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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廖承志、高碕达之助《备忘录》(6)

2008年09月23日10:53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连载:廖承志与日本  作者:吴学文、王俊彦  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六、LT《备忘录》

  高碕达之助一行42人于1962年10月26日到达北京,主要成员有竹山佑太郎(松村派议员)、野田武夫(岸信介派议员,但接近河野一郎和松村)、松本俊一(日老资格外交官,曾任驻苏大使)和冈崎嘉平太以及22家大企业的负责人。

  周总理、陈毅副总理欢迎高碕达之助再度访华。周总理说:“一切事物的发展都是由小而大、由少而多、逐渐地积累发展起来的。一件新的有发展前途的事情,在开始的时候,大多是简单的,而最后完成的时候,却是巨大的。中日贸易的发展前途非常广阔,中日两国互通有无的需要是很多的,但是,在世界上,在日本,确实还有一部分人不愿意看到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因此我们要对他们提高警惕。我们应该披荆斩棘,不把障碍放在眼里,为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而努力前进。”

  高碕说,他访华的目的,就是要实现松村同中国方面达成的协议。虽然有一部分人破坏这种关系,但是日中两国深厚悠久的关系是任何力量也破坏不了的。

  中日贸易关系的发展应该逐步进行,他说:“像挖渠道一样,我们从日本方面挖,中国从中国方面挖,大家用同样的速度,挖到中间携起手来。”

  中国方面组成由廖承志率领的强有力的班子同高碕达之助代表团会谈。成员包括外贸、外交部门的负责人卢绪章、刘希文、肖方洲、赵安博、王晓云、孙平化、肖向前、陈抗、吴曙东等。中国各外贸公司的负责人也分别同日本企业家举行洽谈。

  翌日,贸易商谈正式开始,双方分决策人、企业界两个层次开始会谈,后者在中国各外贸公司负责人与日本企业家间进行。

  廖承志率领外交、外贸等部门负责人与日方政界实力人物进行会谈,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亲自过问指导,在北京的西园寺公一也积极参与。

  周恩来对此次谈判格外重视,他告诉高碕说,从此以后,他直接负责对日贸易,而以廖承志做他的代理人。这使日本经济界代表信心大增,日本代表团中的松本俊一和野田武夫特意提前回国向即将启程访问欧洲的池田首相汇报会谈进展情况。

  廖承志与高碕友好、细致地协商具体细节问题,高碕虽然年迈却思维灵活,为人豁达、明快,他与豪爽精明的廖承志很投脾气,在关键时刻发挥了巨大作用,由于基本问题已经由周总理和松村谦三确定下来,这次会谈比较顺利,在1962年11月9日达成了廖承志、高碕达之助备忘录贸易协议,即著名的《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双方一致同意,新的综合贸易又称备忘录贸易,与友好贸易并存。

  实际上,这是一项具有长期性、综合性、易货性、采取延期付款方式的文件,经过中日两国政府的承认,已经接近于一种政府间贸易协定的性质,称之为《备忘录》。

  《备忘录》规定:中日双方同意发展长期综合的易货贸易,自1963年至1967年作为第一个五年,开列双方有计划地长期供应的主要商品货单,平均每年进出口中交易总额为3600万英镑。中国出口货单为煤炭、铁砂、盐、大豆、玉米、杂豆、荞麦、锡等;中国从日本进口化肥、钢材、农药、农业机械和成套设备。

  为了处理日常事务,中国方面成立廖承志办事处,日本方面成立高碕事务所。双方同意在对方国家互设常驻联络机构,并通过这个渠道互派常驻记者。

  备忘录贸易项下的交易合同,采取“LT”作为编号,“L”是廖(LIAO)的头一个字,“T”是高碕(TAKASATI)的头一个字,因此《备忘录》贸易亦称“LT贸易”。

  《备忘录》贸易体现了“政经不可分”的原则,中日双方各自指定政治方面的联系人为廖承志和松村谦三;经济方面的联系人为廖承志、刘希文和高碕达之助、冈崎嘉平太。

  廖承志办事处实际上是在国务院外办领导下,组织外交、外贸等部门有关干部进行工作的机构,办事处设在外贸部内,负责人为刘希文。LT贸易的具体业务由外贸部主管亚洲地区的第四局处理。

