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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入虎穴指挥厦门破狱

2008年01月29日07:52    来源:zzzzzz

  厦门,是一座饱受帝国主义、地主资产阶级盘剥和掠夺的海港,又是具有反帝反封建革命传统的城市。1927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厦门成立了厦门市委,建立了三十多个基层工会,领导厦门工人运动,会员发展到几万人。1927年4月9日,中共厦门市委负责人被国民党反动派突然抓去,秘密押往福州杀害。革命的烈火,并没有在反革命的屠刀下熄灭。在党的领导下,在厦门先后爆发了海员工人、牛车工人反对国民党政府逮捕工人的罢工斗争;大、中学生争取集会结社自由和保障人权的罢课斗争;中、小学教职员反对国民党裁减教育经费,要求发清欠薪的罢教斗争等等。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的发展,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恐惧。后来,福建党的工作受立三路线影响,经常举行飞行集会,党员带头散发传单,把党的力量,公开暴露在敌人面前。敌人派出大批军警特务,破坏罢工、罢课、罢市,疯狂搜捕共产党人。中共厦门地下市委第二任书记刘瑞生、团省委书记陈柏生,都在1930年春先后被捕,关押在思明监狱。当时在厦门伪思明县政府的思明监狱里,就关押着我党40多位同志,其中除刘瑞生、陈柏生这两位福建党的负责干部外,还有曾在国民党厦门市党部工作的地下党员谢仰堂夫妇,以及30多位从闽西革命根据地捕来寄押的苏维埃干部、红军指战员,有许多还是毛泽东创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出来的,这些同志,大都是经过大革命时期斗争考验的党的重要干部。

  1929年春,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的红四军主力进入闽西后,同年5、6月间,以龙岩、上杭、永定、连城、长汀五县为中心的闽西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并逐步巩固、扩大,1930年3月,成立了闽西苏维埃政府,革命形势的发展,急需大量干部,特别需要经过斗争考验,富有斗争经验的领导骨干。在这个形势下,怎样尽快营救这些被捕的同志出狱,把在狱中的这一批党的优秀干部,输送到闽西革命根据地去,加强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这个紧迫的任务,首先就落到了肩负地下省军委主任的陶铸身上。陶铸此时年方22岁,革命斗争的锤炼,已使他迅速在斗争中成长为一个有胆有识的年轻军事指挥员。

  当年的厦门,是个不方不圆的孤岛。它的东南面俗称厦门港,是个渔港,著名的南普陀寺和厦门大学,就在厦门港地区。西北面是商业区,俗称厦门市。伪思明县政府就在靠近南普陀寺和厦门大学这一地区,国民党的厦门军政机关都设在这里。思明监狱就在伪思明县政府内,也就是现在的厦门思明南路458号旧址。县政府座东偏北,背靠鸿山与蜂巢山交接处,面向厦门港。走进县政府的大门,是一个大长方形石条铺地的宽敞庭院,东边的房子是县政府,往西拐有一道围墙,墙边有一个大铁门,那就是进出监狱的大门。监狱没有通向外面的门户,进出监狱,都必须通过县政府的大门。监牢里有两个大监房,每个监房都是南北长,东西窄,各约30多平方米。人多地窄,连床铺也没有,只在地上铺上稻草,“犯人”挤在一起,背挨背的席地而卧。四五月份的厦门,气温常在摄氏30度以上,几十人挤在窄狭的牢房里,人像装在蒸笼里,热的透不过气来。夜晚浑身叮满蚊子,汗水把稻草都浸透了。这两座监房,就是个活地狱。当时国民党在厦门有两处监牢,一处是思明监狱,一处是警备司令部的看守所。被抓来的“犯人”,若是关押在警备司令部的,还有释放的希望;若是关进思明监狱,就等于判了无期徒刑。关押在这里的“犯人”,既不提审,也不判刑,更不释放,关进来的人,只有活着进来,死了出去,这个关押政治犯的监狱,就等于“死牢”。

  陶铸最先接到监狱里的同志通过内线送出来的一个消息:他们关在这个活地狱里,与其死在牢里,不如拼着一条命冲出监牢,活一个算一个,他们有这个打算,请示省委决定。当时狱中同志已遵照省委指示,成立了狱中临时党支部,由刘瑞生担任支部书记,领导狱中斗争。

