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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关心对日新闻事业(3)

2008年09月23日10:53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连载:廖承志与日本  作者:吴学文、王俊彦  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三、实现中日互派记者

  在中日正式建交八年前,能够实现两国交换记者,从中国方面看,除了中央的决策正确外,应当说,廖公是这项决策的最有力的推进者。中国首批驻日记者的选拔、组成,工作方案的制定以及他们到东京后的工作、生活,无不凝聚着廖公的心血。可以用一句常说的日本话形容,廖公就像中国常驻日本记者“生身父母”。

  (一)为何言必称廖办

  后任的年轻记者问刘延州,“为什么每当谈及中日交换记者问题时,都要提到中国的廖承志办事处和日本的高碕达之助办事处?”

  他答道,这是因为在中日尚未建交的历史条件下,中日交换记者自然不能以政府间协定的形式实现,但是,它也不是通过双方的新闻团体的协议,而是通过廖承志办事处和高碕办事处这一双方信赖的半官半民的渠道实现的。

  中日双方在北京达成的交换记者协议,开宗明义第一条就是:“根据廖承志先生和松村谦三先生会谈结果,中日双方决定交换新闻记者。”还明确规定,“有关交换新闻记者的具体事务由廖承志办事处和高碕办事处归口联系和处理。”

  这一协议明显地绕开了“日本新闻协会”。这是因为当时的“日本新闻协会”,与台湾保持着亲密关系。我方根据周总理提出的对日关系三原则和政经不可分的原则,当然不理睬“日本新闻协会”。日方一度希望由“日本新闻协会”参与谈判,后来由于知道我方的立场,同意由廖公和松村直接谈判,决定双方交换记者事宜。

  从中日交换记者会谈纪要的文字(共10条)看,它体现了中日双方谈判人员的智慧和诚意。应当说,两国人民和新闻界对此协议都是满意的,也得到日本政府当局的内部首肯。

  但是日本的“台湾帮”却对协议十分不满,说什么协议“完全无视日本新闻协议的意志”,“政治家插手新闻记者交换”。几年后,右翼评论家三好修还在日本《经济往来》杂志上攻击这一协议。当年参与谈判的日本众议院议员田川诚一曾著文直截了当地指出:“当时新闻协会的横田实事务局长等访问台湾,处于无法和中国方面直接会谈的状态,因此虽然该协会内部多少有些争议,但是为了能够尽早实现交换记者,才决定以松村谦三为渠道同中国方面谈判。”

  田川诚一还引用日本新闻协会当事人的话说:“在当时的条件下,只有请松村先生斡旋,而别无他法。对松村先生我们唯有感谢,绝对没有批评。”

  “日本新闻协会”是日本全国报业、电视广播业经营者的团体,当时由于亲台右派控制着领导权,我国拒绝与其发生关系,但是加盟新闻协会的一些报纸、电视、通讯社,则主张与中国友好。因此,我方对新闻协会和加盟这一团体的新闻单位的态度是有区别的。在两国邦交正常化以后,“日本新闻协会”改变立场,表示将在中日联合声明的基础上发展两国新闻界的友好关系,并从 1982年起,与中华全国新闻界工作者协会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二)廖公亲自点将

  1964年4月,松村谦三先生访华,与廖公就交换记者达成协议时,刘延州和丁拓二人不在北京。这年3月,他们二人正随中国赴日展览团采访在日本举行的中国经济贸易展览会。展览会4月在东京结束后,又移至大阪。6月底,大阪的中国贸易展览会尚未闭幕时,突然接到国内新华社总社的电报,令他们二人速返北京。到国内后,才知道他们二人不久将重返东京,任首批驻日本记者。在东京时,刘延州就从日本报纸上看到中日决定互换常驻记者的消息。当时,他并没有想过,自己将会成为首批驻日记者中的一员,但是也很高兴。不过对协议规定交换记者的名额双方各为八名,他和丁拓都有些吃惊。

  过去主要由新华社向外派记者,一般国家一两人,重点国家不超过两三人,而这次向日本一下决定派八人。在短期内如何凑齐这么多既懂日文、熟悉日本情况,又有一定新闻写作能力和外事活动经验的人?刘延州感到难度太大了。

  但是,当他们回到国内新华社时,即得知,这次中国决定向日本派驻的第一批记者共七人。其人选,在国务院外办的直接领导下,由新华社和各有关单位协商,已经确定,并经过中央批准。速度之快,令人赞叹!

