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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二 重申并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针

2007年08月03日16:13   来源:zzzz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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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农村的互助组及城市的工会工作等问题上产生了一些不同意见。1953年,为适应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需要,中央将邓小平、高岗、邓子恢、饶漱石、习仲勋调到北京并准备调整领导班子。毛泽东此时又提出中央分一线和二线的问题。高岗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在财经会议上“明批薄(一波)、暗攻刘(少奇)”,进行反党分裂活动。罗瑞卿由于忙于公安部的工作,对此一无所知。12月20日左右,毛泽东召见他和谭政,问他们:“中央要分一、二线,我如果退到二线,怎么办?第一线由谁主持?”罗瑞卿听毛泽东如此说感到十分突然。他非常敬重毛泽东,当他想到有一天毛泽东竟然会退到二线时,心里感到不是滋味,就说:“主席如退居二线,那当然是少奇同志主持一线了。不过……”毛泽东当时正在考虑高岗进行反党分裂活动的问题,未等罗说完便打断他的话说:“刘少奇有错误,也不能一棍子打死呀!”然后批评罗瑞卿道:“你鼻子不通,嗅觉不灵!世界上人睡觉,有些睡在床上,有些睡在鼓里,我看你就是睡在鼓里。”

  在本书中,已经几次提到毛泽东批评罗瑞卿。罗瑞卿觉得这些批评对他来说是有好处的,这样能使他谨慎小心一些。

  毛泽东在批评罗瑞卿“睡在鼓里”后接着说:“你们知道有人搞阴谋,在北京组织地下司令部吗?……搞阴谋、组织地下司令部的就是高岗。他要在我退居二线时,当党的副主席。他对陈云同志说:‘党的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他不是拥护林彪吗?这时林彪没有了。他不只要打倒刘少奇,是要打倒我,他也会打倒林彪!”毛泽东要求罗瑞卿找萧华、邓华谈谈,把他的话向他们传达。当晚,罗瑞卿即向萧、邓作了传达。

  12月2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罗瑞卿列席了会议。在会上,毛泽东提出,他要到杭州去,他不在北京期间由刘少奇同志代理工作。随后毛泽东边做手势边说:“现在北京有人吹阴风、搞地下活动。中央的风这么吹(手势向上),他的风这么吹(手势向下)。我们大家要注意,你们赞成不赞成?”高岗很不自然地说了一声“赞成”。

  当晚,高岗给罗瑞卿打电话,说要来看罗瑞卿。罗瑞卿立即回答:“请你不要来,有事我到你那里去。”罗向毛泽东报告此事后,到高岗处。高要罗注意主席的健康,当主席检查身体时,要在主席附近看着,不要离开,不能马虎。他还对罗说,如成立部长会议,他赞成由林彪任主席。罗对他说:“对主席健康,我一定注意。他检查身体,我不会离开。至于部长会议主席一事,你的意见主席可能不赞成,林总现在身体也不大好……”罗回来后将同高谈话的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报告。

  12月底,罗瑞卿随毛泽东到杭州。从12月7日至1954年1月26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会议结束前,彭德怀将他所作结论稿和朱德所致闭幕词稿送到杭州,请毛泽东审阅。毛泽东让罗瑞卿看了这些文件并要他提出修改意见。在朱德的闭幕词关于学习苏联部分原稿写道:“我们要认真学习苏联先进的军事科学和技术,学习苏联军队先进的作战经验,学习苏联军队现代化的指挥艺术,学习苏联军队高度统一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学习苏联军队高度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精神。”罗瑞卿建议在这之后增加一段话:“拒绝学习苏联的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必须加以反对。但脱离我军的实际去高谈学习苏联,也是一种不正确的学习态度,因而就一定会是学不好的。”毛泽东同意加上这一段话。

  罗瑞卿加的这一段话核心是学习苏军经验必须结合我军实际。他在公安部就非常注意这个问题。建国后,同其他部门一样,在公安部也派驻了一些苏联顾问。这些顾问到公安部不久便同罗瑞卿发生了分歧。他们强调垂直系统的领导和专门工作,而反对党委领导和群众路线。对这种肃反路线,罗瑞卿对内称其为“戈别乌”,在公开场合则称为孤立主义和神秘主义。苏联顾问伊凡诺夫对罗瑞卿提出了这种“戈别乌”的路线,罗瑞卿不予置理。伊凡诺夫再三再四提出。罗瑞卿乃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当着罗瑞卿的面批评伊凡诺夫说:“你们在十月革命时,列宁领导的肃反斗争不也是群众肃反吗?”