  省委书记罗明把王海萍、陶铸找在一起,研究了监狱里的情况和狱中同志的意见,他们都认为:狱中同志的意见不妥,不能这样性急乱动,遭致不应有的损失。陶铸提出:如果采取里应外合的办法,还是有可能把狱中的同志安全营救出来的。决定以“探监”的名义,通知狱中同志,暂勿盲干,等候条件成熟,相机行事。

  正在这时,省委接到密报,国民党政府已准备把关押在厦门思明监狱的这一批共产党要犯,秘密押解福州。形势的突然变化,省委把营救狱中同志,提到了最紧迫的日程。省委连续召开了四次会议,对营救狱中同志,作了详细的研究。罗明、王海萍、谢景德、王德、陶铸都认为:如果这批同志被押解福州,更无生还的希望。大家都感到:必须立即采取果断的营救行动。就是冒再大的风险,也要把这批党的富有政治军事斗争经验的干部营救出来。省委对敌我双方情况,从成败的各个要素进行分析估量后,决定武装劫狱,成立了由省委直接领导的一个由五人组成的“破狱委员会”,为了保密,改称为特别委员会。特委五位委员是:罗明(省委书记)、王德(团省委书记)、谢景德(省委组织部长,又名谢汉秋)、王海萍(省军委书记兼省委宣传部长)、陶铸(省军委秘书)。革命互济会主任黄剑津担任破狱委员会秘书长,富有军事斗争经验的陶铸,指定担任直接指挥武装破狱行动的总指挥。

  1930年3月底开始,陶铸在省委的直接领导下,就着手积极准备武装劫狱的具体行动。

  陶铸充分认识到这次破狱斗争的复杂与艰巨。既要敢于冒大风险,又要具有出敌不意的谋略,才能完成破狱救人的任务。他首先从调查研究入手,摸清破狱所需要掌握的一切情况,采取多层次的思维和多层次的准备工作,包括敌情的侦察、内外的配合、破监的部署,以及破狱后的接应、转移等等,每一个侧面,每一个细节,都须要十分审慎地计划周到。身为一个指挥员,陶铸清楚地理解:这是在白区敌人心脏里打响的一次战斗,战争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只有把各个方面的问题都想到了,各个细节的具体行动都准备了,才能保证任务的完成。

  1930年春夏之交,厦门党组织领导展开了一系列重大斗争,反对白色恐怖。3月18日,厦门革命群众在党的领导下,响应全国争取自由大同盟的号召,在厦门中山公园举行了有两千多人参加的“三·一八惨案纪念会”,通过了反对军阀混战、反对国民党捕人等决议,国民党驻厦门海军司令部派军队包围会场,逮捕了厦门大学四位革命师生,多人受伤。惨案发生后,激起了厦门广大学生的愤怒和抗议,纷纷召开紧急会,组织援救被捕师生。4月9日,是厦门工人领袖罗扬才同志等被捕遇害纪念日,革命群众高举红旗示威游行,抗议国民党枪杀革命战士。4月25日,工人群众占领天主堂,召开赤色工会代表大会;5月1日在大同酱油厂门口,举行“五一节”纪念大会。党在领导的这些活动中,与前来镇压的国民党军警,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这些活动表明:革命群众反抗国民党的斗争情绪是高涨的,革命群众的这些行动和强烈的斗争要求,已为这次武装破狱斗争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陶铸首先调查了厦门国民党军事力量的部署情况:厦门统治阶级主要军事力量有两个营,第一营有兵士400人,第二营兵士450人,武装警察20余人,侦探队40余人,此外,还有炮台的炮兵、炮台的特务营几百人。陶铸根据敌军部署的情况分析:第一营驻扎在禾山,离厦门20余里地,动员到厦门,至少要一个半小时,远水救不了近火。在禾山的第一营里,还有党的地下组织。第二营虽然驻扎在林〖〗石石,离厦门港只有两里地,但当时国民党军队,除站岗放哨的卫兵外,其余的士兵,平时都不发子弹。就是他们听到劫狱的枪声,从接到命令集合,给每个士兵发子弹,等到他们从驻地赶到监狱,起码也要半个小时以上。炮台的炮兵和特务营,任务是守卫炮台,不可能来支援。剩下的只是警察和侦探。这些人白天都分散在整个厦门岛执行勤务,一旦劫狱打响,集合起来增援,至少也需要半个时辰以上。陶铸还亲自侦察调查了解思明监狱的敌人警卫部署。驻守思明县政府和思明监狱的敌人兵力,只有警卫队36人,三四条驳壳枪和一些不好用的单响毛瑟枪,战斗力很弱。监狱里面只有卫兵4人,分散在三个地方放哨。监狱铁门外面,是一个天井,看守监狱铁门的哨兵,平时就站在天井里放哨,都不带枪。只有看守所所长一人身上带着短枪,但他平时都呆在天井西边的小楼上。那时统治厦门的国民党军警,只知对犯人和前来探监的家属敲诈勒索,还未学到国民党那套法西斯的统治手段,对思明监狱的管理比较松懈。每星期三、六两天允许探监,只要暗地里给看守和卫兵一些钱,谈话时间不限,交头接耳也行,把大包小包的衣物食品送去也行,都可以不受盘查。陶铸在制定详细的劫狱行动计划之前,他亲自带领准备参加破狱行动的同志,以探监为名,多次进入思明监狱,对守卫伪县政府和思明监狱的敌军部署、监狱内部的地形地物以及破狱路线,都侦察得一清二楚,了如指掌。

