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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顾全大局 相忍为党 (2)

2008年02月28日15:26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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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共产国际看了李立三在8月1日、3日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对其中有些话感到十分恼火,他们把李立三的错误性质上升为“半托洛茨基盲动主义的路线”,说李立三在组织上“进行反国际的斗争”,并由此而批判六届三中全会是调和主义。此时,党内的投机分子王明趁机跳了出来,一改原来对三中全会的支持态度,在党内发动一部分人攻击党中央和三中全会,制造派别斗争,企图搅乱党的思想和组织,并提出改组中央。由于王明受到了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党中央已不能有效地实行对全党的领导。周恩来到处找人谈话,做工作,还是不能平息风波。王明一伙的矛头越来越集中对着瞿秋白、周恩来,企图把这两个人的威信压下去。当时,党确实陷入了一场即将分裂的空前严重的危机之中。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下,一旦出现这种分裂,后果不堪设想。此时,维护党的团结,避免分裂,成为当时党面临的全部问题中最重要的问题,事关党的生死存亡。周恩来看到了这一点,面对党内斗争中对自己的误解和泼来的污水,他没有再作什么辩解,不是去计较个人的荣辱毁誉,而是忍辱负重,竭尽全力维护党的团结,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顾全大局,相忍为党”。他为避免党的严重分裂,一方面承担了所谓六届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错误”的责任,并要“全党来认识与指斥我的错误”。另一方面,他对于王明反对中央的非组织活动,也给予了严厉的批评。他要求党员站在巩固党、帮助中央领导的立场上来做工作,不允许采取搞分裂的方式。他努力说服党内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劝他们不应意气用事,而应转变态度,在中央领导下团结起来,避免党的分裂,帮助党渡过难关。出于顾全大局,维护党的团结的考虑,周恩来请求退出中央政治局,未获批准,就服从组织决定,继续为党努力工作。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周恩来尽管处境艰难,但他仍然反对把执行立三路线的人都划成立三派,并进行排斥。认为如果那样做,则仍然是立三路线的继续。他站在党的立场上,极力保护和团结更多的同志,使党尽可能减少损失。四中全会后,他又找罗章龙、王克全谈话,要他们立即停止分裂党的活动,承认错误,回到党的立场上来,并告诫他们,分裂党的行为是绝对不能容许的。经过艰苦的努力,党终于从面临分裂的严重危机中摆脱了出来。

  在1930年这段极其复杂艰难的历程中,周恩来用自己的政治生命维护了党的团结和统一,表现出他立党为公的坚强党性。

  周恩来一生中不知经历过多少狂风恶浪,但最为复杂而特殊艰难的局面,就是“文化大革命”。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作出了明确定性:“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也是周恩来当时所处的客观环境。林彪、江青一伙阴谋篡党夺权,党的主要领导人严重失误与林彪、江青占据合法领导地位的两个反革命集团的肆虐横行交织在一起,情况异常复杂。周恩来事前没有参与“文化大革命”的酝酿和准备,是被动地卷入这场运动的,对“文化大革命”也有一个认识过程。开始,虽然对许多事情感到难以理解,“跟不上”毛泽东的思想。但最初当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也有它的黑暗面,特别是干部中存在严重脱离群众、甚至同群众相对立的现象,需要“找出一种形式”,放手发动群众,“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的时候,他也是拥护这种主张的,尽管对当时出现的许多严重违反政策的行为并不赞成。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它所造成的灾难性恶果越来越突出地表现出来。周恩来比较早地察觉到这一问题,十分忧虑(刘武生著《周恩来的晚年岁月》序第2页,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在这场斗争中,周恩来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远事避祸,洁身自好;一是坚守岗位,与党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尽其所能挽救危局。单从个人讲,前者不失为上策。当时他已是近70岁的老人,后来又患了癌症,远离斗争漩涡,去治病疗养,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对于从少年时代就立志救国,对党和国家、民族怀着强烈责任感的周恩来,当然不可能选择前者。而选择后者则如履薄冰,前途叵测。但是,周恩来毅然选择了后者。只要能把党和国家从“文化大革命”这场难以避免的灾难中拯救出来,即使自己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

  而坚守自己的岗位,也有两种选择。第一种是象陈老总那样拍案而起。陈老总拍案而起,后面有周总理的维护,所以,陈毅还没有被打倒。周总理为保护陈老总,一次次亲自陪斗。有一次中央文革与姚登山等人秘密策划,唆使外事口造反派围攻总理18个小时,不让吃饭、睡觉,搞车轮战术,想迫使周总理交出陈毅,并由他们组织批斗。周总理当然不答应,反复说服、教育、批评他们,最后心脏病急性发作,晕倒在院子里。

  而如果周恩来“拍案而起”,情况就不同了,那样,就可能出现两种后果,一种可能是在林彪掌握军权和“四人帮”鼓动群众的狂热中,周恩来被打倒,如彭真讲:那样,他“就跟我们一样进秦城监狱了”,结果是林彪“四人帮”掌握军政大权,国家倒退,再要象后来那样恢复就非常艰难了。另一种可能是党内分裂,军队分裂,形成真正的内战,国家破败,经济崩溃。这两种结果对人民都极为不利。

  周恩来没有选择“拍案而起”,而是选择了一种毫不畏惧,完全不计个人的毁誉得失,凭着智慧、才能、威望,进行迂回、渐进、韧性斗争的做法。而选择这条路极为艰难,这意味着他不得不表示支持“文化大革命”,有时还得违心地说一些话和做一些事。对于周恩来这种品德高尚,“重名誉,不重名位”,把名誉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革命家来说,是一件极为痛苦的事情。但是,不付出这样沉重的代价,就不可能发挥他所起到的那种没有任何人可以替代的重要作用。1966年l2月间,他在与并肩战斗了儿十年的老战友李富春的一次交谈中,倾吐了心声:“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这正是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忍辱负重,苦撑局面的内在动力。在当时那种局面下,个人并无回天之力。但当风暴袭来时,周恩来用自己的身躯,挺身抗击,在他所掌握的一部分权力范围内,尽可能地稳定局势,维持国家各方面生活的正常运转,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阻挡和减缓了这场历史灾难的打击,保护了党和人民。他抱着牺牲自己的态度,力挽狂澜,并运用高超的斗争艺术,一步一步促进时局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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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王新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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