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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拨乱反正,加快落实政策步伐

《习仲勋主政广东》编委会著

2008年02月04日14:18    来源:zzzzzz

  “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给广东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文化大革命”前,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政治运动不断,也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和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因此,有步骤地处理建国后的冤假错案和历史遗留问题,是一项十分紧迫而又重大的政治任务。在习仲勋到广东之前,中共广东省委已经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开始局部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但由于仍受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两个凡是”思想的影响,导致党的指导思想和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工作处于徘徊状态,广东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也步履维艰。

  1978年4月,习仲勋到广东上任伊始,就在中共广东省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大声疾呼,“必须坚决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统一战线政策,侨务政策,民族政策,对敌斗争政策,以及经济建设中的各项政策。”

  落实人的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干部队伍中的冤假错案,有些是“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强加于大批干部头上的各种莫须有的罪名,诸如“叛徒”、“特务”、“走资派”、“反革命分子”等,有些是“文化大革命”前历次政治运动的遗留问题,主要是两次“反地方主义”问题、“反右派”问题等;另一部分是社会上的冤假错案,主要有“黑五类”扫地出门问题、“可教育子女”被赶下乡问题、“战备疏散”人员问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镇吃闲饭”,让大量城镇居民下农村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面广、人多,反映强烈。习仲勋到广东后,按照中央的指示和实事求是的原则,清除“左” 的影响,把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各项政策,作为拨乱反正,实现安定团结政治局面的一项重大举措,摆到省委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对历史遗留问题,习仲勋主要依靠省纪委进行复查,大刀阔斧地逐一加以解决。

  广大蒙冤受屈者对习仲勋以及随后到广东上任的杨尚昆寄予厚望。因为习仲勋、杨尚昆本身就是“左”倾错误的受害者,屡遭迫害和冤枉,最能体谅和理解受害者的处境和遭遇。而且,“他们来广东之前,叶剑英有过交代。叶剑英表示,派出他们这两位资格老、吨位重的曾任中央重要职务的干部到广东,就是因为广东问题复杂,他两个可以压得住阵,尤其在处理‘地方主义问题’时,习仲勋、杨尚昆虽然遇到省委中有几位主要领导干部的极力反对,他们还是坚持要复查。”

  习仲勋到广东之后,曾接到许多要求平反的信件和电话。面对每天无数的人民来信,他不满足于经过省委信访办公室严格筛选后送来的少数信件,他指示秘书贾延岩要经常去信访办查看人民来信,并在接待室直接倾听来访者的呼声。他还经常派贾延岩外出抄写大字报。当时广州市中山三、四路和整条北京路,万头攒动,群情激昂,贴满了要求平反冤假错案的大字报。贾延岩根据习仲勋的要求,经常骑着自行车去看和抄写大字报。有一天,在北京路口,贾延岩被一群披麻戴孝、悲愤不已从远处赶来的老少贴出的大字报所吸引,大字报内容是事关数百条人命的血案,鉴于兹事体大,贾延岩出于同情和义愤,忍不住悄悄给这些人出了主意,叫他们到省委门口信访接待室去直接申诉,并指点门路。想不到他这样做,受到同事的批评,认为他感情用事,一个领导的秘书怎么能叫老百姓到省委闹事,这影响多不好!习仲勋听了贾的汇报后,严肃地说:“你没有做错,共产党的机关,共产党的干部怎么能怕老百姓,对老百姓没有感情那能是共产党的干部嘛?这样的官在封建社会都不是好官!”

