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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会议转向:从纠“左”到“反右倾”

2008年05月07日15:12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连载: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作者:薄一波 著  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彭德怀同志的信引起了毛主席的不满。他认为信中并没有什么新东西,其中所列“大跃进”的种种问题,并没有超出中央八九个月来所一再讲的,而在过去的历次会议上“不提意见”,现在“搞这一手”,动机不纯。7月16日,毛主席把这封信加上《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印发与会同志。本来准备结束的会议又延期了,而此后的会议,基本上就是围绕彭德怀同志的这封信进行的。

  在讨论彭德怀同志信的前一段,即毛主席7月23日讲话以前,会开得还比较缓和。大家根据自己的认识谈对这封信的看法。很多人同意彭德怀同志的信。认为这封信既肯定了“大跃进”的成绩,又指出有不少深刻的经验教训。但有些提法不够确切,需要斟酌,如“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等。至于对彭德怀同志敢于发表自己意见的精神,大家几乎是一致肯定的。周小舟同志在19日的小组会上说:“彭总给主席的信,我认为总的精神是好的,我是同意的,至于某些提法、分寸、词句,我认为是可以斟酌的。”黄克诚同志17日上庐山后,虽然私下对彭德怀同志说过:我看“这信写得不怎么样。有意见可以当面说嘛,写信干什么。信里有些提法和用词也不太妥当”。但从他19日在小组会议上的发言看,他对形势总的看法和彭的信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他对彭德怀同志的信实质上是持肯定态度的。7月21日,张闻天同志在小组会上作了三个小时的长篇发言,根据大量事实,客观地、深刻地分析和总结了1958年“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强调应着重“从思想观点、方法、作风上”去探讨原因,认为“民主风气很重要”,领导者要“造成一种风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提意见”,并明确表示支持彭德怀同志的信。说:“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提出了一些问题,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很好的。他说,成绩是基本的,同大家说的一样,个别说法,说得多一点少一点,关系不大。”有的同志甚至说:“我们目前很需要彭总这样的精神,信中的某些词句容易引起误会,可以不必争论,主要看精神。”即使在总的方面不同意彭德怀信的同志,对他的精神也是肯定的,说他“有什么意见就讲出来”,“对这次会议深入一步展开讨论,起了好的作用”。在这段期间,彭德怀同志还可以申辩。7月18日的小组会上,他要求大家对他的意见书提出意见。7月19日的小组会上,他对信中的一些观点又作了进一步阐述。关于缺点的性质,他说:“去年底、今年初的一段时间,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富队和穷队之间,都引起了相当的紧张,不紧张的是少数。凡是属于社会性的问题不能不说是带政治性的。”关于“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他说:“去年下半年,党内一些‘左’的倾向确实有所发展,如浮夸风气的滋长,以热情代替科学,一下子全国都吃饭不要钱,有的地方几天内便拆了很多房子,三五天之内要消灭文盲等等。这种‘左’的倾向的滋长,是有社会原因的,这就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应该说,这段讨论是正常的。但毛主席8月2日晚在八届八中全会的小组长通气会议上却说:“23日以前,你们并不晓得中央常委对这封信的评论,我们没有跟你们讲过,混乱了一个星期,各人自己打主张嘛!23日以后就起了一个变化。”――7月23日确实是庐山会议发生转折的日子。

  在这一天,毛主席在全体会议上发表了长篇激烈的讲话。他说:我看了一些文件和材料,听了一些谈话,“感觉到有那么两种倾向”。一种是“触不得”,“一触即跳”(这主要是指那些在“大跃进”中头脑热得厉害,犯了一些错误的同志。――一波注)。我对他们说:“话有两种”,“坏话好话都要听”,对于坏话要“硬着头皮顶住”,“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跌下来”,因为“我们做了一些好事”,腰杆子硬。毛主席讲的另一种倾向就是右的倾向。他说:“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不要动摇”,不要“扭秧歌”,要注意“讲话的方向问题”。毛主席尖锐地批评了彭德怀同志的信,逐一驳斥了他认为错误的观点。

  关于“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毛主席说:“五亿农民的大多数,非常积极,办食堂,搞大规模协作”,为了摆脱贫困,他们“想搞多一点,想搞快一点”,“你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呀?”对于“广大的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

  关于“有失有得”。毛主席说:“‘得’放到后,‘失’放到前,这都是斟酌了的。”(据查,信的原稿为“有得有失”,彭的随行参谋誊清时错抄成“有失有得”。――一波注)对“大跃进”持这种态度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右的性质”,是“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在帝国主义和国内资产阶级的压力之下右起来了”。