  高碕事务所的正式名称是“日中综合贸易协议会”,由松村和高碕访华团的主要随行人员组成,它与日本政府保持密切联系,实际上是通产省的外围机构。事务所设在高碕所经营的“东洋钢板”公司内。

  在《备忘录》贸易会谈中,双方一致确认,商业合同由日本厂商同中国有关贸易公司签订,两国政府要予以保证;中国以延期付款方式从日本进口成套设备,卖方使用日本输出入银行贷款。这些规定表明,《备忘录》贸易实质上已接近政府间协定,LT贸易关系实质上已是半官半民关系。隆重的签字仪式安排在9日23时50分这一接近午夜的时间,周恩来、廖承志与高碕达之助、冈崎嘉平太欣然出席。

  高碕激动地对周恩来和廖承志说:“《备忘录》不仅使日中两国经济贸易关系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而且是恢复邦交的巨大纽带。日中贸易的火车开动了,必须有很好的火车头和火车司机。好的火车司机是不会把方向搞错的。如果搞错了方向就要发生火车相撞事故或出轨。正确的方向是什么呢?那就是周总理所说的平等互利。我们的周围还有暴风雨,我们不仅要有正确的方向,而且要有克服和战胜暴风雨的勇气!”

  高碕达之助最后激动地说:“我自己要鞭策这个老躯,我要再活10年,直到亲眼看见日中邦交恢复!”

  廖承志为日本老人的肺腑之言带头鼓掌,周恩来亲切地与高碕握手,热切地希望高碕和廖承志两位火车司机能够共同努力,把这个中日贸易列车开好,为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为中日关系正常化,从而保卫远东、亚洲和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中日备忘录协定对1963年至1967年的5年内,中日双方平均每年进出口交易总额、出口的主要商品、交易合同的签订、各项交易的结算等问题都达成了协议,使中日关系有了突进式发展。LT贸易使几乎中断了的中日贸易和易货贸易又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

  (一)第一个成套设备合同

  在廖承志与高碕达之助签署的《备忘录》中,有一项是由日本向中国出口成套设备,而在50年代中日间曾经商谈过维尼纶的设备引进问题。

  日本关西地区是纺织业发达的地区,当地工商界对发展日中贸易比较积极,仓敷人造丝株式会社和大日本纺绩株式会社生产的化学纤维“维尼纶”,引起中国纺织界的注意。

  1957年11月,中国化工部副部长侯德榜率团到日本考察化学工业前,特意向廖公请教。廖公称赞这个代表团成员都是著名技术专家,团长侯德榜是世界著名的制碱专家,秘书长杨维哲是化工部计划司副司长,团员黄鸿宁是化工部氮肥设计院总工程师、留美博士,刘嘉树是化工部基本化学工业设计院总工程师,一定能够完成好这次考察任务。

  侯德榜汇报了周总理前几天接见他们时的指示:你们这个代表团是中国派往资本主义国家的第一个技术考察团,你们是中国政府的代表,一定要处处遵守国家法令制度,严格纪律。你们的任务除了广泛地考察基本化工原料、化学肥料、化学纤维和化工设备外,最主要的任务是充分了解联合制碱的工艺技术,以解决我国未能突破的关键技术问题。这次出访的目的,第一是求知,第二是求友。政治问题可以回避,但遇到反共、反苏的言论时须给以回击。这次要打下建立友谊的基础,广泛结交,并要详细了解日本化学工业的历史和发展概况。由于中日尚未建交,我国在日本没有代理机构,因此要依靠日本的进步组织、贸易机构和爱国华侨。

  几天后,侯德榜带领考察团全体同志到廖承志家里请教。廖公风趣地侃侃而谈,从日本的政治、经济形势到对华政策,从人民外交到民间贸易,无所不谈。当谈到当时中国与日本没有通航关系,要在香港中转、办签证时,廖公神秘地突然问大家说:

  “如果途中遇到气象问题,飞机降落在台湾怎么办?”