  习仲勋通过听取汇报,审阅案卷,深入各地调查研究,对广东一宗宗骇人听闻的冤假错案逐步有了感性认识。

  要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各项政策,首先必须掌握中央的方针政策。习仲勋组织广东省委常委和省纪委、省委组织部、省委统战部、省法院等有关部门负责人认真学习中央的一系列文件:一是学习和贯彻1978年1月28日中央组织部召开中央国家机关26个部委副部长座谈会的精神,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案件,坚持该复查的复查,该平反的平反,不能平反的不平反的原则。二是学习和贯彻1978年3月21日到4月24日中央组织部召开的研究疑难案件座谈会精神,并按照胡耀邦提出落实干部政策的标准开展工作。三是学习1978年 9月胡耀邦在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习仲勋领导广东排除了“左”的干扰,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开创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工作的新局面。

  1978年6月18日,习仲勋和省委有关负责人听取关于海丰问题、南路(即湛江、茂名等地)地下党问题的汇报。海丰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的革命家彭湃的故乡。20世纪20年代,彭湃在海陆丰开展农民运动,是中国农民运动的先驱,有“农民大王”之称。“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集团为了反对周恩来、叶剑英,在海丰大反彭湃,诬蔑彭湃是“叛徒”,迫害彭湃母亲及其亲属。在广东南路则大揪“叛徒网”,把当年地下党打成“叛徒党”,因为抗战期间,南路党隶属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林彪、江青一伙企图以此为突破口,以达到诬陷周恩来、叶剑英的罪恶目的。

  6月30日,习仲勋在省委四届一次常委扩大会议上作总结讲话,他指出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相互勾结,对广东“干部、群众实行法西斯专政”,“犯下了严重罪行”。在这次会议上,习仲勋安排省委书记、省委纪检书记李坚真就落实干部政策问题作了专题发言。李坚真强调要掌握政策,坚持实事求是原则,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尽可能缩小打击面,扩大教育面。指出凡属冤假错案,坚决平反;凡属应纠正的坚决纠正,错多少纠多少,复查结论可留可不留尾巴的坚决不留;凡定案准确、处理恰当的,维持原来正确决定。会后,省委批转了李坚真的发言,要求全省各地认真贯彻执行。

  在此之前,5月29日,习仲勋听取了省委统战部关于全省统战工作的汇报,指示他们认真落实各项统战政策。随后,在7月11日下午,习仲勋再次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听取省委统战部部长张泊泉关于统战工作的汇报。听汇报的有焦林义、薛光军、杨应彬、李嘉人、杨康华,还有尹林平和省委组织部、省公安局、计委、侨务办、财政局以及广州市委统战部负责人。

  习仲勋原则上同意《统战工作汇报提纲》和《关于贯彻中共中央〔1978〕90号文件,把政协工作活跃起来的意见》。他在听取张泊泉汇报中和汇报后,作了重要指示:

  关于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工作问题。习仲勋说:汇报提纲中有称资本家的,还是提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好,因为人家的财产已被公私合营20多年了,又对他们教育改造了20多年。当汇报到“文化大革命”中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受到冲击比较大时,习仲勋说:这些人受冲击不是比较大,而是最大,做统战工作的同志要知道这种情况。当汇报到资产阶级工商业者被查抄财物、挤占私人房屋时,习仲勋强调,要按党的政策办事,该退赔的就要退赔,不然对国内国外影响不好。对挤占他们的房屋问题,要找有关部门来研究解决。当汇报到有些人以极其低的价格买了查抄物资时,习仲勋说:这是变相勒索。要由卖者给回他钱,把物件退还原主。

  习仲勋指示要坚决按照中央文件要求,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当张泊泉汇报到有些县认为摘掉外逃右派分子帽子不利于刹住逃港风时,习仲勋说:要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至于是右派又是特务的,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后,就是特务问题了。

  民族工作是统战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当张泊泉汇报到民族地区山林土地纠纷突出,严重影响民族团结时,习仲勋强调:海南、韶关等地的国营农林场与少数民族社队的山林土地纠纷问题,要认真解决。当汇报到这一年国家拨了2000万元给广东建设边防少数民族地区,但省只分配390万元给少数民族地区时,习仲勋明确指出,要把中央拨的款搞清楚,要专款专用。把2000万元全给少数民族地区,能办许多事,几年就可以把少数民族地区的建设搞起来。当汇报到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时,习仲勋说: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很重要,要按照接班人的五个条件物色对象,进行教育培养,逐步解决,但不要一下就提得很多,提得很高,来赶任务、搞形式。培养民族干部,组织部、统战部要共同研究,提出一个规划出来,现在少数民族地区还需要有一批好的汉族干部在那里工作。

