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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第四节  “兵民是胜利之本”

2007年07月24日09:37   来源:zzzz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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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反侵略战争,只能是人民战争。民兵在人民战争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它既是正规军的补充源泉,又是正规军的得力助手。在平时生产建设、抢险救灾、维护社会治安等方面,它是一支组织起来的突击力量。”②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对民兵的地位和作用作了这样的论述,这是他军事思想中的重要方面,也是他长期主持民兵工作的经验总结。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军事委员会确立了野战军、地方武装和民兵三结合的国防体制。1958年,毛泽东针对美帝国主义在台湾海峡制造紧张局势和台湾国民党当局“反攻大陆”的叫嚣,向全党、全国发出了“大办民兵师”的号召,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民兵问题的决定》,作出了“全民皆兵”的重要决策。1959年11月,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民兵工作组,罗荣桓任组长,张爱萍、甘泗淇任副组长,以加强对民兵工作的领导。1960年4月,在北京召开规模盛大的全国民兵代表会议,到会代表6000余人。1961年7月,军委又决定将民兵工作组扩大为军委人民武装委员会,罗荣桓任主任,张爱萍、甘泗淇、傅秋涛任副主任。

  在“大办民兵师”方针的指导下,中国的民兵建设蓬勃发展。到60年代初,全国民兵发展到1.6328亿人,武装基干民兵达456万余人。工厂、农村、大专院校普遍建立了民兵组织,民兵工作逐步走向制度化、普遍化、经常化。民兵,已成为一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的强大后备力量。

  但是,“大办民兵师”、“全民皆兵”在当时也不能不受“大跃进”的影响,许多地区一哄而起,采取了高速度、高指标、强迫命令的办法,民兵数量水分很大,工作并不踏实。所以从1959年末开始,中央军委采取了一系列纠正偏差的措施。

  1962年,毛泽东到中南地区视察时指示:民兵工作要做到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民兵武器要修理好。天上掉下来的,地下冒出来的,怎样对付,要有些办法。民兵组织一定要搞好,班、排、连、营编组好,要有强的干部;民兵在政治上一定要可靠,特别是基干民兵,要搞些训练。一有情况,能吆喝拢来。

  为贯彻落实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先后召开了沿海七省民兵工作会议、少数民族民兵工作会议、城市民兵工作会议。正当全军深入贯彻“三落实”指示时,1963年12月,罗荣桓元帅因病逝世。中央决定由徐向前主管民兵工作。1964年8月,正式任命徐向前为军委人民武装委员会主任。

  1964年,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已经全面铺开。中共中央要求,把整顿民兵组织,作为这一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认真解决民兵组织不纯的问题。毛泽东多次发表讲话,强调指出:地方党委要搞军事,不可只管文不管武,只管钱不管枪;搞“四清”要把民兵搞好。刘少奇主席也指出:要通过社会主义教育整顿民兵。因此,徐向前主管民兵工作后,即要求各省军区、军分区抽调足够数量的干部,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搞好民兵“三落实”工作。为结合运动切实贯彻“三落实”的要求,1964年10月,总政治部召开了全军民兵政治工作会议。次年5月,徐向前在军委作战会议上,作了关于民兵工作的发言。7月,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又召开了全国民兵工作会议。各大军区、省军区、军分区、县人民武装部,以及各地方党委和人民武装委员会都做了大量的民兵工作。

  深沉地思考,不断地调查研究,徐向前敏锐地发现,一些地方,特别是农村,在贯彻“大办民兵师”的口号下,出现了一些脱离实际的做法。农村以村为单位,基本上是“村自为战”,不可能经常把各村的民兵组织在一起;但是,有的地方“大办民兵师”搞成了县长兼民兵师师长、县委书记兼民兵师政委;民兵组织实际上搞成了一些空架子。徐向前深思熟虑,明确提出“民兵工作应当以班、排、连为基础”,“民兵主要还是搞基层”。这个思想,与当时耳濡目染、习以为常的要“大办民兵师”显然有别。这在当时政治斗争已经相当复杂的情势下,如果缺少敢于坚持真理的勇气,或者稍微抱有一点个人得失的考虑,那是难以做到的。

  关于“大办民兵师”的问题,徐向前和主管民兵工作的副总长彭绍辉等有过详细谈话。他说:“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毛主席说要‘大办民兵师’是个口号,并不是把‘师’都搞起来。县长当师长、书记当政委,靠两个人抓什么东西?师长政委解决什么问题?主要靠省军区、军分区,由他们来储备干部。民兵能搞到营,能把整营整营拉出来,也就不错了。空架子,抓不到。真正有事,能以连为单位拿出来就很好。民兵很分散,他们的活动,主要在基层,在班、排、连。以师为单位的活动很困难。正规军也不能成师在一块活动。平时不能搞那么多师团架子,战时也不需要搞两三千个师。苏德战争时,苏联只有300个师,只要不断补充就行了。民兵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搞好生产,不能妨碍生产,要促进生产,把它搞大了,反而妨碍生产。”彭绍辉和总参谋部几位分管民兵工作的干部听了徐帅的谈话,认为问题重要,讲得合情合理,应该向军委正式反映意见。

  1964年10月24日,徐向前正式向军委作了报告。军委常委会议通过决议:“同意徐向前同志意见,民兵工作现在还是抓基层为主。”

