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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二章 五 千钧重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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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08月02日08:54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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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事开头难是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国防尖端技术事业的发展更是这样，从一开始就遇到多种困难。首先是为五院调集人员的困难。因为尖端科技是新事业、新机构，需要调入大量的科技人员，尤其是当时特别缺少的尖端科技人才。然而那时已有的老机构人员刚刚成龙配套，正想扩大发展，自然不愿舍己为人。为此，周总理多次指示：只要是五院需要的技术专家和党政干部都可以从工业部门、高等院校和军队中抽调。大家都要克服本位主义，顾全大局，共同推动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
1956年6月2日，聂荣臻邀请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副总参谋长兼军事工程学院院长陈赓、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范长江、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黄敬、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等国务院各有关部委领导33人开会，商量为导弹研究院选调科技骨干的问题。
会议在三座门召开。这天的会本来是由周恩来主持的，因为他临时有事，便委托聂荣臻召集。聂荣臻首先讲了一下中国发展火箭、导弹等尖端武器的计划。这些话，他用的时间很短。他要做的主要文章，在下面的话里：发展尖端武器迫在眉睫，国际上的技术援助还没有落实，但中央下了决心要搞，当前急需的是各类人才，请在座各位大力支援，鼎力相助。
聂荣臻讲完以后，会场上出现了一段时间的沉默。这也给大家提供了思考的时间，人们可以在心里翻翻自己的家底。
会场上的沉默，被陈赓的发言打破了。他站起来明确表示：“搞导弹需要集中全国的有关技术力量，否则不可能进行下去。为此，哈军工将抽出6名教授支援五院。调哪个给哪个。除已经提名的外，还可以多抽几个。军队有关部门的技术专家也可以商调。”陈赓的表态，使聂荣臻非常满意，他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陈赓是个性格开朗、胸怀坦荡、原则性强，在处理行政事务上非常干练的人。
陈赓表示了鲜明的态度之后，会议室里又出现了一阵沉默。
后来，有人发言：“搞尖端武器是重要，可是我们的科学技术人员太少。每年只分给我们几个大学生。我们恨不得拿他们一个当三个用。老科学家是我们的老母鸡，大学生是未来的母鸡，我还指望他们给我下蛋呢！”会场上发出一阵笑声。
聂荣臻听了这些话有些不高兴，认为这是缺乏全局观念的表现，但他没有批评。因为当时国家百废待兴，各个部门都感到科技人才不足，谁也不愿主动把自己的科学家让出来，各单位把专业人才牢牢抓在手里，不敢有须臾放松。对此他是理解的。
