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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斗胆直陈”战局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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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08月29日08:18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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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月，粟裕率领华野指挥机关和四个纵队集结于河南许昌、临颍、漯河地区。根据中央军委的指令，部队要进行一个月的休整，传达贯彻中共中央1947年12月会议精神，进行以三查（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三整（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为中心的新式整军运动，为执行新的战略任务奠定坚强的政治思想基础。
这时，中国革命战争已经发生历史性的伟大转折。从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开始，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个战场陆续转入战略进攻，国民党军队被迫由“重点进攻”转为“全面防御”，又由“全面防御”转为“分区防御”，主战场由山东转到了中原地区。
中原战场的较量与胜负，成为国共双方战略指导上关注的焦点。蒋介石为改变战略上的被动地位，以维持其在全国的反动统治，采取坚守东北、力争华北、集中力量加强中原防御的战略部署，调集重兵至中原战场，一再叫嚣“确保中原”和“肃清中原”。毛泽东为实现五年左右打败蒋介石的战略目标，指挥刘邓、陈粟和陈谢三路大军经略中原，强调指出：“中国历史告诉我们，谁想统一中国，谁就要控制中原。今天中原逐鹿，就看鹿死谁手了。”
当时，这种“鹿死谁手”的较量，还处在难分难解的状态。在中原战场上，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犹如三把钢刀插进国民党的腹心，纵横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胜利完成了开辟中原新解放区的战略任务，并且调动和吸引了南线蒋军兵力160个旅中约90个旅于自己周围，迫使国民党在战略上陷于被动地位。但是，蒋军在兵员数量和技术装备上仍然占有相当优势，在局部地区还有可能集中兵力发动进攻。蒋介石调集强大兵力于中原战场，除以相当力量担任八个绥靖区重要点线的防御外，将其主力部队组成六个机动兵团，采取避实击虚的战法，在各个要点之间往返驰援，对人民解放军进行战役攻势。刘邓、陈粟、陈谢三军分兵作战，“我集敌亦集，我散敌亦散”，如以一路大军对当面之敌作战则难获胜，如待三路大军集中又徒劳费时，往往失去战机，只能打中小规模的歼灭战。有时敌人密集靠拢，不易分割，又增援迅速，甚至连中小规模的歼灭战也难以实施。特别是被围困在大别山区的部队，在无后方依托的条件下连续行军作战，无法集中行动，不便休息整训，处境十分困难。因此，中原战局在一段时间内呈反复拉锯的僵持状态。
面对这种形势，应采取何种战略行动，才能迅速改变中原战局，继续发展战略进攻，进而夺取全国战争的胜利呢？这是战略指导上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
身处战争第一线并且时刻关注战争全局的粟裕，在孟良崮战役以来的作战实践中，深切感受到解决这一问题的迫切需要，促使他积极探索战争的发展规律，逐步形成了发展战略进攻、改变中原战局的战略构想。粟裕回忆说：我军自孟良崮战役后一直没有找到打大歼灭战的战机。我对此不断地进行思考。我认为，随着敌我力量的消长，战略战术的变化，我军的歼灭战将进一步向更大规模发展，这可能是个客观规律。因为敌人在多次遭我歼灭后，兵力已大为集中。如果我们不能集中更大兵力，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而是打中小规模的歼灭战，战机则势必难寻。当时在中原地区很少打到歼灭战，很重要的一条原因，是敌我兵力对比过于悬殊。敌人总是集中三四个整编师（军）一起行动，我军主力较为分散，因而许多战机不得不放弃。我军必须高度集中兵力，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才能逐次歼灭敌军主力，迅速改变中原战局。
