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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1)

2009年01月06日12:58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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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1年5月1日清晨,太阳像往常一样升起,但早起经过天安门的人们还是发现了这里的变化。

  从这一天起,天安门广场启用新的升国旗仪式。平日由 36 名国旗护卫队员升国旗,通过音响系统同步播放国歌录音。重大节日则由武警军乐队在行进中演奏《歌唱祖国》,在升旗时演奏国歌。

  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于前一年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天安门广场的国旗基座也刚刚修葺一新。五星红旗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越发庄严和神圣。

  也就是从这时候起,每天清晨,当东方刚刚显露曙光,成千上万的人就已汇聚到了这里。他们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为的是亲眼目睹五星红旗在武警战士护卫下,在国歌声中,冉冉升起、高高飘扬。这动人的一幕成为天安门广场独特的风景。

  1991年1月17日,海湾战争爆发。面对冷战结束后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中国政府从容应对各种考验。

  1991年1月17日凌晨,以美国为首的海湾多国部队向伊拉克发动了代号为“沙漠风暴”的大规模空袭,海湾战争爆发。伊拉克的军事指挥和控制系统、军事设施即被摧毁,数十万军队全线溃败,伤亡达10万人。

  海湾战争中美军对伊拉克军队作战时的损失令战前的很多人都意想不到。战前美军自己曾考虑,打垮伊拉克几十万军队要准备5000具装尸袋。中国国内也有人预测,美军至少要付出1万人死亡的代价,但是美军仅以一百多人死亡的代价,打垮了伊拉克几十万军队。这个残酷的事实证明,在现代技术条件下,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战争,很大程度上是科技的较量。

  海湾战争是在冷战结束之后发起的第一场局部战争,对整个世界战略格局及世界的军人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海湾战争之后,世界各国军队对现代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开始进行反思和研究。中国也不例外。

  海湾战争让人们清楚地看到,在现代技术尤其是高技术条件下,如果军队不提升装备的科技含量,一旦战争发生,就会陷于被动挨打的地位。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说,海湾战争使我们进一步看到了科学技术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他在军队召开的关于海湾战争的几次座谈会上要求研究海湾战争的启示,强调人民解放军在武器装备上要有“杀手锏”。

  军队根据军委主席的指示,对新时期新的战争特点广泛开展各种研讨。大家集思广益,研究冷战结束后中国面临的新的安全环境、新的任务,面对新的战争条件有什么新的对策。

  海湾战争后,苏联的政局出现激烈动荡。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和苏联总统职务,苏联共产党解散,苏联宣布解体。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分割成15个拥有独立主权的新国家。缀有锤子和镰刀的苏联国旗在夜色中从克里姆林宫匆忙降下的那个历史画面永远地成为一种记忆。

  苏联的消失在国内泛起不小的波澜。多少人深感痛惜,多少人难以接受。毕竟那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老大哥,它的存在曾经具有标志性的意义,我们与它有过千丝万缕的关系,受过它太多的影响。

  有人说:“苏联解体对我来讲,是20世纪最令人不可信而又恰恰发生了的事情。苏联,它的小说、电影,共产主义的成就,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加加林,中苏论战,克里姆林宫的红星,整整伴随了我的一生。”

  还有人说:“那时候心里的感受就是‘怅然若失’,觉得一切太突然,太不可思议。想得最多的就是十月革命的成果就这么被葬送了,革命先烈的血就这么白流了。”

  多年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说:“大家都不希望前苏联解体,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一切都已经画上了句号,它已经没有回头的余地了。”

  苏联解体后,世界两极格局消失了。这种变化对中国来说,周边的安全问题,特别是台海问题就变得突出了。

  为迎接世界军事发展的挑战,维护国家安全,海湾战争和苏联解体之后,江泽民开始着手主持制定中国军队建设和准备未来作战的新的指导方针。仅用了一年多时间,新的军事战略方针形成了。

  1993年1月,江泽民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明确提出了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

  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就是把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这个方针是对人民解放军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重大发展,也是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

  这个方针具有三个新的特征:第一,它是由准备应付一般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变成准备应付现代条件特别是应付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第二个特点,它着眼于遏制战争的爆发。第三个特点,就是继续坚持传统的人民战争思想,当然强调人民战争的科技含量也要提高。

  在社会主义出现曲折,世界格局急剧变化的当口,中国的社会主义面临严峻的挑战。为苏联解体唏嘘不已的人们转而为中国的前途命运担忧。改革开放会不会使中国社会滑向资本主义?