  这次破狱斗争的攻击点,就集中在敌人防范比较松懈的厦门思明监狱,在省委召开的制订破狱行动计划的会议上,陶铸根据侦察的情况,对敌我双方力量进行了正确的估计之后提出:根据敌强我弱的情况,为了顺利营救狱中同志,破狱行动必须快速,只能智取,不能强攻,战斗打响,在敌人来不及增援时,就要完成任务。陶铸详细计算了驻守厦门敌军赶来增援的到达时间,具体提出:破狱战斗,必须在敌人没到来之前的20分钟内结束,才能保证出狱的同志安全转移。

  这次破狱斗争,既是在敌人统治的中心城市一次出色的武装斗争,又是在白色恐怖下,地下党与苏区根据地密切配合下一次成功的武装行动。厦门地下党组织,动员了党团员积极分子,担任破狱后引带出狱同志撤退和隐蔽的工作。并筹备中装、西装和衬衣,准备给出狱的同志进行改装。苏区的中共闽西特委负责人邓子恢、郭滴人等同志,亲自部署控制从龙岩至漳州的交通线,防止敌人增援。闽西特委还选派了有武装斗争经验的漳州红军游击队队长王占春、龙岩乡苏维埃主席老谢等来到厦门,参加武装劫狱。同安县委还根据省委的指示,安排了两条木帆船到厦门港接应。罗明、王德两人,还亲自到同安县的彭厝等地,选好隐蔽地,一俟破狱救出狱中同志,就立即在厦门港乘木帆船到彭厝隐蔽,然后转移到闽西根据地。

  出乎陶铸的意料之外,地下省委把这一周密的劫狱计划告诉狱中同志时,狱中的同志却不同意。省委的破狱计划是:劫狱人员伪装成探监家属,选择有利的适当日期,从县政府大门进去,打开监狱之后,劫狱人员掩护出狱同志,都从大门冲出来,立即从县政府大门对面直通厦门渔港的街道小巷穿过去,到海边渔港,登上预先停靠在那里接应的木帆船,迅速从水路离开厦门。而狱中的同志却主张打开监狱后,应从监狱的后门出去,监狱后面就是鸿山与蜂巢山,山高林密,利于分散隐蔽。如果从县政府的大门冲出去,与守卫县政府的40多个警备队员遭遇,寡不敌众,有全被打死的危险。

  破狱委员会在罗明的主持下,对狱中同志的意见,又再三考虑,权衡利弊。陶铸身为破狱总指挥,他知道安全营救同志出狱,成败的重责,主要落在他的肩上,陶铸从复杂的斗争中已形成了他具有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遇事先做调查研究,当他充分的掌握了实际情况,作出正确的分析和估计后,他就果断地作出决策。经过深思熟虑之后,陶铸提出:这个破狱计划,是经过我们亲身深入监狱侦察,精确的从敌人的各个方面都作了充分的估计之后作出的,连敌人赶来增援的时间,我们都做了分秒计算。狱中同志提出从后门冲出,上山隐蔽,避开与警备队正面交火的意见,乍看起来,似乎安全些,实则危险极大。因为一出后山,就是一大片山岭,我们路径不熟,而敌人却比我们熟悉山上的情况,何况厦门又是一个孤岛,破狱的枪声一响,敌人把进山各个路口和水路交通一封锁,从四面八方赶来“围剿”,我们孤立无援的隐蔽在山上,一时难于快速转移,等于我们把自己装进了敌人搜捕的口袋,不要说狱中的同志难逃魔掌,去破狱的人也会一一被捕。从大门冲出去,出敌不意,速战速决,实则安全稳妥。