粟裕根据敌我态势和发展趋势，认为改变中原战局进而发展战略进攻，不仅是必须的，也是可能的。当时，我军在政治上战略上已占居优势地位，敌人在局部地区仍能保持优势力量，因而在中原战场上出现僵持的形势。要扭转中原战局，发展战略进攻，进而夺取全国胜利，关键在于集中更大兵力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大量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使我军在兵力对比上和技术装备上走向优势。我军在中原战场集结有十几个具有相当作战能力的纵队，并且有华东、华北和中原的新老根据地作依托，已经具备打大歼灭战的条件。只要我军能打两三个大歼灭战，形势必将改观。粟裕预料，如果我们在中原战场上取得决定性胜利，并且在数量上技术上取得优势，战争形势即可急进，也将推动政治形势的发展变化，全国革命的胜利即可迅速到来。
1948年1月22日，粟裕将他的战略构想及相应的建议报告中央军委和刘伯承、邓小平：
对今后作战建军之意见
（一） 目前敌人虽已被迫作全面防御，但尚有一定兵力，作为其攻势防御之机动使用。观其目的，不仅在破坏我建设新解放区，而且企图争取时间，以待其新军之训练或政治阴谋之从容布置。因此，目前江北（中原、豫鄂陕及豫皖苏），敌我是处在反复的拉锯形势中。这种形势，本给我们以有利而且多的运动战机会，但由于新区反动势力未完全打倒，反动地武未肃清和新区群众基本上尚未完全发动，故使我们难以保密和及时捕捉战机。而敌人则多采取避实击虚的战法，我兵力分散时，则进犯；我集中兵力时，则后缩；敌我兵力相等时，则与我纠缠，不让我安定休整。在上述情况下，我一个战略区之兵力对当面之敌作战，则难取全胜；如待三个战略区兵力集中，则又失去战机。而敌人则利用其较我优良的运输条件和建制的临机变动，以集中或分散对付我军。但我军则因缺乏固定补给来源和足够的运输能力，又不便长期集中强大兵团于一个地区（或方向）作战。因此，建议三军（刘邓、陈谢和我们）在今后一个时期，采取忽集忽分的作战方式，以求能较彻底地歼灭敌人一路（我们一军如不担负打援，兵力是够用的），只要邻区能及时协同打援或钳制援敌迟进，歼敌一路是很可能的。在此区歼灭战结束，敌向此区集中，则我又分散或转至邻区，总以何区便于歼敌，即向何区集中。如此能有两三次歼灭战，则形势可能变化。管见是否有当，请示知。如认可行，则请刘邓统一指挥。
（二） 敌由于二十年的堡垒政策和许多失败经验，其守备技术加强了，筑工效率提高了（每班三小时即可完成一个地堡，四至五小时全盘工事大体可以完成）。如不在敌占三小时以内发起战斗，则每战均须攻坚。今后敌完全转入守势，则其工事将更为加强。部队之攻坚技术（坑道爆破）和增强攻坚炮火，实为急需，否则伤亡大而收效少。目前我们各种口径炮为数不少，但炮弹（后膛炮弹）供应有限，仍不能发挥最大威力。因此建设军委统一计划调剂和加强该项炮弹之生产，以增强反攻之效能。
（三） 依二次世界大战经验，似攻一防线均可攻破，惟依据大城市所设之防御，则很难攻破，如再加以优越之技术与政治条件（如斯大林格勒、列宁格勒），则实不可攻破。依形势发展，敌将恃物质技术条件，固守在我解放区之某些中心城市。我们不知东北对于近战技术兵种之建设情形如何，不便发表意见。如已有成绩，而能调集各兵种彻底解决一个地区之敌固佳；如无此种可能，似以让敌背上守备大城市之包袱，我则先解放全国广大农村及中小城市，以缩小敌人之兵源及粮源，则敌人虽有美援亦必不能持久。俟其大厦已倾，则敌固守之大城市似已难存在矣。为能迅速变新区为解放区，则又须从老区抽调大批干部前往新区工作，否则丧失时机，甚为可惜。
（四） 自全国转入反攻以来，我军在政治上固属优势，在战略上亦取得优势，但在数量上、技术上则尚非优势。而技术上优势之取得，必须有一定之工业基础。为适应今后之需求，除建议以东北之兵员成分及其他优越条件训练大批技术兵种，以为全国军队骨干外，并建议统一全国之建军思想，使无地域与界限之分，减少与消除指挥者及被指挥者相互间之顾虑与打破本位主义（由于我军供应尚难统一，故在打破本位方面较难完全实现）。并尽可能统一编制与番号及干部训练，而增强作战效能。
管见所及，斗胆直陈。是否有当，尚盼裁示。
这就是著名的“子养电”。按照电报地支代月、韵目代日的惯例，“子养”即1月22日，故称子养电。
在这份电报里，粟裕根据自己对中原战局以至对全国战局的科学分析和预见，提出了发展战略进攻，改变中原战局的战略构想，以及与此相应的关于作战与建军的重要建议。值得关注的是，他分析决定战争胜负及其发展趋势诸因素的时候，除了政治、战略、兵员数量以外，还把技术装备放在相当重要的地位。他指出，如果我军在已有政治优势、战略优势的基础上，再取得数量上技术上的优势，战争形势即可急转，迅速解放全中国。后来的实践证明，这是一个符合战争发展规律的科学的论断和预见。