陈赓第二次站起来了，他对聂荣臻说：“聂总，没有导弹、原子弹我们国家就站不起来。我们勒紧裤带也要搞导弹。选调专业技术干部，哈军工准备再增加3至4名。”说完他就坐下了。会议室里不再有人笑了。陈赓支持导弹事业的决心之大的确惊人，老帅与将军们都知道，陈赓这是“忍痛割爱”，当年成立哈军工时，这些宝贵人才都是陈赓想方设法“挖”来的，可是不容易啊！现在他慷慨大方地主动支持五院的火箭、导弹事业，让许多人为之而感动。各个部委、科学院都表示尽力支持五院的工作，给五院提供用人方便。会议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聂荣臻最后决定，请范长江组织一个专门小组，为筹建导弹等研究机构商榷和解决抽调各类科技人才的数量和人选。但是一个多月过去了，7月底，钱学森对人员调集抓得不紧很有意见，以至生气地说：“究竟还搞不搞火箭、导弹？！要搞就应很快着手，有多少人就搞多少，不应再拖延。”
聂荣臻将此情况报告给周恩来。周恩来就约钱学森面谈，商定一个可行的计划，由国务会议通过后付诸实施。就这样，到9月18日，聂荣臻给周恩来报告说：除军事工程学院和通信兵部的10余名科技人员已报到外，其余还未落实。可见此事难度之大！
在陈赓的积极支持下，航天专家任新民来到五院，他当时任哈军工炮兵工程系副主任、教授、火箭教研室主任等职，是系里的学术带头人。任新民以当年自己在美国的实验室工作经验作参考，把自己研究固体火箭技术带到哈军工，建成了相关的实验室。由于陈赓的提名，他在1956年8月调到北京，参加筹建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从事导弹、火箭总体技术方案的研究设计工作。他从仿制到自行研制导弹、火箭发动机，到长征系列火箭均做出了重要贡献。还有空气动力学专家庄逢甘、火箭专家梁守槃都在那时来到了国防部五院，就这样五院很快集中起来30多名科技专家和100多名大学生，组成了中国发展导弹事业的第一批骨干力量。1956年10月8日，中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简称国防部五院）正式宣布成立，钱学森任院长。这是中国导弹、航天事业奠基的历史性纪念日。从此，开始了火箭技术的探索与研究。在这些穿军装的科技人员中，只有院长钱学森穿便衣，他仍兼任中国科学院力学所所长。
中共和国家领导人及军队、政府部门负责人对国防部五院的建设和发展非常重视和关心。周恩来专门听取了国防部五院的工作汇报。邓小平、彭真、贺龙、陈毅、薄一波、陈赓、安子文、刘澜涛等领导人，先后视察了正在建设中的国防部五院在北京的一些研究所、试验站和工厂，彭真还会见了在国防部五院帮助工作的苏联专家。聂荣臻更是经常深入到国防部五院的基层单位指导工作。然而抽调专业技术人才还是一个老大难问题。
当时特别缺少高科技人才。已有的老机构人员刚刚成龙配套，正想扩大发展，自然不愿舍己为人。为筹建导弹研究院调集人才的会议由周总理亲自出面，指示聂荣臻召集各有关单位负责人开会商讨解决办法。大家原则上都表示支持导弹事业，但涉及到具体人选和选调数量，有的单位就强调本单位困难吝惜割爱了。陈赓言行一致，态度鲜明地表示：“我们坚决拥护周总理的指示，军事工程学院的人，无论师生员工，随便挑，要谁给谁。”他不仅带头表态，还呼吁各单位要极力支持中共中央发展导弹的战略决策。可是仍有个别单位一直按兵不动。
1957年12月18日中午，陈赓很晚才回到家。
妻子傅涯还埋怨说：“我等你到1点钟还不回来吃饭，你呀，你这样做还没有什么，你还年轻，你把老帅们拖垮了怎么办？”傅涯担心的是老帅们的健康，当时她还没有意识到陈赓会出问题。
这一天下午会议上，陈赓再也忍不住了，在会上就争论起来，他激烈地批评一些部门有严重的本位主义，不顾全大局。也许因为感情冲动比较厉害，陈赓感到非常累。
吃过晚饭后，陈赓就对傅涯说：“今天我什么事也不干了，你陪我去看看戏吧。”
陈赓不抽烟，不喝酒，也不爱玩扑克、棋类，唯一的休闲方式就是去剧场看戏。他也很爱唱歌，工作不是太紧张的时候，喜欢轻声哼唱一些歌曲，有时吹吹口哨。他爱唱《国际歌》，打仗的时候也唱，病中也常哼哼，尤其爱唱其中的“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我们是天下的主人”。他还喜爱看话剧、京剧、晋剧、评剧等，遇到部队文工团请他看话剧，他不仅认真地看，还直率地提出意见，当场就说出来。有个时期部队文工团爱唱《小河淌水》，舞台上新的节目少，老是重复旧的，“炒冷饭”。他一看到就在台下嘟囔：“又是《小河淌水》啊！”有次总政治部请他看戏，前排坐的都是熟人，他嫌部队文工团演的节目缺乏战斗气息，看到舞台上都是出现谈情说爱的场面，就在座位上高声说：“这不是‘三无世界’么？”