  1964年,山东省民兵大比武,显示了民兵训练的优异成绩和民兵的强大威力。但在这之后,大比武之风有向全国蔓延的趋势。各省、各军区都积极筹备举行规模庞大的比武活动。12月30日,总参动员部领导人在广州向徐帅汇报工作时,谈到了1965年的比武安排。徐帅说:“明年各大军区、各省都要比武好不好?基础没有打好就盖大楼,行不行?”“我的意见是反对,现在不能搞比武,过两三年后再搞。究竟大军区搞不搞比武,值得研究。”总参谋长罗瑞卿认为徐帅的意见好,表示完全同意,批示说:“民兵比武,明年不搞,以后也不要搞。”

  徐向前坚信“兵民是胜利之本”,坚信民兵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的伟大作用,坚信搞好民兵建设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必不可缺的。在他的关怀下,民兵工作健康地发展。工作的缺点和失误得到纠正,好的经验得到推广,一些全国驰名的老典型有了新的发展。如被华北局和北京军区授予“红旗民兵营”称号的河北无极县郭庄民兵营;被中南局和武汉军区授予“英雄民兵营”称号的河南济源县留庄民兵营;被中南局和广州军区授予“港口英雄民兵连”称号的广东惠阳县港口区基干民兵连;被华东局和南京军区授予“红旗民兵团”称号的江苏海安县角斜民兵团,连续几年被评为民兵工作“三落实”先进单位。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思想作风好、组织队伍纯、军事技术精。在老典型的带动下,各地掀起了比、学、赶、帮的热潮,涌现了一大批先进单位。如江苏南通地区开展“学角斜,赶角斜”的活动,使全分区26个公社112个大队民兵组织的落实情况,基本上达到先进单位的水平。据不完全统计,经过整顿,民兵组织落实或基本落实的达到百分之八十到百分之九十。

  1965年5月,军委召开作战会议。徐向前作了关于民兵工作的专题发言。7月,又在民兵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系统地阐述了民兵工作的重要原则。

  他强调巩固民兵工作“三落实”的成果,保证持续稳定的发展。他说:“整个四清运动是个历史阶段,不管它分几批,我们军队都要坚决地派人参加,要以主要的精力去抓民兵工作,并且始终如一,坚持到底。”“我们好多工作,一下轰动起来很容易,但是过了一个时期气就慢慢地下去了,像皮球一样,放久了它就慢慢地软下来了。这是不合乎战备要求的,所以搞起来以后,还要研究怎样巩固它,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他对大军区领导说:“希望你们的两只手,一只手狠狠地抓正规部队,一只手狠狠地抓民兵;两只眼睛,一个眼睛看正规部队,一个眼睛看民兵。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只有这样,打起仗来,一声号令就有了部队。

  他对有些单位民兵工作脱离生产的倾向提出了严肃的批评。他说:“青岛有个工厂,那里的民兵,有的一年用一百好几十天,甚至三分之二的时间,去搞民兵活动,不参加生产。他们原来是‘三好工人’,‘五好工人’,‘红旗标兵’,成分也好,思想意识也好,所以就挑他当民兵。可是,从搞民兵以后,把生产忘记了。结果怎么样呢?到评先进人物时,他原是先进人物,却评不上,群众不拥护,反对。评奖励,群众也反对。他们没有参加生产,怎么能发什么奖呢?”“民兵主要是把生产搞好,要把这个摆在第一条。我们做民兵工作的同志,永远不要忘记这一条。”“民兵训练主要是小型的、分散的,要利用农闲的时间,或者假期。”“大型的训练尽可能少搞,不要常搞。”他引用总参动员部长傅秋涛蹲点的江苏新安镇的例子,说明民兵工作要带动生产的发展:“新安镇三千多户,原来很落后。四清以前,那个地方种地瓜,农民的收入,每人一年平均只有七块钱,粮食有时不够吃,三四年来靠国家补贴。那里的民兵也很复杂,搞不起来。这次去搞好了,主要把民兵组织起来了。抓起民兵来就带动了生产,搞了几千亩稻田,生产面貌大大地改变了,群众也大大进步了。”

  他要求省军区、军分区、武装部给地方党委当好参谋。经常注意蹲点,搜集材料,研究问题,提出建议;他要求总政治部为省军区、军分区配备一些身强力壮的干部;鼓励民兵利用假日搞点义务劳动,建点简易仓库,把民兵武器保管好;要求各地办好报纸、刊物和广播,搞好民兵的宣传工作。

  1965年11月,徐向前率领工作组到浙江;12月,又到广东等地视察民兵工作。在视察和调查研究中,他亲自了解杭州工厂的民兵工作情况,解剖了三个“麻雀”:一个是“四清”以前和以后一直搞得比较好的闸口发电厂;一个是“四清”前只是纸上编兵,“四清”后民兵的组织和政治比较落实的海潮橡胶厂;一个是“四清”前民兵工作有名无实,“四清”后草率地动员、简单编组了事,需要补课的轴承厂。在广东,着重了解了花县的民兵工作。他在接见浙江省地市县武委会主任会议部分代表时发表了讲话。他首先讲了国际形势,谈到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方针。他强调:我们就是要做到“寓兵于民”、“藏粮于民”。

  1966年3月,广州军区召开省军区系统四级干部会议,检查贯彻毛主席关于民兵工作“三落实”指示的情况,总结交流经验教训。徐向前到会作了指示。他指出,1964年毛主席提出民兵工作“三落实”以后,各级党委既抓文又抓武,民兵工作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起了质的变化。经验证明,要搞好民兵工作“三落实”,就要依靠党,依靠群众,抓基层、刻样板,点面结合,以点带面,这是最高明的领导。这个讲话,正是几年来抓民兵工作“三落实”的经验总结。

  正当民兵工作克服一哄而起带来的弊端,稳步向前发展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十年动乱中,民兵建设受到了严重的摧残,陷入混乱、瘫痪状态,有的甚至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民兵工作才又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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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张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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