  廖公看所有人一脸茫然没有回答,便开怀大笑:“国际上有航空法嘛,你们不下飞机就是了!

  我看,蒋介石不敢对你们怎么样!”

  接着,廖公设身处地讲了许多实际问题,也许日本极右势力会组织人向你们扔臭鸡蛋,或许国民党特务会制造事端,策反考察团人员;你们出去乘飞机,回来就不一定能乘上飞机;在考察日程安排上,也会遇到很多麻烦。

  廖承志提醒侯德榜,要积极依靠日本进步人士,并建议他们携带周总理致日本通产相高碕达之助、日本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自民党元老松村谦三、日本学术会议议长茅诚司的信件。

  果如廖承志介绍,中国化工考察团1958年1月一到东京,便遇到日本方面的“疲劳轰炸”,想参观的不安排,不想参观的都塞给你,大家都很着急,在困难时刻,想到廖公临别时的谆谆交代:“遇到‘疲劳轰炸’,你们不要表现出着急的样子,做买卖是双方的事情,我们有求于他们,他们也有求于我们,要学会斗智。他要你看的东西,完全拒绝也不好,要有选择地看一些。”

  考察团拜访高碕达之助、浅沼稻次郎、松村谦三、茅诚司等日本朋友,转达周总理和廖公的问候。呈上周总理的信件,得到他们的大力帮助,得以参观仓敷会社设在冈山的维尼纶工厂。侯德榜与仓敷会社社长大原总一郎曾就引进维尼纶设备问题进行了商谈。大日本纺绩社长原吉平也对向中国出口维尼纶设备表示了积极的态度,后因岸信介内阁反华,中日贸易中断,引进日本维尼纶设备一事不得不搁浅。

  岸信介下台后,中国外贸、化工、纺织三部又开始同这两家日本纺织企业联系引进维尼纶设备事宜,并派杨维哲1962年率领代表团访日,进行维尼纶设备考察。

  日本厂商出口成套设备,一般都利用日本输出入银行的贷款,采取延期付款方式,贷款条件比商业银行优惠,但日本政府原则上不向社会主义国家提供这类优惠条件。经过松村、高碕、大原、原吉平等人的努力,池田首相同意向中国出口维尼纶设备并提供输出入银行贷款。

  在当时,自民党内的台湾帮对此强烈反对,美国政府和台湾当局也对日本施加压力。为了减少压阻力,高碕建议中国不要在同一时间签订两套设备,可以分两步走,先进仓敷的设备,后进日本纺绩的机器。

  在履行《备忘录》问题上,日本政府能否批准使用输出入银行贷款以延期方式向中国出口成套设备,是关系到中日关系能否真正迈出改善步伐的实质性问题。1963年4月,廖承志接到松村谦三先生来的电话,说想以日本爱兰会会长的身份,邀请中国派一个兰花代表团访问日本。

  松村老先生爱兰花是人所共知的,但为何要如此急促地要中国派一个兰花代表团访日呢?

  这时候,正值备忘录贸易需要打破难关进一步发展的关键时刻。一方面,诸如仓敷会社向中国出口维尼纶成套设备能否获得日本政府批准悬而未决;日商向中国出口使用输出入银行资金能否得到日本政府批准尚是未定之天;为发展备忘录贸易日中双方能否在对方国家内设立办事处问题,也需要及时解决。另方面,池田内阁为备忘录贸易受到美国和台湾当局的压力。

  廖承志想,《易经》有“同心之言,其臭如兰”之句,莫非松村先生有什么话要说?要快去!

