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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山西新军*(一九八七年四月七日) (4)

2008年04月08日09:23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连载:薄一波论新军  作者:薄一波 著  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粉碎山西十二月事变

  山西新军在按照我党确定的政治方向,配合八路军英勇抗击日军的过程中,同反共、反八路军,反牺盟会、反决死队的山西顽固旧军不断发生矛盾和斗争。一九三九年冬,首先在晋西发生的山西十二月事变,以旧军的失败和新军的胜利而告终。

  随着我们在山西上层统战工作的展开和斗争的深入,北方局曾一再提醒我们:阎锡山老于世故,惯于在政治上翻云覆雨,我们要准备两手,既要积极争取他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又要防备他在形势逆转的时候可能反水。我们始终铭记这个重要指示。

  太原失守后的半年时间里,阎锡山为了扭转危局,积极支持新军,配合八路军在敌后创建抗日根据地,打击并箝制敌人。山西局势稳定之后,阎锡山看到共产党的影响迅速扩大,广大群众发动起来,牺盟会、新军逐渐形成独立力量,他不把这些看成是好事,而是认为超越了他所许可的范围,难以控制了,便开始从合作抗日的立场上倒退。临汾失守后,阎锡山退到吉县。他进一步意识到借共产党的力量复兴山西的办法不灵了,控制新军的办法失败了,新军即将被共产党全部掌握,于是,他加快倒退步伐,决心取消牺盟会、决死队以及战动总会和进步群众团体,重整旧军。一九三八年八月,在吉县古贤村召开的晋绥高级军政干部会议上,他煽动旧军反对新军,旧派反对新派,说什么:“农民是一只老虎,不发动是个空子,发动起来是个乱子。善为政者,须手执电鞭而发动之,既不蹈虚,又不为乱,使群众尽为我用。”还说:“临渴挖井,小事大做亦无益,未雨绸缪,大事小做亦成功。”如此等等。他唆使旧军政官员起来“奋斗求生”,公开反共。

  吉县会议后,阎锡山来电催我去“谈谈形势”。见面后,他假惺惺地说:旧军不行,还要靠新军,今后你们的担子加重了,等等,企图利用谎话掩盖他决心夺回新军领导权的真实意图。当时,我们已得到梁化之正在同几个心腹密谋“收回”新军的情报,但不知其详。

  一九三九年一月,反共投降的逆流在全国酝酿着、发展着。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一整套“溶共”、“防共”、“限共”的反动政策。英美正在加紧策划“东方慕尼黑”。日本公开扬言如阎停止抗日,积极反共,可以发还阎锡山集团资产的百分之四十九,对阎锡山进行诱降。阎派梁化之去重庆见蒋介石,蒋表示支持阎反共。在这同时,阎让在山西停止活动七年多的国民党省党部重新挂出了牌子,这是为反共采取的一个步骤。阎一再向旧军官们说:“天要下雨了,我们快准备雨伞。”“天快下雨了”,是指形势要起大的变化,和日将要代替抗日;“准备雨伞”,就是要打击共产党和八路军在山西的力量,首先从牺盟会和决死队下手,扫清他投降道路的障碍。

  一九三九年三月下旬,阎锡山在陕西宜川秋林镇召开晋绥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会议的主要目的是为对日妥协投降做准备,首先夺取新军和取消牺盟会。续范亭、韩钧、戎子和、张文昂、雷任民、刘玉衡、牛荫冠、纪雨秀、王竟成等同志和我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阎锡山先制造和谈气氛,散布抗战的前途是“中日不议而和,国共不宣而战”。他公然说:不能抬着棺材抗战,仗总要有个了结,汪先生(汪精卫)走的路,未尝不可取。这种投降论调,受到我们的严厉驳斥。

  他还提出“统一编制,统一训练,统一指挥,统一人事和待遇”的所谓“统一方案”,目的是把新军统一于旧军,并且提出取消决死队的政治委员,取消决死队四个纵队和工卫旅的番号,取消战动总会和进步群众组织,取消农民救国会组织。

  阎锡山的反动措施受到与会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坚决抵制。特别是围绕政治委员制度的存废问题,展开了极其尖锐的斗争。阎借口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有文官不兼军职的规定,要求解除兼任专员的戎子和、张文昂和我的决死队政委职务;雷任民虽不兼专员,也要取消他的四纵队政委职务。事情很清楚,取消新军的政治委员也就没有了决死队。我们坚决不同意,阎锡山又请赵戴文、赵丕廉找我和张文昂谈话,说什么现在你们帮帮阎主任,以后阎主任不亏待你们,遭到我们的驳斥和拒绝。僵持了两三个月,没有结果。这时,在杨尚昆同志主持下,北方局指示用各地牺盟会、决死队等名义,接连打电报给阎锡山,要求让我们参加会议的同志尽早回去,否则发生问题难以应付。最后,大部分同志被允许回去,但阎不让我离开。为求脱身,我向阎表示,可以考虑不兼政治委员,但必须有过渡时间。尤其是决死一纵队,我不回去安排一下,怕发生大问题。阎这才同意放我回去。