粟裕的“子养电”报到中央军委的时候，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中共中央12月会议已经结束，中共中央作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战略部署，正在为此运筹谋划、调兵遣将。毛泽东特地电召陈毅到陕北，同他当面商定一个重大行动决策：由粟裕率领华野三个纵队渡江南进，执行宽大机动作战任务。
陈毅离开华野已有两个月了。他于1947年11月上旬到晋冀鲁豫中央局商讨华野外线兵团的后勤供应问题，12月上旬又奉命到西柏坡中央工作委员会汇报工作，到达陕北中共中央驻地已是1948年1月7日。
陈毅“热烈主张把解放战争第三年（1948年7月中旬起）上半年战略重点放在跃进江南的行动上”并且向中共中央提出华东野战军“可于秋季出三个纵队作机动使用”。
中共中央决定，由华东野战军主力组建东南野战军，执行南进战略任务，同时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陈毅任东南野战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任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又兼东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同时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毛泽东为此专门写了一个手令，交给陈毅。毛泽东与陈毅商定，首先由粟裕率领第一兵团三个纵队于1948年夏季或秋季渡江南进，随后由另外三个纵队组成第二兵团于1949年二三月间渡江作战。陈毅为此赋诗：“小住杨沟一月长，评衡左右费思量。弯弓盘马故不发，只缘擒贼先擒王。北国摧枯势若狂，中原逐鹿更当行。五年胜利今可卜，稳渡长江遣粟郎。”
粟裕的“子养电”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从现存中共中央收电译稿上看到，毛泽东在阅读时逐句圈点，送给周恩来、任弼时、陈毅传阅时特别注明：“再送毛”。周恩来阅后批注：“请陈考虑，粟所提各项问题，是否需再议一下？”复议的结果是坚持既定决策不变。
1月27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粟裕，要他率领三个纵队渡江南进，执行宽大机动作战任务。关于渡江南进的时机、地点和方法，提出三个方案，认为各有利弊，请他“熟筹见复”。此电强调指出，采取这种战略行动的意图，是迫使敌人改变集中强大兵团于中原的战略部署。电报说：“你率三纵渡江以后，势将迫使敌人改变部署，可能吸引二十至三十个旅回防江南。你们以七八万人之兵力去江南，先在湖南、江西两省周旋半年至一年之久，沿途兜圈子，应使休息时间多于行军作战时间，以跃进方式分几个阶段到达闽浙赣，使敌人完全处于被动应付地位，防不胜防，疲于奔命。渡江地点似以秭归、宜昌附近，宜都、江陵附近，石首、监利附近，择地渡江进入湘西较为适宜。由洪湖、沔阳地区渡江至鄂南，敌似更不及料，亦可考虑。”
粟裕接到中央的电报后，经过三天缜密思考，写了一份长达2000字的电报，于1月31日上报中央军委。在这封电报里，他在提出渡江南进时机、地点和方法的同时，重申“子养电”中的观点和建议：“认为我军以原有的政治优势，于反攻中又取得了战略优势，但在数量上及技术上并非优势。加以土改又为反攻中最主要政治内容，故进展较慢。在军事上，如能于最近打几个歼灭战，敌情当有变化。因此，于最近时期，将三个野战军由刘邓统一指挥，采取忽集忽分（要有突然性）的战法，于三个地区辗转寻机歼敌（华野除叶陶王外可以三至四个纵队参战），是可能于短期内取得较大胜利的。如是则使敌人机动兵力大为减少，而我军在机动兵力的数量上，则将逐渐走向优势；同时也可因战役的胜利，取得较多的休整与提高技术的时间。如果我军再能在数量上及技术上取得优势，则战局的发展可能急转直下，也将推进政治局势的迅速变化。”
接到粟裕的电报，毛泽东特意把原定2月1日动身返部的陈毅留下来一起研究。研究的结果，仍然坚持由粟裕率领三个纵队渡江南进的决策，认为从调动中原敌军主力去江南的意图考虑，向蒋介石的要害地区出击是有效的，但是采纳了粟裕关于渡江时机、地点、方法以及采取“忽集忽分”战法的建议。
2月1日午夜，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给粟裕的复电，表示完全同意粟裕提出的渡江作战方案，指令他们休整一个半月，3月下旬出动。同时指示：“三、八、十、十一等四纵集中配合刘邓、陈谢两军，由刘邓统一指挥，采取忽集忽分战法，机动歼敌”。后因情况变化，中央军委对作战时间又作了几次调整。
为了更好地完成中央军委赋予的战略任务，粟裕率领华野指挥机关和第一、第四、第六、两广和特种兵纵队北渡黄河，于2月下旬进入濮阳地区休整。渡江南进的各项准备工作亦全面展开。根据中央军委命令，华东野战军第一、第四、第六三个纵队组成东南野战军第一兵团，粟裕兼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根据粟裕的提议，华野前委报请中央军委批准，调华野第二纵队副司令员张震任华野副参谋长兼第一兵团参谋长。
