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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李一哲”案件平反始末

《习仲勋主政广东》编委会著

2008年02月04日14:18    来源:zzzzzz

  习仲勋、杨尚昆和吴南生等人,对于“文化大革命”期间闻名全省乃至国内外的“李一哲”大字报和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平反做了大量的工作。

  1974年11月10日,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等人以“李一哲”的署名 ,在广州闹市区北京路口张贴了题为《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献给毛主席和四届人大》的大字报,长达 2.6万字,从头至尾共67张白报纸。这张大字报抨击当时不完善的民主与法制,针对林彪反党集团猖狂破坏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大搞封建法西斯专政的罪行,指出林彪反党集团赖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是延续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林彪反革命路线的表现形式是极左。大字报还不点名地指出了江青一伙搞所谓“反复辟”、“反回潮”的一系列反革命罪行,并且联系这些反常现象,分析出我们国家的上层建筑领域存在的严重缺陷。它列举了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六点要求或“期望”:一、制定法律“保障人民群众的一切应有的民主权利”;二、采取措施“限制特权阶层”;三、采取措施保障“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的革命监督的权利”;四、制定条例严禁拷打、诬陷、草菅人命以及其他形式的“法西斯专政”;五、政府和党的政策不要经常改变;六、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作者在序言中声称他们的“体系”“决不是异端于马克思主义体系之外的东西,我们只不过是企图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去对林彪体系的影响、祸害所及作一番认真的清理罢了”。这张大字报贴出之后,广州为之震动,观者日夜川流不息。不久,这张大字报流传到大陆内地、香港、澳门、台湾以及海外其他地区,引起国内外强烈反应和争论。“四人帮”的头面人物江青说它是“解放后最反动的文章”,在“四人帮”横行的背景下,广东省不得不迅速组织反击。

  当时,“四人帮”正利用“批林批孔”大乱全国,海内外别有用心的人也乘机插手,在斗争形势很复杂的情况下,12月初,中共广东省委认为这是一张“反动大字报”,决定组织内部批判。1975年1月,省、市有关部门按照上级布置,在许多机关、学校、工厂大张旗鼓地开展批判这张大字报活动。这就是曾经轰动一时的“李一哲事件”。当年,对李正天开展了多达数百场的批判会,其中面对面的辩论大会就达一百多场,常常是万人大会。由于省委主要负责人指示允许李正天答辩,因此,会场气氛激烈。1976年10月,中央政治局一举粉碎“四人帮”,按理说,因反对林彪、“四人帮”的李一哲,应当释放。但在清查“四人帮”运动中,他们的问题反而升级了。1977年12月中旬举行的广东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公开宣布“李一哲”是反革命集团。其罪名为“四人帮大乱广东的社会基础”。后来,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还分别被判有期徒刑。一批与“李一哲”有牵连的干部和青年,也受到隔离审查和内部批判。

  习仲勋一来广东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他亲自抓,亲自处理这个问题。从1978年的八九月开始,省委曾数次研究“李一哲”案件问题,并数次报告党中央。1978年12月29日,省委常委又一次讨论此案,一致认为“李一哲”不是反革命集团,他们的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不是反动大字报,应予平反。 经省委决定,12月30日,把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从监狱释放出来,安排他们住在省委组织部东湖招待所。习仲勋指定分管宣传工作的省委书记吴南生处理此事。12月30、31日连续两天,吴南生接见他们,进行多次谈话,明确宣布,他们所写的“大字报不是反动大字报,(他们)不是反革命集团,不是打砸抢分子,不是帮派势力”。 吴南生在讲话中还向他们提出,为了安定团结,为了搞四个现代化,要总结他们青年的成长过程,总结经验教训,也有必要讲自己的缺点错误。

