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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信念 矢志不渝

第一章 重事业,不重个人权位 (1)

2008年02月28日15:15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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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重事业,不重个人权位

  正是由于周恩来“立大志,不存大己”,所以他重事业,不重个人权位。作为政治家,要实现自己的大志,当然不能回避权力、地位问题。周恩来把权力看成实现大志的使命,看作为人民服务的责任,而不是人生追求的目标,更不是谋取私利的工具。

  在“南开”学习时,他和同班同学张瑞峰等发起组织“敬业乐群会”。会员由最初20几人,发展到280多人,占全校学生的1/3。周恩来对“敬业乐群会”的发起和组织做的工作最多,但他却积极推荐张瑞峰担任会长,自己仅担任智育部长,后来才先后担任会长、副会长。年轻时就表现出淡泊个人名位的品质。

  投身革命后,他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脚踏实地地为党做工作,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这正是品德纯正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与资产阶级政客的区别。

  1931年12月底,他由上海到达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当时在由周恩来、毛泽东、项英、任弼时、朱德等组成的苏区中央局中,周恩来担任书记,他在党内的地位比较高。1932年7月,中央局提议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周恩来没有接受。他两次向中央局提出由毛泽东同志担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并反复陈述:“如果由自己任总政委,将会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而毛泽东同志“以政府主席名义在前方,实在不便之至”,“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并强调“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中央局接受了周恩来的建议。10月,在宁都会议上,许多人批评毛泽东右倾,提出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专门负责临时中央政府的工作,而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周恩来不同意把毛召回后方,认为“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他坚持两种办法选一,由周负指挥战争全责,毛留前方助理;或由毛指挥,周监督。可以看出,这两种办法都是为了把毛泽东留在前方,发挥他的长处。

  而当周恩来认为别人在自己的领导位置上对革命事业更为有利时,就自觉自愿地让位于他人。遵义会议主要是纠正“左”倾军事路线。会上博古发言,强调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种种客观原因,来掩盖他们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周恩来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因为与李德发生了多次争论,因而被召回后方,一度实际上被剥夺了军事指挥权。但他在发言中并未为自己开脱,也不像博古那样掩盖错误,而是明确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错误,并且严于律己,主动承担责任作了严肃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而且他还全力推举毛泽东同志领导红军今后的行动。会议决定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在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议结束后,中央常委开会分工,以毛泽东同志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后又成立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周恩来是组长。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从革命的最高利益出发,自觉地退居助手地位,让毛泽东同志全权指挥红军军事行动,这对于确立毛泽东同志对党和军队的实际领导地位,实现党的历史性伟大转折,起了特殊作用。

  周恩来在自己的下级成为上级,甚至顶头上司时,还能全心全意地支持和协助他们搞好工作。遵义会议以后,在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直至建国后的执政时期,周恩来一直是毛泽东同志最得力的,不可缺少的助手和亲密战友。他特别善于把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意图具体化为周密的军事部署,与毛泽东相辅相成,保证了长征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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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王新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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