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三(1927)
中央通告第十三号――为叶贺失败事件[“八七”中央紧急会议(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
(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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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南昌暴动与南征的意义
  南昌暴动的“八一革命”在中国革命史上有极重大的意义:从国民党改组以来,国民党的所谓革命,始终是扩大些在所谓“青天白日”之下的军事势力,全然不肯发动民众,使民众自己起来取得政权,取得土地,推翻封建制度的基础―地主私有土地的制度。恰恰相反,当农民群众自己起来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时候,工人贫民自己起来民众的革命民权独裁的时候,这些国民党旗帜之下的“革命军官”立刻便攻击农民工人,大施屠杀,蒋介石四月中的上海屠杀,广东屠杀,……是如此;湖南唐生智等的马夜政变〔1〕及清乡,以及冯玉祥在陕豫的屠杀政策,也是如此。就此证明国民党的一切新军阀都是代表豪绅资产阶级而反对工农压迫工农的〔2〕。所以中央在宣布与国民党的武汉政府破裂之后,立刻决定民众武装暴动的新政策,规定湘鄂粤赣的四省秋收暴动的计划,而叶挺军队的南昌暴动,便是这一民众暴动,推翻“军阀国民党”的政权之总政策中的一个计划。
  叶贺南昌暴动,在一般的民众武装时期之中,占有何等重大的地位,这是非常明显的。民众自己的发动,以及真正革命军队的暴动,以推翻新旧军阀政权,建立民众的工农政权为目的,以实行土地革命为目的。――这历史的事实,是中国革命中空前的事件。所以现在叶贺虽然是失败,而南昌暴动在湘鄂粤各省工农武装暴动的总政策之中,始终是中国革命史上最光荣的一页。
  不但如此,我党以前的政策――是机会主义的政策,其错误的主要点,便是无产阶级政党抛弃独立的政治行动,侧重小资产阶级领袖妥协让步。只有决定四省民众武装暴动,以及率领叶贺军队暴动反抗武汉反动政府之政策,是算党抛弃机会主义而走上布尔塞维克道路的新纪元。
  因此,凡在南昌暴动之中,有倾向于犹豫摇动,如等待张发奎态度之表现等等的,显然是机会主义的遗毒;南昌暴动之后,只抱着军事投机的心理,而不信任群众,不认识发动群众,创造群众的工农政权之倾向,甚至于暴动开始之后,仍旧抛弃土地革命之旗帜,那就更是机会主义的遗毒。叶贺军事上的失败,不是我党真正的失败;只有南昌暴动中之指导不能完全脱离机会主义的遗毒,所使南昌暴动减少其历史上应有之意义――这可是我党政治上的失败。
  (二)叶贺南征的经过及其失败
  南昌暴动后,叶贺军队从南昌经过抚州,瑞金,会昌,遇见钱大钧的及一部分黄绍雄的军队,与他们大战,结果,南昌暴动军虽然受了很大的损失,但是也打了很大的胜仗。会昌之后叶贺便未照预定计划直下寻邬,到梅县,竟改变途程折回汀州,上杭一带,再经大埔一直往潮汕去。但是等到叶贺军队到潮油〔汕〕,敌人方面陈济堂〔棠〕,王坎3〕,黄绍雄已从四面合围来攻击。
  叶贺军队虽然在九月二十四日先锋即刻到汕头,汕头工农军也起来暴动,然而到九月三十日即被反动军队所逼,不得不抛弃汕头,而竭全力到汤坑去御战。这最后一次战斗,敌人方面有一万五千,我军只有五千,巷战〔4〕一昼夜而我军竟完全解体。现在的情形是:二十五师一千余兵因到汕头时尚留驻三河坝,不久即被敌军隔断,现在退向闽边。汤坑之战败后,叶挺只余七八百人退甲子港而溃散。尚有贺龙二十军之第一二师二三千人奔往海陆丰,这部分的军官政治意识本甚模糊,离开大队之后,更是绝无目标的情形,竞要求李济琛收编。
  (三)叶贺暴动失败后之政策
  南昌暴动军的失败,诚然是中国革命中的一个失败――工农武装暴动的开始时期,革命方面所有的这一些正式编制训练过的军队,不但不能征取广东发展土地革命,而竟溃散了一大部分,这诚然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但是武府反动后,中国革命进到一个更新的时期――工农民众暴动的时期,叶贺军队的革命战争,不过是全国民众暴动中的一个强大的副力。这新时期中,我们的主要政策是组织民众暴动,赞助民众暴动,叶贺的南征,不过是这总政策之中的部分问题,我党这个新的武装暴动政策,完全是合于革命发展到新阶段时客观上所要求的。只要看看九月初直到现在,湖北的通城,通山,崇阳,咸宁,蒲所,公安,石首,松店〔滋〕,江凌〔陵〕等县,农民甚至于徒手的暴动起来,组织工农革命军,占领县城,革命民众自己选出县政府,乡村之中实行一切政权归农民协会,没收地主,杀戮豪绅……湖南,安源的工军和农军暴动进攻醴陵,株州〔洲〕的农军以一支枪夺取株州〔洲〕,平江,浏阳的农军曾同时暴动占领县城,长沙四郊的农民也起来暴动,广州则自四月十四李济琛反动后,四处暴动起来。但要看这种情形,但知道客观上革命的发展,的确已经到了一般工农暴动的时期;我党的责任,便是组织和准备以及赞助指导这民众武装暴动,在各地率领民众起来推翻新旧军阀豪绅资产阶级的政权。在这种总暴动之下,叶贺军队自然有很重大的意义,但是,革命的基础力量始终并不是叶贺的部队,而是工农群众,现在叶贺军队固然失败了,工农民众的力量还却正开展,对于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必要之认识,正在与新旧军阀国民党的剧烈的斗争之中,日益广泛而深入于工农群众――不但在两湖广东是如此,现在江浙北方豫陕……差不多各省都有如此的现象。这种情形之下,难道叶贺军队一败,革命便了结了么,当然不是的。叶贺的失败仅仅是军事上的失败。叶贺的军队可以给敌人打散,工农民众的力量并没有打散。我党准备组织发展工农武装暴动的总政策,仍旧应当积极的进行。
  因此,现在广东虽然已经没有立刻以大军攻取广州夺得全省政权的可能,然而广东各地的农民暴动仍旧在发动,叶贺所剩余的势力应走“到农民中去”帮助当地农民摧毁豪绅的政权,建设农民群众的政权,引起农民群众自动的起来没收土地……武装农民,组织工农革命军,叶贺所余军队自身要改组变成工农革命军。
  (四)叶贺南征中我们主观的错误
  叶贺军队的南征,何以竟至失败呢?固然,客观上敌人的军力比我军强大,全中国的报纸交通整个儿的权力都在敌人手中。然而失败的缘因之中属于我们主观上的错误的亦是很大:
    一、前敌委员会政纲的错误――主持叶贺南征的我党指挥机关,前敌委员会决定政纲之中,关于土地问题提出“没收二百亩以上的地主土地”的主张。这是非常之大的错误,这证明没有土地革命之决心,这种政纲可以使叶贺暴动根本上丧失其意义。,,东一个农民听见这一主张便说道:“这叫做耕者无其田”!这句批评是再正确也没有。