陈赓看戏很投入，常常把自己的感情带入到戏中，经常为剧情着急，有时还在台下喊起来。有一次，陈赓和张衍在哈尔滨一起看京剧《破洪洲》，台上演员表演穆桂英生孩子痛苦的表情，台下陈赓就着急地大喊起来“不要紧，不要紧，现在生孩子有无痛分娩法，你快去找医生啊！”
台下观众听到后，把目光转向了陈赓，陈赓这才如梦初醒。
不过，下次看戏他又忘了，他的感情总是随着剧情走，在看京剧《老少换》时，陈赓在台下抱打不平地喊道：“50岁就该倒霉啊！”
那一年，陈赓正好50岁，他还想好好干一番大事业。
不过这次到中南海看戏，陈赓没有碰到让他激动的剧情，也许他太疲劳，话都没有多说。
从中南海看完戏回家后陈赓就休息了，傅涯一点也没有意识到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第二天，陈赓像平时一样，吃完早饭，穿好军服，准备去总参谋部上班。傅涯已上班去了。孩子上学的上学，上班的上班，都走了。
这时，因为有人登门来访，陈赓和客人稍稍谈了一会儿，客人刚走，陈赓突然感到胸闷，整个胸部都在剧烈的疼痛中膨胀，他喘不过气来，一下跌倒在沙发上。满脸冷汗，汗水淌进眼角，像一颗颗泪珠。2岁的小儿子知涯正在地板上玩耍，他爬到爸爸身边。用小手擦擦爸爸的眼睛，拍拍爸爸的脸说：“爸爸别哭，爸爸别哭。”可是爸爸从来没像今天这样不理睬他，吓得小知涯从客厅里跑出来，在厨房里拉住阿姨的衣角说：“爸爸哭了。”阿姨正忙着，以为孩子说着玩的，没理睬。
知涯又跑到前院，站在院子里大声哭喊：“爸爸哭啦！”司机闻讯出来，知涯又跑过去说：“叔叔，爸爸哭了，爸爸真的哭了。”
说着，拉着司机来到客厅，只见陈赓果然倒在沙发上，脸色苍白，满头大汗。
张副官也急忙跑过来，马上给北京医院打急救电话，并告诫大家：“不能搬动！就地抢救！”
不一会儿，司机开车到医院接来了抢救小组。此刻，陈赓已陷入昏迷，手脚冰凉，脉搏跳动微弱，血压也测不到。诊断结果是心肌梗塞。从上午到晚上一直休克，不省人事，抢救一直到深夜。陈赓仍紧闭双眼。直到深夜11点多钟，他终于苏醒过来。可是醒来第一句话就是：“对×××不能让步！”站在他病床旁的陈锡联听到陈赓的情绪仍很激动，就半笑半气地说：“咳！你可醒过来了，你这老命都不保了，还管那么多事！”
陈赓就是这样一个对事业极端认真的人，他能为某个人不支持国防尖端事业的发展而大动肝火，以至引起心肌梗塞，休克十几个小时。现在陈赓被抢救过来，他慢慢地睁开眼睛，看了看守候在他周围的人，微微一笑说：“你们可别哭丧着脸，好像我死了。”陈赓病倒的当天，中央军委和各军兵种有的负责人知道了就赶来看他。彭德怀来了，聂荣臻来了，
粟裕、张爱萍来了，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来了，小小的胡同里一时挤满了汽车。
宋庆龄听到陈赓病倒消息后，致函慰问。她在慰问信中写道：
陈赓同志：
我离京前一天听说你生病，很想去探望你，但据悉医生不让探病，致惊扰病人，因而未果。特致函慰问，并希望你好好休息，早复健康。
此祝
痊好
宋庆龄
1957-12-26
一向以坚强著称的陈赓，终于病倒了。他不得不在北京医院住院三个月。医生鉴于他病情严重，不准他工作，必须全休。如果他能像普通人那样，安静地遵守医嘱，休息一段就好了。但是，陈赓是一个闲不住的人，住院好比老虎关进了笼子里，他心急如火，就像战争年代听不到枪声一样寂寞，像不能指挥打仗一样难受。在和平建设时期，他仍保持着战争年代养成的生活习惯。每天都得把工作排得满满的。现在躺在医院里，他怎不能憋得心慌。好不容易住满三个月，病情有些稳定了，医生准许他回家，但依然不准他会客，要他全休疗养并商请总参派来的护士全日照料。
邓颖超很关心陈赓的身体健康，给他写来一封信：
陈赓同志：
我知道你已能去公园散步，证明健康已恢复一些，很欣慰！送上鲜花一束，供你在养病中欣赏，希笑纳。
我近来健康有进步，请勿念！
祝
你和傅涯同志好
小超
1958年4月2日
陈赓是个不甘病榻寂寞的人，生性好动，从来没有过闲暇时光，病休使他度日如年，医生看他急性子，就劝他，生气着急，就容易心肌梗塞。让他动静交替利于养生，古人说“性静者多寿考”嘛。医生和一些来看他的老同志都劝他要静养，让他读书和练字，磨炼性格，修身养性。为了养病，争取早日康复，陈赓接受了大家的劝告，出院回家后即坚持每天练字看书。