  廖承志向周总理报告派出兰花代表团探询松村谦三的真意,商讨日本政府是否批准维尼纶成套设备和设立常设机构问题;周总理不仅同意廖承志的这一设想,而且提出趁此机会实现中日交换记者。

  根据周总理指示,廖承志组成了以兰花专家、福建省委统战部部长张兆汉为团长的兰花代表团,1963年4月29日动身访日,派出得力助手孙平化、王晓云、王效贤随团活动。到香港才发现广州的老花工只懂广东话,在团里无法沟通,只得到日本找一位普通话、广东话、日本话“三通”的华侨帮忙。

  在羽田机场,中国兰花代表团受到松村秘书山本重男的热情接待。山本重男首先代表松村谦三向中国客人致歉,说他每次访华都享受国宾级待遇,由中国政府领导人出面迎接,可是在日本他却无法用同样的方式报答,于是谆谆嘱咐山本重男:“尽管欢迎场面很不体面,但你要诚心诚意,热情接待。”

  孙平化表示充分理解松村谦三先生的心情,山本重男引导中国客人来到丸之内饭店安顿,以充满友好气氛的晚间聚会招待,孙平化实话实说:“我连兰花和韭菜都分不清,但因接到了松村先生的邀请……”

  中国兰花代表团访日期间,与日本兰花爱好者进行了交流,并受到高碕达之助的款待,在高碕先生安排下,游览了大阪、京都和奈良。

  中国兰花代表团回国后,孙平化三人继续留在日本。他们经LT贸易日方主要负责人河合良一秘密安排,会见了池田内阁的通产省官房长渡边弥荣司,谈及日本向中国出口成套设备使用输出入银行贷款问题,渡边表示通产省支持备忘录贸易。

  宇都宫德马在他家里森林式的大草坪上举行一场盛大酒会,特意邀请日本通产省通商局负责成套设备审批的通商课长谷敷宽出席,精心安排孙平化酒会进行当中,到他家楼上一个小房间里会见谷敷宽疏通渠道,进行了颇有成效的工作。

  接着,园田直安排孙平化与池田内阁建设大臣河野一郎,在一家日本“料亭”会面。河野是支持松村、高碕为改善中日关系采取行动的日本实力人物,也是自民党领袖之一,对孙平化、王晓云、王效贤表示:“池田首相对中国有理解,对开展日中贸易也是有决心的,不会因为别国(指美国)施加压力就不干。”

  廖承志曾经向孙平化交待:日本政府能否批准使用输出入银行贷款,以延期付款方式向中国出口成套设备,是当时中日关系的中心话题。孙平化便以廖承志的名义请高碕多加帮助。

  高碕秘密会见池田首相后,请孙平化告诉廖承志,池田首相一定履行诺言,日本政府已基本上下决心批准向中国出口维尼纶成套设备。

  中国技术进口公司总经理崔群及时邀请日本仓敷会社常务董事矢吹修来北京洽谈,1963年6月29日签订了由日本引进维尼纶成套设备的合同,总金额为7358亿日元,日产30吨,使用日本输出入银行贷款,订金25%,期限6年,年息6%,厂址设在北京。

  在中日双方共同努力下,维尼纶厂顺利建成。第一个成套设备贸易成交,使日本厂商大大增强了发展日中贸易的信心。《备忘录贸易》项下的交易陆续洽谈成功。

  此时,美日右翼和台湾当局又出来捣乱,声称日本出口成套设备并提供政府贷款,是对中共的援助,等于助长其势力,有的甚至胡说让解放军穿上维尼纶军装,就是加强中共军事力量,因而维尼纶属于“战略物资”,企图阻挠日本政府批准。

  廖承志与松村谦三、高碕达之助保持着密切联系,及时交流有关维尼纶成套设备进口过程中遇到的来自美国、日本和台湾方面的阻挠破坏,采取有力措施予以排除。

  1963年6月29日,高碕达之助再次致函廖承志,就进口成套设备过程中受到美国、日本和台湾方面破坏提出对策,并介绍“大同制钢”的林达夫等访华,廖承志与中国有关方面沟通后,7月8日复函称:

  高碕达之助先生:

  6月29日来信敬悉。由于高碕先生以及诸位先生的努力,仓敷公司和我国技术进口公司关于维尼纶成套设备的合同正式签订。我们相信,这一合同的全部执行,对整个备忘录贸易的顺利实现,具有重大意义。我们希望,经过高碕先生和诸位先生的继续努力,这一合同能在约定的两个月内早日生效,以便能尽快地着手建厂的准备工作。