  1979年1月24日下午,习仲勋和吴南生、王宁以及宫策、雷力行在省委东一楼会议室接见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习仲勋说:你们放出来,完全自由,到今天第25天了。现在春节快到了。原想春节前把你们的问题结束,现在看太仓促(李正天:是仓促)。比如说,开个会,总要表个态,讲个话,总要准备准备。你们想过没有?(答:想过。)现在看只有到春节后才行。春节,你们有家的回家,没家的住在东湖这里,现在听听你们的意见。李正天等人详细述说他们写大字报、受到批判和迫害的经过以及提出平反方案之后,习仲勋要求他们配合省委把平反的事情处理好。除了他们今天提的方案,考虑是否还有其他方案更合适,一切尊重他们的意见。同时提醒他们切记注意要冷静。极少数的人会利用他们,会钻空子的。对坏人、对反动的观点,要顶回去。习仲勋说:“你们的路还长。希望你们把路子走对,健康地成长。” 李正天等人还提出,因他们的事而受牵连的有二三十人,虽没有关进监狱,但也办班审查,气很大。在开平反大会前,希望省委安抚他们一下,听听他们意见。习仲勋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春节过后,习仲勋感到有必要和李正天等人再谈一次话。2月1日上午,习仲勋在吴南生以及梁冀、宫策、雷力行的陪同下,在省委东一楼会议室第二次接见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李正天等人谈了过春节的感受。习仲勋对他们说:开始定你们反动大字报,后来又定反革命集团,你们如何发火,怎么讲都可以,因为我们搞错了。我不只是对现在的省委负责,要对上届的省委负责,因这是历史上发生、发展起来的,事情虽然不是出在我手里,我也要承担责任。吴南生说:对你们问题的看法和处理有一个什么错误呢?有个形而上学。开始,你们年青人,不懂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北京来电就叫毛泽东思想,不知道有康生、陈伯达、江青这些人在那里搞鬼。你们在文革初期搞了一些东西,后来你们变化了。办具体事情的人,没有把前边的事和后边的思想转变加以分析,混在一起,没有分开来,所以形而上学。你们后来变化是思想决定的,思想变化较大,对林彪、江青认识较深。另外,你们最可贵的一点,就是没有当官思想,不像刘继发、梁锦棠、孙亦武(三人为群众组织头头——引者注)他们当官思想严重。你们写大字报,敢写江青那些东西,他们就不敢写。

  在李正天等人谈了写大字报过程之后,习仲勋对他们说:第一,当时,那样处理不对;第二,要谅解当时的情况,要理解当时的历史条件。习仲勋向他们指出,在平反大会上,你们对林彪、“四人帮”要控诉,这是造成你们问题的总根子。

  最后,习仲勋说:第一,这两次谈话,都是交心的。你们感觉是不是交心的?(答:是交心的。)第二,你们的问题是历史问题,现在解决这个问题要当现实问题来解决。处理这个问题的意义主要是为了今后,不是为过去。第三,我们思想要解放,你们的思想也要解放。第四,你们在平反大会上的发言,首先要感谢党中央。因为在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之后,在三中全会的精神下,对你们的事情解决处理,首先要感谢党中央。其次是要集中揭发控诉林彪、“四人帮”。如没有林彪、“四人帮”这段特殊历史,就没有你们这个事。从1966年到现在十几年,要控诉林彪、“四人帮”推行的极左路线。这是极左路线,极左思潮,对人随便揪,随便斗。你们发言第三部分讲讲你们本身的事情,联系起来讲。你们受这么多罪,一是我们做得不对,我也反对,但把你们抓起来,对你们也是个锻炼,要高姿态。我坐了多次监狱,坐共产党的监狱就有两次,你们才坐几次!我戴了脚镣,你们没戴吧?还绑了很多绳子。这样做,对我们青年是很大的锻炼,对以后成长有好处,还可以教育广大青年。发言的第四部分讲过去没有民主,现在有了民主了。要正确使用民主权力。还要划清社会主义的民主,无产阶级的民主,和西方的民主,资产阶级民主的界限。我们要搞社会主义民主,无产阶级民主,不要搞那些资产阶级民主。

  习仲勋、吴南生还与他们商定2月5日在友谊剧院召开平反大会。这次谈话足足谈了三个多小时。习仲勋讲话语重心长,主动承担上届省委的责任,令在场的人为之感动。当天下午,遵照中央1979年1月26日批复的精神,习仲勋主持省委常委会议讨论如何召开平反大会问题。

  但习仲勋没有料到的是,郭鸿志、李正天、王希哲三人在第二天给省委、习仲勋、吴南生写了一封紧急信,提出三点意见:一是要在广州最大的会场中山纪念堂而不是在原定的友谊剧院召开平反大会;二是希望习仲勋能参加平反大会,三是强烈希望省委领导接见“李一哲反革命集团”所有成员一次。