陈赓的旧学根底较厚，文学造诣颇深，记忆力也特别强。中年以后，还能滚瓜烂熟地整篇背诵幼时熟读的经书和诗文。有一次在中原前线的战斗间隙，在伏牛山东麓的一个村镇中，他同太岳军区副司令员孙定国一起，整本地背诵经书。结果，旧学底子也较扎实的孙定国比输了，只好甘拜下风。陈赓很爱读《资治通鉴》。打仗的时候，行军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设法找《县志》看，找老乡谈，亲自去看地形，对记述地方情况和当地人物的材料都很重视。
陈赓一向喜欢读书，他和鲁迅有过交往，喜欢鲁迅的为人，爱看《鲁迅全集》和“二十四史”、古兵法书。有一次，他在家里读《旧唐书》，看见傅涯回来，就递过书去说：“傅涯，你读一读这篇《武则天传》，断断句，解解它的意思。”傅涯一一照办，讲完了，问他如何。陈赓笑着点头说：“可以及格。”
陈赓文笔流畅，书法也有些功夫。后来因为工作忙，再加上他的性子比较急，有时遇到不合理的事容易激动，写毛笔字也就少了。为了早日恢复健康，陈赓根据医生的建议决心控制自己这种不利于严重心脏病的性格，让身体早日康复。
陈赓幼年读私塾，练过毛笔字，书法功底还是有的，什么《九成宫》、《多宝塔》、《玄秘塔》等碑帖他都练过。他在初时练习楷书，写了一段时间，嫌它拘束，改为行楷。一年以后，开始悬肘。用帖喜爱王羲之、苏轼，不喜颜真卿。为了广览百家，他买了《三希堂法帖》，又专门购买了一本明拓《神龙兰亭序》，还收藏了一些如像《圣教序》等名帖。虽然有帖，但他练字时却不完全照帖，有时家人看他写字，讲他所写的字同帖并不一样。他说：“为什么一定同帖一样？可以创造嘛！”有时还要反问别人一句：“各人有各人的风格嘛，为什么要照帖？”在这方面也表现了陈赓的独创性格。
他走到写字台前，开始练大字。他一笔一画临摹王羲之的《怀仁圣教序》，心血来潮，微颤的手臂写了一段辛弃疾的词：
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这几句词正对他的心思。他写完，如释重负，畅快地嘘了口气。又一遍一遍低吟浅唱，竟出现了一种激动的心绪。几十年来，他踏遍了大半个中国进行了数不清的战斗，公开的，隐蔽的，和平的，流血的，他不相信自己九死一生的性命，会断送在这可恶的心脏病上！几十年来，他一直与敌人战斗，与朋友、战友、上级、下级、群众在一起为事业奋斗。可如今身边除了家人，只有医生、护士和秘书。
“爸爸！爸爸！”小女儿知进跑来，跪在凳子上看爸爸练字：“爸，你还练字呀？”
“字不练就写不好。你们学校有写字课吗？”
“有。我最不喜欢写毛笔字。”
“来，我教你。”陈赓又抽出一张白纸，边写边说：“我小时候是从描红模子开始学写字的，先画描，再临仿，你要一步一步学。”
陈赓在纸上写了“毛泽东时代的少年最幸福，努力学，听老师话。知进”几个字交给了女儿。
“唉。”女儿脆声答应。
“等爸爸身体好了，带你到哈尔滨，看看哈军工的叔叔阿姨怎么学习。”
女儿认真地说：“爸，我不跟你去，你不会扎小辫。”
“我给你梳娃娃头。”他说着，爱抚着女儿松软的头发，替女儿挽挽棉衣袖。
陈赓就这一个女儿，知进又聪明活泼，陈赓自然倍加喜爱。也许他想让女儿从小爱军习武，培养个花木兰。有一次，陈赓把女儿带到大连去看军事演习，早晨起床发现女儿的长头发乱七八糟，急得他笨手笨脚不知该怎样把女儿的小辫扎上，随行的秘书是个小年轻，两个大男子汉急得手足无措。陈赓急中生智找来服务员，赶快给女儿扎上小辫，才算领出门去。回到北京，陈赓一进家门把女儿交给傅涯就提出建议：“快让人给女儿剪个娃娃头吧！”结果从此女儿从小到大头发再也没有长过肩去。
陈赓经过医生治疗和他自己坚持静养锻炼，心脏病算是稳定了，未再发展。
陈赓不想在家休息了，他开始找医生，要求准许他上班工作，态度极其恳切地说：“我的病已好了，让我出去上班吧，工作对我来说就是享受，老让我这样休养，我的病会更加重的。”经全面检查，医生认为陈赓的病情比以前稍好一点，于是就报告中央军委，批准他每天上半天班，再观察一段病情看看。
陈赓一听医生松口，高兴地回答医生：“太好了，只要允许我上班，我一定遵守医嘱。”