  至于合同生效后,在执行过程中遇到的困难问题,我完全赞成先生来信中的意见,即由高碕、廖两办事处真诚合作,共同协助当事者加以解决。

  先生6月19日来信中说,大同制钢的林达夫先生访华一事,木村一三先生今年4月访华时曾介绍过,欢迎他来我国进行访问,特此奉告。

  从大久保先生的电话中得悉,先生身体健康状况大有好转,我和北京的各位朋友都很高兴。时值盛夏,尚望多加保重。

  廖承志

  7月8日

  由于美日和台湾当局的极力破坏,落实维尼纶成套设备进口颇遇周折。关于利息和日方内部的变化情况,廖承志通过孙平化与在日本活动的崔群及时掌握,于8月19日向周总理提出详细报告,反映了谈判的复杂情况,堪称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文件:

  总理:

  8月19日高碕办事处大久保和孙平化通话要点如下:

  已经收到我们的复电,将根据复电精神由矢吹修打传真电报给崔群,电稿全文是:“在执行维尼纶成套设备合同的时候,根据廖承志先生和高碕达之助先生用电报协商同意的精神,利率由45%变成6%,利息总额由747733英镑变成967331英镑。同时合同金额因为要扣除利息增加部分,所以由7385010英镑变成7165412英镑……”

  高碕今晨已用电话和外务、通产大臣谈好,都同意这样处理。大藏省方面估计也无问题。今天下午三大臣(外务、通产、大藏)开会正式确认。

  大久保说,他们已取得政府有关方面的保证,只要双方如上处理,一两日内即可办完一切批准手续,办完后再用电话通知我们,并说不会再有其他问题。

  又称,通产大臣福田可能明天发表,说维尼纶成套设备合同问题已经全部解决,但不管如何发表,日本方面都知道这次是“权宜措施”,希望把这一点也转告中国有关方面,不要对日方各式各样的发表产生误解。

  我当时即让孙平化告诉大久保,表示同意,要仓敷将上述电报尽快发来,我们收到后立即复电。

  廖承志

  8月19日

  8月30日,池田内阁正式批准仓敷公司向中国出口这套设备使用输出入银行贷款。至此,LT《备忘录》的第一项工作胜利完成。中国兰花代表团访问日本的双方“同心之言”,就是用履行《备忘录》来推动中日关系的实质性改善。

  中国从日本进口的这套成套设备,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进入70年代,随着中国石油化工的发展,腈纶、涤纶相继问世,合成纤维得以蓬勃发展,1983年全国化纤制品全面降价,1984年布票作为国民生活中的重要票证率先退出历史舞台。

  (二)互设常驻机构

  1958年3月签订的中日民间第四次贸易协定,曾经规定中日双方互设常驻贸易办事处,后因岸信介内阁破坏中日关系而未能实现。

  到1963年,在LT贸易的进行过程中,中日双方都感到互设常驻机构的迫切性,而且《备忘录》中明确规定双方在对方国家互设常驻机构和互派常驻记者。因此,落实《备忘录》中的这些规定,就成了推动中日关系发展的具体而有效的步骤。

  1964年1月,廖承志主任又派孙平化随中国青年京剧团访日,就中日双方互设常驻机构和交换记者问题,同松村谦三、古井喜实接触。当时古井是池田内阁厚生大臣。双方都表示应尽早促成这两件事。

  同年2月7日,日本众议员田川诚一、藤井胜志为同中国红十字会商谈有关日本人的家属来中国扫墓问题来到北京。他们行前受松村谦三之托,再次就双方互设常驻办事处和互换记者问题同中国方面交换意见。

  田川诚一等向廖承志主任详细地介绍了池田首相支持松村先生再次访华,以实现《备忘录》有关规定和建立日中之间的进一步关系的想法,双方很快就互设常驻办事处和互换记者问题取得一致意见。至此,田川诚一等人已为松村谦三的第三次访华做好了准备。