  为了妥善处理好这件事,习仲勋于2月3日晚上开完省委会议之后,紧接着在11时23分至2月4日2时20分,在省委东一楼会议室第三次接见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习仲勋以批评的口吻说:你们的紧急信,“好像文化革命时给党委紧急通令。”

  习仲勋指出,在友谊剧院召开平反大会并不是有意缩小你们的影响。你们强调开会的地方,叫我们很难办事。你们这个会的消息,要见报,全中国、国内外都知道了,为什么强调选择开会的地方?我不是一个人说了算,要搞民主集中制,是常委会议研究决定。第二,要我参加这个会,我能和你们这样谈这么多次,为什么不能去参加大会呢!主要是我的时间问题。习仲勋说明他要赶着到肇庆参加地委召开的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大会,实在抽不出时间。他接着说:对你们的问题,省委已经够重视了,委托吴南生同志处理你们的问题,平反大会吴南生书记讲话,一个省委常委主持会议并宣布省委的决定,我参加不参加会议,这不是一个主要问题,你们看得太重了。我和你们多次谈话,我的时间就是那么充裕!我已经是66岁的人,连续四个晚上连澡都没有洗,你们要谅解老同志。我处理这个事情不是一帆风顺的。我总想顺顺当当的处理。第三,你们提出接见“李一哲反革命集团”的所有成员和有牵连的人。完全可以接见,明天可以找一个时间。

  在听了习仲勋为“李一哲”案件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之后,郭鸿志感动地说:今天未见面之前,我们还没有想到你这是做委曲求全的安排。习仲勋说:不是委曲求全,合理的就办,不合理的不办,该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 嗣后,习仲勋开诚布公与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双方进一步沟通了思想。

  第二天下午,习仲勋在省委组织部东湖招待所会议室接见了“李一哲集团” 成员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李秀芳、陈锦禄、杨万翔等30人。习仲勋在李正天的介绍下,与到会人员一一握手。之后,习仲勋说,大家都受了一点苦头,这也不足为奇。历史上这一段很乱。你们经过风浪,我也经过风浪,我还活着。 “李一哲”的问题,本来应该早解决,但没有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不能早解决,所以到去年12月30日才放出来。任何事情的解决都有个过程。冤、假、错案太多,要查清,需要时间,如不把情况搞清楚就平反,又来个反复,那不好。刘和明问:你参不参加平反会?习仲勋解释说:平反会,我不参加了。广东人多,5500万人口,现在1000万人口粮在30斤保护线以下,不解决不行,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要很快搞上去。工人、农民、干部不吃粮食不行。我明晚要到肇庆去,省委有分工。你们不要只相信一个人,省委是集体领导,只要是集体做的决议,哪一个人代表省委去讲都算数。我不是官僚主义者,和李正天他们谈了三次话,昨天晚上谈到凌晨两点多,一连三个多钟头。不要说全世界,就是中国也很少吧!一个省委第一书记,为解决他们的案子,和他们促膝谈心,你们还说我不民主,不出席你们的平反会。

  但这些人仍坚持他们的意见,由张嘉琪念了《对“李一哲反革命集团”平反问题我们的意见和建议》,强烈要求省委在中山纪念堂开平反大会,还要求习仲勋出席大会并作讲话。习仲勋严肃批评他们没有按昨晚他们的诺言办事。经习仲勋反复做工作,决定按计划召开平反大会。 这次谈话进行了两个多小时。