  这批人中,大部分是各单位的骨干力量。

  其中,丁拓是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原是东南亚的华侨,早年留学于日本法政大学,抗日战争期间返回祖国,在延安新华社(当时廖公任新华社社长)时代,即开始从事有关日本方向的国际报道工作,可以说是廖公的一位老部下。

  田家农早年留学于日本东京大学,专攻东洋史,抗日战争末期归国,在国内大学任教,自1959年起,在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任职,并兼任中国国际书店副经理。

  李国仁,台湾省人,早年留学日本,新中国成立后归国,在面向海外华侨、华人的中国新闻社和国务院外办日本组工作。

  刘德有,大连人,来自《人民中国》(日文版)杂志社,从50年代中期起,就为毛主席、周总理会见日本客人担任翻译,并随郭沫若率领的中国科学代表团、雷任民率领的中国贸易代表团数度访问日本。他的日语口译水平有口皆碑。由于在《人民中国》编辑部的磨练,中日文的笔译能力也相当好。

  刘宗孟是新华社国际部的编辑,也是大连人,他长期从事日本经济问题的研究和报道工作。

  刘延州是七人中最年轻的一个,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已有10多年新闻工作的经历。

  此外,李红是《人民日报》国际部编辑,曾在伦敦担任过记者。他在七人中惟一不懂日语,但是他的英语,对驻日记者在东京的活动,也是不可或缺的。

  应当说,首批驻日记者的阵容是相当齐整的。在当时的条件下,能在短期内配齐这样一批人,国务院外办、新华社和有关单位所付出的努力,可想而知。听说,其中有些同志是廖公亲自点的名。

  根据中央批准的决定,这七人虽然对外以中国驻日记者团的名义出现,每人各代表一家报纸和通讯社,但是在内部则组成一个统一的新华社东京分社,由新华社领导。这就是说,这些同志从被选定开始,不论来自何方,在编制上即成为新华社的一员。这对被抽调人员单位的具体工作来说,不能不产生一定影响,但是这些单位都以大局为重,没有怨言。

  出席廖公领导下的国务院外办日本组会议的各有关单位,都愿意自觉地将本单位对日工作纳入到国务院外办的直接领导之下。他们都十分爱戴廖公,敬佩他的人格。廖公大公无私,胸怀坦荡,对各单位干部一视同仁。在用人方面,从来知人善任,任人唯贤。虽然这些单位大部分与国务院外办并无直接隶属关系,但是只要廖公说了话,点了名,各单位都乐意照办。这就是廖公。

  (三)“战前”总动员

  从7月开始,七人便一同集中到新华社学习,并在新华社统一安排下,进行赴日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他们的大部分时间,用来学习中央批准的在东京设立廖承志办事处的联络机构和向日本派驻记者的方针、日本形势、中日关系及我国的对日政策,同时讨论如何正确贯彻中央的方针,提出中国驻日记者在日本的具体工作方案,即新华社东京分社的建社方案。

  这期间,还明确每个人各自代表的具体新闻单位,即:丁拓,新华社记者,对外是中国驻日记者团的首席记者,对内是新华社东京分社社长;李红,《人民日报》记者;刘德有,《光明日报》记者;刘宗孟,《大公报》记者;刘延州,《文汇报》记者;田家农,《北京日报》记者;李国仁,中国新闻社记者。为此,部分同志除在新华社进行必要的新闻业务学习外,还要同有关新闻单位取得联系,了解其报道要求等。

  七人深知身负的使命,冒着酷暑,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一“战前”的学习和准备工作中去。

  在学习接近结束的时候,廖公会见了他们。他亲切地问准备得怎么样了?丁拓回答:“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大家在学习中还有些问题,请廖公指示。”

  廖公聊天般地同他们攀谈起来。他从当时的中日关系谈起说,通过松村和高碕的访华,松村和周总理相约以积累和渐进的方式,发展两国关系后,两国关系各方面都有一定发展,但距两国人民共同期望的邦交正常化的目标尚很远,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做长期的工作和斗争。他说,这次中央决定在东京设立贸易联络处和派你们常驻日本,就是继续以积累和渐进的方式,推动两国关系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步骤。

  对他们工作中应注意的问题,廖公说,你们去日本常驻,友好的日本人民和新闻界朋友,会高兴地欢迎你们,但是也有些人对你们的到来,并不高兴。你们处在各方反动派的包围之中。他们会妨碍、限制和戒备你们。你们对此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你们来自四面八方,要团结一致,互相帮助,严守纪律,既要开展工作,又要努力做到长期立足。

  在经过中央批准的驻日记者工作方针中,有一条重要精神:注意长期立足,不要“授人以柄”。廖公又一次反复强调了这一点。

  廖公回答他们提出的交友问题时说,新闻记者的工作就是广泛交友的工作。原则上,你们左、中、右朋友都可以来往,都可以交。不过,你们要做到心中有数。有些人今天反对我们,明天就有可能变得相当友好了。交朋友要有发展眼光。如果你们周围只有左派朋友,或者只有说我们好的人,而没有右派或者说我们几句坏话的人,你们掌握的情况,就可能不会全面。这样,也不利于你们的立足。你们朋友越广泛,越有利于你们长期立足。