话虽是这么说，可陈赓一旦工作起来，医生的话就仅供参考了。他是一个工作狂，不管自己大病初愈，工作起来没有节制。那年头，真是忙啊！搞尖端武器的研制，问题太多，担子太重，往往一件事还没有做完，另一些事又等着他去处理了。
聂荣臻深知此情，他说：“国防科委的任务，从一定意义上讲，比国家科委的任务还繁重，问题比较多。”聂荣臻很担心陈赓身体，他和陈赓谈了，让万毅过来办公，减轻陈赓的负担。聂荣臻还告诉国防科委的人：“陈赓的身体不好，应该给予照顾。”
可陈赓对工作满腔热情，见重担子就挑，见困难就上，干起工作来，就把自己的病放在了脑后。1959年3月，陈赓仅参加国防科研方面的会就有5次之多。其中，3月12日至14日，每天一个会，内容也很费研究，有关派往苏联留学生的计划问题；有关苏联援助中国海军装备技术协定问题；还有五院研制导弹的有关问题。一个接一个的会，许多问题都让他来拍板定案，这对一个心脏病患者来说，负担的确是太重了。开完会，3月26日他又乘火车去上海，出席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会议结束后，4月12日，陈赓陪同聂荣臻到达南京，在南京视察了雷达厂和天文台，又视察了南京军事学院。4月15日，才回到北京，前后共20天。就是一个健康人，这样一连串的活动也够紧张劳累了。
5月3日，聂荣臻奉周恩来和刘少奇的指示，召集罗瑞卿、刘晓、黄克诚、陈赓、赵尔陆、宋任穷、张劲夫、韩光、李强、罗舜初、王诤、万毅、安东等座谈加强尖端科学技术、特别是接受苏联援助的国防尖端技术的保密问题。
5月9日，陈赓就国防部五院的建设与发展，给黄克诚总参谋长写了一份报告，全文如下：
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组建以来，由于缺乏经验，该院各级机构的编制，一直没有固定下来，现经过两年的摸索，并参照苏联专家所提的研究部门的组编意见，经五院党委反复研究，拟出了该院的编制方案。我们研究后认为：
一、可原则批准该院所提的编制方案，将来如有不合适之处，视情况再作调整。
二、编制中生产人员（技术干部、工人）和非生产人员（行政干部、政治干部、公勤人员）的比例虽为4∶1，但仍需本着行政机构要尽量小、行政人员少而精的原则，进行具体安排，切实注意干部质量并合理配备。
三、行政机构的人员，应随着科学研究机构的发展而逐步充实。
四、目前对于器材、保卫保密和总院技术部门应予以适当加强。
五、保卫保密工作是一个统一体，为加强这一工作，该院各级保密检查处应合并到各级保卫部。
六、分院的技术部要精干，具体研究设计工作由专业设计部负责。
七、科学情报研究所下设的处，统改称室，不设政治处，而改称协理员办公室。
以上意见当否，请批示。
致
敬礼
陈赓
1959年5月9日
黄克诚看到这份报告考虑得周到细致，5月12日，他即批示：“同意陈赓同志的意见。”
钱学森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对于我的工作，陈赓同志总是大力支持。当我感到当五院院长，行政事务太多，请求免去我的院长职务时，陈赓同志深表理解。他甚至向聂老总表示，愿意降格到五院来工作，以解脱我的行政事务。对此，我是非常感谢的。当然，后来组织上考虑到他身体不好，没让他来。但陈赓同志这种一心为党的事业，不计较个人级别待遇的品德对我的教育至深。”
陈赓在工作中虚心听取科技人员的意见，尊重和信任科学家，善于和他们共事，在导弹、原子弹事业的初创时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59年6月4日，陈赓的心脏再也经不住劳累了，第二次心肌梗塞发作，入北京医院住院治疗。经过一个多月的医治，病情好转。7月21日，经医生同意，陈赓出院在家休养。
病成这样，陈赓也不能静下心来养病，他还是心系着中国的国防尖端事业的发展。他不相信他的心脏病很严重，他总是不在乎地说：“过去枪林弹雨都没把我打死，这点小病又能怎么样。”可是，他的胸口常常疼痛，每逢胸口痛的时候，他就一面工作，一面不停地用手摸着胸部，日子长了，衬衣都被他摸破一大片。