  习仲勋很关心政协工作。他提醒说:省参事室、省文史馆的老人是活材料,很有用处,要弄些人把他们知道的历史材料写出来,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要做这个工作。当汇报到省政协、文史馆、参事室的干部年老体弱的多,要求从当年大学毕业生中分配十多个给他们时,习仲勋答应说:可以,分配一些人给他们。当省革委会副主任杨康华谈到王作尧、莫雄可以安排为省政协副主席时,习仲勋说,有什么人物要在政协安排工作的,你们老同志知道情况,可以向统战部提出来。王作尧(原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可以安排嘛,但要在省政协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选举决定。廖似光同志可以到政协去工作,参加政协党组。不要老说她有什么缺点。这些人是老人了,要给他们一些荣誉职务。对人要三七开,就是倒三七,也要看到他的三分成绩。习仲勋说:统战部要管政策,要通过政协这个组织做联系各方面群众和人士的工作,向他们宣传新时期的总任务,宣传党的方针政策。

  习仲勋十分重视党外老知识分子工作问题。他明确指出,不要提“从旧社会过来的党外老的高级知识分子”,而提“党外老的高级知识分子”,因为50岁的人都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当然从政治态度来说,他们是有左、中、右之分。习仲勋说:要把党外老的高级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成员的分布情况搞清楚,开展一些什么工作,写个报告。

  关于宗教工作问题。习仲勋说,全部恢复教堂不好,要谨慎一点。要按照新宪法办事,有信教的自由,也有宣传科学道理、宣传无神论的自由。关于宗教工作机构问题,习仲勋说:恢复宗教事务处,一套人马,两个牌子,对外是宗教事务处,对内是省委统战部宗教工作处。

  关于侨务工作,习仲勋说,统战部要管侨务政策。

  习仲勋最后说,统战工作很重要,这次我们听了统战工作汇报,以后还要抓,每年要讨论几次。

  7月13日,根据习仲勋5月29日和7月11日对统战工作的指示,省委统战部向省委上报了《关于当前我省统战工作情况和意见的报告》。主要内容:(一)继续深入揭批“四人帮”,打好第三个战役;(二)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各项统战政策;(三)搞好民族工作,加强民族团结;(四)抓紧做好右派分子的摘帽和安置工作;(五)把政协和民主党派的工作活跃起来;(六)认真做好党外老知识分子的工作;(七)做好起义人员的工作;(八)进一步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领导。8月12日,省委办公厅批转了这一报告,指示各地必须认真贯彻执行。

  到了七八月间,习仲勋开始了他为期一个月的东三区(梅县、汕头、惠阳)之行。他考察了上述地区工农业生产和落实政策等方面的情况。在汕头地区,他考察了海丰县,听取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海陆丰县发生的大反彭湃问题。“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为了反(周)总理、反叶(剑英)帅,阴谋篡党夺权,直接插手海丰,他们大反彭湃烈士,迫害彭湃烈士的母亲,搞掉红宫、红场,杀害彭湃烈士的亲属,残酷镇压群众”, 其罪行令人发指。习仲勋听罢大为震惊。据习仲勋在翌年春回忆:“去年七八月我到汕头,解决海陆丰反彭湃的问题,海丰县委常委19人中,有几个参与杀了人,他们手上沾了血。当时我同县委谈这个问题,叫不叫他们来?有的同志怕他们来听了会自杀,我说让他们来,如果自杀是他们自己的事。我对他们讲清楚,过去是过去的事,主要看今天认识罪行没有,对你们的评价,是看你们现在。我和他们谈话以后,没有出事,没有一个人自杀。事情弄清楚了,民愤很大,平不了民愤的,我再把你关起来。有的拿刀杀人的并不是最主要的罪犯,最主要的是幕后策划指挥的,责任在他们。” 习仲勋指示汕头地委领导干部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放手发动群众,彻底把海丰问题揭开,解决好这一问题。