  在秋林会议后期,到会的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成员和牺盟会、山西新军的领导同志开过几次会,并利用散步的机会多次碰头。我们分头做工作,帮助信心不足的同志坚定起来,同时做了应变的具体部署,一再嘱咐参加会议的新军和牺盟中心区、专区的负责人,要不怕同阎锡山翻脸、破裂,牢牢掌握部队,掌握政权,保住枪械,保住钱粮;要告诉下边,政治委员一定要当,决不退出。并且明确提出:抓紧把顽固的旧军官坚决从新军中清除出去。由于决死二纵队、三纵队的处境孤立,商定如发生事变,二纵队可向北靠近八路军一二○师和决死四纵队,或向东跨过同蒲路靠近一纵队;三纵队可东靠八路军一二九师和三四四旅,或北靠一纵队;县区的游击队、自卫队,都要切实掌握起来。

  离开秋林后,我把这个部署报告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朱德、彭德怀、杨尚昆同志都表示赞同,并就此通报了新军各部,同时通报了阎锡山的通敌情况。

  与此同时,雷任民同志返晋西北前,受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的委托,绕道到延安,向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作了汇报。毛主席也参加了。当汇报到阎锡山说要准备“雨伞”时,毛主席说“阎老西”要准备“雨伞”,你们也要准备“雨伞”。当汇报到阎锡山要取消各决死纵队的政治委员制度时,毛主席说:天下大乱,到处为王。叫我们不听阎锡山那一套,要准备应付突然事变,敢于打开新局面。毛主席还会见了参加秋林会议后经延安返晋西北的续范亭同志,同他作了长时间的谈话。

  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党中央发出《关于在山西开展反逆流斗争的指示》。十月初,北方局对山西反逆流反投降的斗争作了具体部署。同月,中共山西省委发出《坚持山西抗战克服危险倾向》的宣言。新军的党组织根据党中央、北方局的指示,积极开展反对妥协投降,准备应付突然事变的工作。除个别部队外,这一工作做得比较充分,因而赢得了时间和主动。

  年底,国民党的政治压迫和军事进攻达到高潮。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阎锡山充当了急先锋。阎锡山早就决定进攻新军。他是这样作力量对比的:决死一纵队是共产党的,二纵队是一半对一半,三纵队基本上是他的,驻扎在晋绥军防区的四纵队和工卫旅不成多大问题。他据此作了比较周密的部署:集中驻在晋西的六个军,先解决二纵队;得手后北上进攻驻扎在晋西北的四纵队、工卫旅等新军和八路军;利用其高级将领孙楚控制的晋东南行署,依托驻扎在中条山的国民党中央军消灭三纵队。以上为其预谋的主要部分。对于一纵队则俟机下手。十二月初,他命令决死二纵队向同蒲路日军驻地进攻,同时又命令旧军十九军和六十一军紧跟背后“配合”,企图在日、阎军两面夹击中消灭二纵队。二纵队负责人韩钧警觉性很高,给阎回电陈述道理,拒绝执行,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阎据此诬二纵队为“叛军”,下令“讨伐”。这就是山西十二月事变的开端,是国民党顽固派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发动的一次规模最大的进攻。

  我党中央密切注视着山西事态的发展。事变爆发时,中央军委在致朱德、彭德怀、左权等同志的电报中指出:这次“武装冲突,表现着山西旧派投降日寇的表面化,其性质是对抗日的叛变”。“此种冲突可能扩大,速即通知进步分子立即警惕,准备应付事变,对叛军进攻绝不让步,坚决有力地给予还击,并立即由新派提出反对叛军的口号,但不要反对阎。”

  决死二纵队遵照中央军委指示精神,在晋西南区党委的直接领导下,坚决还击顽军。我们其他各部队和牺盟会领导人纷纷打电报给阎锡山,表示站在二纵队一边。二纵队等部和八路军晋西支队(一一五师晋西支队)苦战数日,先后击溃顽军两个多旅。但顽军势众,我回旋余地狭小、弹药奇缺,为保存力量,越过离(石)军(渡)公路向晋西北转移。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也就是晋西新军反击旧军进攻的战斗打响以后,中共中央发出对时局的指示,号召全党在一切地方准备局部的突然事变:“凡遇军事进攻,准备在有理又有利的条件下坚决反抗之,极大地发挥自己的顽强性,绝不轻言退让。”同日,中央军委也明确指示晋西北新军“立即准备作战,继续巩固新军”。

