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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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现在我们的中央是个成熟的中央,各种问题都处理得比较妥善,有条不紊。现在外国报刊都是讲我在里边起了什么作用。有作用,主意出了一点,但主要的工作,繁重的事情,是别的同志做的。比如《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35],前天中央委员会通过这个决定的时候我讲了几句话,我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我是这么个评价。这两天国内外对这个决定反应很强烈,都说是有历史意义的。这个文件,我没有写一个字,没有改一个字,但确实很好。实际情况就是这样。所以,不要宣扬我起的作用有什么特别了不起,因为宣扬过分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说,邓某人不在了政策要变。现在国际上就担心这个问题嘛。
  我们要向世界说明,我们现在制定的这些方针、政策、战略,谁也变不了。为什么?因为实践证明现在的政策是正确的,是行之有效的。人民生活确实好起来了,国家兴旺发达起来了,国际信誉高起来了,这是最大的事情。改变现在的政策,国家要受损失,人民要受损失,人民不会赞成,首先是八亿农民不会赞成。农村政策一变,他们的生活水平马上就会降低。现在农村还有几千万人温饱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不过也比过去好多了。毕竟全国绝大多数地方好起来了,国家可以腾出手来帮助少数贫困地方发展起来。中央对此已有部署。不仅是国家,还有那些好起来了的地方也可以帮助,问题不难解决。所以,从我们自己的实践看,不但我们这一代不能变,下一代,下几代,都不能变,变不了。
  最近时期,我总跟外宾谈变不了,我们现行政策的连续性是可靠的。不过,他们还不大相信。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我是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所以,我的工作方法是尽量少做工作。它的好处就是:第一,可以多活几岁。第二,让年轻一些的同志多做工作,他们精力充沛,比我做得更好。我希望逐步过渡到完全不做工作但身体还是好的,那样我就完成任务了。现在看来还得做点事。去年我只做了一件事:打击刑事犯罪分子。今年做了两件事:一件是进一步开放沿海十四个城市[33],还有一件是用“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香港问题。其他事都是别人做的。
  “一国两制”是从中国的实际提出的,中国面临一个香港问题,一个台湾问题。解决问题只有两个方式:一个是谈判方式,一个是武力方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来解决,总要各方都能接受,香港问题就要中国和英国,加上香港居民都能接受。什么方案各方都能接受呢?就香港来说,用社会主义去改变香港,就不是各方都能接受的。所以要提出“一国两制”。
  两年前撒切尔夫人(37)来谈,当时她坚持历史上的条约按国际法仍然有效,一九九七年后英国要继续管理香港。我跟她说,主权问题是不能谈判的,中国一九九七年要收回整个香港。至于用什么方式收回,我们决定谈判。我说谈判要两年,太短了不行,但是不迟于两年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到时候中国要正式宣布一九九七年收回香港。结果真的是谈了两年。开始她提出谈判的题目就是一个归属问题。我说是三个问题:第一个是主权问题,总要双方就香港归还中国达成协议;第二个是一九九七年我们恢复行使主权之后怎么样管理香港,也就是在香港实行什么样的制度的问题;第三个是十五年过渡期间的安排问题,也就是怎样为中国恢复行使主权创造条件。她同意谈这些问题。两年谈判,差不多一年多的时间是拖在归属和主权问题上,她没有让。当时我还跟她说,如果在十五年的过渡期间香港发生意外的事情,发生动乱,中英双方根本谈不拢,中国将重新考虑收回香港的时间和方式。所以,解决香港问题,我们的调子就是那时定下来的,以后实际上就是按这个调子走的。
  香港问题为什么能够谈成呢?并不是我们参加谈判的人有特殊的本领,主要是我们这个国家这几年发展起来了,是个兴旺发达的国家,有力量的国家,而且是个值得信任的国家,我们是讲信用的,我们说话是算数的。粉碎“四人帮”以后,主要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五年多的时间确实发生了非常好的变化。我们国家的形象变了,国内的人民看清了这一点,国际上也看清了这一点。我们可以自豪,当然自豪同骄傲是两回事,骄傲不得,说大话也不行,毕竟我们还落后。但是,我们确实很有希望,从香港问题的解决就反映出来了。当然,香港问题能够解决好,还是由于“一国两制”的根本方针或者说战略搞对了,也是中英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
  香港问题的解决会直接影响到台湾问题。解决台湾问题要花时间,太急了不行。现在我们的方针还是以国民党当政者为谈判的对手。这一点,台湾的人有一种反映,说我们不重视台湾人民。最近国务院总理在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中,在“台湾当局”后面加了一句“和各界人士”,这是我加的。就是说,台湾问题接触面要宽,除了以国民党当局、以蒋经国[21]为对手外,要广泛开展工作面。我们过去做了一些,现在更要有计划地安排。在台湾问题上,美国的政策就是把住不放,这个我们看准了。两三年来,我们一直批评美国的霸权主义,批评他把台湾当作他的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美国也有一部分人赞成台湾和我们统一,但不占主导地位。卡特[38]在位的时候,承诺从台湾撤军,同时又通过了一个《与台湾关系法》[39],这个《与台湾关系法》就是干涉中国内政。所以,一个台湾方面的工作,一个美国方面的工作,都要花时间。