  8月13日上午,习仲勋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焦林义、李坚真、王全国、吴南生、寇庆延、邓逸凡、孟宪德、梁湘、薛光军、杨应彬、陈越平,列席的有刘维明、梁威林、李嘉人、杨康华以及有关部门负责人,共34人。习仲勋首先通报了他考察东三区的情况,并请杨应彬读了他在汕头地委和惠阳地委的讲话。然后,习仲勋作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谈到对海丰县严重违法乱纪的人要严肃处理。他说:“对海丰问题严重的人,我都找他们谈话,把政策交给他们,说不管过去问题多大,看现在的态度如何。要相信干部群众,把政策交给他们。对‘文革’中拥护彭湃的至今仍有400多人政策不落实。林彪对海丰的批示,谁反对毛主席,就打倒谁。很明显,打倒彭湃,就是打倒叶帅、徐帅、总理。问题不是那么简单。惠阳,一搞就是13个反党集团,那搞多少人?” 他指示有关领导和部门负责人,认真做好落实政策的工作。

  两天之后,8月15日,省委在广州举行全省落实干部政策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广州市、海南行政区,各地、市、县委组织部门和省直部、委、办、局的有关负责人等,共280人。省委书记李坚真参加会议并讲了话。会议联系广东省的实际,揭发批判了林彪、“四人帮”破坏党的干部路线和干部政策的罪行。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切实加强领导,彻底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加快落实干部政策的步伐。这次会议的召开,是省委和习仲勋推动全省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和其他各项政策的一个重大步骤。

  10月30日,由习仲勋主持召开的常委会议决定,“要加快清查和落实政策工作的步伐。对错案、假案、冤案,要大张旗鼓的平反昭雪。”

  11月初,习仲勋赴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会上,他对林彪、“四人帮”在广东所制造的冤假错案,进行了大揭发、大批判。他说:

  广东称得上是林彪、“四人帮”严重干扰破坏的“重灾区”。黄永胜、刘兴元、丁盛等人窃取广东党政领导大权达7年之久,为配合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干了大量坏事,制造了大批骇人听闻的错案、假案、冤案。他们为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进行了大量的罪恶活动。他们按照江青“审理广东地下党”的黑指示,揪所谓“南方叛徒网”,把矛头指向周总理,私设专案,搜集整理诬陷周总理、叶副主席的黑材料,并由此几乎把所有全国解放前在广东从事革命活动的烈士、干部和党员都打成“特务”、“叛徒”、“土匪”。例如他们在海丰制造的反彭湃的反革命事件,把彭湃同志宣布成“叛徒”,迫害彭湃烈士的90多岁的母亲,把彭湃烈士的儿子彭洪迫害致死,还残酷杀害彭湃同志的侄儿彭科、彭竞等同志,把彭科斩头示众。这一事件造成死160多人,伤3000多人。全省不少老革命根据地的党员、群众也受到类似的迫害。例如我党领导的东江纵队等革命武装,被打成“反革命别动队”。湛江地区的揪“南路党事件”,使广东西南部老根据地的广大党员和群众受到迫害。全省被立案“审查”的干部达11万多人,占原干部的15%,其中原副专员、副厅长以上干部共640人,占这一级干部总数的74.5%;被揪斗的数量就更大了。由于他们支持乱打乱杀,挑起武斗,全省非正常死亡人数,前段查明并作了善后处理的共3.9万多人;从最近各地揭露的材料看,还不止此数。他们搞干部“两退一插”(退职退休、插队落户),使2.8万多名干部无端受到清洗。他们搞所谓“战备疏散”,把10.7万多人赶出城镇,其中被遣送回乡的干部5000多名。他们还搞“海外关系”黑六条,给一批干部加上种种罪名。