从1959年春夏开始，苏联方面对执行《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的态度有了变化。这年6月2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借口当时苏联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正在日内瓦谈判关于禁止核武器试验的协议，怕西方国家获悉他们正在新技术方面援助中国，“有可能严重地破坏社会主义国家为争取和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所作的努力”。因此，信中提出，中断若干重要援助项目，两年以后看形势发展再说。其中特别提到不再提供原子弹教学模型和技术资料。从这时起，对部分项目苏联单方面终止执行《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许多答应给的技术资料和样品都拖延不给。一些专家顾问的态度，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他们采取措施，对中国技术人员接触苏联技术资料严加限制，给中方科技人员的研究工作带来极大不便。
在病中的陈赓面对国防科学技术发展的问题，心情非常焦急。同年12月29日，他抱病给军委聂荣臻写了一封长信，详细谈了自己的看法，摘要如下：
目前全国技术力量没有很好地组织起来，科学院在搞探空火箭和人造卫星，一机部四局、第四设计院、北航等单位也在设计导弹，再加上超音速歼击机的试制，等等任务，都压在工业部门身上，这就使尖端技术和工业水平的矛盾更加紧张起来。究竟以哪一项为重点，必须排队。因此，目前迫切的问题是把遍地开花以后形成的局面，组织起来，扭成一股劲。否则，将对发展科学不利。
学习与独创的问题，五院党委的提法是正确的。目前要根据六中全会的精神，整顿作风，防止和反对浮夸。对待科学，必须实事求是，无论学习和独创，均应如此。浮夸本身就不是科学的态度，遇到困难，必倒向另一面：泄气、自馁。现在是，提倡实事求是，既反对浮夸，也要防止自馁。
对于协调全国技术力量问题，现已十分迫切。我同意五院的看法。各项尖端任务，应根据需要和可能，分别轻重缓急。不能齐头并进，失去重点。这件事应作为国防科委的一项重要任务，建议聂总回京后，召集有关方面解决。
此信深得聂荣臻的赞许。
1960年，当中国仿制P-2导弹的工作进入最后阶段时，赫鲁晓夫下令撤走全部苏联专家。8月12日，在国防部五院工作的苏联专家全部撤退回国。由于苏联突然断绝援助，给中国的导弹仿制工作造成了一定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聂荣臻指示国防部五院：一定要争口气，依靠我们自己的专家，自力更生，立足国内。仿制P-2导弹决不能动摇，无论如何要搞出来。
8月23日，在核工业系统工作的200余名苏联专家全部撤走，并且带走了重要的图纸资料。一些苏联专家对此也表示不满，说他们的政府不守信用。赫鲁晓夫集团背信弃义，毁约停止援助以后，国际上认为这是对中国核工业的毁灭性打击。赫鲁晓夫本人也扬言：没有苏联的帮助，中国再过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陈赓对苏联的毁约非常气愤，在莫斯科签订国防新技术协定时，他们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关键时刻就露出了无赖的嘴脸。“求人莫若求己”，陈赓表示下决心豁出命来也要把导弹、原子弹搞上去。他认为这几年中国国防工业一边接受苏联的援助，一边贯彻执行中共中央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培养出一批自己的科技人员，还有从国外学成归来的科学家，他就不信中国人自己搞不出来。
此时，陈赓心脏病已非常严重了，可他对工作仍念念不忘。聂荣臻和其他老帅们询问陈赓的病情，他们多次交代让陈赓多休息，保重身体。可陈赓就是不能安心养病，他是一门心思要把国防科技工作搞上去，开足马力工作。在有他参与的国防科技的日程表上有如下记载：
1960年4月12日，他同贺龙、聂荣臻一起视察国防部五院211厂。
6月19日，陈赓在视察大众机械厂时为他们题词：“帝国主义本性不可能改变，我们要随时提高警惕，为此必须努力攻克尖端，大众机械厂更应努力前进，丝毫不能满足现状。”
6月23日，参加聂荣臻召集的会议，商谈国防工业体制调整和对待苏联援助的方针等问题。