  2月6日下午,省委在广州友谊剧院召开有一千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公开为被打成“反革命集团”的“李一哲”一案平反。会上,省委常委寇庆延宣读了《中共广东省委员会关于处理“李一哲”案件的决定》。文件指出:1978年12月29日,省委常委重新讨论了“李一哲”案件,一致认为“李一哲”不是反革命集团,他们的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不是反动大字报,应予平反。为此决定:“因‘李一哲’问题被拘留的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应予释放”。“‘因李一哲’问题受牵连被审查的其他人,应按照本决定的精神,实事求是地予以解决。”“省委认为,在处理‘李一哲’问题上的错误,应由省委承担责任,进行自我批评。省委要求有关单位依照‘有错必纠’的原则,抓紧解决有关‘李一哲’案件的遗留问题。” 省委书记吴南生代表省委讲了话。他说,“李一哲”案件主要是两个问题。第一,关于所谓“发动大字报”问题。现在看来,这张大字报提出民主与法制的问题和回答这些问题的观点在许多方面是正确的。例如,大字报针对林彪反党集团破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大搞封建法西斯的现实,指出了林彪反革命集团赖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是延续二千多年的封建统治的意识形态,等等。又如,大字报中表现出来的对江青一伙搞所谓“反复辟”、“反回潮”的不满,对江青他们歪曲历史,别有用心地评价法家人物,以及对所谓评法批儒不联系林彪祸害的实际提出的批判,都是对的。但我们却把大字报看成是破坏安定团结,妄图搞新的“匈牙利事件”,对它作了错误的批判。第二,关于所谓反革命集团问题。“李一哲”一案是在十分复杂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所以,省委认为“李一哲”不应定为反革命集团,不属于敌我矛盾性质的问题。吴南生在讲话中还谈了省委在处理“李一哲”问题上应吸取的经验教训。在平反大会上,李正天等三人分别发了言。他们一致拥护省委关于处理“李一哲”案件的决定和吴南生的讲话。吴南生的讲话和李正天等人的发言,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会场上气氛活跃,充满了团结胜利的气氛。

  会后,广东省委给中共中央报送了《关于“李一哲”案件平反的情况报告》。报告指出,由于会前准备工作做得比较充分,平反大会开得比较好,绝大多数干部、群众的反映是好的,认为给他们平反是应该的。 《南方日报》通讯员和记者所写的《广州市干部和群众对省委为“李一哲”案件平反的反映》说:省委公开为“李一哲”案件平反,广大干部和群众反映强烈。许多人说,省委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按照有错必纠的原则,为“李一哲”案件平反,并由省委承担责任,公开检查错误,进行自我批评,是大得人心的。

  习仲勋2月5日抵达肇庆,参加地委常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中央工作会议精神。他在肇庆时,仍关注“李一哲”案件问题,看了李正天等三人在平反大会上的发言稿,并看了《南方日报》和《中国青年报》有关报道和文章。

  在习仲勋的主持下,广东省委通过对“李一哲”案件平反,总结了经验教训。认为:首先,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明确指出:要继续开展对真理标准的讨论,鼓励大家解放思想,充分发扬民主,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不管是谁说的,不管是什么本本,只要是不符合实际的,都不能照搬,做错了,都要纠正。这样我们的思想才能活跃起来,才能创造一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其次,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当前特别需要强调社会主义民主。我们党的事业是千百万人的事业,应当允许人民讲话,鼓励人民去关心国家大事。人民群众讲话,讲错了不要紧,只要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顺耳的话,刺耳的话都应该听,只有这样才能集思广益,才能生动活泼,热气腾腾。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害怕民主,是神经衰弱的表现。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会珍惜自己的民主权利,有了这个根本立场,民主生活才能活跃起来,才能进一步把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而奋斗。第三,一定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决不允许把人民当阶级敌人对待。要学会善于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而不能用错误的方法去激化矛盾。共产党人采取这样的态度,就会团结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结成浩浩荡荡的大军,无往而不胜。