  后来,到1957年苏联邀请罗瑞卿率代表团去参加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40周年庆典。罗通过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去请示毛泽东,毛泽东批准了此行,但说了一句:“哦,那个‘戈别乌’呀!”罗瑞卿理解此话的意思是要他提高警惕。苏方请罗瑞卿等人看了他们的谍报电影,其中有一部片子描写苏联情报部门如何使用美人计来策反外国间谍。罗瑞卿看了对随行人员说:“他们这种做法‘赔了夫人又折兵’,是伤天害理的特务手段,是完全错误的。我们绝对禁止这么办。这个电影大家看了就看了,不要向任何人传。”

  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罗瑞卿领导的公安部同苏联顾问的分歧已由工作路线不同发展为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罗瑞卿对企图搞情报的顾问警惕性日益提高。1958年苏联有一顾问不请自到。罗向毛泽东报告后,毛泽东在赫鲁晓夫于7月间访华时向赫鲁晓夫当面提出此事,迫使赫鲁晓夫撤回了尚留在公安部的几名顾问。

  在杭州,罗瑞卿还参加了一段修改宪法的工作。此前,陈伯达已拟好宪法初稿。他听说毛泽东要让胡乔木、田家英和他一道开会改他的稿子,很不高兴。他对田家英发火说:任何人非经他的许可,不得在主席面前议论原稿,并且不许向主席说明开会讨论时的情况。田家英对陈伯达这种专横行为十分愤慨,但又无可奈何。以后田每次开会之前,先得向陈做一次汇报。讨论了一段时间后,毛泽东让罗瑞卿也参加了讨论。罗瑞卿很直率地提出某某条应这样改,某某条应那样改。陈伯达管不了罗瑞卿,不敢对罗发火。他的独裁局面才被打破,田家英才出了心口一股闷气。

  后来,罗瑞卿还多次参与中央有关重要文件的起草、讨论和修改。1956年1月,毛泽东在杭州召集部分大区和省市委书记讨论《农业十七条》,在讨论过程中,逐渐发展为《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在讨论时,罗瑞卿提出了一条关于依靠群众改造敌对分子和坏分子的意见,得到了毛泽东的赞扬。毛泽东说:“今后中央开会,除了大区、省市负责同志参加以外,中央有关部门同志也要参加。他们可以从各个不同方面和角度提出问题。罗瑞卿提的这一条就很好,他不提,我们就想不到。”

  1954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由周恩来主持的高岗问题座谈会,罗瑞卿奉毛泽东之命回北京出席了这一座谈会。随后,他随周恩来赴沈阳,参加了以传达四中全会决议和揭发、批判高岗为内容的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周恩来传达了四中全会精神后有事返京,罗瑞卿继续参加会议并于4月下旬在会议作了发言。发言稿经过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的审阅。在发言中他揭露了高岗分裂党,在党内煽动和组织宗派,阴谋夺取中央权力的罪恶活动,并针对东北地区高级干部中存在的一些具体的思想反映,指出:要把曾参加对刘少奇背后议论或听到这种议论未加制止同高岗以反刘少奇为表现形式的反党活动区别开来。他说:“这是两种性质不同的问题,不能同高岗和那些进行宗派活动的人混为一谈。”

  他指出,“高岗事件对于东北党组织对于全党都是一个严重的教训,我们今后一定要提高警惕!我们一定要遵照党的四中全会的决议和少奇同志在党的四中全会上的报告来加强党的团结,我们一定要巩固和提高中央的威信,我们一定要重视党的集体领导,遵守党的纪律和开展党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一定要提倡共产党的党风,认真整顿各级党组织的党风,我们一定要加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的学习,提高我们的党性,提高我们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

  1955年3月2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开幕词中提出:“……国内反革命残余势力活动还很猖獗,我们必须有计划地、有分析地、实事求是地再给他们几个打击,使暗藏的反革命力量更大地削弱下来,藉以保证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安全。”4月1日,罗瑞卿以自己的名义发电报给各省、市公安厅局长,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并要求各地对当前敌情作深入的调查摸底,以便布置这一工作。此前,公安部党组向中共中央作了《1954年公安工作主要情况的总结报告》和《1955年春季工作的综合报告》,综述了当时国内阶级敌人活动的情况。据统计,1954年下半年,华东、中南、西南及西北地区13个省的部分地区农村共发生了8起反革命暴乱和19起骚乱事件。

  1955年5月,中共中央批转了公安部党组《关于1954年公安工作主要情况的总结报告》,同时发出《关于全党必须更加提高警惕性,加强同反革命分子和各种犯罪分子进行斗争的指示》,指出:为了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安全,为了保卫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为了准备应付国际紧张局势中可能爆发的突然事变,中共中央认为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更加提高全党的警惕性,动员全党和全体人民,加强同反革命分子和各种犯罪分子的斗争。《指示》重申了在延安审干中“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针并引用毛泽东5月1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的“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的方针。

  6月中旬,罗瑞卿主持召开了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上述指示,具体部署了同反革命分子和各种犯罪分子的斗争。

  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提出:在全国范围大张旗鼓地进行一个广大的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为了领导这一运动,中共中央成立了由陆定一、罗瑞卿、刘澜涛、周扬、萧华、钱瑛、梁国斌、高克林、李楚离、杨奇清组成的中央肃反十人小组及其办公室,各省市也在常委领导下成立了五人小组。这次运动是由中共中央及各级党委直接领导的,但公安机关是专门机关,十人小组办公室设在公安部,各省市五人小组办公室多设在各省市公安厅(局)。罗瑞卿作为十人小组主要成员之一,担负着指导全国肃反的具体工作。

  这次肃反运动共分两批进行。从1955年7月开始,中央机关、各省、市、自治区机关、高等院校和部队进行第一批肃反,1956年7月基本结束。1956年在县以下单位进行第二批肃反,至1957年底基本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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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张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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