在普遍开展新式整军运动的基础上，召开了华野前委扩大会议，对军阀主义和骄傲自满、违犯纪律等不良倾向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为执行新的战略任务奠定了良好的政治思想基础。
部队进行了水网稻田地区行军、作战和以攻坚、巷战为主要内容的军事训练。派遣一个加强营到长江沿岸地区，以各种手段侦察敌军的动态。
中共中央调集了大批准备随军南下的干部和民工，组织他们学习和研究新区政策。印制了到新区使用的“东南流通券”。总之，用张震参谋长的话说：当时已是“万事俱备，只待渡江”了。
然而，粟裕并未停止他对此战略行动的探索和研究。对于中央和上级的指示，他的一贯态度是：坚决执行而不机械呆板，灵活机动而不随心所欲。认为，“不结合实际情况具体灵活地执行上级指示，即使是在正确路线的领导下也是应当加以反对的”。在那段时间里，他常常拿着中央军委的电报认真阅读、沉思，在地图前观察、测算，反复分析研究敌我双方情况，寻求改变中原战局、发展战略进攻的最佳方案。
粟裕研究的中心问题是，从战争全局和中原实际情况，是分兵渡江作战有利，还是集中兵力在中原作战有利。他认为，为了改变中原战局，进而协同全国其他各战场彻底打败蒋介石，中原和华东我军还要同国民党军进行几次大的较量，打几个大歼灭战，尽可能多的把国民党军歼灭在长江以北。从当时情况看，要打大规模的歼灭战，分兵渡江南进是做不到的，而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歼灭战的条件正在成熟。在中原战场，我军有十个主力纵队，加上两广纵队、特种兵纵队和地方武装，只要统一指挥，集中力量，是有力量打大歼灭战的。中原黄淮地区地势平坦，交通发达，虽便于敌人互相支援，但也利于我军机动作战。国民党虽在中原地区集结重兵，但是重要点线防守的包袱背得很重，机动兵力相对减少，我军可以调动敌人，创造战机。特别是，我中原新区已有初步基础，又背靠山东和晋冀鲁豫老解放区，可以及时得到人力物力的支援，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优势。这些，都是我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歼灭战的有利条件。
相反，如果华野三个纵队渡江南进，到敌人深远后方进行宽大机动作战任务，无疑会给敌人以相当震惊、威胁和牵制，但是估计难以实现预定的战略企图。他联系到1934年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历史经验，预测渡江南进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认为这次南进虽然与当年形势大不相同，但是我们三个纵队和地方干部近10万人，在敌占区转战几个省，行程几千里甚至上万里，在无后方条件下连续作战，同敌人的围追堵截作斗争，兵员的补充、粮弹及其他物资的供应、伤病员的安置和治疗等方面都将遇到很大的困难。预计将有五六万人的减员，剩下的部队就难以对敌人形成大的威胁。他又从政治上军事上分析敌人可能采取的对策，认为我三个纵队渡江南进，可以调动江北部分敌军回防江南，但是调动不了敌人在中原战场上的四个主力军。那样，我三个纵队又渡江南进，我中原战场势难打大歼灭战。如果三个纵队留在中原，则可以充分发挥他们善于野战的长处，用减员五六万人的同样代价，可歼敌三至五个军。
权衡两种方案的利弊得失，粟裕认为，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歼灭战，更有利于改变中原战局，进一步发展全国的战略进攻。
要不要向中央军委再次提出自己的意见，粟裕开始是有顾虑的，担心自己看问题有局限性，对如此重大战略决策提出不同看法，会不会干扰统帅部的决心，而且部队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为了做到确有把握，他两次向陈毅详细汇报自己的想法和建议。对“稳渡长江遣粟郎”充满信心的陈毅大感意外，迟疑一下说：“中央要你过江，你不过江？”但是同意粟裕把自己的意见报告中央。在报告中央之前，粟裕又将他的建议报告刘伯承、邓小平，征求他们的意见。当时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原无大仗可打。这些情况，也促使粟裕采取谨慎态度。
但是，粟裕觉得，作为一个战区指挥员不应盲从，在执行中央军委赋予的作战任务时，理应结合战争的全局来思考，从全局考虑利弊得失，把局部和全局有机结合起来。全局是由许多局部组成的。从局部看到的问题，也许对全局的战略决策有参考价值。既然自己经过深思熟虑看准了，就要敢于向上级反映，并承担历史责任。