  于是,活动于晋西北敌占区和接敌区的决死四纵队、工卫旅、暂编一师等部,以及八路军三五八旅,先后投入了反对顽固派的战斗。

  当时,旧军在晋西北的力量超过我军,而且多半驻在远离日军的各县。十二月二十七日晚,旧军高级将领赵承绶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以临县为中心,集中兵力,阻止决死二纵队等部与晋西北我军会合。我军于二十九日作了全面部署,反击晋西北旧军。

  从一九四○年一月二日至十二日,决死四纵队等部经过连续作战,击溃赵承绶统率的骑一军,将旧军压缩于临县县城附近。正当四纵队与二纵队等部合攻临县县城及其周围顽军的时候,中央军委派滕代远到晋西北,统一指挥八路军和新军。他传达了中央指示:接应二纵队等部北上,驱逐赵承绶等部。一月十三日夜,旧军在顽抗失利后放弃临县县城仓皇逃走。新军又向盘踞在河曲、保德、岢岚等县的旧军进攻。经过三天战斗,旧军不支,向西渡过黄河逃至陕西栓林地区。至此,晋西北地区的顽军派势力被我肃清,晋西北与陕甘宁边区连成一片。

  在晋东南长治地区,旧军和蒋军力量大大超过新军,决死队处境险恶。但蒋阎军的防地之间空隙不少,三纵队可以向东越过长治到晋城的公路,靠近八路军部队。当时,纵队的主要领导人思想上严重麻痹,在事变前实际上放弃了政治委员的领导权,未采取果断的应变措施,曾经决定清洗一九七旅旅长、反动军官赵世令,也迟迟未见行动,留下了后患。十二月二十二日晚,八总队的七连连长戴海长和八连连长李志刚两同志,曾写信给纵队党组织的负责人,报告三营营长张德修暗中策动叛变,要求把他抓起来,但未得到批准。十二月二十四日,八总队首先叛变,接着,一九七旅和九总队在赵世令的策动下叛变。十二月二十六日,七总队也被反动军官拉走,共产党员和政工人员全部被逮捕或驱逐。纵队部也同时发生叛变,游击十一团被反动军官拉走约一个营。这次叛变,三纵队损失三千五百多人,沁水、阳城、晋城、浮山、长治等五县的抗日民主政权被摧毁,上千人被绑架,二三百名共产党员、进步分子被杀害,其中有县团级以上党员干部多人。这个严重损失,令人十分痛心。

  二纵队的一些部队浴血奋战,冲击重围。游击十团在团长雷震同志率领下,越过临屯公路同决死一纵队会合。同来会合的,还有七总队的一个连。游击十一、十二团的各一个营,越过日晋公路,在高平以东地区集结。五专区保安司令部的九团、十团团部靠近八路军,旧军未敢贸然进攻,基本上未受损失。一九四○年三月,这些部队重新整编为决死三纵队,随即配合八路军新一旅、三四四旅,在晋城、高平之间,全歼继续进犯的阎军独八旅一个团和国民党中央军黎明支队,重振了军威。

  驻扎在晋东南的决死一纵队,背靠八路军,驻地附近没有晋绥军。国民党中央军大部分撤到岳南地区。但是一纵队并未放松应变工作。秋林会议后,我们坚决做了反投降斗争的准备。阎锡山原来从其主力部队派到一纵队的旧军官,大多数很顽固,贪污腐化,破坏部队,早已被我们陆续赶走。接替他们的旧军官虽多属杂牌军,仍然同我们存在着争夺部队领导权的严重斗争,在紧要关头这种斗争更带有你死我活的性质。事变发生后,我们立即采取比较妥善的方式,把包括纵队长梁述哉、旅长台耀西在内的全部旧军官约一百余名(其中少数人是比较好的)调离部队,送往太行区的抗大学习,从旅至排的各级军事指导员,大都改由政工人员担任,认真进行战斗准备和调整部署。这时,阎军对晋南稷王地区的政卫二一二旅和驻在晋南中条山地区的政卫二一四旅也加紧了包围。二一三旅旅长郝玉玺同志,由秋林返回部队途中被阎军杀害。这两个旅的党组织,遵照北方局的指示,采取紧急措施,逮捕反动军官,切实掌握部队,并决定立即向决死一纵队靠拢。部队辗转突围,苦战兼旬,于一九四○年初在沁源同一纵队的接应部队胜利会合。