  二、策略上的错误――叶贺南征军所到的地方,对于豪绅资产阶级所采取的策略,并不是猛力摧毁他们的组织和政权,都〔却〕大半偏于犹豫妥协的策略。并未猛力歼灭土豪乡绅,并未完全解除他们的武装,摧毁他们的金融机关,摧毁他们的交通联络。不敢坚决的实行没收征发的政策,却用军阀筹饷的老办法,和他们和平磋商。对于豪绅是如此,然而一到汕头,对于乘机稍稍抢掠的贫民,都〔却〕立刻枪毙了三个人,“为的是维持秩序,――那是〔时〕还是维持的豪绅资产阶级的秩序!,广东有一个工人说:“这是蒋介石第三的军队”。这就是说:这次来的军队还非工农贫民的军队,并没有大大杀灭豪绅资产阶级的权势与势力(叶贺军队之中“不扰民”的口号几乎高于一切〉。
  三、政权认识上错误――“耕者无其田,的“蒋介石第三的军队”到广东做甚么呢?要创造甚么样的政权呢?当然,带着这种政纲和策略的军队,对于政权不会有明了的认识。没有预备去建立工农贫民的政权,没有深切觉着自己应当代表工农贫民去行使权力,却只要“继承国民党的正统”。没有信仰群众的力量――群众的革命独裁的力量。没有在群众之中去创造真正自己的军队和政权的力量,而是想象着自己是一种军队的力量,类似于孙中山的大元帅府,国民党的国民政府的力量。因此:(一)可以乱发委任状,联络杂色军队土匪首领;(二)可以派人与张发奎谈判,弄些纵横捭阖之术……。
  四、宣传工作上的错误――叶贺军队行军的时候,兵士之中并没有做充分的宣传及政治工作,所过地方的民众之中也没有宣传。同时,敌人的宣传都〔却〕非常之利害,军队行过抚州之南,差不多十几天不见一个人,这是因为朱培德等反宣传的恐吓当地居民的缘故,我军却没有先行派遣宣传〈员〉,说明“八一革命,南昌暴动及南征的意义。
  五、军事上的错误――军事上的错误,更是很多,不能详细叙述,简单些说:南昌暴动没有采取直下赣州,吉安,一则可以打散朱培德钱大钧隔绝张发奎,使他们不能与李济琛黄绍雄连成一片,而如现在之从容布置,围攻我们;二则这条是大路,沿途农民运动有些基础,可以随处摧毁豪绅政权,引起农民群众建立农民的政权,实行土地革命,武装农民,逐步交农民防守。南征的路线是取得抚州,会昌,寻邬等闽赣边境荒微之地,农民简直尚未起来的地方,这已经是一个失着。然而这还可以说,仅仅是一种可能,最明显的是:一开始便有与张发奎妥协之等待犹豫的倾向;对于不稳的部队,如蔡廷楷部,采取非常软弱的摇动的政策,致使蔡廷楷得以诈术损坏我军很多很好的部队。再则,现在瑞金,会昌打了胜仗之后,又不追踪南下,直到梅县,汇合当地已经奋起的农军,发动当地农民暴动,击散黄绍雄等敌军,直取兴宁,五华,占领全东江区域却又折回走上杭,汀州,与敌人避道而行,使敌人得以腾出十多天的工夫从容布置。
  总之――前敌的指导,在政治上及策略上并未能真正代表工农,既没有明显的土地革命及工农贫民政权的政纲,又没有坚决摧毁豪绅政权的策略,――工农说是“耕者无其田”,“蒋介石第三的军队”。这种机会主义的指导之下的军队,如何能责备农民群众不起来援助,农民对于这种军队自然是不会出力赞助。事实是叶贺军队根本不去发动农民群众――前敌指导,只知道军队是主力,“革命委员会”是政权,根本上不信任群众的力量,不去发动农民创立真正的民众政权,因此将富有历史和伟大的意义之“八一革命”,变成仅仅是投机的行动。这是一切错误的总错误。总之,此次失败,并非农民未赞助军队而失败,而是军队未发动工农群众,甚至反而阻滞民众革命斗争而失败的(例如普宁农民群众数万围城攻豪绅的巢穴,军队去帮助,打进了城竟反而不准农民进城,不准农民大杀土豪乡绅,说是维持秩序)。
  六,南方局〔5〕指导广东农民暴动的错误――南方局指导广东农民暴动的政纲战术上的错误,中央早有信去指正(见《中央通讯》第六期)。叶贺军队与广东农民接触之后,尤其见得出:(一)政纲和口号上拘泥规定五十亩以下不没收,另提减租至百分之三十的口号;(二)战术上农军只取侧面攻击――仅仅作帮助叶贺,牵制敌人之计,而没有号召农民群众自己起来夺取政权和土地,因而没有猛力搏击的战术;(三)根本上没有发动农民群众,所谓暴动,大半是,或是完全靠已经组织好的农军势力行动――或为纯粹的军事行动,而不是农民群众的暴动;(四)地域上海南及高雷〔6〕虽起,而无关大局,西江方面简直只接洽有枪的零星部队(农军或土匪〉,没有到群众中去号召,因此这地方始终没有暴动,黄绍雄部队遂得安然渡过;(五)既没有把广东农民运动做主力,又根本没发动群众,所以使群众之中发生等待叶贺的心理。自然,一般工农自己没有深切知道要自己起来夺取政权――这是政治宣传之大错误,就是我各地党部也没有详细考察反动势力,作种种夺取政权的准备,――这是技术工作上的缺点。
  (五)叶贺失败所得的教训
  前敌委员会及南方局的政治上的错误,虽然最后改正了些,――例如土地问题政权问题等等,但是已经太迟了,那时军事上已经近于失败了。叶贺南征中我们所得的教训是非常之大的:
    一、政权问题――今后革命的任务,应当明显的确定是要创工农贫民的革命独裁的政权――苏维埃的政权。国民党已经死灭,他的旗帜最多不过是“蒋介石第三”的旗帜。必须是工农贫民兵士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政权――必须是群众选举的剥夺反革命的豪绅资产阶级选举权的政权。
  二、土地问题――今后应当切切实实明了“农民群众下层自动手没收土地,之意义。土地问题决非某一政权(自蒋介石第一到蒋介石第三的一切政权)所能出一布告法令,限制几亩以上不准没收的,农民暴动即是实现“耕者有其田”“分配田地”;农民自动手的干,我党应当竭全力以赞助,并且要领导他们去干。耕者有其田及分配土地普遍群众斗争,客观上是土地国有的实行,因为只有群众如此行动起来才能创造出工农民众的国家,只有工农民众的国家才能实行土地国有――宣布耕者有其田是全国人民的〔7〕,宣布一切人不得买卖土地。
  三、劳动问题――我党在武装暴动创立工农贫民政权的要总政策之下,自然有最澈底的:(一)“八小时工作制……等,的工人问题政纲;(二)工农政权要没收中外大企业及银行,要实行国有银行大工业及一切交通事业;对小企业手工工场等厉行澈底的劳动法,对于不遵劳动法的店东厂主严厉的处置,一直到没收。
  四、策略问题――对于买办豪绅资产阶级,必须极严厉的实行歼灭政策,不能稍有犹豫动摇的态度,并须勇敢的摧毁他们一切权力机关,武装的,金融的,交通的,一切种种反革命工具。对于小资产阶级不可以存着怕他们反动而迁就他们的心理;我们猛烈的摧毁现在有的豪绅资产阶级的秩序,小资产阶级是要动摇甚至反动的。但是工农政权的确立,实际上也是解放小资产阶级的群众,他们客观上只有赞助工农是他们的出路。