  具有划时代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习仲勋急忙赶回广东。1979年1月8日至25日,省委召开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1月9日,习仲勋向与会者传达了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并提出联系广东实际,研究如何实现工作重点转移问题。会议期间,与会者在讨论如何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时,认为必须解决好一批重大的遗留问题,才能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局面,把各方面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按照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和中央关于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一大批熟悉广东历史情况的老同志,摆脱长期“左”倾错误思想的桎梏,发扬民主,敢讲真话,畅所欲言,大胆提出了广东一些需要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他们在发言中提出广东“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功过是非问题,强烈要求为广东“反地方主义”等冤、假、错案平反。习仲勋非常重视与会者提出的问题,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与常委一起反复交换意见和看法,取得了共识。1月25日,习仲勋代表省委在常委扩大会议上作总结发言。在谈到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大好形势时,他说:“我们要遵照中央关于既要解决问题,又要稳定局势的方针,认真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抓紧落实干部政策,正确地处理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指导思想,就是团结起来向前看,消除不稳定的因素,把今后的工作做得更好一些。”

  关于解决“文化大革命”和历史遗留问题,习仲勋就以下11个问题讲了一些看法:

  第一个是关于“一二二”夺权问题。习仲勋指出:1967年1月,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为了篡党夺权,从上海打开缺口,制造了所谓“一月革命”。中央已经批准上海市委的报告,正式宣布:所谓“一月革命”是林彪、陈伯达和“四人帮”策划的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阴谋。在上海一月反革命夺权的影响下,广东也搞了个“一二二”夺权。1月22日,在王(力)、关(锋)、戚(本禹)插手下,广东几个所谓“造反派”头头煽动一些人以“广东省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的名义,夺了广东省委的权。他们分别在《南方日报》和《广州日报》发布所谓《夺权通告》,同时发布《通令》接管广东省公安厅、广州市公安局和《广州日报》。1月23日又夺了中南局的权。现在看得很清楚,所谓一月夺权,是一场反革命性质的夺权。这场反革命夺权的罪责在林彪、陈伯达和“四人帮”,当时参加的群众是不明真相,受蒙蔽的,是没有责任的。

  第二个是关于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问题。习仲勋说,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时根本不存在所谓“右倾翻案风”。1976年搞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错误的。中央已决定撤销所发的有关的十二个文件,承担了责任。广东省贯彻中央这十二个文件时,在1976年1至9月份也发了十二份涉及到“反击右倾翻案风”问题的文件。现在省委宣布:1976年粤字4、5、7、12号这四份文件,应予撤销。由于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错误的干扰和影响,1976年省委、省革委发出的其他文件中,凡有这方面的错误内容的,均一律宣布废除。执行这些文件的组织和个人是没有责任的。

  1976年,省委还批准《南方日报》2月16日转载《北京日报》发表的影射攻击邓小平同志的“梁效”黑文;在2月的常委扩大会议上点邓小平同志的名;兴宁会议上批邓小平同志的“昔阳讲话”;理论工作经验交流会上宣扬了“四人帮”炮制的“党内有个资产阶级”等谬论,并让杨荣国在会上讲话,影射周总理和攻击邓小平同志;在帮派势力的压力下,省委还错误地做了“三点检讨”,并布置安排一些派头头;部署批判所谓“三株大毒草”,省委领导同志在大会上带头作批判发言;文艺方面布置写作和演出所谓“与走资派作斗争”的剧目等。所有这些都是错误的,都应由省委承担责任。