  罗明、王德、王海萍、谢景德等破狱委员会的负责人,都赞成陶铸的胆识与分析,一致确定,原破狱方案不变。陶铸还再次化装进监,以探监为名,把省委的决定,和狱中同志详细商量说明,终于说服了狱中同志。对破狱计划,狱内狱外取得了一致。

  陶铸亲自参与决策,并负责直接指挥的一场厦门破狱斗争,已进入紧张的准备阶段。

  破狱日期,定在5月25日,因为这天是星期日,军警各界放假,官长不上机关办公。敌人的指挥首脑机关,毫无防备,劫狱枪声打响,也使敌人蒙头转向,措手不及。

  破狱时间,就定在这一天的上午九点半。这也是经过精心选定的时间。陶铸已多次侦察查明,每个星期日的这个时间,国民党的士兵、警察多在戏院看白戏,防务空虚。等敌人发现劫狱,我们早已接出狱中同志扬帆远去。确定破狱的这一具体时间,也是罗明、陶铸等精确的掌握了这个季节的海上潮汛规律而精心选定的。上午九点半正值退潮时间,只有趁潮汛时才能使出狱同志上船后,安然撤离厦门岛。这时出击厦门思明监狱,时机最为有利。

  根据敌人的兵力分布和调兵增援的规律和时间,破狱委员会决定:破狱的动作,要突然袭击,速战速决,严格要求在15分钟内结束劫狱行动。

  按照省委的决定,陶铸和谢景德两人,立即着手在破狱委员会领导下,组织“特务队”和“接应队”两个行动组织。特务队负责武装劫狱,接应队负责把营救出狱的同志,安全护送撤离出厦门市区。特务队是破狱斗争的一支武工队,陶铸精心挑选了11位政治素质好,并掌握了一定军事技能的同志组成,其中有王占春等从闽西苏区和漳州游击队抽调来的,有从厦门士兵地下党支部抽调的,还有从码头工人纠察队抽调来的地下党员。鉴于这次破狱斗争非同寻常,破狱委员会决定:在鼓浪屿设立秘密训练班,对参加特务队的人员,进行严格的训练,由陶铸兼任训练班主任,集中全部精力,做好队员的军事训练工作。训练的目的,省委决定对队员暂时保密,以防破狱行动泄露。

  从4月末起,陶铸就和特务队的11名同志,住在鼓浪屿山后的一个隐蔽地,进行为期四周的秘密训练。陶铸为训练班制定了具体的训练计划,训练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讲政治形势,由破狱委员会的五位成员轮流上课,讲课不涉及破狱之事,主要是分析共产党必胜,国民党必败的道理,指出当时政治形势很好,革命力量不断壮大。敌人方面,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混战已爆发,蒋介石叛变革命后的反动政治,正受到内外夹击,强调每个革命者,认清形势,增强斗争的决心和勇气,夺取全国的革命胜利。讲课和讨论相结合,进行了两个星期。政治训练结束之后,就进入第二阶段的军事训练。

  参加破狱特务队的王占春、黄宛、林雪榕、白文庆、容古、老谢等11位同志,有的打过仗,但一半以上的人,还没有摸过枪。陶铸深深知道,他指挥的这一支精悍的武工队,不仅在政治素质上,绝对要求忠于党的事业,敢冲敢打,不怕牺牲;而且在军事技能上,也要绝对要求枪法熟练,打得准、打得稳、打得狠,保证不发生临阵慌张,乱了枪法,贻误大事。在军事训练中,陶铸要求严格,一丝不苟,先在室内学习如何熟悉枪支的性能,他亲自示范,教会每个队员如何拆枪和安装。陶铸指导的十分细致具体,例如射击时,发生卡膛,应该如何处理等等技术问题。然后分批渡海在新安、霞阳一带山沟,练习地形侦察、实弹射击、拼刺和巷战。陶铸还亲自率领几个特务队员,化装为家属,以探监为名,分别到思明监狱实地侦察,熟悉地形地物和撤退路线。陶铸在制订破狱计划时就清醒地认识到:国民党反动派是武装到牙齿的。厦门又是军警特云集的孤岛,思明监狱又设在官府里头,虽然敌人腐败,有弱点可以利用,有空子可钻,破狱是有胜利的把握,但切不可排除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危险性,不能掉以轻心。胆大心细的陶铸,对武装劫狱的准备工作,做得特别细致,对特务队行动的每一个细节,他都作了周到的考虑和安排,保证劫狱万无一失。