4月18日，粟裕再次“斗胆直陈”，向中央军委建议，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而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几个大规模的歼灭战。
在战略转折的关键时刻，在涉及战争全局的决策上，粟裕一再“斗胆直陈”，提出不同于中央既定方针的建议，充分表现了他无私无畏、实事求是的高贵风格。显然，没有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没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没有战略家的远见卓识，没有置个人得失于度外的坚强党性，是不可能做出这种在常人看来是超越常规的决断的。
粟裕关于发展战略进攻，改变中原战局的三次建议，引起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1948年3月10日，毛泽东在陕北杨家岭致电在河北西柏坡的刘少奇，通知中共中央将于3月20日动身东移，并在到达西柏坡后“拟约粟裕一商行动计划”。接到粟裕4月18日的电报，毛泽东在4月21日为中央军委起草致陈毅、粟裕的电报，请他们到中央工委开会，“商量行动问题”。4月25日，毛泽东在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致电在西柏坡的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提议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陈粟兵团的行动问题”是议题之一。
陈毅、粟裕接到中央军委的来电就于4月25日黄昏从濮阳出发，日夜兼程，于4月29日到达西柏坡，第二天就同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一起到达城南庄。
粟裕到毛泽东住地报到。据当时在场的警卫人员李银桥、阎长林回忆，毛泽东一改会见党内同志从不迎出门外的习惯，大步走到门外，同粟裕长时间握手，二人互相热烈地问候。“
我们的英雄回来了！欢迎你，粟裕同志！”毛泽东动情地说：“十七年了啊，有十七年没有见面了吧？”
粟裕说：“是的，十七年不见了，主席！主席好吧？”
17年前，那时的粟裕只有二十三四岁，曾担任红十二军六十四师师长、红四军参谋长，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参加中央苏区三次反“围剿”，崭露头角。现在，这位当年的“青年战术家”已经身经百战成长为担负战略区指挥重任的战略家，特别是自解放战争以来在毛泽东的指挥下，打了许多令敌人闻风丧胆的漂亮的大歼灭战。抚今追昔，两人都十分激动。
毛泽东说：“你们打了那么多漂亮的大胜仗，我们很高兴啊！你们辛苦了。这次要好好听听你的意见哩。”
名以史为贵。历史上常常有这种情况，一个原本名不见经传的从不引人注意的小地方，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生了一件关系国家民族利益的大事情，因而身价巨升，名垂史册。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就是生动的事例。
1948年4月30日至5月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在城南庄举行。出席会议的，除当时称“五大书记”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外，还有陈毅、粟裕、彭真、薄一波、聂荣臻、李先念等。这是“五大书记”会合后第一次全体会议，也是部署夺取全国胜利的一次重要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三条方针。会议讨论的各项议题，都是在三条方针指导下进行的。
“军队向前进”，就是按照中共中央的既定方针，把战争引向敌人的深远后方。“陈粟兵团的行动问题”原来列为会议的第六个议题，实际上是首先讨论的问题。
4月30日，会议第一天，“五大书记”一起听取了粟裕的汇报。粟裕着重汇报了东南野战军第一兵团暂不渡江南进、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大量歼敌的方案，详细说明了提出这个方案的依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听了粟裕的汇报，当即研究决定，在既定战略方针不变的前提下，同意华野三个纵队暂缓渡江南进，留在中原黄淮地区大量歼敌。“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决策，构成了以后淮海战役设想的最初蓝图”〗。
粟裕后来回忆说：“党中央领导同志这样处处从实际情况出发，十分重视前线指挥员意见的作风，使我深受教育和感动。”