  西方一些人希望中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对此,中国领导人顶住逆流,在各种场合,用坚定的声音作出回应。

  1991年8月20日,苏联出现剧烈动荡的第二天,邓小平专门同江泽民、杨尚昆、李鹏、钱其琛谈话。他说:“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再一次表明了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决心。

  10月5日,邓小平在沈阳对秘密来访的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说:“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不垮,世界的社会主义事业就垮不了。东欧、苏联的事件从反面教育了我们,坏事变成了好事。”

  10月29日,江泽民在中南海接受美国《华盛顿时报》资深记者博奇格雷夫采访时说:我们所走的这条道路是完全正确的,它是唯一使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道路。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有人说,1991年注定是不平静的一年。一场严重水灾也来考验中国。5月到7月间,历史罕见的洪水席卷18个省市自治区。受灾人口2亿人,受灾农田5亿亩,其中5000万亩绝收。

  灾情最为严重的是中国最为富庶的江淮地区。从卫星图上看,华东一片汪洋。西方又有人放言,中国完了。

  顽强的中华儿女万众一心,抗洪救灾。江泽民等中央领导频繁出现在灾区,人民子弟兵以血肉之躯铸成钢铁长城,全国人民的物质支援源源不断地涌向灾区。这一年,中国的农业不但没有减产,还获得了大丰收。邓小平说:“救灾这件事教育了人民,还是社会主义好,还是共产党的领导好。”

  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的时候,中国坚定地走自己的路,做自己的事。受命于危难之际的新一代中央领导人,勇敢应对一个又一个无法预料的难题和考验,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1991年7月1日,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讲话,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要求。

  1991年4月,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批准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纲要》。《纲要》宣布:从1980年到1990年,我国提前实现了第一步战略目标。国民生产总值由4470亿元增加到17400亿元,绝大多数地区解决了温饱问题,开始向小康过渡,少数地区已经实现了小康。

  从1979年邓小平提出“小康”,仅用了11年的时间,这个遥远而陌生的概念就开始变身为中国百姓的生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变化令人吃惊,改革开放前老百姓餐桌上有碗肥肉叫“打牙祭”,到了90年代,从商场到菜市场,吃穿用应有尽有。以前闻所未闻的高档蔬菜竟取代了白菜、萝卜、土豆“老三样”。

  《人民日报》编发的一篇报道说,过去千百年来一直困扰中华民族的“饿肚子”问题,到1990年底,终于获得基本解决,温饱线以下的贫困人口已降到占全国人口总数的3%以下;东部沿海各省和大中城市郊区约占农村总人口1/3以上的农民,在实现温饱以后,开始向着“穿讲艳,吃讲鲜,家用电器不稀罕”的小康目标前进了。

  经过了两年多的治理整顿,整个国家经济这个时候也已趋于平稳,开始走出低谷。

  中国领导人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社会主义要站住脚,靠的是经济实力,必须把经济搞上去。对于世界社会主义处于低潮的现实,江泽民冷静地分析说,我们要承认世界社会主义处在低潮,但我们要顶住,要把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好。11亿多人口、五千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对稳住社会主义阵脚的作用很大。我们把社会主义建设搞好了,对世界社会主义是一个贡献。

  中国共产党人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地推进改革开放。 国营大中型企业是改革的重头戏。为了推进国企改革,年初,江泽民总书记冒着严寒,深入延边、吉林、通化、长春等地,考察了丰满水电厂、吉林化学工业公司、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等大中型骨干企业,同部分企业负责人就搞活大中型企业进行座谈。