  第三个是关于所谓“陶赵死党”问题。习仲勋指出:陶铸、赵紫阳同志主持广东省委工作期间,对广东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广东的广大干部和群众贯彻执行党的路线,在革命和建设中取得了巨大成绩。陶铸同志主持的原中南局的工作,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也始终占主导地位。这些都应当充分肯定。但是在1967年1月4日陶铸遭到林彪、“四人帮”诬陷后,同陶铸、赵紫阳同志一道工作的原中南局和广东省的大批干部被诬陷为所谓“陶铸死党”、“陶赵死党”,大批老干部被揪斗、关押,原中南局的工作和解放后17年广东的工作被说成漆黑一团。现在陶铸同志已经得到平反昭雪。所谓“陶铸死党”、“陶赵死党”之类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统统应当推倒。因为所谓“陶铸死党”、“陶赵死党”问题受到迫害和株连的,都应该彻底平反昭雪。

  第四个是关于所谓审理广东地下党和广东的革命武装队伍问题。习仲勋说,“文化大革命”中,黄永胜、刘兴元、丁盛等人秉承叛徒江青一伙的黑旨意,在广东搞了一个“审理广东地下党”的政治大阴谋,揪什么“南方叛徒网”等等,其阴险的目的就是要反对周总理。他们成立专门机构,非法审理这类专案就有十几个。现在宣布,因为这些案件受迫害的同志,都应当平反昭雪。抗日战争时期广东党组织是在周恩来同志为书记的南方局领导下从事革命斗争的,是我们党的一个组成部分。所谓“南方叛徒网”这个大阴谋,应该彻底揭露和清算。全国解放前活跃在广东各地的人民武装队伍,都是党所领导的革命武装,在革命斗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把广东的人民武装叫“土匪部队”,完全是诬蔑之词,必须彻底平反。

  第五个是关于“海外关系”黑六条问题。习仲勋指出:“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江青、张春桥就诬蔑“侨务政策都是反动的”。紧接着,林彪死党黄永胜一伙在广东对归侨、侨眷大下毒手。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1970年,当时的省革委会搞了一个《处理有港澳海外关系干部的六条意见》,并在顺德、台山等地搞了试点,以后还在全省整党工作会议上进一步加以肯定,全面推行。黑六条的影响所及,闹得人心惶惶。侨眷,归侨、港澳同胞的亲属和有海外关系的干部,他们同海外亲人的正常通信联系,被扣上“里通外国”的帽子;海外亲人汇来的养家侨汇,被说成是“特务经费”。“海外关系”成了莫须有的罪名,一批有海外关系的干部和侨眷、归侨被当作“特务”,横遭打击和迫害,制造了一些骇人听闻的政治假案,在国内外都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广东是著名的侨乡,华侨和侨眷绝大多数是劳动人民。华侨一向具有爱国的光荣传统。“海外关系”黑六条是反动的,应该彻底加以批判。凡因黑六条受到迫害的,都要平反昭雪。

  第六个是关于反右派斗争的遗留问题。习仲勋说,对于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存在的问题,中央已发正式文件,明确指出凡是属于搞错了的,必须改正。广东省应按照中央指示精神,错多少纠正多少,全部错了的全部纠正,不留尾巴。此外,在反右派斗争中,还划了一些“中右分子”,应当全部否定。

  第七个是关于反地方主义的问题。习仲勋指出,广东反地方主义先后有过两次。第一次是1952年到1953年,第二次是1957年。1957年那一次反地方主义,是紧接着反右派斗争之后进行的,有的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有的搞错了,有的处分偏重。对于过去反地方主义搞错了的,处分偏重的,或因地方主义划为右派的,都应当加以纠正。有的同志提出要重新审查古大存和冯白驹同志的问题,省委接受这个意见,决定进行复查。省委希望地方干部和外来干部都要正确对待历史上的遗留问题,团结起来向前看。

  第八个是关于“四清”中的遗留问题。习仲勋说,在“四清”运动中,对有些同志处分偏重和处分错了的,应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予以改正。凡是在“四清”运动中上升的阶级成分,都不算数,仍应按土改时划定的阶级成分为准。