  习仲勋从肇庆回到广州之后,又于2月25日上午在珠岛宾馆11号楼202房接见李正天。

  习仲勋谈了对《中国青年报》刊载中央美术学院杜×文章的看法。这篇文章有一段写道:“据说王洪文曾气急败坏地叫嚷要动员100万人‘批判’这张大字报。当时的广东省委组织了专门的班子——‘宣集文’来对付李一哲,尽管‘宣集文’有来自省委乃至窃据中央权力的‘四人帮’的支持,掌握了一切必要的组织力量和宣传手段,但真理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习仲勋认为这篇文章“把王洪文和当时的省委挂在一起,给我们省委制造了很多麻烦”。他在肇庆时“就向中央反映,让家里打电话给《中国青年报》,说省委已向中央反映,如何处理,让他们请示中央考虑”。习仲勋对李正天说,“省委对‘李一哲’案件的处理,中央和各方面都是同意省委的处理意见的”。“从现在的省委、我,都是要立即解决你们的问题的。不是因为你们几个人怎么样,广东的冤案、假案、错案还多得很,比你们的案子大的也很多。”习仲勋特别提醒要肃清林彪、“四人帮”搞极左,搞无政府主义的流毒。“讲民主,不能讲资产阶级个人民主,要讲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民主。”李正天说:“不能离开法制讲民主。”习仲勋询问李正天等四人平反情况之后,鼓励他说:“你在艺术上还要精。还要学习马列主义,还要搞社会工作。你们出来后,有人要你们去工作,你们不要答应,还是暂时不要离开广州好。社会上有些什么事情,通过你们去做工作就容易把事情搞清楚。……你不是党员,应该严格要求自己,努力要求入党。”李正天说:“我认为‘李一哲’作为历史已经过去了,今后不再以‘李一哲’的名义去搞什么东西了,以后要写什么,以个人的名义去写。”习仲勋说:“对。你们几个人的认识也不尽一致,认识问题的深浅也不同。过去那样搞允许,现在情况不同了,再那样搞,是背了个包袱。”李正天说:“我永远不忘记我是党的儿子,人民的儿子,不要忘记党的领导。……党把我这样11岁的孩子,送到美术学院少年班,培养12年,是党一口饭一口饭把我养大,又教会了我本领,我是要报答的。……我不要求当官,我不要求任何条件。只有一个要求,我的待遇就是按我同届毕业生的转正、定级、提级、计算工龄去办。”习仲勋答应:“可以。……凡是合理的要求,过去应该办没有办的,都要落实。现在还没有办的,可以提意见。”

  可是,20天之后,又出现了新的问题。3月15日,李正天等四人,再用“李一哲”的名义,在广州市街头多处贴出《为纪念“四?五”运动三周年理论讨论会启事》,决定在4月5日上午在红花岗广州起义烈士陵园中朝血谊亭内举行理论讨论会,王希哲和李正天还分别给香港《争鸣》杂志写信,并寄去该《启事》,要求在《争鸣》杂志上刊登,欢迎港澳或海外的同胞和朋友们到会参加讨论。3月16日上午,李正天还送来一封他和王希哲两人联名写给习仲勋的信,希望省委和习仲勋能够理解他们的行动,并提供物质保障。

  为此,3月17日下午,习仲勋在团省委书记李海东和省委办公厅陈仲旋、雷力行、琚立铭等人的陪同下,专门在省委珠岛宾馆五号餐厅约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郭鸿志谈话。在听了李正天等人陈述之后,习仲勋严肃批评他们这种将会影响安定团结和擅自邀请港澳或海外同胞等回来参加政治活动的错误做法。习仲勋指出:你们发海报、出广告,是文化革命中搞的那一套。你们的来信,要求调动工作,我专门召开会议,一件件地处理、落实,对你们的事情,我是很负责任的。我是去年来的,不是办你们的案子的。你们想一想,哪一件事,我对你们玩过权术?有欺骗你们、不诚意地对你们的事情吗?你们这样搞,叫我们没法办事。4月15日是春交会,成千上万外宾都来了,你们把广州市搞乱了,我怎么向党中央交代?你们想问题,你们要想安定团结、搞四个现代化这个大前提。如果你们这么一搞,如果复退军人、下乡知青等都提出要这么搞,我们答应不答应?李正天等答:我们没有想到。习仲勋批评说:你们不受管,也不打个招呼。这样一弄,会弄乱了。你们这么一搞,开了个头,对别人也没办法了。难道这叫民主?!这叫无政府、无纪律!这个口一开不好填,即使能填,在国内外都会造成影响。“现在,党中央多么强调安定团结,在广东更有强调的必要,要有良好的生产秩序、工作秩序和社会秩序。你们这样搞不符合中央的精神。”习仲勋明确表示:“省委的态度很明确,你们这样搞是错误的,我们是反对的。咋办?给你们一天时间,你们商量一下。”

  经习仲勋做工作之后,第二天,李正天、王希哲给省委、习仲勋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们认真讨论了你的意见,确实感觉到我们错了,我们接受省委的意见,取消这次“讨论会”,但为了做好善后工作,尽量减少由于我们的错误给党和国家带来的不良影响,我们拟出几种“再启事”的写法方案,以征求省委意见,请省委直接指示我们。或通过李海东同志明天与我们定下来,不知当否?我们已给香港《争鸣》杂志去了信和电报,声明取消这次讨论会,勿发消息。

