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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信念 矢志不渝

第一章 重事业,不重个人权位 (3)

2008年02月28日15:15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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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因为周恩来能正确对待个人的权位,因此,他在党内从不培植个人势力,不搞小圈子。英国作家狄克·成尔逊在他所著的《周恩来传》中说,“尽管周同毛有时会热烈争论,但他从来不搞反对毛的非组织活动。在党内政治斗争中,周从来没有自己的帮派、虽然他拥有为数众多,不是组织起来的追随者”。他做什么都是清清楚楚地为着党的利益,而不是为任何一个集团或者某一个人。周恩来在5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始终以事业为重而淡泊个人权位。新中国成立后,由供给制改为工资制时,有关部门提出了工资等级表,把总理和国家副主席放在一个等级栏内。工资表拿到周总理这里进行传阅时,他把“总理”二字勾下来和副总理放在一个等级栏内。在书记处传阅的过程中,其他同志把“总理”勾上去,他又给勾下来,勾上勾下,几次反复,反映了他争做大事,不争当大官,重事业,不重个人权位的思想境界(李琦主编《在周恩来身边的日子》第150-151页)。他始终能上能下,而且上不自傲,下不气馁(包括在受到错误的打击、排挤时也是如此),一切都是那么坦荡、那么自然。他完全超越了自我,把个人融入了人民的事业中。

  在中国这样一个封建社会历史长久的国家,官本位影响根深蒂固。因此,正确对待权位,对我们这样一个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的党员来讲,确实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有些党员干部,不乏能力水平,在一定时期,也能干出些成绩来,但是,经不起权力地位的考验。或因争权夺利搞内耗,严重影响本单位、本地区事业的发展;或升迁欲望未得到满足,消极怠工,牢骚满腹,认为党和人民亏待了自己;或跑官卖官杀官,走向违法乱纪甚至犯罪的深渊。有一位副市长,50岁以前工作还算尽力,也没有干什么违法乱纪的事。他一心相当市长,50岁时,市长退休,调来一位新市长。他认为自己当市长无望了,过去自己还比较廉洁是吃了亏了,于是“仕途受阻,金钱来补”,开始以权捞钱,仅一年多的时间就锒铛入狱了。

  总结一些干部违法犯罪的规律,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人往往都有“四心”:“私心”重是违法乱纪的内因;“贪心”是走向腐败的催化剂;“色心”是走向堕落的突破口;“野心”是与党离心离德的深层次祸根。“野心”的根子,就是把当大官掌大权作为人生追求的目标,生活的目的,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

  作为执政党党员,要有权力意识,即维护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但又不要刻意追求个人权力的大小和职位的高低。一般说来,人们都希望得到提拔升迁,因为通常情况下,得到提拔重用是群众拥护,组织信任,工作有成绩并得到了社会的承认。但是,社会生活又是很复杂的,一个人职位的高低除受本人的能力、业绩、素质等主观因素决定外,还受许多复杂的外部因素制约,如机遇、所在单位领导职数、单位级别的高低、干部制度的科学合理与否等等。所以,又不能简单地把权力的大小、职位的高低作为衡量人的贡献大小和才能高低的标准。党员要有为人民建功立业的上进心,努力为人民干实事,干好事,多干事,干大事;又要有对待官位的平常心。要正确对待工作职务的变动和职位的升降。我们的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应当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家。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和资产阶级政客都不能回避权力,但是二者获取权力的途径和掌权目的不同。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把权力作为为人民服务的工具,作为实现“大志”的平台(这个平台也只能通过合法途径、平等竞争来实现),而不是把官位作为人生追求目标的本身。他们忘我工作,追求的是国家强盛、人民幸福,而不是为了追求个人的高官厚禄。因此才能够不计较个人权力的大小和职位的高低,在任何岗位上都最大限度地发光发热。甚至象周恩来那样,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自愿降低自己的职位。一些人在权力地位的考验面前败下阵来,一个重要原因,是颠倒了人生“目标”和“工具”的关系,把实现“大志”的工具、平台当成了人生奋斗的终极目标。共产党员只有真正把为最大多数人谋取最大利益,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作为人生追求的目标,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才能真正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是一个世界观、人生观的深层次问题,是一个解决思想上入党的问题。

  学习周恩来年轻时给自己提出了“立大志,不存大己”,“重事业,不重权位”的人格设计及其终生实践,对我们处理好做官与做事的关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有非常深刻的启迪和教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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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王新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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