要忧党，作为一名领导干部，忧党就是要时刻牢记党在国内外形势深刻变化的条件下所面临的挑战和压力。时刻牢记自己对党的事业应该具有的使命感，时刻牢记自己对人民所承担的职责，扎扎实实把工作做好，扎扎实实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扎扎实实地为人民群众谋利益。

　　罗文东: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我们党自身存在的问题以及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也要求我们忧党，切实加强党的建设，由于在新的形势下，有些党员干部放松了思想要求，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丧失了理想信念，迷失了政治方向，把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党的优良传统统统的抛弃了，从而使一些消极腐败现象在一些党员干部那里得到滋长和蔓延，有些人贪图安逸、不思进取，有些人以权谋私，贪污受贿，有的人奢侈浪费、腐化堕落。所有的这些现象都严重的损害了党的形象，破坏了党和群众的血肉联系。这也说明我们现在讲忧患意识，为什么胡锦涛同志首先提出要党员干部增强忧患意识。这就是我讲的为什么要忧党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