  3月18日上午,习仲勋收到李正天、王希哲写来的信后,于11时45分至12时45分,召见团省委书记李海东,委托李海东3月19日找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等三人谈话,做工作,务求他们同意按所提第一方案办理。

  3月19日上午,李海东约了李正天、陈一阳、王希哲来谈话,他们一致同意习仲勋的意见,按他们所提第一方案办理。当天晚上,李正天等人以“李一哲”名义在广州市贴出了《再启事》:“原定于烈士陵园召开的‘四?五’理论讨论会因故取消举行。”这《再启事》贴出之后,有位自称“李一哲支持者”在翌日上午便打电话给省委办公厅,认为取消开会是明智之举。

  但是,一波未平另一波又起。由于有些年青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倾向的影响较大,加上有的人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影响,因此,不经过批准,就搞结社和集会。当时,青年工人刘××等人组织了一个“广州科学社会主义学会”,还办了《人民之声》杂志。3月28日,该学会在广州几处热闹的街头贴出海报:定于4月5日下午5时半,在烈士陵园对面广场举行集会,风雨不改。他们准备发表有关民主问题的演说,同时出售“学会”办的油印刊物。团省委领导“立即将这一情况向省委报告。习仲勋等人耐心地听取汇报,不厌其烦地询问一些具体的人和事。听完汇报后,习仲勋告诉团省委领导,省委经过分析,认为当前社会上的确存在一些不安定的因素,如知青问题、复退军人问题、待业青年的安排问题,都是比较敏感的问题,弄不好会被坏人利用,造成混乱。因此,必须教育要求集会的青年,要顾全大局,要维护南大门的正常秩序,要十分珍惜用高昂的代价换来的安定团结局面”。习仲勋指示“这任务难度很大,要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通过说服教育的办法,改变一个公开声称‘风雨不改’的集会,是不容易的。但必须要去做好,保证做好。” 团省委按照习仲勋的指示,从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出发,派出水平较高、能力较强的干部找他们谈话,劝说他们不要搞这样的集会。4月1日,《未来》编辑部在广州师范学院召开讨论会,王希哲等人在会上讲话。

  4月2日晚上,习仲勋、杨尚昆在留园六号约见了广州市负责人梁湘、薛焰和团省委李海东,听取他们汇报两天来对《人民之声》、《未来》两个刊物人员做思想劝导工作的情况,决定立即约李正天来谈话。

  李正天到来后,习仲勋向他询问了《人民之声》和《未来》杂志编辑部的情况。李正天将所了解的情况告诉了习仲勋、杨尚昆等人,并说明自己虽然收到他们的请贴,但没有参加讨论会。习仲勋说:他们那样搞还行呀,不是无政府主义是什么,连个国家观念也没有。他们这样搞,为什么国家不能干涉?!他们还搞什么纠察队,脱离党还行呀!王希哲那样搞,不批评教育还行吗?!现在人民群众都要求安定团结,要搞四化。省委为什么不同意你们那样搞?是为了保证有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有个正常的社会秩序、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好进行四化建设。如果在广州那样闹法,就不仅仅影响全省,还会影响上海、北京。有坏分子钻空子的,有存心搅乱的。如果他们还要那样搞,就要看把他们编到哪个队伍里了。这样搞,算是什么民主?是极端民主化,是无政府主义。

  接着,习仲勋念了王希哲等人4月1日的讲话要点:一、对形势的看法,二、对党的看法,三、对国家经济体制的看法,四、对毛主席的看法。

  习仲勋对李正天特别说明,为什么今晚找你来呢?尚昆同志他们几位也在。可以说你是我的朋友吧,应该相信你。可能我要下乡一段时间,有什么急事,你可以找尚昆同志,他还兼广州市的第一把手。习仲勋所说的要下乡,实际上是要赴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因暂时保密原因,他才这么说。而正是这次会议,习仲勋代表广东向中央提出允许广东改革开放先走一步的建议,并得到中央和邓小平的赞同和批准。

  李正天在谈了对王希哲等人讲话看法后说:王希哲不能代表“李一哲”。我可以以个人名义去说服他。说服不了就由他自己负责。我们要为安定团结做贡献。生产上不去,工资、复退、知青等问题,都解决不了,多发钞票也是空纸一张。