  一九四○年一月中旬,蒋介石调令国民党第九十三军、第二十七军一部向临屯公路以北推进。阎锡山暂编一旅和新编第二师,策应北犯的国民党军,进攻决死一纵队。这时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主力和八路军总部特务团进入太岳区,阎军暂编一旅和新编第二师大部也被我太行三八五旅等部队歼灭。

  在秋林的牺盟总会,也同顽固势力进行了坚决斗争,并把绝大多数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以派出检查工作等名义分批疏散到各根据地,其中大部分到晋西北。民族革命大学的教师和党员四五百人,先后转移到延安,接替牛荫冠同志负责牺盟总会工作的吕调元同志,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出色地完成了这次组织转移的重要任务。当他最后准备离开秋林时,被阎锡山以“策动青年到延安”的罪名逮捕。在狱中,他长期斗争,一九四六年在太原惨遭杀害。

  经过一个多月的战斗,阎锡山发动的十二月事变被粉碎了。在整个战斗过程中,我八路军主力部队像巨人一样屹立在新军后面,阎锡山不得不顾及这个威慑力量,这对新军是个巨大的支援。阎锡山玩火自焚,招致惨败,其十九军、六十一军,特别是骑一军、三十三军等主力损失惨重。除了由他派到决死三纵队的反动军官拉走该部的三个总队以外,别无所获。三纵队失去的沁水、高平、阳城、浮山、晋城、陵川地区,曾被国民党军占领。后来日军“扫荡”,国民党军溃退,八路军和决死队随即挺进该区,从日伪军手中收复了这些失地,扩大了晋东南抗日根据地。

  山西新军在自卫反击取得重大胜利后进行整编,保留原番号,决死一纵队与政卫二一三旅以及决死二纵队和政卫二○九旅各一部,合编为五个团,加上政卫二一二旅所辖的三个相当于营编制的团,共约一万三千人。由原游击十团和转移至长治以东地区的决死三纵队整编为一个旅,辖三个团,约三千五百人。以上两部纳入一二九师建制。在晋西北地区,成立新军总指挥部,总指挥为续范亭。除政卫二○九旅同八路军晋西支队合编外,其余整编为七个团和四个相当于营编制的团。新军总指挥部共一万二千余人,纳入晋西北军区建制。各县游击队、自卫队也进行了整编。从此,山西新军即分别在晋豫地区活动,在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率领的一二九师和贺龙、关向应同志主持的晋西北军区的领导下,在敌后坚持游击战争,直到抗战胜利。

  应当着重指出,在十二月事变前后,为促使阎锡山悬崖勒马,继续抗日,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和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曾经仁至义尽地对他做了大量的争取工作。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中旬,彭德怀副总司令从延安来到秋林,当面告诫阎锡山:如果搞垮牺盟会、决死队,那与共产党、八路军就做不成朋友了,蒋介石也不会把你放在眼里。可是,阎执迷不悟,继续扩大事态。

  一九四○年一月间,当时山西新军已稳操胜券,旧军败局已定。毛泽东主席和八路军王稼祥主任致电在山西前线的朱德、彭德怀、杨尚昆、贺龙、关向应、聂荣臻、彭真等同志,指出应该领导山西牺盟会和新军,和平解决山西内部问题,争取阎锡山继续合作抗日。一月二十七日,又以肖劲光的名义致电阎锡山,表示愿意调解新旧军冲突,使山西恢复团结抗战的局面。

  二月二十日,中央拟好电文,指示以我的名义致电阎锡山。电文说:“三个月来,山西内部阋墙之争,中外惊疑,敌人拊掌,而演变所极,尤属痛心。盖我为鹬蚌,人为渔人。此渔人者,不但有一日本帝国主义,更有一顽固势力。彼挟其地位以临吾人,企图挑拨吾新旧两军,取吾两军而置其囊中。先取其一,使钧座陷于孤立,续取其二,使钧座陷入绝境。然后分之裂之,摧之折之,而晋绥军尽矣。设此企图而能实现,非但抗战不利,钧座不利,新军不利,即旧军同人亦绝无所利。为今之计,极宜由钧座调和两军,重新团结,一致抗日。两军虽一时以兵戎相见,然新军全属自卫,绝无成见。苟利抗日,无不服从钧座之指挥,想旧军同人亦必不固执己见,钧座一纸团结之令,则和协之局立现,抗日战线重整于三晋之间矣。一波忝受知遇之恩,心所谓危,不敢不告,敬祈速决大计,俾有遵循,大局幸甚。”