  正当中日贸易关系顺利发展的时候,79岁的高碕达之助2月23日不幸逝世,周恩来、陈毅和廖承志心情十分沉重。廖承志回忆起近年来与高碕的密切交往。周恩来、陈毅和廖承志都发唁电致哀。周恩来的电报写道:

  “惊闻高碕先生逝世噩耗,不胜哀悼。高碕先生在万隆会议上同亚非各国领导人共同创立了万隆十项原则,并在以后的几年为发展中日贸易和增进中日友好做出了重要贡献,这对实现中日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必有深远的影响”

  陈毅对高碕先生做出很高评价:“高碕先生将他的晚年献给了中日友好事业,并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高碕先生的逝世是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事业的重大损失,但我相信高碕先生的亲友们将继承他的遗志,为实现中日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而继续努力。”

  每当在中日关系上能前进一步时,都会遭到岸信介等台湾帮的阻挠和破坏,现在他们又在中国经济友好代表团访问日本问题上大做文章。

  由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席南汉宸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定于1964年4月上旬访问日本,并主持中国经济贸易展览会的开幕式。

  属于岸信介一派的法务大臣贺屋兴宣,竟然以莫须有的理由,拒绝中国经济友好代表团随团记者吴学文入境,企图以此阻挠南汉宸访日,进而破坏松村谦三访华。这实际上是日本执政党内部的反华势力对主张改善日中关系的池田首相的发难。

  为了使南汉宸一行如期访日,松村谦三、石桥湛山两位政治家,曾在日本国会会议上为吴学文入境担保,而贺屋兴宣居然威胁说,如果准许吴学文入境,他就辞去法务大臣之职,日本国会内一时气氛紧张。

  中国方面分析了这个情况,认为南汉宸率团访日是中日往来中的重要活动,如果中国代表团就此取消访日,则正中岸信介等人的下怀。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决定吴学文这一次不去日本,但南汉宸必须如期率团访日,从而挫败了岸信介、贺屋兴宣的破坏阴谋。

  4月8日,南汉宸为首的中国经济友好代表团到达东京。中国经济贸易展览会在南汉宸主持下,10日于东京胜利开幕。这次展出的农业、重工业、轻工业、纺织业以及手工艺品等一万多种,显示中国已同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贸易。

  4月9日,松村谦三乘坐“玄海丸”从日本门司港出发,乘风破浪驶向中国。松村先生前两次访华都是绕道香港,深为访问一衣带水之邻邦不能直接入境而深感遗憾。这次他曾设想乘飞机从东京直至北京,但当时的政治气氛难以实现他的设想,于是决定乘船从水路直接来华,以表示他加速改善日中关系的决心。

  “玄海丸”从门司港直接驶向秦皇岛。4月12日,松村谦三偕竹山佑太郎、古井喜实、冈崎嘉平太及随行记者由北戴河到达北京,廖承志热情地与老朋友松村、冈崎再次紧握双手表示欢迎,进行深入商谈。

  周恩来听取廖承志汇报后4月18日与松村一行进行了长达五小时的友好会谈,在19日就达成了关于互派代表、互设联络事务所和交换记者的协议。

  廖承志办事处与高碕事务所在北京互换了三个文件:一是关于互派代表和互设联络事务所会谈纪要;二是关于交换新闻记者的会谈纪要;三是《备忘录》贸易会谈纪要。参加换文仪式的,中方为廖承志、卢绪章、刘希文;日方为竹山佑太郎、古井喜实、冈崎嘉平太。

  换文规定,中方在日本设廖承志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日方在中国设高碕事务所驻北京联络事务所;双方各派首席代表一人、代表二人、随员二人,共五人;根据工作需要,经双方协商和同意可增员;双方人员的驻在时间为一年。

  双方还约定,常驻机构是民间性质,不享受外交特权,不挂国旗,不使用密码电报(因日本与台湾蒋帮有“外交关系”,东京有台湾的“大使馆”)。

  关于交换新闻记者的会谈纪要规定:交换新闻记者的人数为双方各八名,原则上是新闻社、广播电台、电视台各出一名记者,必要时可根据各自的情况,在八名范围内自行调整;双方新闻记者的驻在时间为一年;双方互相保证对方记者的安全;双方互相为对方记者的新闻采访活动提供方便;双方新闻记者遵守驻在国有关外国新闻记者的管理规定,并享受驻在国给予外国新闻记者的待遇;双方互相保证对方新闻记者的通信自由。