事实上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毛泽东是一个非常有主见，而不是能被轻易说服的人，要看提出的建议是否是真知灼见，有无改变既定方针的必要。解放战争以来，粟裕的每次建议，称得上言必有中、算无遗策，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毛泽东对此早有深刻印象。但是，这一次作出暂缓渡江南进的决定，却经过三个多月的观察思考，才确定下来。1950年，粟裕到中南海向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汇报工作，由作战部长李特陪同吃饭，席间谈起粟裕当年的建议。李特说：你那次建议是对的。如果不是这样，派几万人到敌人后方去，要站不住脚。所以，中央同意了。粟裕说：当时有两种意见。我考虑，与其带几万人去江南，不如在中原打。
中共中央虽然采纳了粟裕关于三个纵队暂不过江的建议，但是认为有必要强调坚持渡江南进的既定方针。在5月3日的会议上，提出了“南进战略是否对”的问题，反复强调渡江南进是“坚定不移的方针”。毛泽东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刘少奇传达了他的指示。毛泽东说：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无疑会有很大困难，打出去的主力会减弱，打不了很多胜仗，但无此一条不能战胜国民党。刘少奇和周恩来发言中指出，要从过去的经验认识渡江南进的正确性，从解决上百万人的吃饭问题认识渡江南进的必要性。刘少奇说：去年大军出中原，河北（指黄河以北）大胜利，而大军在中原很困难，主力削弱了，胜仗打少了。但是，义无反顾，总要南下，不能北返。现在江北至多支持一年。如果搞不好，江北支持不住，主要问题是吃饭，渡江很困难也要前进。周恩来说：军队向外线转，不断开辟新的外线，是坚定不移的方针。现在暂不跃进，暂采波浪式前进，先迫江边。朱德说：战略方针向南，必须向南才有胜利。任弼时说：打向国民党区域，是决定战争的胜利快慢之一条。
党中央如此尖锐地提出渡江南进的战略方针是否正确的问题，使粟裕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即将采取的战略行动实际上体现了两种不同的战略方针，因而更加强烈地感觉到自己承担的历史责任的分量之重。
5月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还在进行，毛泽东就为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并华东局的电报，指出：“将战争引向长江以南，使江淮河汉地区之敌容易被我军逐一解决，正如去年秋季以后将战争引向江淮河汉，使山东、苏北、豫北、晋南、陕北地区之敌容易被我军解决一样，这是正确的坚定不移的方针。惟目前渡江有困难。目前粟裕兵团（一、四、六纵）的任务，尚不是立即渡江，而是开辟渡江的道路，即在少则四个月多则八个月内，该兵团，加上其他三个纵队，在汴徐线南北地区，以歼灭五军等部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正规旅为目标，完成准备渡江之任务。”这样，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和在中原战场的作战任务，就以中央军委命令的形式确定下来了。
这是对重大战略决策所作的关键性变动。它对此后南线作战的整个过程，包括豫东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第一线高级指挥员的粟裕，在经过深思熟虑后，敢于如实大胆地对中央重大战略行动部署提出不同意见，是难能可贵的。作为最高统帅的毛泽东，能实事求是地重视并采纳部属的不同意见，根据实际情况果断地调整重大战略部署，也表现了高度的智慧和勇气。对需要高度集中的军事指挥来说，可以说是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的典范。
中央军委要粟裕指挥的华野部队在四至八个月内，歼敌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旅的任务是相当重的。因为，国民党一个整编旅约8000人，十一二个旅共约10万人，相当于粟裕指挥部队的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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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权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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