  五、军事问题――辛亥革命直到现在,都只有“将变,――冯玉祥,郭松龄,唐生智,周凤歧等等的倒戈,“民军”“游击队,等等土匪首领的受编。现时我党的军事行动,必须是“兵变,――兵士群众,土匪群众在我们政治口号之下移转他们的武器来反抗长官,推翻军阀国民党的政权。总之,既名为民众武装暴动,那就必须是民众的。工农群众奋起抢夺敌人的武装,兵士土匪群众举起武器来干,――打倒一切“上等人”的权力。如此之军事行动,才是民众的武装暴动,这种暴动里才能产生真正的工农革命军。这种主力的创造和发动之中,才能偶尔利用“杂色军队”和“土匪首领”“中立”;否则便是国民党(“上等人,的党)老方法――纯粹利用军官及土匪首领,结果,是无穷的造成豪绅资产阶级的武装势力而已,他们始终是要杀工农的。
  六、党的问题――在这总的武装暴动工农革命政策之下,党的作用高于一切。必须有党的指导,政策上,如这次委任杂色军队,及与张发奎接洽等,都是前敌各个人的任意行动。政治指导集中于党是非常之重要。再则工农革命军中,必须有党代表的制度。三则各地党部必须深深建筑于群众的基础上,在日常斗争中一步不放松的宣传夺取政权的必要。四则各地党部必须详密的探乘〔察〕敌人武力上,财政上……的情形,总之,党要在政治上技术上真真实实的做武装暴动夺取政权的好准备。
  叶贺失败之中,如上述之许多错误,显然机会主义的遗毒,我党必须深切的认明:下极大的决心,重造我们的党――在思想上组织上游底肃清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造成真正群众的,革命的,阶级的,布尔塞维克的党,然后才能担负起现时所负的重大使命。
  十月二十四日
    附一:
  李立三报告――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
  (―)南昌暴动
  七月十九日我和中夏同志奉中央命令到九江,谭平山同志亦到。当时在军事上四军十一军已向南昌移动,驻扎于马回岭、涂家湾一带,二十军已渐次集中九江。朱培德之三军移驻彰〔樟〕树,九军移驻临川。程潜之六军经江西之△△萍乡分道向南昌集中,有包围我军之形势。在政治上武汉政府已完全反动,唐生智正在积极屠杀我党,压迫工农运动。汪精卫已完全投降于唐。张发奎态度虽仍表示反唐,却已深受汪之影响,高唱拥汪,并表示对我们不满,有“在第二方面军之高级军官中的c.p.分子如叶挺等须退出军队或脱离C.P.”之表示。军事上已到了极严重之时期,而张尚徘徊于武汉,则张之不可靠,更可证明。同时湘鄂农民运动虽受严酷之摧残,仍继续不断的在各处武装斗争,城市之工人亦在继续斗争。当时党的政策,正准备在秋收时期号召广大农民暴动,在武汉亦正准备作反政府的大示威。所以就当时形势,“南昌暴动”已经是我党必然应取的政策。不过我们动身时中央并未给我们准备此项工作之任务。因此我们到后,第一次会议觉到张发奎态度之犹豫与右倾,那么依靠张为领袖之回粤运动,很少成功之可能,甚至为三、六、九军所包围而完全消灭。纵然回粤成功,我们亦必在张汪协谋之中而牺牲,将与我们回粤去号召农民暴动,实现土地革命,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之目的完全相反。所以我们应该抛弃依张之政策,而决定一独立的军事行动,逼迫张朱与我们一致(当然当时这种观念还没有脱离机会主义)。因此决定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运动二十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在南昌暴动解决三、六、九军在南昌之武装。在政治上反对武汉南京两政府,建立新的政府来号召。在这次会议中没有不同的意见,遂将这项意见报告中央。我与中夏即赴庐山和秋白商议,秋白亦完全赞同这项意见。当时闻中央有召集紧急会议之讯,请秋白代表在浔负责同志之意见,并请中央即速可决。越二日形势益紧张,张发奎尚未到浔,态度更右倾,并闻将有庐山会议,来实行解决在第二方面军中之C.P.,同时平山已将在南昌举行暴动之计划,探贺龙之意见,贺表示甚为热烈。因此更有进一步之决定,军队于二十八日以前集中南昌,二十八晚举行暴动,并急电中央征可否?当时我尚在庐山,得中、平、代英等电召即返浔,参加会议。此次会议对暴动计划完全一致。在政治上决定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为集中政权党权军权之最高机关,以反对宁汉政府中央党部,继承国民党正统,没收大地主土地〈次项决定在此次会议上有很大的争论,至第二日恩来同志始完全决定),实行劳动保护法为暴动之目的。在这项纲领之下发表宣言(用国民党中央委员联名名义)。第二日恩来自汉赶到,报告中央意见,认为形势既已于是,对在浔同志的意见完全同意。遂积极进行军事之准备,并由中夏同志将详细计划回汉报告中失。我们遂于二十七日齐赴南昌,正式照中央命令成立前敌委员会,当时因军事的准备来不及,遂改定于三十日晚举行暴动。二十九日早午,连接特立〔8〕同志自浔发之两密电,谓“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候他到再决定。”当时前委决定:暴动决不能停止,仍继续进行一切。三十日早特立同志到南昌,当开前委会,特立报告中央意见宜慎重,国际电报如有成功把握,可举行暴动,否则不可动,将在军队中的同志退出,派到各地农民中去。所以目前形势,应极力拉拢张发奎,得到张之同意,否则不可动。当时,恩、代、立、湃、平都一致反对此项意见,谓暴动断不能迁移,更不可停止,张已受汪之包围,决不会同意我们的计划。在客观应当是我党站在领导的地位,再不能依赖张。争论数小时因特立系代表中央意见,不能以多数决定,故未解决。到三十一日晨,再开会议,又辩论数小时之多,特立最后表示服从多数,始决定于是晚二时举行暴动。是晚因二十军某营长泄漏秘密,增加行动时许多困难,至翌晨六时始将三、六、九军在南昌之部队完全缴械。
  (二)军事计划与回粤之经过
  暴动之第二日即成立革命委员会,在革命委员会之下组织参谋团主持军事计划。关于军事方面自南昌至汕有多次之讨论,其经过大略如下:(我没有参加参谋团和党内的军委故仅知大略。)
    一、关于回粤路线的讨论关于回粤路线的问题当时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主张由樟树、赣州,取道绍〔韶〕关,沿粤汉路直取广州。另一意见主张由赣东经寻邬直取东江,以为是此路线可以避免敌人之攻击。并且可以很快的与东江农民暴动联络。当是俄顾问、恩来及参谋团同志都主张后者意见,只有很少军事工作同志及一部分非军事工作同志主张第一种意见,所以结果遂决定取道赣东取东江。
  二、由南昌至瑞金