  当时地下党经费十分困难,想尽了方法,只筹措到440元买来两支驳壳枪。闽西苏维埃政府负责人邓子恢知道后,先后两次送来2200元买了13支手枪,支援武装破狱。特务队的队员,人手一支崭新的手枪,个个有如下山的小老虎,就等着省委一声令下,跃出隐蔽点,向指定的目标扑去。

  5月23日,破狱的前三天,省委书记罗明,破狱行动总指挥陶铸和11名参加武装破狱的特务队员,化装成游客,陆续来到鼓浪屿的一个偏僻的山岭上,陶铸此时才正式宣布:11位无产阶级的革命勇士,庄严举行破狱誓师大会。

  罗明高高的个头,炯炯目光,向每一位特务队员传达出党的最大的信任和胜利的期望。这是在白色恐怖下举行的革命誓师大会,罗明以激动的感情,向参加破狱的战友,作战前政治动员。他压低着嗓门,铿锵有力地说:“同志们,你们是党挑选出来的破狱英雄,40多位在狱中的战友,期待着你们去营救,你们去执行的是一项非常光荣、非常重要的革命使命,省委要求你们,服从命令听指挥,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完成营救同志的破狱任务!”

  陶铸昂首站立在山岭的一处高坡上,带领特务队的全体同志宣誓。11位破狱英雄,共同发出庄严的声音:我们向党宣誓,不怕牺牲,英勇战斗,坚决完成破狱任务。

  5月24日破狱前一天晚上,破狱委员会在思明戏院左门边的“罗克咖啡馆”聚会,对破狱的各项准备工作作最后一次检查。省委书记罗明在听取了陶铸、谢景德、王德和同安地下县委等关于破狱、接应以及安全撤出的路线、出狱同志的安置等的详细汇报后认为:一切准备就绪,武装破狱按预定计划:明天,5月25日上午九时半打响,特务队从思明县政府大门巧妙直插牢房,智破厦门思明监狱。

  从闽西苏区、同安地下县委,到厦门狱中内外,各方密切配合,一切准备就绪。

  1930年5月25日这天是星期天,5月正是南方梅雨季节,又是闽南杨梅上市的时节。久雨初晴,从厦门市区来到思明监狱所在地区附近著名的南普陀寺进香的游客,扶老携幼,成群结队,川流不息,远比预料的要多得多。王德带领早就组织好的厦门的党团员和工人、学生,装扮成游客,混在游客中,掩护劫狱。破狱委员会已周密设计,打开监狱后,如敌人闻讯追赶,他们就马上装作打架,制造交通事故,阻碍敌人追赶。谢景德指挥的十余名接应队,也早已按照预定时间,到达思明县政府附近。县政府旁边就是一个露天市场,接应队的队员,也化装为游人,有的在摊贩上买香烟,有的装看久别重逢的好友,站在路旁攀谈。他们的任务是接应出狱同志,迅速把他们带到直通渔港的碧山路尽头的打石字堤岸上船。同安地下县委准备接运出狱同志的两只木帆船,已在头天傍晚悄悄停泊在打石字堤边,中共厦门市委领导人许宗英装扮船工,亲自来到船上,负责指挥,眼下这两只木帆船已船帆张起,随时起锚开航。

  破狱临时指挥部就设在离伪思明县政府不远的琼州会馆。省委书记罗明和破狱委员会秘书长黄剑津就在琼州会馆坐镇指挥,派出联络员了解破狱第一线的情况,以便及时处理破狱过程中临时发生的各种意外情况。

  此时,肩负破狱成败重任的陶铸,沉着果敢地指挥特务队的11名勇士,腰插手枪,子弹上膛,按照破狱部署,分为外队和内队,外队5人,内队6人,内队以探监、找同事为名,进入监狱,打开牢门,外队是破狱的主攻队,由陶铸亲自率领,对付门警和思明县政府的警备队,用火力压住敌人,救出越狱同志。

  在南昌起义的战斗中,陶铸是连长,曾亲率一个连的兵力,和肖克指挥的一个排,明枪实弹,展开巷战,负责解决了敌驻军的一个团部;在广州起义战斗中,他是团参谋长,亲自指挥一个营,顶着敌人的枪林弹雨,直捣敌人军部。现在,他亲率的这一支仅由11位战士组成的武工队,是在一个特殊的环境下,和敌人开展一场特殊的战斗。