  第九个是关于反彭湃烈士事件问题。习仲勋说,“文化大革命”中,海丰发生的反彭湃事件,是林彪、“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矛头指向周总理、叶副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一次反革命事件。在这个事件中,著名的海陆丰农民运动遭到诋毁,彭湃同志被打成“叛徒”, 彭湃烈士的亲属和维护革命烈士英名的干部和群众遭到残酷的镇压,激起了广东人民以至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慨。今天,海丰冤案得到了彻底平反昭雪,被颠倒了的党的历史重新恢复过来了。对在这一事件中,疯狂进行阶级报复、残酷杀害彭湃烈士侄儿彭科的洪桂文和其他几个民愤极大的杀人凶手,正交给专政机关依法严惩;犯有严重罪行的孙敬业正在进行审查,将依法严肃处理。

  第十个是关于处理农村基层干部中存在的问题。习仲勋说,在“文化大革命”中,农村基层干部遭受林彪、“四人帮”的摧残,在过去农村一些政治运动中,对一部分农村基层干部,处理面偏宽,处分偏重,伤害了一些同志。这些问题都应该抓紧解决,该平反的平反,该纠正的纠正。

  第十一个是各地、市、县一些重大事件问题。习仲勋宣布,省委决定,这类地方性重大事件,一律由各地、市、县党委根据情况实事求是地予以处理。省委发过文件的,要将处理意见先报省委批准。这些问题,如果涉及“文化大革命”中曾经分裂为两派的广大群众,一定要慎重周到地处理好,防止坏人乘机捣乱,重新引起派性斗争。

  此外,“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反共救国军”案件,纯属假案,应予否定,遭受迫害的,应予平反。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两退一插等存在的遗留问题,都要一一加以解决。还有1970年的所谓“五号船事件”和1974年省土石方机械施工公司四队的所谓“复辟回潮”典型,其定性和处理都是错误的,也应予以平反。1974年省委就土石方机械施工公司四队问题发的20号文件,应予撤销。乐昌灯泡厂的问题,责任主要由当时省委有关同志负责。

  习仲勋所谈的11个问题,都是广东“文化大革命”和历史遗留下来的重大问题。他的讲话,引起了强烈的轰动和反响,博得了会场上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大家认为,解决和处理好这些长期没有得到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有利于广东安定团结和工作重点的转移。

  习仲勋在总结发言中还强调进一步落实干部政策。他指出:“关于落实干部政策问题,我省做了大量工作,取得很大成绩,但是对照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的要求,差距还很大,需要解决的问题还不少。全省还有270多宗集团假案未平反,受牵连的9000多人,其中干部有2000多人。有些集团假案虽已平反,但还有许多遗留问题尚待妥善解决。全省定敌我矛盾的干部还有1400多人未复查,受处分的干部还有8600多人未复查,干部结论也有37000人未复查。干部审查材料多数没有认真清理。即使是已复查过的,不符合要求的比例也不小,特别是有一些老干部还可以继续工作,要妥善安排,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冤、假、错案,以及定敌我矛盾和三大处分的案件,力争在今年3月底前复查完毕。对农村基层干部政策的落实,动手晚一些,也要在今年春季做出显著成绩,上半年基本搞完。要抽调一些得力干部充实和加强落实干部政策的力量。案件复审工作,一般不要由原来的办案人员主持,以利于顺利开展这项工作。”

  省委四届二次常委扩大会议,有力地推动了全省各地和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会后,1月27日,习仲勋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议,决定抓紧清查和落实政策工作。省委决定:“当前要加强省委清查办和落实干部政策的机构和力量。落实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策的工作由省委统战部管起来。右派分子摘帽和改正的工作要抓紧。省委纪检会可多安排一些老干部,既要处理案子,又要抓党风。省委组织部要安排分批召开小型的退职离休老红军老干部座谈会,听取他们的意见。省委统战部可分组召开会议,听取爱国人士的意见。” 在习仲勋领导下,省委和各级党委按照中央的部署,先后发出一系列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各项政策的文件,切实加强落实政策的机构和力量,大大加快了平反冤假错案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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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王新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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