  五号从南昌出发,经三日赶到临川,天气极热,沿途多系山路,每日行六十里,实际多至百里。兵士负担板重,每人背二百五十发至三百发子弹,机关枪大炮,都系自扛(因无夫子)。沿途全无农民运动,加以反动派的宣传(杨如轩事先通电各县,说我们是北军实行公妻共产),所以沿途农民闻风而逃。食物与饮料全买不到,甚至终日难得一粥。渴则饮田沟污水,以故兵士病死极多,沿途倒毙者络绎不绝。同时军队中多无军医处、卫生处等的组织,无法救治。加以宣传工作极坏,兵士全不明此次暴动的意义,因此军心大为动摇,逃走极多。仅行军三日,实力损失已在三分之一以上,遗弃子弹将近半数,迫击炮完全丢尽,大炮亦丢了几尊,逃跑及病死的兵士将近四千(二十军最坏,军队纪律亦极坏,放枪拉夫等事随时都有)。
  第十军〔师〕亦于到达进贤时,将我们在该师之主力范进〔荩〕同志团(三十团)解决,开到浙江去找南京政府收编去了。原来参谋团决定第十师走极左翼,与中路相距近百里,因此无法监视。
  在临川驻了三天,对外及军队的宣传工作方才开始(前委才决定许多宣传工作的计划),在军队的党的组织,和军队本身都有相当的整理,所以从临川到瑞金二十日中情形比较好,行军亦较缓(每日平均约五十里),兵士可少休息,天气亦较凉快。但是沿途农民因受AB团的宣传,对我们更加仇视,数日不见一人。譬如宜黄县城原有近二万人口,等我们到时,全城仅留有四十八个六十岁左右的男女(在我们未到前曾经土匪骚扰)。因病落伍兵士常被农民惨杀。过石城后才比较好些。
  到临川时因为二十军十一军的参谋都逃跑了,原定军事计划,有完全泄漏的危险,所以决定到瑞金后,改道经汀杭取东江。
  将到瑞金时得探报,已有敌人,遂决定攻击瑞金的计划,在离瑞金三十里之壬田市与敌人接触,仅三小时击破敌人三团,我军亦伤亡六百余人,遂取得瑞金。
  在瑞金得到敌人许多文件,方知敌人攻击我之计划,并有优势之敌人在会昌,钱大钧、黄绍雄两部约计十八团。遂改变计划先攻破会昌之敌,然后折回瑞金,再转道汀杭取潮汕,因恐会昌之敌不破,敌人可以随时袭击我之后方。同时过会昌经寻邬取东江山路很多,给养极为困难(据以后调查并不如是),故不得不先攻会昌再折闽南而取东江。
  会昌之战极激烈,将钱大钧之主力完全摧破(钱军力约一万人,败后仅收集二千余人),我军亦伤亡八百人,黄绍雄的损失极少。
  因战事及军队迂回往返的关系,在瑞金停留约一星期之久(前委在这星期中开过几次会议,一切政策都有很大的改变),始到汀州。
  三、由汀州至汕头
  在汀州时关于取东江的计划有详细的讨论。当时有两方面的意见;一主张以主力军由三河坝经松口取梅县,再经兴宁、五华取惠州,以小部分军力(至多两团)趋潮汕。盖料敌人恐慌已极,潮汕空虚,可以不战而取。并且经潮汕再取兴宁、五华攻惠州,过于迂缓,敌人有集中兵力攻击我之可能。一主张以主力取潮汕,留一部分兵力于三河监视梅县之敌,再经揭阳出兴宁、五华取惠州。盖恐敌人死守,潮汕不得,便难取得外面的接济。恩来、希夷均主前说,俄顾问与贺龙、伯承等均主后说。同时―般军官长期行军之后,均欲得地休息,多赞成后说,遂照后说意见决定。自上杭至潮汕,沿途毫无战事,到汕头时敌人已退二日。
  四、汤坑之战与潮汕失守
  原定到潮汕的第二日即向揭阳出发,但因筹取开拔费的关系,在潮汕停留三日始出发。当时二十五师留在三河,二十军第三师留守潮汕,因此出发前方者仅二十四师及二十军之第一第二两师,共计不够六千战斗兵。
  当时敌人已到达汤坑,总计兵力五师以上,约一万五千人,三倍于我。在分水、汤坑之间激战三昼夜,我军伤亡过多(二十四师之下级干部伤亡殆尽,二十军亦死团长二人〉无兵补充,遂不得不下令退却。同时敌人以一部兵力攻潮州,以海军攻汕头,汕头之敌虽被击退,潮州竟失守。于是不得不并汕头放弃。
  九月三十日晚二时,遂决定放弃潮汕退海陆丰。革命委员会到普宁之流沙两日始与军队会合,但是在流沙之西十里便有敌人截击,遂溃败不可收拾,当时二十军之两师已过前方,仅二十四师在后面,退至甲子港时收集仅九百余人,现尚驻在陆丰一带。二十军将到陆丰时,遂被陈景〔济〕棠军缴械。留在三河坝之二十五师,曾大败敌人,亦已伤亡过甚,向和平〔平和〕方面退却。现在尚余二千余人,枪枝约千余支。
  (三)政权的组织
  一、革命委员会的组织
  在暴动之前,决定在原则上须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政权,实际上便是组织一以C.P.占多数的与国民党左派的联合政权。名义上使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以“继承国民党正统”来号召,反对宁汉政府。暴动之翌日即由中国国民党各省党部及特别市、海外党部代表联席会议的名义,产生革命委员会。
  关于革命委员会的人选,经过一次的讨论,主要的争点,便是关于张发奎的问题。在暴动之初,对张发奎的态度已有不同的意见,就是暴动的决定不必问张的态度,和必须拉拢张始能暴动。最后的决定虽然是不管张的态度如何,由我们直接来干。但是在许多事实上,还是表现许多妥协敷衍张的政策。如暴动的第二日还由贺叶分电告张,并表示欢迎他来南昌,同是并用民众团体名义电张欢迎,在宣传上还不大景拥护张总指挥的口号”(这些都未经前委会正式的决定,在当时也没有同志正式提出反对的意见)。到讨论革命委员会人选时特立、平山同志极力主张须加入张,恩来、立三主张张不应加入,但没有力争,代湃无甚可否。所以结果张竞为主席团之一,而黄琪祥〔翔〕、朱晖日亦列名革命委员会之中。
  到瑞金后得到上海报纸,方知不但张发奎等已经鲜明旗帜反共,即所谓各省左派分子,亦完全投降于武汉政府,而武汉政府又实际上投降了蒋介石。同时各省军阀都用国民党名义封闭工会农会,残杀工农群众,因此国民党名义已为工农群众所唾弃,所以联合国民党左派,继承国民党正统已从事实上证明是当时机会主义的幻梦。因此前委会议决定,对于政权的性质,须根本改变,应该建立以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政权。不过在工农政权之下须有联合贫苦小资产阶级的政策,实际上便是工农分子占多数和C.P.占多数的政府。同时决定乡村政权应完全归于农民,并须以贫民为中心,城市政权,工人须占绝对的多数,县政权,工农分子应占绝对的多数。
  到汀州后,又决定名义上仍沿用国民政府,方可以应付外交,免帝国主义过分的干涉(这是表现当时对于帝国主义过分的恐惧)。同时并决定以平山同志为委员长,而把陈友仁等都加入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之中。虽然加入了许多工农分子,如顺章、荷波、兆征……同志等,然实际上几成对原定的政策的敷衍办法,因为除兆征外都仅是空衔的政府委员。
  (四)土地革命的政纲
  在九江会议时,对土地革命的政纲已有不同的意见,立三、代英主张须提出没收大地主土地的政纲为暴动的目的,因为南昌暴动的主要意义,就是要继续没收土地的斗争,实行土地革命。中夏、平山反对提出没收大地主土地的政纲,谓恐因此惹起反动势力更加联合的攻击,和军队内部分化。争论极烈,当日会议无从决定(两方人数一样),只决定报告中央征可否?翌日恩来到浔,始传中央的意见应该以土地革命为主要的口号,方得最后的决定。