  习仲勋认为他这个观点是对的。在李海东汇报当天同《人民之声》的人谈话情况之后,习仲勋征求李正天意见,看看对此事该咋办。李正天提出,第二天能不能找王希哲、刘××等人开个会,做劝说工作。另外,能不能由团省委出面召开一个理论讨论会,邀请他们以及对“四?五”的热心者们参加,希望他们不另搞什么集会。杨尚昆表态说:我看李正天同志这个建议基本上可以。由团省委出面组织开个理论讨论会,你帮助做些工作,他们那个会就可以取消。

  4月3日晚上,团省委李海东、江东海等人约见“广州科学社会主义学会”、《未来》编辑部的主要成员刘××以及李正天等17人,进一步劝说他们取消公开集会。10时30分至12时25分,习仲勋、杨尚昆刚刚接见香港总督回来,就到团省委会议室接见了他们。习仲勋极为严肃地指出,你们搞这样的集会是不能允许的。你们一搞,北京、上海、宁夏又会搞起来了。宁夏已有人与你们联系来了。我的消息比你们灵通,不然,我不来广东当第一书记。我讲的你们搞集会会控制不了,指的是这个造成的影响,是你们所不能控制的。广东是南大门,比较开放一点。大家要爱护安定团结局面啊!我们的安定局面,是经过艰苦斗争得来的。没有安定团结,没有四个现代化,前途不堪设想。林彪、“四人帮”把国家破坏到什么程度?再经不起任何折腾了!国家不能保,个人还保什么?

  习仲勋说,“你们搞集会,不仅仅会影响广东,如只影响广东,我完全能控制得住,特别是会影响上海、北京。上海、北京那样闹起来是给国家脸上抹黑,是给国家帮倒忙。

  “当然,你们也可以口头上说是民主,说你们拥护党中央,拥护省委领导的,而你们的行动就不是,我们要珍惜今天的大好形势。不利于安定团结的话不说,不利于安定团结的事不做,不利于搞四个现代化的话不说,不利于搞四个现代化的事不做,这就是大道理。这样才能想得通。你们搞这些活动,去找共青团嘛!”

  杨尚昆也严肃批评他们这种不经请示就准备在大庭广众召开集会而不利于安定团结的做法。

  李正天也劝他们,说现在不必要召开这样的会。

  习仲勋、杨尚昆耐心地倾听每一个人的发言,不时插话进行交谈。他们苦口婆心,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后终于说服这些年青人取消这次公开集会。临走时,习仲勋深情地对他们说:“中国的未来完全寄托于你们年轻的一代,你们要珍惜自己的历史使命啊!”经团省委与“学会”进一步协商,“学会”撤销了4月5日集会的“公告”。“一场很可能导致动乱的集会”,就这样在习仲勋的领导下,“春风化雨般静悄悄地平息了”。大家一致同意4月5日由团省委召集第一次青年理论讨论会。

  4月5日至28日,习仲勋赴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他经与杨尚昆等在穗的省委领导人商定,4月25日,以中共广东省委名义上送一份报告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胡耀邦并报党中央,汇报了与李正天等人多次谈话的情况,并将习仲勋等领导接见李正天等人的三次谈话记录送上。鉴于北京有的单位来函要求调李正天等人去工作,或邀请他们去参加一些集会,省委意见“最好还是让他们留在广东目前的工作岗位上,扎扎实实地经受一些锻炼,对他们的成长较为有利。建议耀邦同志是否在适当的时候和适当的场合说一下,不要轻易调这些人去北京工作或邀请他们去参加什么座谈会”。

  习仲勋、杨尚昆之所以如此重视“李一哲”案件的平反以及善后工作,一是此案在广东乃至全国有一定的影响,此外,港澳台地区与美国、日本等国都有人关注此事,处理不好,将会借此大做文章;二是由于当时国内有人借“解放思想”之名,鼓吹资产阶级民主,攻击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如果任由“李一哲”等人进行集会,可能会波及北京、上海、宁夏等地,将会影响安定团结大好政治局面,不利于工作重点转移和四个现代化建设。因此,习仲勋、杨尚昆和吴南生等人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做李正天等人的思想工作,以利于稳定广东安定团结的大局。

  除“李一哲”案外,“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的“彭湃家属惨遭迫害案”和“海南儋县血案”等冤假错案,都是在习仲勋的直接关心下处理和昭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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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王新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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