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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反右倾”的严重后果

2008年05月07日15:12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连载: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作者:薄一波 著  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庐山会议的“反右倾”,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会后,紧接着在全党范围内从上到下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倾”斗争。在各级党组织中,一大批干部、党员遭到错误的批判,不少人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组织处分。据1962年甄别平反时的统计,在这次“反右倾”斗争中被重点批判和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干部和党员,有三百几十万人。而这些干部和党员,大都是敢于讲真话、敢于反映实际情况和敢于提出批评意见的同志,他们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并由此精神上、工作上受影响,不能正常地发挥自己的积极性、主动性,这对我们党是非常大的损伤,对国家和人民的事业是个重大损失。

  “反右倾”在政治上造成的严重后果,是把阶级斗争引入党内乃至党的高级领导层。8月16日,毛主席在《机关枪和追击炮的来历及其他》一文中指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又说:“人们对于社会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理解,是要通过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才会逐步深入的。”这是毛主席对庐山会议“反右倾”斗争的理论概括。他以为是发展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理论,实际上是把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进一步严重地扩大化了。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问题的这种新观点,不仅混淆了党内斗争和社会阶级斗争的界限,而且也违反了他关于社会主义时期中国资产阶级(指民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有对抗性的一面、又有非对抗性的一面的正确论断。同时,也埋下了把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主战场逐渐转移到党内的种子。庐山会议以后,党内斗争愈演愈烈,其根源就在这里。

  “反右倾”在经济上造成的严重后果,就是打断了纠“左”的积极进程,掀起了继续“跃进”的高潮。在“反右倾,鼓干劲”的口号下,各种“大办”一拥而上,如大办钢铁,大办粮食,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场等等,在城市则大办城市人民公社,大办街道工业等等。9月24日,国家计委和国家建委决定新开工230个限额以上项目,使全年施工的限额以上项目又达1000项以上。1960年1月中央批转的国家计委关于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提出产钢1840万吨,粮食6000亿斤。后来,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更加强调钢铁的重要性。7月,毛主席同李富春、陈正人同志和我谈话说:“实力政策、实力地位,世界上没有不搞实力的”,“手中没有一把米,叫鸡都不来,我们处在被轻视的地位,就是钢铁不够。……资本主义国家看不起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也不给技术,憋一口气有好处”。在毛主席的号召下,全国大炼“争气钢”。国际社会的斗争,是以实力(国家的经济实力、综合国力)为基础的,历来如此。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有“一口气”、“一股民族精神”,自强不息,奋斗不已,方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些道理都是对的,毛主席深谙此理,他注重用这些道理来激励干部和群众发愤图强,这也是很必要的。问题在于“争气”的精神一定要立足于实际,不能脱离开现实的主客观条件,要看到“憋一口气”赶上世界发达国家,必然有一个过程,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可以办到的。而这一点,看来毛主席是注意不够的。这就不能不发生要求过急的问题。由于各种“大办”,庐山会议前有所收敛的“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又大刮起来。平调范围,土地、粮食、房屋、生产工具、劳力以及生活家具,无所不有;平调单位,省、地、县、公社和生产队,一级比一级搞得厉害。两年持续“跃进”,虽然重工业项目,靠着拼体力、拼设备、拼资源,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如钢产量1959年达到1387万吨,1960年达到1866万吨,煤、铁等也增长较多,但重工业的这种“单兵突进”,进一步加剧了国民经济的比例失调,轻工业急剧下降,而遭到最大破坏的是农业。拿粮食来说,1959年产量仅为3400亿斤,比1958年的实际产量4000亿斤减少600亿斤。1960年粮食产量下降到2870亿斤,比1951年的2874亿斤还低。在这两年中,棉花、糖料、油料、生猪等主要农产品,也都大幅度减产。1958年的“大跃进”和1959年“反右倾”后的继续“跃进”,给我们国家和民族造成了严重的灾难。我国人民所经历的1959―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主要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右倾”斗争造成的。在“三年困难时期”,全国广大人民因食物缺乏、营养不良,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农村因饥馑死亡增加,据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减少1000多万。在和平建设时期发生这种事情,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实在是愧对百姓,应该永志不忘这沉痛的教训!

  在1959年7月23日毛主席讲话的当天晚上,彭德怀同志在笔记中曾写过这样一段话:“我写这封信,是在西北小组会议上,一些不便讲的问题,要点式的写给毛主席作参考的,希望主席考虑信中的一些问题。主席竟把问题提到如此十分严重,如此十分尖锐,提到离开现实情况的高度原则。因此,国内在经济建设中,出现的许多问题,不仅不能得到解决,在‘左’倾急躁冒进的基础上,再加以猛烈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并把它提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它将要造成难以估计的损失,引起更加严重的比例失调,甚至引起党内外一段时间内的混乱,影响生产和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的后果!!”事情的发展,完全证实了彭德怀同志的忧虑。
(责编:刘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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