  关于土地政纲的第二次讨论,是在南昌暴动以后,农工委员会提出农民解放条例中,有“没收二百亩以上大地主土地”一条,当时会议上有许多不同的意见:或以为二百亩的限制,限制还是大低,主张没收三百亩到五百亩以上的土地。或主张实行武汉议决后搁置之土地政纲,“肥田五十亩,瘠田一百亩”。甚至还有主张全不提出者。最后代英同志说:“我们这次八一革命就是要实现土地革命,所以我们决定了土地政纲,在沿途就要开始实行。只要真能实行,就是没收两百亩以上的大地主都是好的”。因此遂照原案通过了。
  此项政纲决定后许多同志都很怀疑,沿途找到在军队中的广东农民讨论,有一个农民很痛快的答复说:“如果是没收二百亩以上的大地主,便是耕者无其田”,因为在广东两百亩以上的大地主便是很少,除掉许多公田以外。这―句话把许多同志的脑筋都惊醒了,因此,到瑞金后前委会议遂决定改“没收二百亩以上的大地主的土地”为“没收土地”不加亩数的限制。废弃原有农民解放条例,另提出一修正条例。
  第三次的讨论系在上杭讨论国民政府的政纲时,当时多数同志的意见都是主张全部没收,因为觉到农民暴动起来了,不但二百亩以上地主的土地会实行没收,就是二十亩以内的自耕农都会没收,甚至平均佃权,湖南许多地方的农民对土地的处置便是前例,我们政府当然不能因为他超过了土地政纲限制和侵犯了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便压抑他们。所以应根本提出“没收土地”,和“耕者有其田”的口号。至于拉拢小地主的方法,可用其他的政策,如小地主的土地没收后由国家发给一种有息不还本的积〔债〕券等。特立的意见,对小地主仍当有相当的保障,所以主张改为没收五十亩以上的大地主。因为多数的意见都是主张全部没收,所以当时的决定还是“没收土地,耕者有其田”。到第二日,广东省委来了一份详细的政纲,对土地问题,是“没收三十亩至五十亩以上的土地”,对于依靠田租为生活者不没收,并已经在谷地宣传。因此,特立再召集会议,遂照特立的意见“没收五十亩以上的大地主的土地”通过了。
  (五)劳动保护政策
  在暴动之前后,很少注意到工人问题,直到瑞金以后,前委会才讨论一次关于劳动保护的政纲,结果,由农工委员会提出一劳动保护暂行条例,仅十九条:内面规定产业工人八小时工作制,手工业工人每日十小时工作,因公伤亡之赔偿,和疾病死亡的抚恤,失业保险及童工女工的保护,产前产后的八星期休息等,条文很简略,也未经过严重的讨论便通过了。
  (六)财政政策
  自南昌暴动后,革命委员会成立日曾讨论到财政政策的问题。当时意见在原则上几乎一致,就是要根本改变以前军阀的财政政策,将财政的负担从贫苦的工农身上转移到富有阶级,并决定即时废除厘金,及其他苛捐杂税(这一点当时已有反对的意见)。到了临川以后,军饷一天天困难起来(因纸币不能用),急须设法筹办现金。因此想起关于财政政策的大的讨论,总括起来有两种意见:一主张沿用旧的政策,就是每到一城,即行提款、派款、借款等,实际上就是利用一般劣绅土豪来筹款。这种政策的结果,自然是剥削到一般贫苦的工农小商人身上,大商劣绅反可从中渔利;一主张应完全抛弃旧的方法,目前的政策,应该以征发(如征发地主的粮食)没收(没收劣绅反动派等的财产),和对土豪劣绅的罚款等。平山、伯渠等都主张前一个意见,立三、特立、代英、恩来等都主张后一个意见。这两个意见当然是很明显的,如果我们采用前一个财政政策,不单如军阀筹饷无异,并且要动摇我们的根本政策(如建立工农政权,镇压土豪劣绅等)。所以在会议上虽然有争论,因前一说的理由不充足,自然是决定采用新的财政政策。但是到了实行的时候,却又发生问题了。因为在赣东一带全无农民运动,谁是大地主和土豪劣绅很难于调查,而旧的方法确可以筹到少数的现金。因此从临川至瑞金筹款方法极为混乱。如是平山同志得出一个原则,“只要有钱,不问政策。”到汀州时因为商会承认筹款,所以对于惩办土豪劣绅都主张放弃了(平山曾两次写信给我,要我缓提土劣)。但是结果上了一个很大的当,原来汀州商会承认三天内缴款六万元,遂放商会在城乡大派款,连十亩以内的自耕农及很小的杂货店都派他们十元八元不等,到是十万元以上家产的仅出三五百元。这样搜索的结果,三日仅得二万余元,并且闹得满城风雨。因此革命委员会只讨论一次,立三、特立等极力批评这种政策的不当,遂又决定完全取消旧的方法,采用新的政策。遂在汀州大捉豪绅,实行没收与罚款,并发还许多贫苦工农的已出的派款,仅二日,即得四万余元。如是决定到广东后全用新的政策,并组织一战时经济委员会来管理一切。但是到了潮汕,竟又完全放弃了。当时平山同志提出两个理由:第一、大规模的行发没收恐惹起帝国主义的借口干涉;第二、潮汕是国民政府所在地,大规模的征发没收的结果,将是商业全停,秩序混乱,使反动派得出扩大宣传。特立同志为第一种理由所摇动,恩来为第二种理由所动摇,如是财政政策一仍旧贯,战时经济委员会便从此夭殇了。
  (七)镇压反动派
  在革命委员会之下设立政治保卫处,专为镇压反动的机关,并决定对于土豪劣绅等反动派采用严厉镇压的政策。开始在赣东一带因无农民运动,几乎无法进行。仅在驿前、广昌、平〔屏〕山市、瑞金、会昌等处杀了三十几个土豪劣绅,和几个AB团的分子。到汀州杀了四个劣绅。在当时准备到广东后大规模的屠杀反动派,但是结果仅在潮州杀了三人,大捕〔埔〕四人,汕头十二人。原定的政策竟未能实现,有几个主要的原因:第一、重要的反动分子已闻风先逃无法搜捕;第二、潮汕以东农民运动极弱,主持同志的观念极为糊涂。如在大埔要当地同志开一反动派的名单,以便按名拘捕,他们却在名单上注记:“某人应处以徒刑五月、三月,或无期徒刑等”,其他如三河坝等地完全没有农协的组织,更无法拘捕;第三、我们主观上放弃镇压反动派的政策,如在汀州、潮、汕时,平山几次和我说要缓办反动派,徐光英同志就汕头公安局时,反动派还没有开始惩办,反先捉乘乱抢劫的人三名枪毙了。有一个海员工友看见了,马上说“这是蒋介石第三的军队。”到潮汕失守时,牢内还关有几十个反动派(多半是工会送来的),竟无法杀他(晚上不能放枪,又没有刀子)。反动军队到,自然马上出来,更利害的反动了。汕头工会也极弱,有这个工会捉来,那个工会强迫要保,后来要总工会审查一张名单来,弄了五天还无结果。
  (八)宣传工作
  在革委之下,设立一宣传委员会,专管宣传工作,同时又设立了总政治部,管军队内部的宣传工作。然而此次的宣传工作,却做得坏,宣传的口号,政策的错误,这是由于总的政策的错误,当然不能归究于宣传工作,但是连八一革命的意义,不但是没有深入群众,就是两军的兵士亦不明白。二十军的兵士沿途骚扰农民拉夫、拿物,甚至奸淫的事都发生过。就是十一军的兵士直到失败后还说:“四军十一军本是合一的,就是叶挺弄坏的。”这都是因为宣传工作没有深入兵士的原故。
  (九)赣粤工农运动和暴动
  江西党的组织极弱,工农运动当然不好,赣东除临川、宁都有特支组织外,其余所经各地毫无组织,完全没有农民运动。反动的AB团的势力却很大,所以在赣东一带不单是不能得到农民的帮助,并且受了很多的阻障。
