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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信念 矢志不渝

第一章 立大“志”,不存大“己”(2)

2008年02月28日15:14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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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是全世界工人运动经验的总结,它是在同形形色色的破坏、干扰工人运动的思潮的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牢固地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还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各种思潮,进行认真的推求比较。对各种社会思潮及形形色色的“主义”的利弊认识越深,共产主义的信念就越牢固。

  周恩来是一个坚持独立思考,从不盲从,决不轻信各种时髦“主义”的人。刚到英国时,他给表哥陈式周的信中说:“弟之思想,在今日本未大定,且既来欧洲猎取学术,初入异邦,更不敢有所自恃,有所论列”。又说:“至若一定主义,固非今日以弟之浅学所敢认定者也。”(《周恩来书信选集》第23一24页)

  旅欧期间,他在刻苦攻读马列的同时,潜心研究各种主义,对各种不同思潮广泛涉猎,经过冷静的观察、研究、分析,比较、批判,得出自己的结论。他认为,无政府主义的“自由作用太无限制”,处在旧势力盘踞的社会里,而要解除一切强迫,容易流于“空谈”。法国的工团主义发源于无政府主义,在现今的欧美“不免等于梦呓”。英国的基尔特主义“近已见衰”,并且“在英国始终也没有大兴盛过”。经过近三年时间的艰苦探索,他认识到,在各种主义、各种思潮、各种社会主义流派中,马克思主义最科学,唯有马克思主义能够救中国。

  1921年秋,周恩来终于确立了共产主义信念,从此义无反顾。他在给天津觉悟社朋友们的信中说:“再郑重声明一句,便是‘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周恩来书信选集》第40一41页。)1922年3月,他又在给国内觉悟社社员的信中宣告:“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信中附一首诗,其中写道:“壮烈的死,苟且的生。贪生怕死,何如重死轻生!”“没有耕耘,那来收获?没播革命的种子,却盼共产花开!梦想赤色的旗儿飞扬,却不用血来染他,天下那有这类便宜事?坐着谈,何如起来行!”(《周恩来书信选集》第46-48页。)这些警句豪言,坦露了周恩来作为一个共产党人的壮烈胸襟,表达了他对共产主义的坚贞信念。

  通过研究周恩来确立共产主义信念的过程,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一段时期以来,党内一些人对共产主义失去信心,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生动摇,虽然原因各异,但也有共同之点:即他们都缺少象周恩来那样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缺少对当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入了解,缺少对各种社会思潮的研究、分析、鉴别,他们“确立”共产主义信念,并不是经过自己刻苦学习,深入社会实践,独立思考,深思熟虑的必然结果。他们的理想没有植根于坚实的革命理论和深厚的社会实践,因而缺乏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回答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的能力。有些人长期放松党性修养,在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充满各种诱惑和陷阱的复杂环境下,动摇了共产主义信念。有些人的信念与其说发生了动摇,不如说从来就没有真正确立过。有的人虽是共产党员,却从未认真读过一本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著作,从未认真学习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写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名句的夏明翰烈士,在被捕后,敌人曾对他进行劝降,让他为自己的生命、孩子、妻子而三思。他说:我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已不是三思而行,而是百思而定的了。革命先辈能坚定地走上革命道路,都是经过“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而达到“笃行”的。

  人们常说,轻易得到的东西容易失去,轻易相信的东西容易动摇。行动上才清醒,理论上坚定,行动上才能坚定。今天,我们只有认真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深刻了解社会主义事业与社会发展规律的一致性,以及中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了解中国的历史与现状,世界的历史与现状,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并用以观察社会,包括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前进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在这个基础上确立的理想信念,才能矢志不渝,终其一生。

  周恩来之所以能够立大志,并为之奋斗终生,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正确地处理了“大志”和“大己”的关系。有些人虽然怀着“大志”,却也带着“大己”走进革命队伍。想干“大事”,又想谋“大官”。当官运亨通,“大己”的欲望得到满足时,也能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些工作;而当“大己”的欲望与党和人民的利益发生矛盾时,自私自利之心便迅速膨胀,把“大己”摆在第一位,把党和人民的事业摆在第二位,不惜以“大己”去损害“大志”,轻者消极平庸,重者叛党而去。

  周恩来从青少年时代就注重培养自己“不私于个人”的道德品质。周恩来是个很重感情的人。他自幼远离家乡,倍受思念亲人之苦,因而他对学校和同学格外的依恋,“以校为家,以同学为兄弟”,认定一个人不能脱离集体,不能只顾自己而生活。在作文中他曾写道:人立足于世界上,即不能像草木禽兽那样只靠自己生活,必须靠公众的扶持,“而服役之事乃为人类所不可免”。他甘于默默地做那些为公众“服役”的事情,从不吝惜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而且不图回报,“无时无地而不有责任系诸身”,完全是一种品行本色的自觉行为。从南开毕业时,《同学录》中对他做了这样一段评语:“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

  周恩来在谈到立志时,明确写道:“彼志在金钱者,其终身恒乐为富家翁;志在得官者,百计钻营不以为耻;此志卑之害也。故立志者,当计其大舍其细,则所成之事业,当不限于一隅,私于个人矣。”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他把这种“不私于个人”的品格完全融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完全遵循“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的教导(《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2页)。足见周恩来立大“志”而不存大“己”之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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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王新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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