  用“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美国应该是能够接受的,台湾也应该是能够接受的。蒋经国提出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这现实吗?你那个“三民主义”在中国搞了二十二年,一九二七年到一九四九年,中国搞成了什么样子?“中国人站起来了”,是什么时候站起来的?是一九四九年。使中国人站起来的,不是蒋介石,而是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一国两制”的方式,你不吃掉我,我不吃掉你,这不很好吗?最近一个外国人问我,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是不是同对香港的一样?我说更宽。所谓更宽,就是除了解决香港问题的这些政策可以用于台湾以外,还允许台湾保留自己的军队。我们坚持谋求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始终没有放弃非和平方式的可能性,我们不能作这样的承诺。如果台湾当局永远不同我们谈判,怎么办?难道我们能够放弃国家统一?当然,绝不能轻易使用武力,因为我们精力要花在经济建设上,统一问题晚一些解决无伤大局。但是,不能排除使用武力,我们要记住这一点,我们的下一代要记住这一点。这是一种战略考虑。
  我跟外宾谈话时还提出:解决国际争端,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办法。“一国两制”,是从我们自己的实际提出来的,但是这个思路可以延伸到某些国际问题的处理上。好多国际争端,解决不好会成为爆发点。我说是不是有些可以采取“一国两制”的办法,有些还可以用“共同开发”的办法。“共同开发”的设想,最早也是从我们自己的实际提出来的。我们有个钓鱼岛问题,还有个南沙群岛问题。我访问日本的时候,在记者招待会上他们提出钓鱼岛问题,我当时答复说,这个问题我们同日本有争议,钓鱼岛日本叫尖阁列岛,名字就不同。这个问题可以把它放一下,也许下一代人比我们更聪明些,会找到实际解决的办法。当时我脑子里在考虑,这样的问题是不是可以不涉及两国的主权争议,共同开发。共同开发的无非是那个岛屿附近的海底石油之类,可以合资经营嘛,共同得利嘛。不用打仗,也不要好多轮谈判。南沙群岛,历来世界地图是划到中国的,属中国,现在除台湾占了一个岛以外,菲律宾占了几个岛,越南占了几个岛,马来西亚占了几个岛。将来怎么办?一个办法是我们用武力统统把这些岛收回来;一个办法是把主权问题搁置起来,共同开发,这就可以消除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这个问题迟早要解决。世界上这类的国际争端还不少。我们中国人是主张和平的,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什么样的和平方式?“一国两制”,“共同开发”。同我谈话的外宾,都说这是一个新的思想,很有意思。
  再讲讲国内问题吧。我开头就讲了,现在我们的中央是有秩序地很好地在进行工作。整个的形势很好,《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不是说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更加巩固吗?确实是这样。想想我们党的整个历史时期,有多少时间有这么好的政治局势?我在同外国人谈话时,讲了一句大胆的话:现在看翻两番肯定能够实现。这个话,我们过去是不敢讲的,只是讲翻两番有可能实现,但是要花很大的力气。经过四年的时间,“六五”计划的主要生产指标三年完成,今年的计划也将超额完成。过去说,如果前十年平均增长速度能够达到百分之六点五,二十年平均增长速度能够达到百分之七点二,翻两番的目标就能够实现。看来我们前十年的势头可能超过百分之七点二,因为前三年已经接近百分之八了。
  翻两番的意义很大。这意味着到本世纪末,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万亿美元。从总量说,就居于世界前列了。这一万亿美元,反映到人民生活上,我们就叫小康水平;反映到国力上,就是较强的国家。因为到那时,如果拿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来搞国防,就是一百亿,要改善一点装备容易得很。据说苏联是百分之二十的国民生产总值用于国防,为什么他翻不起身来,就是负担太沉重。一百亿美元能够办很多事情,如果用于科学教育,就可以开办好多大学,普及教育也就可以用更多的力量来办了。智力投资应该绝不止百分之一。现在我们是捉襟见肘,要增加一点教育经费、科研经费,困难得很。至于人民生活,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比现在要好得多。去年我到苏州,苏州地区的工农业年总产值已经接近人均八百美元。我了解了一下苏州的生活水平。在苏州,第一是人不往上海、北京跑,恐怕苏南大部分地方的人都不往外地跑,乐于当地的生活;第二,每个人平均二十多平方米的住房;第三,中小学教育普及了,自己拿钱办教育;第四,人民不但吃穿问题解决了,用的问题,什么电视机,新的几大件,很多人也都解决了;第五,人们的精神面貌有了很大的变化,什么违法乱纪、犯罪行为大大减少。还有别的,我也记不清了。这几条就了不起呀!现在我们还要不断地打击刑事犯罪分子,真正到了小康的时候,人的精神面貌就不同了。物质是基础,人民的物质生活好起来,文化水平提高了,精神面貌会有大变化。我们对刑事犯罪活动的打击是必要的,今后还要继续打击下去,但是只靠打击并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翻两番、把经济搞上去才是真正治本的途径。当然我们总还要做教育工作,人的工作,那是永远不能少的。但经济发展是个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工作就好做了。如果实现了翻两番,那时会是个什么样的政治局面?我看真正的安定团结是肯定的。国家的力量真正是强大起来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也会大大不同了。所以要埋头苦干,艰苦奋斗。从现在到二○○○年,还有十六年,好好地干,一心一意地干。