  沿途向兵士宣传广东农民运动极好,只要到了广东,各县的农民,一定可以马上暴动起来,至于夫子粮食等当然毫无困难。不但是一般兵士都很相信,所有的同志都是这样想。但是一进广东界,却使人大失所望,农民对军队的情形还不如福建。到了大埔,已经有工农讨逆军的组织,并且准备暴动已经两三月之久,但是只有很弱的极幼稚的军事技术的布置,全未注意煽起群众的工作,更未注意群众的组织。以至我们军队到了,连拘捕反动派的工作都不敢做。军队开拔时要他们召集一百农民组织农民军,保卫县政权,结果仅得五十余人。
  三河坝在军事上极为重要,但是当地全无农会的组织。松口为工农讨逆军第八团团部所在地,仅有七十几个农军,农民群众亦未起来。我们交了一百五十枝枪给他,结果找不着农民来拿。
  我们想象中的汕头,一定工人运动很发展,工人的斗争一定很利害,因为在省港罢工时经过很长期的斗争。但是到了汕头,表现得非常之弱。我们预备将以前的警察完全取消,因为完全是压迫阶级的工具,组织五百工人义勇队来代替他。经过三天的号召仅得七十余人,并且都不甚愿意,因为饷项睡食等等都不如意。可见群众的阶级觉悟非常之弱。
  在汕头也经过数月的暴动准备,但是也因为只是注意军事技术的准备,不知道对群众政治的煽动,所以结果群众不能起来。
  潮汕以东一带农民运动较好,农民群众经过长期的斗争,暴动军事的准备亦较完善(仍是缺乏对群众政治的煽动和组织),群众亦自动起来参加。所以在我们军队未到以前,农军已将海陆丰两城占领了。我们到时,朝〔潮〕阳、揭阳的农军也占了县城,普兴〔宁〕四乡的农民都起来暴动将县城围住了。反动派死守县城,有枪八百余枝,机关枪大炮都有。农民围攻不下,派人要军队援助,当时派了十一军一营人去助攻,只数小时便攻破。本可将普宁所有土豪,聚而诛尽,但是这一营长(同志)在攻破城时,不让农军进城(因恐农军杀戮太多),同时并宣布“革命军是不扰民的军队,决不会随便屠杀的。”到军队撤退时,农军也不敢杀了。因负责同志这样想,“军队是我们自己的军队,他不于破城时大杀反动派,或者是团体预定的政策。”
  只有朝〔潮〕阳方同志带的农军于破城之后曾大杀反动派,农民异常欢迎他。浮阳〔洋〕农民与地主激战数日,后经军队的帮助将民团缴械后,农民将地主大烧杀了一次。但这些地方的反动派尚未完全肃清,而军事上已完全失败了。于是各地的农军都只好仍旧上山去。
  〈十)党的组织
  八一革命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完全在党的指导之下,实际上不过是许多c.P.分子的个人指导,最后几乎变成平山同志的个人指导。
  中央的八七紧急会议,虽然是党的政策与组织脱离机会主义进入波尔失威克〔9〕化的一大关键,但是对于八一革命以后的政策未能充分注意。为〔如〕国民党问题,政权问题,财政与经济政策、外交政策,均未有明确的决定。至于指导的技术上,更是疏忽。我们在前敌的同志,直到了汕头后,才知道有八七紧急会议的这回事。行军两月,简直成了野人,不单是不知道党的情形,并且连全国大的政治状况都不知道。蒋介石下野,我们到汀州看见上海的《申报》才知道。
  前委的组织原照中央命令,没有平山同志,但是当时平山在政治负了很大的责任,中央并未将他撤换,所以前委商量的结果,只好要平山参加前委会议。到南昌时前委组织比较完善,后来革委成立,都加入到革委去了。并且都是担负很繁重的工作,各项技术工作人〈员〉也取消了,于是前委变成了革命委员会的党团。同时负责的几个人,都是前后左右分途而走,很难集合―块开会。因此除掉几个重大根本政策以外,许多重要的问题都由负责同志随意办理,甚至违反已定的政策,也不能纠正或制裁。可以说前委本身组织非常之弱,在政治上,几乎完全失掉了指导。譬如在汕头再与张发奎联络,和滥委阵炯明部为师旅长等事,有几个参加前委的同志当时全不知道,直到香港才听见说。
  在革命〔委〕内工作的约二百六十余人,内有一百八十余同志,但是到汀州才组织起来,开过两次大会和几次支部会。至于他们的工作,前委全未能加以管理和指导。
  军部方面的组织比较好,各种会议也比较的多,不过与前委的关系很坏,因为军部在组织上是独立的,就是一切政治的指导都须完全经过军部,同时军委亦很弱,所以党的政治的方针很难深入到军队中的同志去。这是党的组织上一个很大的弱点。
  经过各地党部的组织,都异常幼稚,并且充分表现机会主义。在赣东一带不必说简直全无党的组织,就是在粤东一带所有各地的党部,不过是一些共产分子的集团,全不是群众的斗争的组织。有些地方曾极力做暴动的准备,但只注意军事技术,全不深入到群众中去。这种组织上的机会主义,实在是党的根本的危险。
  (十―)结论
  八一革命在客观上是中国革命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就是工农阶级直接夺取政权的开始,同时就是国民革命最后一个阶段,土地革命的客观〔10〕。但是因为党的政策深中机会主义之毒,不但是得到一个最后的失败,并且把本来客观上付与的意义都完全失掉而成为一种简单的军事投机。第一、国民党在武汉反动屠杀工农以后,已成为群众所唾弃已臭的死尸,所以八一革命应该是工农政权的开始,但是还死恋着已臭的死尸,好象要靠总理在天之灵来保佑一样,革命委员会之中几乎全数是c.P.,但是每次开会时还是要宣读总理遗嘱,想起来真好笑!到瑞金以后已经在原则上决定要建立工农政权了,便是还舍不得一块国民政府的招牌,直到汕头失守,才决定取消国民党的名义和“白色恐怖”的旗子,这就是机会主义在这里作祟。第二、明知道八一革命的意义,主要的是土地革命,但是却提出没收二百亩以上的大地主,这种“耕者无其田”的土地政纲,就是党在第五次会以后所谓联合小资产阶级的结果。第三、可从对汪精卫的幻想中得着很大的教训,但是却又恋恋于张发奎,到了潮汕张完全反动了,看见他到广州挂了一块反南京的假招牌,却又对他悬着很大的幻想。这完全是小资产阶级依附强力的心理。第四、不敢屠杀土豪劣绅,反对征发没收的政策,却维持旧的秩序来装璜国民政府的招牌,充分的表现是资产阶级的政治,汕头工人说“这是蒋介石第三的军队”,真是一点不错!第五、暴动是群众创造的艺术,没有群众便无所谓暴动,但是我们在各地暴动,只有军事的准备,完全没有发动群众,并且到准备暴动时,注全力于军事组织,把原来的群众组织都放弃了。所谓工农军的暴动,不过是变像的军事投机。第六、不去极力发展群众,却认与陈炯明的余孽接洽及联络土匪等是重要工作。第七、军事行动不图与敌人作决死争,却极力避免敌人的攻击,这都是军事上的机会主义。
  这次八一革命的政治上的错误,可以说党的历史上的机会主义的结晶,伟大的八一革命,完全被机会主义断送了。当然军事上虽然失败了,革命还在继续高涨中,革命的主力工农群众还在继续奋斗中。不过我们不深深领会这些教训,我们还会继续做断送革命的罪人,同志们不要忘记了八一革命中所得的宝贵的教训!