  7月,他又顶着酷暑,到天津的工厂车间、建设工地、农家村舍、港口码头、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海河防汛第一线,广泛接触基层干部群众,开展调查研究,并与一些企业的负责人进行座谈。他强调,搞活大中型企业,关键在于深化改革。

  7月1日,在建党7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全面阐述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要求。他强调加强这三方面的建设,根本目的是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他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必须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只有通过改革,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才能更加充分地发挥出来。”“在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并为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打下坚实基础的过程中,我们面临大量新问题,都需要用改革的精神来解决。”在这次会上,他特别提到国营企业的改革是建立富有生机的国营企业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增强国营大中型企业的活力。

  9月23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专门研究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的问题。会上决定采取12条措施,为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这12条措施是:(一)增加企业进行技术改造的投入;(二)逐步缩小对国营大中型企业的指令性计划;(三)适当提高企业折旧;(四)增加新产品开发基金;(五)继续补充企业流动资金;(六)对利率再做些适度调整;(七)抓紧落实给予部分企业外贸自主权;(八)继续对国营大中型骨干企业实行“双保”;(九)抓紧清理“三角债”;(十)进一步做好组建大型企业集团的试点工作;(十一)坚决治理“三乱”;(十二)降低国营工业企业的所得税率。

  27日,江泽民在闭幕会上讲话,他强调,要把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作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件大事摆到突出的位置,集中精力抓下去。

  经济学家张卓元说:“我认为1991年抓国有大中型企业,这是对的,重点要帮国有大中型企业,所以十几条措施,包括改善外部条件,都是针对国有大中型企业的。”

  东欧剧变让中国的改革者们对社会主义事业、对改革开放有了更加强烈的紧迫感。

  当苏联和东欧出现动荡的时候,重庆市常务副市长张文彬恰好随一个市长代表团到柏林、莫斯科考察。所见所闻让代表团的每一个人都深受触动,对社会主义事业、对改革开放有了更加强烈的紧迫感。

  张文彬回国后不久,率市政府经济考察团一行14人,到沿海10个城市考察取经。

  此时,在重庆歌乐山下有一个濒临倒闭的青木关镇供销社,已悄悄搞起了改革。

  早在1990年初的时候,青木关镇供销社的几个头头凑在一块开会,掐指一算:全社330名员工,固定资产230万元,流动资金110万元,这么大的摊子,1989年累死累活干下来,仅赚了3400元。

  青木社咬牙熬到6月,一算账,全社竟亏损342万元。对于一家山区供销社来说,这个数字足以令人心寒。而同一块蓝天下的个体户们,脸上却泛着红光。为啥国营不如集体、集体不如个体?青木社的头头们一咬牙一跺脚,悄悄地搞起了进货渠道、价格、分配的“三放开”。他们从渝中区新华路、成都荷花池等批发市场进百货,包括书包、衣物、布料、日用品、副食品等。由于服务态度好了、价格又低,被个体商户吸引走的顾客重新回到了他们的柜台前。青木关镇供销社很快扭亏为盈。

  张文彬率考察团回到重庆后,借鉴沿海的经验,也吸纳青木关镇供销社的做法,研究出了改革方案,报到市委市政府。1991年1月14日,重庆市政府作出决定:在商业系统实行 “四放开”改革。所谓“四放开”就是:一、经营放开:调整经营结构,扩大经营范围,改进经营方式。目的是搞活经营,扩大销售。二、价格放开:明码标价,灵活作价,注重市场变化。目的是活价促销;三、用工放开:不端“铁饭碗”,实行全员合同制、干部聘任制、职工内部待业制。目的是奖勤罚懒。四、分配放开:不吃“大锅饭”,坚持“三兼顾”。目的是克服平均主义。 “四放开”的核心是调整改革国营集体商业体制,增强企业活力。

  “四放开”首先在全市11家企业进行试点,试点企业很快发生了转变。凡是实验的企业,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大大提高,销售、利润、员工的收入大大增加,比没有实验的企业起码要高出20%以上。

  一石激起千层浪。重庆的商业改革很快在全国引起轰动。不到一年时间,全国各地300多批近4000人先后来取经。

  1991年11月1日,国务院在重庆召开全国搞好国营商业座谈会,推广“四放开”经验,赞扬重庆在国际风云变幻、国内市场不景气的环境下,搞“四放开”了不起,对全国是一个贡献!立了一个大功!