  翻两番还有个重要意义,就是这是一个新的起点。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就可以接近经济发达国家的水平。不是说制度,是说生产、生活水平。这是可能的,是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要达到这个新的目标,离开对外开放政策不可能。现在我国的对外贸易额是四百多亿美元吧?这么一点进出口,就能实现翻两番呀?我国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万亿美元的时候,我们的产品怎么办?统统在国内销?什么都自己造?还不是要从外面买进来一批,自己的卖出去一批?所以说,没有对外开放政策这一着,翻两番困难,翻两番之后再前进更困难。外国人担心我们的开放政策会变,我说不会变。我说我们的奋斗目标,本世纪末这是一个阶段,还有第二个目标,要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达到,打慢一点,算五十年吧,五十年离不开开放政策。因为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恐怕明朝明成祖[40]时候,郑和下西洋[41]还算是开放的。明成祖死后,明朝逐渐衰落。以后清朝康乾时代[42],不能说是开放。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32],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是对外开放的,不过那时只能是对苏联东欧开放。以后关起门来,成就也有一些,总的说来没有多大发展。当然这有内外许多因素,包括我们的错误。历史经验教训说明,不开放不行。开放伤害不了我们。我们的同志就是怕引来坏的东西,最担心的是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恐怕我们有些老同志有这个担心。搞了一辈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忽然钻出个资本主义来,这个受不了,怕。影响不了的,影响不了的。肯定会带来一些消极因素,要意识到这一点,但不难克服,有办法克服。你不开放,再来个闭关自守,五十年要接近经济发达国家水平,肯定不可能。按照现在开放的办法,到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几千美元的时候,我们也不会产生新资产阶级。基本的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归集体所有,就是说归公有。国家富强了,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提高了,而且不断提高,这有什么坏处!在本世纪内最后的十六年,无论怎么样开放,公有制经济始终还是主体。同外国人合资经营,也有一半是社会主义的。合资经营的实际收益,大半是我们拿过来。不要怕,得益处的大头是国家,是人民,不会是资本主义。还有的事情用不着急于解决。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43],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不是说四个坚持吗?这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否则是“四人帮”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解放思想,我们老同志有这个任务。这次的好处是,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三个委员会的同志都赞成这个文件,看到了现在发布这个纲领性文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是个好的文件。
  这个文件一共十条,最重要的是第九条,当然其他各条也都是非常重要的。第九条,概括地说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八个字,事情成败的关键就是能不能发现人才,能不能用人才。说具体点,现在有些五十多岁的同志很不错,但五十几岁的人再过十年就六十几岁了,所以要大胆起用中青年干部。特别是陈云[44]同志讲要选拔三四十岁的年轻人,这个意见很好。这些年轻人选拔上来以后,可以干得久一些。他们现在经验不够,过两年经验就够了;现在不称职,过两年就可能称职了。他们脑筋比较活。整党明年就要推进到基层,到各单位各企业,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工作,成功不成功就看我们能够不能够发现一批年轻人。因为到了本世纪末,现在三十岁的,那时是四十几;现在四十岁的,那时也才五十几。我们老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要多顾多问。这方面可要解放思想呀,不解放思想不行啦!要说服老一点的同志把位子腾出来,要不然年轻干部没有位子呀。整个形势是安定团结的,要说疙瘩比较多的,解决得不够好的,是在这个问题上。其他方面出这个那个毛病不要紧,但是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将来要出大问题,要犯大错误。请年纪大一些的同志腾出位子来不容易呀,但是这件事我们必须办,这条路我们必须走。两年前我就说过,我希望带头退休。顾问委员会一成立,我就说这是过渡形式,归根到底还是要建立退休制度。因为位子就那么多,还要精兵简政,老的不腾出位子,年轻的上不了,事业怎么能兴旺发达。这一点,也要学发达国家,有些第三世界国家解决得也比较好。最近我听人讲,好多国家大部分部长是三十几岁,也有岁数大一些的,但比较少。总理岁数可能比较大,一般也是五十多岁。我们刚进城的时候是年轻的,我是四十五岁,好多同志比我还年轻一些。一九二七年底我第一次当中央秘书长时二十三岁,也是大官啦,啥也不懂,也可以呀!总之,选拔年轻干部是我们顾问委员会的一个重要责任。
出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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