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新闻>>资料中心>>图书连载>>第五章 奠定新中国的家底

四、面对双刃剑的选择(1)

2008年08月12日09:31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连载:毛泽东初进中南海         何虎生 编著            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和中央人民政府虽然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但民族工业却陷入了难以维持的境地,为实现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的调整工商业目标,中央对劳资关系、公私关系等都进行了有益的调整,并开展“三反”和清扫“五毒”的斗争,以铲除其有害于新经济的成分。在“五反”以后,党和人民政府又对民族工商业进行了第二次调整,使其得以恢复和正常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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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3月以后,民族工商业陷入了严重的危机中,产生危机的原因是两方面的,既有工方对资方要求和限制太多,也有资方本身经营方面的问题,问题很复杂。

  这一切使民族资本家惶恐不安,有的对前途失去信心,或坐观等待,消极经营,或转移财产,抽逃资金,有的解散职工,关门歇店,造成新的失业群,引起劳资关系再度紧张,一些资本家散布所谓“早归公,晚归公,早晚要归公,不如早归公”,还有什么“我们学傅作义和平缴械吧。”还有的资本家形容自己的处境是:望红旗,五星(吾心)不定;扭秧歌,进退两难!”有的甚至一走了之,如上海有300个厂长经理跑去了香港。

  上海有名的资本家刘鸿生于3月初给陈毅市长写信表示,由于企业资金难以维持周转,所以也要将刘家的所有资产都交给国家,这实际上是在发泄不满情绪,有的民族资本家还把困难归咎于国家财政政策,埋怨政府“与民争利”。上海永安公司经理郭琳爽曾致函上海市工商局,认为是政府税收太重,才使公司“对于一应水电、膳食、薪水均发生严重问题,以致本公司将解放前所剩应市存货销售亏耗贻尽,现所剩者都属于若干冷门存货,故不得不拍卖存货,以便缴纳税款,本公司此项举措,实已至山穷水尽之境地。”

  这些民族资本家的抱怨不免带有哭穷和试图少买公债的企图,但困难的确是很大的。民族工商业的困难不仅影响到民族资本家本身,而且也致使失业人数大增,当时上海的失业、半失业人数已高达166万左右,因而不仅民族资本家不满,群众中也开始出现抵触,这些都直接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国民经济的恢复。

  毛泽东对这一切十分重视,1950年4月,他对全国统战会议上工商组讨论会的一份发言记录稿多次批语,着重批评了要求过严的限制、排挤、打击以至消灭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错误思想。在发言记录稿“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处,毛泽东批:“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是有斗争的,但必须团结它,是采用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以达团结它共同发展国民经济之目的。”

  在发言记录稿有关对私营工商业的限制和排挤处,毛泽东批:“应限制和排挤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对这些工商业当它们困难时应给予扶助使之发展。”

  在发言记录搞谈到私营工商业“要求划分阵地,要河水不犯井水,我们不允许”处,毛泽东批:“应当划分阵地,即划分经营范围。”发言记录稿谈到“国营经济是无限制地发展”处,毛泽东批:“这是长远的事,在目前阶段不可能无限地发展,必须同时利用私人资本。”

  在发言稿谈到社会主义商业要控制粮食、花纱布、火柴、百货、盐时,毛泽东批:“除盐外,应当划分范围,不要垄断一切”,“只能控制几种主要商品(粮布油煤)的一定数量,例如粮食的三分之一等,发言稿中还认为“百货公司必须建立,不然即不能稳定物价”处,毛泽东批:“建立百货公司,并不是代替全部商业。”

  在发言记录稿谈到“大资本家要停工,我们就让他停工,我们有钱,就接收进来”处,毛泽东批:“这是不对的。”这些批语表明,毛泽东关于合理调整工商业的思想已初步形成。当时,上海市私营工商业的困难最为严重,对全国的影响也最大,毛泽东称之为上海的“四月危机”。

  上海是全国的经济中心,是民族工商业最集中的城市,当时,在上海的工业总产值中,私营工业占83.1%,商品零售总额中,私营商业占91.6%。因此,正确贯彻党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政策和其它各项城市政策,发挥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不仅对上海,而且对全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都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毛泽东对此十分关心。上海解放前夕,他同准备接管上海的负责人谈话,语重心长地说:“华东同志如果能够把上海搞好,上海和全世界的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全中国和全世界的人民,甚至我们的敌人都将以上海工作的好坏来考验我们党有无管理大城市及全国的能力。”

  当时,上海工商业的困难程度也可谓居全国之最。私人经营者对当时的情况也十分不满,陈毅找号称“火柴大王”、“煤炭大王”、“水泥大王”的刘鸿生谈话时,刘鸿生说:“我只有一点钱,公债买了十几万份,要缴款,还要纳税、补税,还要发工资,现在存货销不出去,资金周转不动。”荣毅仁当时也因公债款一时交不出,只能由国家收购他仓库中久存的机器设备和开旅馆的全套家具才解决。有的资本家说:“我的钱全都交税买债了”,有的甚至在店门口写道:“关店大拍卖,为了交公债。”

  “二·六”轰炸后,上海私营工商业的生产经营陷入严重危机之中,再加上每月四千亿元(旧币)的税收、公债缴款等负担,工商业者难以承担,市长陈毅认为,这时候不去扶助私营工商业,而试图用税收和公债去“榨干、挤垮”它,是十分错误,也是十分危险的,因为这种做法不利于生产的恢复,也不利于社会的安定。 
(责编:吴斌(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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