  在今天看来,重庆“四放开”的改革并不尽善尽美,然而它在当时的环境下,创造了一个小气候,放了一个小太阳!重庆商业系统的一大批干部思想得到了解放,素质得到提升,为应对市场挑战做好了组织准备,重庆商社等国有商业也越做越强。

  1991年的时候,手握形似砖头的“大哥大”,是那些做生意的老板的一种时尚。而这一年让普通老百姓们感兴趣的是,汉字显示BP机问世了。比起数字BP机,汉显BP机可以用生动丰富的汉字传递信息,它进一步方便了人们的联络,也受到了那些出门在外的人的格外钟爱。

    我不想说,我很亲切,我不想说,我很纯洁,可是我不能拒绝心中的感觉……

    这是1991年播出的一部电视剧《外来妹》的片头曲,它随着这部电视剧的走红而广为传唱,以至于后来人们一听到这熟悉的旋律,就会联想到“打工妹”这个词。《外来妹》是一部最早反映广东地区外来打工者生活的电视剧。剧中主人公打工中的酸甜苦辣,深深打动了无数观众的心、特别是那些同路人的心;外来妹的执著追求和命运转折更是激励了无数勇敢的心。“外来妹”从此也就成为一些地区对打工女孩子的一个专门称谓。这个时候,在改革开放大潮冲击下,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家乡,在外打工、做生意,寻找新的人生梦想。

  温州青年王均瑶这个时候正在湖南做着五金和印刷的生意。生意做得不错,但来往于温州和长沙1200多公里的旅途令他苦不堪言。

    当时温州到长沙还没有通飞机。这个饱尝舟车之苦的聪明小伙子从中看到了商机,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温州有那么多人在外做生意或者打工,我们来承包飞机行不行?”

    带着这个想法,他找到了湖南省民航局。后来他不断在湖南民航局、浙江民航局、温州机场等部门和单位之间穿梭。

  经过大半年的奔波,年仅25岁的王均瑶真的包下了从长沙到温州的民航班机。1991年7月28日,一架“安24”型民航客机从长沙黄花机场起飞,平稳降落在温州机场。乘坐这班飞机的大多是王均瑶的朋友,他们走下舷梯同他握手,表示祝贺。

  王均瑶成为中国私人包租飞机第一人,开了中国民航史上私人包机的先河。王均瑶这一壮举第一年带来了20万元丰厚的赢利。中国民航业计划经济的坚冰也就此被打破。

  王均瑶一鼓作气,承包了长沙至温州的航线,成立了全国第一家私人包机公司——温州天龙包机有限公司,在中国航空史上写下了特别的一页。后来,王均瑶事业越做越大,他又创办均瑶集团乳业股份有限公司,还入股武汉航空公司。王均瑶38岁时英年早逝,令人惋惜。他敢为天下先,勤于创业的胆识和魄力,给了无数后来者启示和鼓舞。

  王均瑶“胆大包天”的新闻当时轰动了海内外。国外新闻媒体称此举为“中国民航扩大对外开放迈出的可喜的一步,中国的私营企业将得到更健康的发展”。美国《纽约时报》如此评价:“王均瑶超人的胆识、魄力和中国其他具有开拓和创业精神的企业家,可以引发中国民营经济的腾飞。”

  像私人可以包飞机这样改革中的新鲜事也让世界看到,尽管国际风云变幻,中国的改革依然是勇往直前。

  这是当年美国《商业周刊》的一段描述:“广州的自由大道上塞满了巴士、出租车和摩托车,火车站的马路对面竖着巨大的广告牌,而商店里是可以随意购买的派克笔、索尼CD播放机和芭比娃娃。这让人看到了正在恢复自信和商业活力的中国。”文章最后说:“广东是一个范例,中国的其他地方也将慢慢改变。西方可以减缓这个过程,但是阻止不了。”
(责编:高婷华(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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