  二月二十五日,中央派肖劲光、王若飞同志持毛泽东主席的亲笔信到秋林,向阎锡山面述我党关于新旧团结拥阎抗日的主张,建议双方停止军事行动和敌对宣传;新军仍属晋绥军序列,不接受蒋介石方面的改编;实行阎锡山公布的《民族革命十大纲领》,统一于进步,恢复电台联络和人员来往。这时,阎锡山已别无出路,只好接受我党的主张。经过谈判,决定以汾阳经离石至军渡的公路为分界线,晋西南为晋绥军的活动区域,晋西北为八路军和新军的活动区域。

  三月五日,在由毛泽东主席亲自写的《中央军委关于晋西事变后我之基本政策的指示》中明确提出:“我们的基本政策是继续团结阎锡山,巩固旧军力量于阎的指挥下,不使发生不利于我们的分化,保存阎在吕梁山脉的地盘,不使某方进驻,八路军与新军亦不进驻,恢复新军与阎之指挥隶属关系,以利华北与西北之抗战,此种政策在现在情况下是完全必要的。”中央还规定了必须实行的十项具体办法,包括:党的工作转入秘密状态;在晋东南以临屯公路为界,八路军及新军不向路南发展;停止政治攻击;恢复往来关系,恢复两军团结;加紧新军内部团结,巩固党的基础,防止任何外来破坏行为,等等。还特别指出:必须向新军干部说明,只有与阎锡山及其旧军恢复团结,才能将外间一切阴谋家在阎及旧军方面的严重挑拨离间、幸灾乐祸行为加以击破;过去武装自卫是正确的,现在恢复团结也是正确的。

  一九四○年三月十三日,牺盟会和决死队的领导人联名致电阎锡山,指出:在抗战处于危难之际,陈长捷、王靖国、孙楚等指挥所部“向决死队猛攻,解散牺盟组织,摧残抗日政权,大举搜村,迫害志士,牺盟同志之惨遭杀戮者达两千有余,无辜民众之被殃及者,几不可胜计。民族元气,由是大丧,山西阵地,顿呈混乱,寇奸拊掌,国人见笑。此诚意想不到之奇祸,实亦山西之莫大不幸”。表示:“虽牺盟会、决死队同志惨罹浩劫,惨痛牺牲,心有不喻之隐,难言之痛,惟念死者已矣,苟能挽国运于垂危,扶山西于将倾,决仍本我不牺牲,谁去牺牲之旨愿,忍痛不咎既往,再申和议,俾保持团结,加强进步,继续抗战。”阎锡山仍未置复,继续一意孤行。

  五月九日,周恩来副主席在给阎锡山的亲笔信中说:“此间同志,对山西之团结,夙所关怀。苟先生对团结有进一步解决,来等无不愿尽绵薄,以挽危局,以利抗战。夫唇齿相依,患难与共,处今之世,惟先生能熟察之也。”

  在我中央一系列正确政策的指导下,经过多方努力,一场山西旧军进攻新军、新军奋起自卫的大冲突,得到了暂时解决。虽然新旧军划地分治了,但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和保持了同阎锡山的统一战线关系。国民党顽固派于一九四一年一月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时,阎锡山就没有轻举妄动。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中说:“上次反共高潮中反共最力的阎锡山,这一次就站在中间立场。”

  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我党尽量拉着阎锡山抗战,同他的统一战线关系勉强保持到抗日战争胜利。其间,我们有些军事电文抄报给阎,他既不退回,也不答复。抗战胜利后,阎锡山错误地估计了形势,积极配合蒋介石发动内战。在一九四五年底和一九四六年上半年,我曾两次写信劝阎改弦更张,他均未答复。一九四六年下半年军调小组去太原时,阎的集团军司令郭宗汾捎来口信,实际上拒绝了我们的劝告。由于阎锡山顽固反共,最终彻底破坏了山西的统一战线局面。山西新军正式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制,奋起参加了全国解放战争。

  一九四六年,我曾借陈赓和韩钧同志在太原军调小组工作之便,分别捎信给阎锡山劝他回头是岸,并说如能这样,全国解放后会有他应得的地位。在解放战争接近全国胜利的时候,我党又向阎锡山伸出争取之手。但阎执迷不悟。一九四八年,太原战役之时,阎对他的左右说,只剩太原一地,不能不守;我侍奉蒋先生大半辈子,现在改换门庭侍奉毛泽东,老了,不需要了。太原解放前夕,他逃到南京,再逃广州、台湾。这个山西土皇帝三十八年的统治,终于覆没了。

  *本文是薄一波1987年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八路军·回忆史料》一书所撰写的文章。

  
(中共党史出版社授权发布,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责编:张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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