6月29日，聂荣臻约罗瑞卿、陈赓、杨成武、萧华、张爱萍、宋任穷、安东等座谈国防工业体制问题。
10月11日，陈赓同聂荣臻、罗瑞卿、刘亚楼、张爱萍、安东等一起听取宋任穷、刘杰关于二机部工作安排的汇报。
10月17日，沈阳航空发动机厂试制的国产首批1059型地地导弹液体发动机，在北京南苑导弹总装厂装弹，进行地面试车。
这次导弹发动机地面试车与导弹的仿制成功关系重大。陈赓知道后非要到现场参加不可。
这天一早，傅涯同时接到两个电话，一个是中央军委办公厅的，一个是中央保健部门的，都是不叫陈赓到试车现场去，要傅涯一定劝阻他。
傅涯把这两个电话都告诉了陈赓，劝他千万别去。傅涯说：“医生们的意见是，郊区路途远，怕你犯病，建议你最好不要去。”可陈赓不听劝告，把军装一穿，叫上司机，还是坚持去了。傅涯又给那个单位打电话，请他们注意一下陈赓的身体，准备好急救药品。
试车现场，耸立着20多米高的火箭。聂荣臻、陈赓、张爱萍等人仰着头，仔仔细细地上下端详着这个庞大的家伙。
聂荣臻对火箭专家任新民说：“新民同志，你们这次任务完成很好，连我都不知道。这么大的家伙，什么时候运到北京的？”
陈赓笑道：“哎，聂帅，这枚火箭不能叫‘家伙’它有个代号叫1059。”
王诤说：“巧合，神奇的巧合！”
人们好奇地望着他。
陈赓问：“你说什么巧合？”
王诤答：“长征路上，我编的密码，‘1059’是个‘鹰’字。”
张爱萍兴奋地说：“好哇！火箭、导弹要发射，就像鲲鹏展翅，直冲云霄！”
聂荣臻对众人说：“咱们紧急动员起来，为‘1059’早日上天而奋斗！”
这天，国产首批1059型地地导弹的液体发动机，通过了90秒钟的地面试车，性能、数据完全符合技术条件的要求。
陈赓满面笑容地回到家，一进门他就大声说：“傅涯，你汇报吧，就说我活着回来了。”
提心吊胆的傅涯见他安全归来，喜不自胜，高兴地说：“没出事就好，没出事就好啊。”
再仔细一瞧陈赓的脸，气色不好，一脸疲惫。
傅涯递给他一杯茶说：“还是别逞能了，看你，脸色苍白，累了吧，快休息吧。”
陈赓不相信自己的心脏病很严重，他依然为中国的导弹、原子弹事业奋力拼搏，呕心沥血做工作。
就在这一年，苏联全面撕毁了同中国的协议。苏联这一背信弃义的行动，发生在中国经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时期。在这样的时刻，中国的国防科技究竟怎样才能发展？它要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这些问题时刻萦绕在陈赓的脑海中。医生让他休息，可他满脑袋都是国家大事，却常常忘了自己身患重病，不能劳累过度。
当苏联撤走全部技术专家的消息传到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时，毛泽东以他特有的气魄说：“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①
这时候陈赓的心脏病已经很严重了，他仍在关注着中国导弹、原子弹的研制。作为聂荣臻出色的得力助手，他是中国“两弹”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为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呕心沥血，忘我工作，努力开创科技强军，科教强军的新局面。他在抱病思考和领会毛泽东的意图，采取有力措施，加强研制步伐。赫鲁晓夫背信弃义的行为，从反面激发了中国科技人员和工人的爱国热情和坚强意志，更加促进了中国自力更生，自行研制“两弹”的历史性转折。
（当代中国出版社授权发布，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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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石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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