    附二:
    张太雷报告――“八一事件”之经过,失败原因及其出路
    (在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五日南方局广东省委联席会议席上)这个报告分开几方面说:
    (一)政策决定之经过
    我们首先说明向〔白〕中央决定南昌八一暴动,是决定在四省秋收暴动以后。此时解释要以农民为主力,去进行土地革命,并未丝赢依赖军事力量。后来南昌客观上容许我们动作,中央决定要动。但只认定南昌暴动是四省暴动中的一部分,仅仅是土地革命的一个帮助。希望军队到广东来,能够与广东农民暴动打成一片,绝不是希望单纯军事的胜利,因为这是没有意思的。在南昌开办的时候,平山同志主张干,但他主张干的原因说是:贺龙主张,叶挺也同意干,故他也主张干,这完全是军事冒险的运动,绝不是如中央决定去干的政策一样。当时秋白把南昌的决议由浔带到汉口,中央已决定对张发奎的态度,如张不与汪精卫联络则到东江之后始解决之,否则在浔便解决他。故赞成南昌的决定,并派恩来去主持。同时国际亦决定要干,内容详细我虽不知,但决定要于我是知道的。后中央又派国焘去,意思是要他去鼓动同志更坚决执行中央的政策,不料国焘假传圣旨,说国际不主张干,他亦极力反对干,此时反而平山主张动成为拥护新政策的一个人,国焘这不仅损失个人的信仰,而且是损失中央的威信,因为他是中央派去的。故此次国焘的行动,实应受处分。因为这样结果致使这次动成为平山所领导,自然这个运动也变成了军事的投机。
  (二)政治上的错误
  这次军行所至,与土地革命毫无关系,未曾帮助农民有蓬蓬勃勃的斗争,沿途只知道叫军士怎样守纪律不扰民。可以说这次我们的军阀〔队〕,不是什么革命军,只算是王者之师秋毫无犯。不准军士抢土豪劣绅地主之财物,甚至鸡犬亦不能擅取,宁愿饿肚,还算在彭湃乡村中杀了几十人。我们军队到的地方,并没到乡村中去骚乱,杀戮土劣,闻在汀州捉了十人,亦只勒索数万元了事。到了汕头,更是沉寂,其情形闻之便要下泪,什么宣传,筹款打反动派,一概没有甚么,闻说曾招集了一个大会,标语传单不多。见警察就跑了,我们不知把工农分子去代替,反去找回旧的,始有人站岗,至兵舰陆战队上岸那天,警察竟为内应。我们对警察还这样不忍杀戮,甚而至公安局的名义都不肯改为政治保卫团,这虽然很小的事情,亦足见他〔我〕们保守关〔观〕念太深。
  各地农民亦没有得到军队的帮助,潮汕农民亦可〔未)动。同阳〔11〕农民自动起来,亦只派军队甚少去援助。普宁城派了一营人,攻西城,军队竟从防军之要求,不准农民入城大杀土劣。农民是非常不满意,觉得我们的军队与其他军队没有什么分别。大家都〈以为〉把敌人打了克复广州,甚么问题都可解决了,遂不注意怎样趁军队力量所及的地方去负起帮土地革命进行之任务,这与国民党划分军政时期宪政时期的观念错误是一样的。
  (三)军事上的错误
  军事上的错误亦是跟着政治上的错误而来的,譬如国焘不主张在南昌动作,因为是对张发奎有许多幻想。就是临走的前夜亦与张发奎作很长的谈话,而且说还有希望。军事上的错误在南昌动作开始的时候就有,就是对蔡廷楷部,过于相信,以为他不会背叛,迟迟不解决他,致被中途逃走,同时影响到二十军。不然,多了几千兵或不至有这样利害的失败。同时军事计划因为想念取广州,所以行军是很快的,沿途抛弃枪枝大炮无数,死人亦多,然后至会昌又折回,不由筠门岭〔12〕入,以为给养困难,其实并不是事实。裕叶〔13〕去平远回来报告,筠门岭一带给养都可能的。这又当进不进的贻误时机,使敌人能够集中。
  其次军队中的侦探工作做得不好,敌军作战计划与人数完全不知,汤坑之后仍是乱摸的。还有就是主力军队不集中,二十五师竟调去三河坝,遂为敌人击断不能援救。总之,这次失败,是军事行动与东江农民没有联络,鼓起土地革命之高潮,与农民暴动打成一片。
  (四)我们应有之认识
  此次的失败,很明白的告诉我们,单纯军事的投机,没有唤起广大农民起来,必然失败的。但经过这次之后,有些人根本会怀疑到农民,以为农民没有力量,这个错误观念,我们应该严厉反对的。
  (五)目前的方针
  目前工作方针,与前大不相同的,就是以前还有些妥协存在:一、以前五十亩以下土地不没收的,这实在是土地革命的障碍,以后便一切地主(小地主在内)的土地都要一概没收,澈底的干去;二、以前还是用国民党旗帜去号召,以后便不要了,改用红旗。以前只限于宣传苏维埃,以后便要真正建设工农兵代表会。表面上似乎与前所差无几,实际已大大不同,就在换红旗一点看来,已表现出我们的坚决。
  我们现在要放胆去干,不应象以前太规矩,要平民式的干,不要有仁慈,打破好人的观念,对土豪应该乱杀,绝对不要恐怕冤枉了。我们必须接近新的精神,抛弃一切旧有的观念,甚至以前是很好。根据此政策,我们的工作是:
    一、二十五师已退彰〔漳〕州,约二千余人,二十四师已到海陆丰一带,约有千把人,贺部师长已叛,但闻兵士脱离者数百人。我们现在要决定他们去做政治的流寇,不应象过去只注重掠夺政治经济的中心,他们每到一地,便要杀土豪劣绅,帮助农民起来便要组织工农政府,扩大宣传,我们不是希望一定要这个政权能够稳固很久。
  二、军队一律改工农革命军,指挥在参谋团,实则直接受南方局指挥,不致再成为单纯军事投机行动,旗帜改红旗。
  三、各地且仍应积极准备,有机会便起来。
  四,革命委员会要改组,权属中央,名单更要中央决定。至各省要不要革委,由中央决定。至将来革委之产生,或可招集全国工农兵代表会,或某一种形式。其余各条,在目前工作纲领〔14〕上面已有写出,现不重述。我们有个问题,就是以后是否还有希望,革命前途是否高潮?我们可以肯定说,是高潮的,有希望的。我们从主观方面说,自军事失利后,海陆丰农民仍继续的奋斗,打贺部叛军,十四日广州海员示威大运动,自动夺取工会,打工贼,至海南农民占据五县,组织政府,现仍有占据全岛之希望,武汉湘农民仍旧在奋斗中。再从敌人方面说,全国已入混战局面,冯张之争,晋奉之争,唐生智与南京之冲突已明显,周凤歧何应钦亦交恶日甚,李张因我军失利,而成李张黄鼎虽而三之势,日在准备伙并之中。我们的失败,并未促成敌人的团结,反促成敌人的冲突。反一方面说,我们因这次失败使我们不再幻想单纯的军事行动,而知道只有靠自己的力量。假使这次我们胜利了,前途可否乐观还是怀疑的。因同志中多仍充满旧的观念,党的力量又弱,同志中竟有争领袖的表现,胜利了恐也不是革命的胜利。
  总之,我们得到了此次教训,必须抛弃过去的错误观念,澈底执行党的新政策,这样的胜利才是真正的胜利。
    附三:
  张国焘报告
  (一九二七年十月九日〉