  关于“比例失调引起各方面的紧张”。毛主席说:“一个时期猪肉缺少,蔬菜缺少,女人也没有头发夹子,也没有肥皂,叫做‘经济比例失调’。市场紧张,粮食也紧张,农业也紧张,工业也紧张,商业也紧张,交通也紧张,以致搞得人心也紧张。据我看,没有什么紧张。”

  毛主席说,彭德怀等同志虽然“不是右派”,“但是他们把他们自己抛到右派的边缘去了”,距离右派“还有三十公里”。

  在这篇讲话中,还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点:“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现在这个原则我也不放弃”;第二点:“如果解放军不跟我走(我看解放军会要跟我走)”,“我就跑到农村去”,“另外组织”。这两点表明,毛主席认为彭德怀同志的信是“犯”了他的,他已下决心进行反击!

  7月26日,毛主席又把李云仲同志(原国家计委的一个副局长,后调任东北协作区委员会办公厅综合组组长)给他的信,加上《李云仲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写了2000多字的批语,题为《对于一封信的评论》,并说这是对他23日讲话的“补充”。其中指出,有人“对党和人民的主要工作基本上不是高兴,而是不满,对成绩估计很不足,对缺点估计过高,为现在的困难所吓倒,对干部不是鼓劲而是泄气”。“错误必须批判,泄气必须防止。气可鼓而不可泄。人而无气,不知其可也。我们必须坚持今年三月第二次郑州会议记录上所说的,在满腔热情地保护干部的精神下,引导那些在工作中犯有错误者,存在缺点者,批判和改正自己的缺点错误”。“但是现在党内党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种情况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这是必然性。时然而言,现在是讲这一点的时候了”。毛主席在这里明确指出,右倾已经成为主要危险。

  由于毛主席23日的讲话和26日《对于一封信的评论》,庐山会议的气氛骤然变化,形势急转直下,一场“反右倾”的风猛烈地刮了起来。在各小组会上,普遍批评彭德怀同志的信是原则错误,方向错误。许多发言上纲为反对总路线,攻击党中央和毛主席。有的说:“这个意见书的锋芒是指向主席和中央的”,是“向主席和中央发的一个挑战书。想要以他的思想观点来代替中央制定的总路线”。有的说,彭德怀同志的信是“烟幕加毒气”,他说他自己像“张飞”,其实他不像“张飞”,而像“魏延”。在严厉地批判彭德怀同志的同时,还严厉批判了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同志。在批判张闻天同志时,有的还对他21日的发言作了如此的“统计”,说9000多字的发言,讲成绩只有270余字,讲缺点错误却有8300多字。发言利用“但”字作文章,全篇共用39个“但”字,只有一个好“但”,其余38个都是坏“但”。关于彭、张的关系,有人说一个是元帅,一个是副帅;一个是司令员,一个是政委,等等。很多人根据毛主席23日的讲话和《对于一封信的评论》,反复提出:“现在的主要危险,已经不是‘左’的问题,而是右的问题了”,“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是我们的迫切任务”。一场严重的“路线斗争”就这样掀起来了。

  7月31日和8月1日,中央常委连续两次开会,批评彭德怀同志,实际上是在算“历史总账”:

  毛主席指出,彭德怀同志的世界观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经验主义,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主义。说彭德怀同志31年来,在各次错误路线中都犯了错误;又说彭德怀同志与他的关系是“三七开”,即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

  会议认定彭德怀同志的信是“右倾机会主义的纲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同志结成“反党集团”,进行有计划、有组织、有准备、有目的的活动,矛头指向党中央、毛主席和总路线。并说彭德怀同志“要按照他自己的面貌来改造我们党、改造世界”,是“伪君子”、“阴谋家”、“野心家”。在谈到彭德怀同志反对毛主席时,林彪说:彭德怀参加革命“包含着很大的个人野心,个人欲望,个人要求,他是想来当个大英雄”。“毛主席是个真正的大英雄,他也觉得他是个大英雄,两雄不并立,因此,就要反对毛主席,这是事情的规律”。