  在赴日前夕,廖公还请陈毅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驻日记者。陈毅副总理语重心长地嘱咐道:日本是个资本主义国家,你们长期生活在那里,要做到“出污泥而不染”。

  (四)及时给予指导和提醒

  在东京,凡是向新华社总社的报告,都由驻日记者或总社抄送廖公和国务院外办。廖办东京联络处也把他们的工作情况和记者的工作情况一并报告廖公和国务院,因此,廖公对包括驻日记者在内的所有工作情况,相当清楚,并不时给以指示和必要的提醒。

  新华社记者驻日初期,由于日本的报刊众多,尤其又遇到日共《赤旗报》接连发表一批长篇文章,需要翻译发回国内,驻日记者一度被锁在日本的报刊里难以自拔。廖公知道后及时提醒他们,你们不要做抄报纸的记者,要走出去,掌握活的第一手资料。还带话说,要是只会抄报纸,派你们去干什么?我们在北京多订几份日文报纸不就够了吗?

  到东京一年多以后,随着工作的开展,廖办东京联络处感到事务性的工作太忙,记者方面也感到缺少自己的译电发稿人员。双方都希望利用夫人可以不占协议规定的名额限制之便,从国内选派几名夫人,充实前方的力量。

  廖公知道这个情况后,立即要求外贸部、新华社等有关单位派一批夫人去日本。1966年春天,孙平化同志回国述职,重返东京时,就带来了五位夫人:刘延州的夫人马巧琴,刘德有的夫人顾娟敏便在其中。

  据马巧琴回忆,她们赴日前,在孙平化的带领下,到王大人胡同廖公的家里,受到廖公和廖夫人的接见,廖公同她们一一握手。刘延州夫人是第一次会见廖公,心情不免有些紧张,但廖公和她握手时说:“这位小姑娘,是谁的夫人?这么年轻?”逗得大家都笑了,立即缓解了马巧琴的紧张的心情。在途经广州时,廖公的姐姐廖梦醒还特意会见了她们。

  这些夫人都是普通干部,廖公公务繁忙,廖公的姐姐正在广州休养,本来可以不接见她们,但是廖公出于对这批第一次去日本工作的女干部的关怀,执意要孙平化带着她们来见见面,这让她们非常感动。

  (五)“和风”餐厅“吹风会”传美谈

  在中日交换记者之后,廖公坚持每月在东安市场的“和风”餐厅会见日本驻北京记者一次,就中日关系和他们关心的中国国内及国际形势问题进行非正式的“吹风”。我们常驻日本记者回国休假时,遇到这一机会,也常出席旁听。

  反华的右翼分子曾散布谣言说,日本记者在中国采访“不自由”,受到“中共的歧视”等等,但是有记者在北京的日本各大报社、通讯社的有关人士却对这种没有根据的批评,嗤之以鼻。他们举出廖公每月对日本驻北京记者的“吹风会”说:“莫如说,日本驻北京记者受到中国方面的优待”。

  与此同时,广大日本朋友为中国驻日记者在日本受到的各种限制鸣不平。他们举例说,外国记者在日本国内可以自由旅行,可是因为中国是未建交国家,他们的记者去东京以外的地方却必须提前24小时通报日本方面。日本警方还可以“保护中国记者人身安全”为由,派便衣警察跟踪中国记者。这不是对中国记者的歧视吗?

  由于当时中日尚未建交,日本政府与台湾保持着“外交关系”,中国驻日记者除受到上述来自日本当局的不合理的对待以外,本来可以利用的自由活动空间,在当时的主客观条件下,也受到一定的制约,比如,那时,驻日本的外国记者有一个独立的外国俱乐部(外国特派员协会),由于中国的席位被台湾记者占据着,中国驻日记者不便参加。日本外务省情文局也定期举行“吹风会”,也因为有台湾记者参加,不邀请我们。

  在新华社记者派驻日本最初的数年里,我们为了争取扩大活动空间,进行了种种努力。

  大约经过两年左右的时间,在有记者驻北京的日本各大新闻单位的朋友的积极支持下,中国驻日记者才被日本首相官邸记者俱乐部允许列席旁听。这是个只有日本记者参加的俱乐部。首相会见活动(每次最多二人)允许包括中国驻日记者在内的部分外国记者列席旁听,是“特殊照顾”。

  1969年由日本国家和新闻界组织的具有国家性质的日本记者俱乐部(Japan National Press Club)成立,初期不准外国记者参加,但是由于事务当局的好意,中国驻日记者和少数外国记者有时也被邀请参加他们组织的部分采访活动。后来,该俱乐部修改会员章程,包括中国驻日本记者在内的多数外国记者都被吸收成为“个人会员”。

  应当说,廖公在北京对日本记者举行的“吹风会”,对中国驻日记者在东京争取扩大活动空间,并得到日本新闻界的同情和支持,起了很大推动作用。
(责编:刘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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