  时针指向破狱的规定时间,陶铸向内队的6位队员发出行动的信号,两人一批,分三批进入思明监狱。有位队员是福州人,曾在监狱当过伙伕,一点也没引起敌人的注意。第三批进入监狱的一位叫“容古”的龙岩人,是厦门到集美的电船上的水手,个头不高,身强力壮,他头戴草帽,身穿省委书记罗明平时穿的一件“香云”大长褂,他和另外一名队员,腰里各插一支手枪和一把老虎钳,他的任务是进入牢房,用老虎钳拧开铁锁,放出狱中同志。他此时手捧一桶“马玉山饼干厂”出品的饼干桶,计划在看守打开铁门,让他把饼干送入牢内时,开枪打死看守。以这一声枪响为信号,内外一齐动手破狱。就在这时,发生了意外的情况,留在监狱看守所的副所长卢永忠,发现这位身穿“香云”长衫的人有些可疑,他正要动手搜查这位叫“容古”的队员时,站在旁边的另一位内队的队员,见势不妙,立即拔出枪来,一枪击毙了这个看守所的副所长。伪看守李瑞凯正想企图抵抗,也被我进入监狱的队员一枪打死。在内队的6名队员顺利进入监狱时,陶铸已分配外队的5名队员,按各人的任务,已经紧紧地控制住守卫县政府大门和岗哨的敌人。枪声就是信号,在县政府大门口装扮买杨梅的外队队员老谢,接到陶铸的命令,立即从腰间掏出手枪,只用两粒子弹,就把县政府的值勤门警打死在地,陶铸身先士卒,迅即率领王占春等三名队员,冲进县政府大门,蹲伏在大门的台阶上,以台阶为屏障,严密监视守卫县政府内的警备队的动向。正在吃早饭的警备队员,听到枪声,开始还不在意,做梦也想不到是共产党来武装破狱,仍在继续埋头吃饭。警备队长吴广成刚刚从边门探出头来吆喝“干什么?”话音未落,蹲伏在台阶北边的陶铸,眼明手快,立即打出一梭子弹,击倒吴广成和另一个伪警备队员。国民党的这些警备队,平时敲诈勒索,吃喝嫖赌,哪里见过这样的惊险场面,个个吓得魂不附体,没有一个敢回警备队队部拿枪抵抗,拔腿四散逃命。

  与此同时,进入牢内的六名内队队员,抽出老虎钳,钳断了牢房的铁锁,狱中的40多位战友,在狱中党支部书记刘瑞生的指挥下,在特务队员的保护下,一个紧跟一个地冲出牢门,仅用了10分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神速行动,智破戒备森严的思明监狱。

  出狱的同志,在陶铸指挥的特务队的掩护下,根据事先约好的联络暗号,他们一冲出县政府大门,早就散布在县政府门口附近的接应队,每人带领三五名出狱同志,迅即撤离县政府,分头穿过通往海边的碧山路和小巷道,奔赴打石字堤岸,登上早就停靠在那里接应的两只木帆船,在敌人还未发觉思明监狱的“政治犯”已被共产党的地下武工队破狱接走的行动时,两只木帆船,早已出敌不意,顺风扬帆,越过鼓浪屿与嵩屿之间的海面,在靠近南安县和同安县的边界海边登陆,分别隐蔽在彭厝村和珩厝村。在大革命时期,党在这个地区搞过农民运动,群众基础好,出狱的同志在这里休息几天后,省委就把党的这一批骨干,分批送到闽西根据地。

  从破狱到出狱同志安全撤离厦门市区,前后仅用了10分钟。敌人只在我们撤离现场半个小时后,才得悉情况,急忙宣布戒严,派出大批军警,包围厦门大学,冲进南普陀寺,并派出巡逻艇在海上拦截。陶铸指挥特务队完成破狱任务后,把随身带的短枪埋藏妥当,装扮一位阔气的游客,进入南普陀寺游玩,观察敌人动静。当敌人冲进南普陀寺抓劫狱的共产党时,他正巧遇见一位在厦门伪政府机关做事的湖南老乡,两人若无其事的聊天,他乡遇老乡,两人谈得格外亲切,一点也没有引起敌人的注意。

  这次震撼全国的厦门破狱斗争,在陶铸的直接指挥下,前后只用10分钟时间,就打死敌人20多人,我无一伤亡,安全营救40多位同志出狱,突出地表现了年方22岁的陶铸和厦门共产党人的胆略、才能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显示出厦门地下党和陶铸的光辉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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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刘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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