  会议强调召开八届八中全会,就是要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党的分裂而斗争。

  八届八中全会于8月2日开始,毛主席提出要讨论两个问题:“第一是改指标问题”,“第二是路线问题”。在谈第二个问题时,毛主席说:“我们的路线究竟对不对,现在有一些同志发生怀疑,去年八大二次会议所定的这条路线发生了问题。”又说:“一上山,我就讲了三句话:‘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现在看来,所谓“问题不少”,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的问题不少,而不是那些别的问题”,“我们反了九个月的‘左’倾了,现在基本上不是这一方面的问题了,庐山会议不是反‘左’的问题,而是反右的问题。因为右倾机会主义在向着党,向着党的领导机关猖狂进攻”,“把结论引导到路线错误,领导机关错误”。这一天,毛主席还给张闻天同志写了一封信,一开头就说:“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还说:“你把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通通忘记了,如是乎跑进了军事俱乐部,真是武文合璧,相得益彰。”这就表明全会要把主要锋芒放到彭德怀、张闻天同志身上,放到揭发批判所谓“军事俱乐部”上。

  毛主席讲话后,全会先开小组会,后开大会。不论小组会,还是大会,其中心内容都是揭发、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其倾向是“一边倒”,几乎是异口同声。各种各样的政治帽子纷纷飞向彭、黄、张、周,除了说他们反对党中央、毛主席和总路线之外,对他们这样或那样的人身攻击也发生了,如有人说彭德怀同志伪装“爽直”和“朴素”,他对待人可以概括成“压、打、拉、推、赖、装”。全会完全开成了批判会、斗争会。虽然大家口头上都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实则重复了历史上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彭德怀同志8月7日在小组会上讲的几句话,很能说明这次会议的气氛。在接连不断地追逼下,彭德怀同志说:“我说我是野心家,想把毛泽东赶下台,你们愿意听,我可不能那么讲。”有人指责他发脾气。他说:“我没有律师辩护,你们对我像法庭审判!”在这种气氛下,是很难客观地讲清事实,分清是非的。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同志,在毛主席的崇高威望和尖锐批评面前,在小组会和大会的严厉批判、斗争面前,再加上一些战友好心规劝彭德怀同志“抛开信的本身,从全局利益来作检讨”,于是他们便采取“要什么给什么的态度”,一次又一次地检讨。8月16日,即最后一天,全会通过的《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历数彭、黄、张、周的“错误”,并决定把他们调离国防部、外交部和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同时保留他们在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中原来的职务,以观后效。全会通过的《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文件明确宣布:“右倾机会主义已经成为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保卫总路线,击退右倾机会主义的进攻,已经成为党的当前的主要战斗任务”。

  大会通过各项文件后,毛主席说:“看来,这次庐山会议解决了一个大问题。总结经验应该是这样总结法才好。头一个阶段,还照我们那个老轨道,那个总结法不对头。后来出来了对立面,引得我们大家注意了,那个时候起草的19个问题,那些东西都放到第二位去了。总结经验应该像刚才通过的这几个文件这样的总结法,就是锋芒向着反右,反右倾,鼓干劲。”又说,“当前形势主要是反右倾,鼓干劲”,这次庐山会议,“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这表明毛主席改变了观点,认为庐山会议原来就不应该反“左”,而应该反右。这是庐山会议造成严重灾难性后果的主要原因。

  在庐山会议上,为什么会突然发生从纠“左”到“反右倾”的转向?这似乎很难理解。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也感到困惑。经过仔细思索,我认识到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本原因是毛主席和大家当时都认为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不能动摇的。虽然从1958年11月郑州会议起就开始纠正“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中的各种问题,但始终把这些问题看作是具体执行中的问题,而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本身没有任何怀疑,不认识也不承认指导思想上有什么失误。毛主席积极地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辩护,甚至搬出马克思主义原理来辩护。7月29日,毛主席在《赫鲁晓夫谈苏联过去的公社》等材料的批语中说:“不合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掉,人为地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不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请同志们看一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近来攻击人民公社的人们就是抬出马克思这一科学原则当作法宝,祭起来打我们,你们难道不害怕这个法宝吗?”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的中心内容,就是提出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而问题在于我们一哄而起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恰恰违反了这个基本原理。然而毛主席并不这么看,他认为“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合乎历史要求的东西,一定垮不了”。毛主席在8月5日的一个批语中又说:“孙中山说:‘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者也。’这句话是正确的。我们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属于这一类。”总之,毛主席认为“大跃进”、人民公社是符合历史发展需要的天经地义。八届八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也对它们作了很高的评价:“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是我国勤劳勇敢的六亿五千万人民的伟大决心和伟大智慧的表现,是我们党和我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的产物。”这表明了当时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根本立场和态度。因此,对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不用说“言词偏激”,就是稍有微词,也就成了“对立面”,成了“右倾”了。彭、黄、张、周的“右倾机会主义”,说到底,无非就是他们要求总结“大跃进”、人民公社经验教训的深度和广度,超出了毛主席所允许的限度和范围。这是他不能同意和接受的。庐山会议转向的原因,我想可能就在这里。