  此次潮汕可痛之失败消息,谅兄等已于报章中略得一二。弟与立三、代英、伯承、伯渠、玉章、贺龙、彭湃,平山等均于七号来陆丰等处,陆续逃至香港;太雷、倚〔绮〕园诸兄先弟一日起程返港,但至今未到,不知是否遇险;恩来、希夷〔15〕诸兄尚在军中。二十五师原在三河烦,现向闽边退却,二十军及二十四师剩千人现在陆丰。欲知详情说来话长。回忆弟奉命赴浔时,我军已集中南昌,当即赶赴南昌与前委同志会商,诸同志都主张立即与张发奎分裂,彼时箭已在弦上不得不发,惟发动为一事,发动后如何进行又为一事,主张发动者,内有少数同志多不明白争领导权的意义。然集吾党国民党工作人员及政治工作人员于一处(吾党政客及平山等),虽主发动实在无出路之心理最多,可谓之左派投机主义。故彼时军中同志,亦尚无与张分裂之决心,政客们更是不知道发动之后如何进行,应用何种政策,弟名之为“毫无争夺政权之准备”。彼时革命委员会的组织与解决农民条例等,都是仓卒弄成的,停留南昌共四日,仅仅组织了一个革命委员会,发布了一二篇宣言,毫无显著的政治表现。政治工作人员如章伯钧之流,都是借军队掩护出海逃生之心理。出发南昌军事上却有十师之变,××范荩同志等死之〔16〕。假使彼时我们要解决十师,并非不可能,徒以无争夺政权之准备,遂为人所实。出发南昌时,实现固有许多困难,最困难者为夫役缺乏,故从南昌到抚州一路甚为狼狈,大炮丧失殆尽,机关枪亦失掉不少,枪枝二三千枝,子弹更不知其数。行军毫无精神,从军官一至兵士不知为什么地〔到〕广东去。同时同志中有几件表现:一、实在没有法子我们就上山,二、我们在这种〔里〕无法生存,跟军队到广东去再说;三、反对汪精卫等的宣传并不热烈;四、对于革命认识不清。这些都代表逃亡失败的现状。南昌起义是对的,可是在起义中党的作用实在很少,在军事上政治上都毫无准备,虽然平山常说中央历来是取让步政策,只有南昌八一革命是真正领导权,开中国党中国革命的新纪元,可与十月革命并称,但是事实上证明其为左的投机无疑。如此无争夺政权之准备,亦不可不谓吾党历来之遗毒。
  从抚州至瑞金一路只是简单的行军状况。在南昌时,我们得到七十万纸票,十万现洋,可是纸票不好用,积极方面无所表现,消极方面因行军不易得到夫子及粮,故亦不能说是很有纪律的军队。拉夫者有之,抢人鸡子者有之,而尤以二十军为甚。及到瑞金、会昌,幸而战胜钱大钧。此时我军战斗兵只剩八千人,出发时共有二万一千人,十师变,去掉五千人,沿路疾病落伍及逃亡者不下七千人,瑞金、会昌之投损失千人。到瑞金时政治意识始稍明显,吾人所讨论者:一、政府的组织形式;二、政府的政策――土地革命;三、利用国民党旗帜至何程度;四、财政政策;五、军队的补充问题。然会昌战胜后,吾人不走会昌出寻邬到粤之平远,反折而走闽之汀州、上杭,实为最大之错误。政治上同志对于土地革命虽积极宣传,然土地革命应如何进行,则极少明了者。政权形式则尚欲利用国民党旗帜,故主张县市区乡政府则建设工农占百分之九十的政权,上级则主张利用国民政府名义,并主张用各省县市革命委员会名义以及以左派清党的办法改组国民党,召集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盖欲与汪精卫等争正统也。对于财政筹款方法,始终采择于利用土劣摊派款项之旧式办法之间,惩办土劣尚未能坚决进行。从抚州到粤边,一路毫无我党组织及工农势力之可言。
  吾人抵粤前以为广东之工农必有相当之准备,乃事出意外,所经大埔、三河坝、高陂。留〔溜〕隍、潮州、汕头等处,工农势力均极弱。然吾人又不先于梅县、兴宁、五华占潮汕之△背,而竟直下潮汕。敌人占住梅县、汤坑,丰顺等处优胜形势,我军遂成为斧〔釜〕底游鱼,焉得不败。
    汤坑之役,敌陈济棠、徐景唐、薛岳、王俊等部约一万五千人,我军二十军二十四师只五千人,敌黄绍雄部围袭潮安,我只一团守,廿五师又远在三河坝,汤坑战两昼夜,我军死伤二千人,敌死伤四千人,然终不能胜敌,潮安失守。如是二十军二十四师既不能退饶平与二十五师联络,遂不得不仓卒退潮阻〔阳〕之关埠走贵峋〔屿〕,聚于普宁之流河〔沙〕。及抵流河〔沙〕开紧急会议,而又为敌所截击,我军遂一败不可收拾,弟等即于是处四散逃至海边,雇民船逃香港矣。
  抵港后与省委会议,知粤局张李冲突在即,吾人仍须集中工农势力争取政权。集中地点:二十五师在闽边之韶〔沼〕安,二十四师及海陆丰之农民集中海陆丰,江西农民及琼崖农军均设法集中,以及仍用革命委员会名义,不用国民党名义,军队用工农革命军名义,废止国民革命军名目,积极发展工农斗争等,革委预备立即发布宣言。总之,此次运动之中,同志死者极多,同志忠实能奋斗者亦最多,然十一军尚不能说是c.p.军或工农军,只能说包括很多c.P.分子之有纪律的国民党军,二十军只说是表同情于我们之旧式军,革命委员会则甚复杂,党的组织极松懈,党亦无职权,军事上政治上均甚幼稚,毫无夺取政权之准备。如此溃败,实堪痛心,中局对此次事宜有表示。同志如贺龙、伯渠等均欲赴俄,请中央送之往,弟不日即返沪,报告一切。对子八月七日之决议及告同志书己略知一二,弟完全拥护,并欲日内回沪,面受处罚。船即开,甚急。并致党礼!
  国焘
  十月九日
  根据一九二七年十月三十曰出版的
  《中央通信》第七期刊印
    注释
  〔1〕马夜政变,即马日事变,因事件发生于五月二十一日夜晚,故当时又称马夜政变。
  〔2〕本文在《陕西省委通讯》第四期登载时,此后还有:“直到今年八月一日,叶贺军队因此而暴动,反抗武汉政府――反抗这摧残土地革命压迫工农屠杀共产党的所谓国民政府,叶贺军队,是中国革命之中第一个真要站到工农贫民方面来,真要推翻豪绅资产阶级及军阀政权的军队。八一暴动主要的是在此。”
  〔3〕王俊,当时任国民党潮梅警备司令。
  〔4〕本文在《陕西省委通讯》第四期登载时,此处为“苦战”。
  〔5〕南方局,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决定成立,代表中央领导广东、广西、闽南等地党的工作,负责在上述地区传达并贯彻八七会议精神。十月二十三日,中央发出通知,决定取消南方局。
  〔6〕高雷,今广东省湛江地区,民国初年称高雷道。
  〔7〕本文在《陕西省委通讯》第四期登载时,此处为“宣布耕者的田是全国人民的”。
  〔8〕特立,张国焘。
  〔9〕今译布尔什维克。
  〔10〕原文如此,疑有误。
  〔11〕原文如此,疑为“揭阳”之误。
  〔12〕筠门岭,在江西省会昌县南部。
  〔13〕裕叶,兰裕业。
  〔14〕这个纲领是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五日南方局、广东省委联席会议通过的。由广东省委第十四号通告发出。纲领认为“广东土地革命运动仍是高涨,暴动的计划仍应继续实现,现在的暴动不应停止,而应努力扩大。”纲领决定了当前的行动方针十条,主要内容是:一、只有靠“土地革命的主力军”工农力量起来,才能得到胜利。军队应与农民的革命力量打一片,不应认为是土地革命的主力。以后应当注意于农工群众自动的革命运动之发展与扩大。二、废除国民革命军的名义,改称工农革命军,废除青天白日旗,改用红旗,以斧、镰为标志。三、革命武装绝对受南方局领导,应成为农民暴动的有力导火线,切忌作成“单纯军事行动”。四、各地工农应扩大本地的政治或经济斗争,扩大到夺取政权。五、扩大土地革命与建立工农兵政权的宣传。六、加强敌军工作,促进敌军的分化,发展在士兵中的组织与影响,反对幻想与军阀妥协或其他“政客式的军事投机的行为。”七、发动农民武装起来,争夺土地与政权,杀戮土豪劣绅,没收其财产。八、有计划地筹措工农革命军的给养,不得扰乱农民。九、中央革命委员会仍秘密存在与活动。十、公开宣传党的主张与共产主义,发展党的组织与农民协会、工会的组织。
  〔15〕叶挺,字希夷。
  〔16〕××,应为徐石麟,又名徐石林,南昌起义时任第十一军第十师二十八团参谋长。范荩,又名范孟声,南昌起义时任第十一军第十师三十团团长。当时报载徐石麟、范荩等人被害消息不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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