  至此,中日关系有了阶段性发展,意义重大。廖承志与松村谦三先生心情都极为舒畅,廖承志特请夫人经普椿和孙平化同志代表自己陪同松村一行游览中国的名山大川。

  从1964年4月下旬至5月上旬,松村一行访问了延安、西安、成都、重庆,然后顺扬子江而下,一览“天下绝境”之三峡,再由武汉入广西,欣赏“山水甲天下”之桂林。

  松村先生一行于4月20日飞抵延安,参观了毛主席于1937年住过的凤凰山麓吴家窑洞。松村环视极为简朴的窑洞,抚摸着旧木桌椅,并要他的女儿小崛治子以及随行人员和日本各报记者一同摄影留念。当延安专区刘副专员介绍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就是在这间窑洞里写成的时候,一行中的冈崎嘉平太崇敬地说:“新的历史是从这里筑起的!”

  廖夫人在解放前住过延安窑洞,她向日本朋友说,1946年春,廖承志从国民党的监狱出来,在南京八路军办事处工作,次年5月回到延安。毛主席在他们夫妻回到延安当天,就在杨家岭接见了他们,并亲切交谈共进晚餐。

  松村先生说,廖先生的监狱斗争取得胜利,光荣地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应当祝贺。大家热烈地鼓掌,日本记者们迅速地做了笔记。

  周恩来4月23日接见以日本国会议员、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关西本部顾问菅野和太郎为首的日本关西经济友好访华代表团的时候,得知这个代表团是高碕达之助生前决定组织的,勾起了他的念友之情,多次念念不忘提到高碕达之助,又想到这天是高碕去世两个月纪念日,很动感情地指着冈崎说:

  “高碕达之助和廖承志都代表一个方面。高碕先生不幸去世了,但是还有人接替他,就是冈崎嘉平太先生。为了纪念高碕先生,日本方面仍然用高碕办事处的名义,同廖承志办事处来处理备忘录贸易事宜。有时候,用人物来作代表,比团体的作用大。它的好处是:日本政府即使改变了,也不致于受到影响。”

  廖承志向周恩来反映日本有些人反对中日半官方贸易的提法,周恩来颇有针对性地反驳说:

  “形式上备忘录是非官方的,实际上是半官方的。……高碕先生也好,现在的冈崎先生也好,都是自由民主党的人士,能说他们同日本官方没有关系吗?廖承志先生是共产党员,怎么能说他同我没有关系呢?所以,实质上是半官方的。”

  根据中日双方的三个会谈纪要,中方代表孙平化、吴曙东、陈抗等人1964年8月13日到达东京开设联络处。日方代表相马常敏、田中聪介、大和田佑次1965年1月在冈崎嘉平太引导下,到达北京开设联络事务所。9月29日,中国七名常驻记者到达东京;同一天,日本九名常驻记者也到达北京。

  互设常驻机构和交换新闻记者,是经过多年努力,采取积累方式,从政治上和经济上促进中日关系向正常化方向发展的一个重要步骤。双方通过这个带有半官半民的渠道,进行了大量的有益交流,增进了理解。

  在廖承志亲自指导下,廖承志驻东京办事处的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参加已建交国家驻东京使团的外交活动,接待国内访日的代表团和文艺体育团体,与日本有关方面来往;从大型的国庆活动,到小规模的朋友聚会,乃至忘年迎新、婚葬嫁娶等等,活动频繁,门庭若市,特别是中国国庆活动,来宾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被称为“没有大使馆之称的大使馆”。

  1965年以后,取代池田内阁的左藤内阁执行反华政策,中国也出现“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但是备忘录贸易渠道在双方有关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得以持续存在,为1972年中日关系正常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责编:刘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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