  这里,也谈一下我参加庐山会议前后的情况。庐山会议前期,中央留我在京主持工作,没有上山。会前,我请薛暮桥同志根据我在外交部等部门先后所作的四次报告,整理出一篇题为《从一年来大跃进中吸取经验教训》的发言稿,约万言。文中有自我批评,因为我也主动执行过一段时间的“大跃进”,但主要是批评领导的。发言稿指出:“一年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总的说来成绩很大,形势很好,但是问题很多,缺点不少,错误也有。”“比较严重的缺点和错误”,我列举了七条:“第一,在计划工作的指导思想方面,过分强调高速度,比较忽视按比例;过分强调满足需要,比较忽视实际可能;过分强调保证重点,比较忽视照顾一般;过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比较忽视物质技术条件和客观经济规律。总的来讲,有主观片面性。”“第二,对党中央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认识不全面,只重视多快,不重视好省。”“第三,对党中央的五个并举的方针,有些在执行中有偏差”。如去年“下半年在夺钢大战中,挤了农业的劳动力,使秋收、秋种受到相当大的损失”。“第四,在所有制和分配制度方面,去年刮了一阵‘共产风’。人民公社把生产队的产品无代价上调,造成了粮食、棉花熟了不收,和杀猪宰鸡等很大的损失。在分配上过少的按劳分配,过多的按需分配,以及‘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饭’,造成了粮食等很大的浪费,还损害了农民劳动的积极性。在国营工厂过多地取消了计件工资制,部分工厂、工地的劳动生产率下降。手工业过多过早地合并和升级(从集体所有制变成全民所有制),使许多小产品停止生产,市场供应发生困难。”“第五,管理体制和规章制度的改革是必要的,但是急了一点。各种权力下放过多,而且层层下放,每个地区都想建设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发展了盲目的‘积极性’。”“第六,在大跃进中没有认真计划和安排人民生活,在农村中出现了相当严重的春荒,在城市中出现了副食品和某些日用工业品供应的空前紧张,总之,出现了‘生产大跃进,供应大紧张’的难于理解的现象。”“第七,干部作风浮夸”,“几倍、几十倍地虚报产量,把失败了的事情也向上级报喜”。

  庐山政治局扩大会后期,接到中央要我参加会议的通知,我携此发言稿于7月17日上了山。上山后当天,余秋里、习仲勋同志分别告诉我,会议的风向变了,现在要批判《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你发言要注意。我当时就找来《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彭德怀同志在小组会上的发言,以及与会同志们的发言简报看了,感觉到彭德怀同志的意见很中肯,切中要害。稍后,我听了毛主席在会上的讲话,讲话说彭德怀同志历来不跟主席合作,历来就是反对主席、反对党的,仅这次庐山会议,就从“军事俱乐部”搞到“彭、黄、张、周反党集团”云云。气势是要老账新账一起算,调子是决心彻底打倒彭德怀同志。在这种政治形势下,我准备好的发言稿没有拿出来,因为它不仅无补于事,更丝毫动摇不了毛主席打倒彭德怀同志的决心。其间,杨尚昆、安子文同志曾一起来找我交换意见,我们认为彭德怀同志的信没有错,但在这次全会上人人必须表态时,我们在发言中尽量避开《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主要谈过去华北工作座谈会上已批评过的几个历史问题。尽管如此,我的发言,仍说了一些过头的、言不由衷的话。对于这些话我感到愧疚与自责。

  由于我预先准备的发言稿未在会上拿出来,因而未受到批判。但我上庐山前,在四个部门作过报告,庐山会议后,在“反右倾”高潮中,中央国家机关党委根据领导指示把我的讲话整成材料上报,认为我犯了“右倾错误”,彭真同志受中央领导同志委派让我作检查。我坚持了半个多月,没有承认错误。但最后,还是不得不按照中央领导要求作了自我批评,写了检讨,并承认发表这些讲话事先未请示中央,在组织程序上也有问题。这样,算是过了关。

  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以后的拨乱反正,历史已作出了公正的结论:

  1980年4月1日,小平同志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一九五九年上半年,是在纠正‘左’的错误。庐山会议前期还讨论经济工作。彭德怀同志的信一发下来,就转变风向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作为政治局委员,向政治局主席写信,也是正常的。尽管彭德怀同志也有缺点,但对彭德怀同志的处理是完全错误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5页)

  1981年6月27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指出:“从一九五八年底到一九五九年七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曾经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是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八届八中全会关于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决议是完全错误的。”
(责编:刘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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